基于产业视角的劳动收入份额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份额论文,收入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首先，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必要条件；其次，研究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重工业化的收入分配效应
分析经济中要素收入份额的常见思路是分别研究各产业部门的要素份额变化，再讨论这些产业之间的结构变化。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2-2004》，笔者计算了1993-2004年三次产业的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即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变迁，以及相应年份三次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如图1、图2所示。
图1 1993-2004年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图2 1993-2004年三次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势
由图1可知，在1993-2004年间第二产业比重基本保持不变，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则表现出亦步亦趋的负向关系。其中，第二产业比重几乎一直保持50％的主导地位，第一产业比重从1993年的19.9％下降到2004年的12.5％，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从1993年的33.0％上升到2004年的39.9％，但相比90年代其增长趋势在近年明显减弱。再分产业来看，如图2所示，1993-2004年间，只有第一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略有上升，第二、三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且第一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综合来看，第一产业因为其产业比重较小，对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不大。我国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第二、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所导致的。
(一)直接效应：就业增长弹性
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分析可以发现，从总体规模来看，第二产业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工业部门一直处于“半壁江山”的绝对支柱地位，其占GDP比重相比世界水平的28％[1]高出20个百分点。何德旭、姚战琪[2]通过对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度的计算，发现中国三大产业都面临不同程度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匹配的状况。尤其是第二产业，其占GDP的比重将近50％，但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却不到30％。同时，分析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可以发现，我国重工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工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重工业化特征(见表1)。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影响下，我国就业遭遇到沉重的压力。吴敬琏[3]指出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只能提供0.5万个就业的机会，仅占轻工业部门的三分之一；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因为重工业的显著特点是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具有资金、技术密集的特点，因而与轻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相比，同样的投资吸纳的劳动力相对较少，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国民经济对投资的依赖，资源配置向重工业倾斜，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就业增长弹性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实施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降低了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从而导致在日益增加的国民收入蛋糕中，劳动要素所分享到的比重越来越小，收入分配正不断向资本要素倾斜。
(二)间接效应：偏向型技术进步
重工业化战略对收入分配还存在间接的抑制作用。资本快速积累和出口结构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转移，不仅会在短期内引起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还会在长期诱致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发生，进一步压低劳动收入份额。[4]徐现祥[5]指出技术进步是根植于经济体的要素禀赋，认为不仅技术进步是内生的，而且技术进步的方向也是内生的，即技术进步的方向是偏向充分利用积累速度相对更快的生产要素。而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大量资本、能源等要素推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那么这种重工业化战略意味着我国的技术进步很有可能偏向于资本。戴天仕、徐现祥[6]推导了度量技术进步方向的方法，据此考察了中国技术进步的方向，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进步大体上是偏向资本的，并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速度越来越快。
根据希克斯对技术进步的分类，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即资本利用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被定义为对于特定的K/L比率能提高相对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因此，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有利于资本收入份额的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抑制作用。
(三)经验观察
从全国层面的数据来看，经验观察可以得出类似结论：劳动收入份额与重工业化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如图3所示，在过去的10多年中，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下降，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下降速度明显加快。相反重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却保持一路上升的态势。不难看出，工业结构偏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表现出亦步亦趋的负相关关系。
图3 1990-2007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及重工业化演变趋势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本文利用2001-2007②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检验上述假说，本文使用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变量说明如下：(1)劳动收入份额：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精确度量，学术界尚存一定争议。本文定义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劳动者报酬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2)重工业化：本文采用省级重工业企业产业增加值与工业产业增加值之比，来度量工业结构偏重化程度。(3)全球化：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开放是我国全球化的表现形式。罗长远等发现FDI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存在双向的负向关系，并认为这是“谈判力量”机制在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的背景下要素收入分配的表现。包群等[7]指出我国“低工资增长，高劳动生产率增长”为特征及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扩张特征的出口模式，对工资增长速度提高抑制作用显著，间接地说明出口活动对劳动收入占比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进口贸易，尤其是对外技术引进则通过影响技术进步的方向长期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GDP的比重，各地区按经营单位所在地方商品进出口总金额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地方经济的全球化进程。(4)经济发展水平：从现代经济增长的两阶段的程式化事实来看，马克思类型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以及资本收入份额的不断增长，而库兹涅茨类型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以及资本收入份额的不断下降，即伴随着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是劳动收入份额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过程。本文引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来考察这种U型关系是否存在。
