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科学思想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独秀论文,思想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科学与民主，是陈独秀一生追求的两大目标，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在他逝世的前几年，仍坚信“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注：《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392、392-393、394、394页。）本文试对陈独秀的科学思想作简要评析。
一
对于何谓科学，其内容怎样，特征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实践的深入，陈独秀科学思想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究其整个科学观，大体包括如下内容：
其一，科学是主客观的统一。陈独秀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这就是说，科学是人们综合对客观事物而形成的与主观理性（经验知识）不相矛盾的概念。反之，“超脱客观之现象”，“抛弃主观之理性”，便是无根无据的“想象”。表明了陈独秀对客观事物的尊重，对主观臆断的否定，对实证经验的肯定，对科学理性的张扬，主张用实证原则、科学理性去衡量一切、判断一切。陈独秀对科学的这种界定无疑受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其二，实证方法和归纳法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不二法门。陈独秀曾说“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页。）对孔德所开创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陈独秀是比较注重的。早在1915年，他就明确地说过“事事求诸证实”的方法，是“科学说明真理”的不二法门（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尔后，又介绍过孔德人类进化之时代的理论，并认为欧美文化，自18世纪始，已从第二时代——科学幻想时代，进入到第三时代——科学实证时代，使得“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不含着科学实证精神。”（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与实证方法相联系，陈独秀对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十分推崇，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的第一大精神就是“实际研究的精神”。而“古代人的思想，大都偏于演绎法……到了近代科学发明，多采用归纳法……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社会科学……。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科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的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偏重演绎法则是中国学术不进步的一大原因。因此“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注：《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版，第310页。）陈独秀的这些看法不一定都是科学的，但他把科学上升为世界观、方法论，强调“事实”，注重“分析”，反对“圣教”、“冥想”、“空谈”则是积极进步的。
其三，科学，不仅是只指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哲学和社会科学。陈独秀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观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学的哲学）。”（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8页。）主张“将俄国精神和德国科学合二为一”（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页。）这里的俄国精神是指从苏俄传入的唯物史观。陈独秀关于科学应包括唯物史观、社会科学的看法无疑是合理的，而且陈独秀在1920年以后也常是用唯物史观去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标明其科学观更趋成熟。
其四，倡导科学精神。陈独秀说：“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须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在他看来，是否尊重科学，富有科学精神，关系到国民的优劣智愚、民族的强弱兴衰。
二
陈独秀曾说：“现在世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页。）陈独秀是“倾向共和科学方面”。在他看来，科学可以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的进步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
陈独秀在评价泰戈尔关于科学与物质文明的观点时明确指出：“人类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须品，都是物质文明之赐”，“只有科学能够增强物质文明”。（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3页。）这就是说，科学是物质文明进步发展的根本原因，只有科学的发展，才能促进物质文明的提高，才能丰富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要。陈独秀甚至认识到，人类要消灭阶级对抗、民族侵略，其根本办法也在于物质文明的发达、科学的繁荣。“现代无限之恼闷，其最大原因有二：（一）是弱小民族物质文明不发达，遂造成民族间的侵略。（二）是少数人垄断物质文明的恩惠，遂造成阶级间的掠夺，这些侵略掠夺之无限恼闷，都非科学与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而且只有全世界普遍地发展科学与物质文明及全世界普遍地享受物质文明方能救济。”（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3-664页。）由此，他对泰戈尔关于“科学只能使物质方面增加便利，总不能给我们心灵上有许多便利与愉快，反觉着促使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3页。）的言论不以为然，指出，无论是个人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的“争斗残杀”，“都是由于财产制度乃个人私有而非社会公有，完全不是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科学及物质文明，在财产私有的社会，固可用为争夺残杀的工具，在财产公用的社会，便是利用厚生的源泉。”（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页。）这就是说，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本身并无阶级性，犹如：“一颗炸弹可以杀人，也可以开山通路，一条铁路可以用它打仗，也可以运粮拯饥。”“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并无罪恶”。（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页。）泰戈尔“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页。）陈独秀的这些看法，无疑是合理的。