为了剔除其他关键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还增加国有经济比重作为控制变量，用国有单位就业比重对其衡量。白重恩[8]提到国有和非国有二元经济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重要特征。因此，可用该变量来刻画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表2给出了本文所有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以及劳动收入份额、重工业化等变量的数据，即有：
根据2001-2007年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式(1)进行估计。我们采用面板数据的标准估计方法，即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参数进行估计，见表3模型(1)。关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问题，通常的做法是构造一个Hausman统计量。根据Hausman统计值的结果
(
(5)=10.58，p值为0.0317)，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即相对于随机效应模型，笔者更信赖固定随机模型的回归结果。并且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变量都显著，通过F检验，从统计意义上讲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比较令人满意。
由经验理论可知，要素收入份额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上期的要素收入份额分配会对当期要素收入份额产生影响。为了考虑劳动收入份额的动态效应，笔者在模型中引入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项，即作为动态面板模型的解释变量有：
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会导致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广义矩估计包括差分广义矩估计(GMM-DIF)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SYS)。Arellano和Bond[9]提出的差分GMM可以解决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量的非一致性问题，但是就偏误和估计准确性而言，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仍存在着一些缺陷，在大多数情况下变量的滞后值并不是一阶差分方程的理想工具变量。系统GMM估计量综合了一阶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即以合适的滞后水平值作为工具变量的标准一阶差分方程组和以合适的滞后一阶差分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水平方程组。Blundell和Bond[10]用蒙特卡洛仿真比较了一阶差分GMM和系统GMM的有限样本性质，对于AR(1)模型，在使用GMM-SYS去估计时，有限样本偏误显著降低，准确性得到提高。
于是，笔者利用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式(2)进行估计。在工具变量的设置上作如下处理：由于劳动收入的滞后项、人均GDP对劳动收入存在明显的内生性，本文用这些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方程的GMM类型工具变量，用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的GMM类型工具变量。动态面板模型回归具体结果如表3模型(2)所示。回归结果显示：Sargan检验p值为0.543，表明工具整体有效；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表明，差分后的残差只存在一阶序列相关性而无二阶序列相关性，因此从估计结果可以断定原模型的误差项无序列相关性；模型整体显著性检验的F检验p值为0，表明模型整体显著。
以下将根据表3中模型(2)的结果进行分析。首先，重工业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结果显示：重工业化比重增加10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将降低0.59个百分点，并在5％的水平下显著。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其参数估计量系数都为负，这和我们预期的结论一致。这一结果的逻辑在于：直接地，随着工业不断偏重化，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减弱，就业增长弹性不断降低，资本不断排挤劳动，造成劳动要素能分享到国民经济蛋糕的份额越来越少；间接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推行使得工业日益偏向资本利用的技术进步路径，偏离了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利用型技术进步方向，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而且对我国技术创新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半弹性系数为-0.13，
的系数符号为正，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确实存在一个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这与李稻葵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在经济发展初期劳动收入份额处于一个下行通道，主要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摩擦造成的。另外，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劳动力是从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导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白重恩[11]另一篇论文中提出当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到从工业部门向第三产业转变，鉴于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高于工业部门，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将随之提高。
再次，上期劳动收入份额水平对当期影响显著，上期劳动收入份额增加10个百分点，当期劳动收入份额将增加6.5个百分点，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劳动收入份额是一个连续调整过程，上期的劳动收入份额对当期有一个惯性作用。
最后，就全球化来看，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会给劳动收入份额带来不同的影响。国际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结果显示：外贸依存度增加10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将增加0.37个百分点，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符合经典的Stolper-Samuelson定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那么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加深，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劳动要素的报酬会随之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负，由表3可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0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将降低0.58个百分点。这和我国地方政府间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以及各级政府的考核过于偏重GDP有关，地方政府短视地以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劳动保护作为招揽外商直接投资的手段，[12]从而增强了资本相对于劳动“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引起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四、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2001-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对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原因进行定量分析，在控制了全球化、经济发展水平、国有经济等因素后，研究发现我国日益走向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型工业，这对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其影响机制，一方面是工业结构偏重化直接降低了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使得收入分配偏向资本要素；另一方面是重工业化诱致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发生，偏离我国要素禀赋，从而不利于劳动收入比重的提高。
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肯定重工业战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更要反思这种发展模式的潜在问题和可持续性。在保持合理重工业规模的前提下，要转变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思维定势，意识到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持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转变过度重视投资大、污染重、能耗高的重工业的观念，遏制重工业规模的过度膨胀，防止重工业产能的大量过剩、过度重工业化。国民经济的增长应逐步由过度依赖重工业的投资向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投资转移，实现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注释：
①之所以选择2001-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原因如下：一是因为中国统计年鉴没有公布2008年劳动报酬数据，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上重工业企业省际可比数据从2001年开始；二是因为此期间，我国劳动收入下降问题日益突出，是理论界对劳动收入下降问题争论最激烈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