早在1916年，陈独秀就明确提出过：“一切建设，一切救济，所需于大科学家者，视破坏时代之仰望舍身济人之英雄为更迫切”。（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认识到科学发展、大科学家的问世，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较之少数舍身济人的英雄人物，更为社会所急需，有着科学救国济世思想的萌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刚刚出狱的陈独秀在武昌华中大学作了一次“抗日战争之意义”的演讲，指出“十九世纪之末，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各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挟着工业与科学，企图掠夺征服全世界，做他们的殖民地；在这一时期，全世界的各民族，能够自动地发展工业与科学以适应环境的便兴旺起来，否则不免日渐衰落下去。这是近代史的一般规律。”(20)他追溯了中日发展科学和工业的历史。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始“全国上下疯狂崇尚工业与科学，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六七十年，工业与科学很顺利的发展着，未曾一次遇到反动势力的阻碍，所以才有今日的强盛。”(21)而我们中国，虽也有过几次提倡工业与科学的呼声，但“每一次改革，都为反对势力所破坏。”(22)大肆渲染“东方的精神文明胜过西方的物质文明，认为大刀队能抵抗敌人的机关枪和大炮。这就是中日强弱之由分。”(23)这就是说，中国之所以暗弱，日本之所以强盛，版图不大的日本之所以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重视科学与工业，而中国未能把科学与工业提到应有的地位。这与陈独秀在1918年就提出的“现代战争不是军人的战争，简直是科学和经济的战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科学技术不但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同时也推动着精神文明的进步。“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当时中国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等迷信之风充斥朝野，迷惑人心。陈独秀高举科学旗帜，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说“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象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页。）有鬼论者还利用了西方盛行一时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来证明鬼神的存在。对此，陈独秀专门写了《有鬼论质疑》一文，指斥：“今之士大夫，于科学方兴时代，犹复援用欧美人之灵魂说，曲征杂引，以为鬼之存在，确无疑义，于是著书立说，鬼话联篇，不独已能见鬼，而且摄鬼影以示人”。（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陈独秀提出了八点质疑。论证鬼神迷信思想是何等虚妄。正如史华滋所说：“陈独秀把科学看作一种武器，一种瓦解传统社会的腐蚀剂。他的确崇拜科学征服自然的能动作用，但他更把它看作一种反对‘迷信’的武器……他便迅速地不但铲除了‘礼教’，而且铲除了神密主义的佛教、道教的全部基础。”（注：《中国共产党与毛的兴起》1951年版，第9-10页。）有的有鬼论者读了陈文以后，虽认为“从根本上可以断定无鬼”。但又以“人的身体有放射性”来证明“鬼相”的存在。陈独秀解释说：“宇宙万象森罗中，有客观的实质和主观的幻觉两种，实质有对境……幻觉无对境——，有对境者为实象，无对境者为幻象……幻象时隐时现，因为本无是物，不过是吾人主观的幻觉……即假定鬼相是人身的放射物，当然是有对境的实相，而何以时隐时现呢？”（注：《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版，第229页。）陈独秀以唯物主义反映论观点，指出所谓鬼相，只不过是人的主观幻觉，并非实有。
他还从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解剖学来驳斥鬼神论。指出：“诸星之相毁、相成、相维、相拒”，“地球之成立、发达”，生物的进化，都有一定规律可循。由此他责问有鬼论者说：“森罗万象中，果有神灵为之主宰，则成毁任意，何故迟之日久，一无逃于科学法则耶？”（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9页。）这种批判，无疑是有力的。
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必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也就是说，离不开哲学。“哲学是关于思想的学问”，“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怪物。”（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一些代表现代思想的哲学大家，无不是把哲学建立在科学之上，这也是哲学不同于“诗人”和“愚人”之处。
正是在这种科学观的引导之下，陈独秀明确指出要将“俄国精神和德国科学合而为一”，表明陈独秀科学观更加成熟和科学。此时，陈独秀的科学观更多的是强调唯物史观和实证哲学。突出地表现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之中。科玄之争的中心问题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以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认为，人生观“决不为科学所支配”，而代表科学派的丁文江认为人生观必然受科学的支配，陈独秀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科学思想对各执片面的“玄学鬼”和科学派进行了批判。对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作了辩证的理解，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主体的人。没有国人素质的提高，民族难以振兴，国家难以发展。而要提高国民素质，克服愚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根治“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厥惟科学”。（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如果不懂科学，只能是愚昧无知，盲从迷信，浅薄暗弱。“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怜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这所需，——仰给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于矢人同科。”（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由这种劣质的士、农、工、商组成的社会，只能是愚劣贫弱，无力与他族争雄，终究会被淘汰、绝灭，开除球籍。因此，他大声疾呼：在中国，要“造成科学底风尚，有四件事最要紧：一是在出版界鼓吹科学思想，二是在普通学校里强迫矫正重文史，轻理科底习惯；三是在高级学校里设立较高深的研究科学底机关；四是设立贩卖极普通的科学药品及工具，使人人得有研究科学的机会”。（注：《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版，第311页。）陈独秀提出普及科学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国民素质，他不但是这样说，而且在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也是这样做的。
三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科学的求索，并非陈独秀首开其端。在他之前，就有不少思想家进行过探讨。但陈独秀较之他以前乃至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系统、深刻、理智，并显示如下特征：
其一，主张科学与民主并重。陈独秀深深认识到，近代中国，屡受欺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智不强，科技落后，政治专横。他一改地主阶级革新人士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民主和科学的片面理解，强调科学和民主互为依存。面对鸦片战争的失败，地主阶级革新人士认为英人“船坚炮利”，只有在军事上向西方学习，才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注：魏源（《海国图志》·叙））但他们无意去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为忠君而补天。洋务派目睹了“洋枪”、“洋炮”、“洋人”的威力，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之类的自然科学，取“制造之长”，补中学不足，但他们反对民主政治，无视自由、平等、民权，认为“民权”不能抵御外侮，把人人有自主之权视为“怪妄”之事。太平天国农民领袖们提出“天下是一家，凡间皆兄弟”的口号，反对“君主自专”的封建国家，企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农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注：《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天国，但“天父皇上帝”的无上权威，上帝会的宗教迷信，必然扼杀科学精神。
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一反洋务派只致力于改变经济的方略，比较明确地把效法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废君主立宪制作为变法的中心议题。康有为说：“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从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谭嗣同强调“今日策中国者必曰民权”。但对科学的作用，他们都重视不够。严复虽然涉及到了科学与民主的统一问题，但并未坚持到底，他针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提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政教与学术、科学与民主、体和用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向西方学习，不能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保留中国的专制制度和意识形态，应该从“体”到“用”都效法西方，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又要学习西方的政教民主。当革命力量构成对他们的威胁时，又变成了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的宣传者和捍卫者，走向了民主与科学的对立面。
孙中山虽一贯尊重科学与文明，提出了“三民”主义，认为真正的知识“必从科学而来”，“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注：《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6页。）经过激烈而持久的思想斗争和武装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平等”的思想，但革命的结果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人民仍处于封建专制的灾难之中。
陈独秀对民主和科学有比较系统的解释和论述，既热情讴歌民主，又极力宣扬科学，认为不倡导科学，理性得不到张扬，民主也难以普及，而民主得不到推行，科学也无法发展，民主与科学两者不可分割，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种认识，既不同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观，又不同于“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主次说，而主张民主与科学“若舟车之有两轮”缺一不可，必须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其二：科学精神的张扬，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无疑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迅速传播是分不开的。由于陈独秀高举科学大旗，竭力宣扬科学精神，承认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主张主观意识应反映客观对象，因此，面对世界发展大潮以及中国落后的现状，陈独秀于1920年上半年就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一些问题，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过办刊物、写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宣传科学和民主，在知识分子、广大青年乃至全社会赢得了很高威望，成为一大批人学习的榜样。因为他的转变，他创办的《新青年》和其它刊物的主旨和趋向也随之转变，从而也就带动和促进更多的革命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信仰马克思主义。由于他的实践活动、广泛影响和巨大威信，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几度成为最高领导人，对推动中国社会质的飞跃起了不可磨灭的先驱作用。如无一种除旧布新的科学精神和气质是难以办到的。
其三：陈独秀对科学的推崇，其主旨倒不是要人们去研究具体科学，学习制作技术，而是要人们树立科学态度，发扬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用科学头脑去洞察社会，认识时代，探索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以便更好地去改造它。因此，他反对宗教迷信，反对愚昧盲从，对一切不切实际的偶象进行无情抨击，这对醒悟国民确是一种良好的治本之法。
其四，以西方作为参照系。陈独秀对科学的提倡和宣扬，往往是以西方作参照系。“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4页。）“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之下。”（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昔蒙昧之世，今浅化之民”，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不重科学。而我们中国，至今尚未走出蒙昧时代，还多为浅化之民，更应“急起直追”，高扬科学。他对吴雅晖所说的“新文化若不竭力发挥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简直是复古的倾向，不是革新的倾向”的观点，认为是最近思想界的顶门针。因为，“如果离开了物质文明，离开了自然科学的思想，容易发生复古的清淡的流弊”。（注：《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版，第261页。）又说：“余辈以于科学之信仰，以为将来人类达于觉悟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尤为吾国目前所急需，其应提倡尊重。”（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其五，冷竣的哲学思考不够。陈独秀提倡科学，坚持无神论，强调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其唯物主义态度十分明显。但其哲学观点也有惊人的混乱之处。他曾经把奥斯特瓦尔德的唯心主义“唯能论”与物理学上的能量守衡定律混为一谈，并当作宇宙的根本规律。陈独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实践者的时代，他的一生也是反封建、反迷术、反专制，为民主和科学奔走呼号的一生。但他常常把实践与实证等同起来。在理论上他也希望各门学科，包括抽象性较强的哲学也应有强烈的实践性。这一观点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他却将实践性和实证性混同一体，包括哲学也应向实证科学靠拢。因此，他片面推崇归纳和实验，轻视演绎与推理。他说：“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而注重演释之法，乃是中国“学术不进”的“一大原因”，理应排斥。的确，在古代哲学中，演释方法较之归纳方法要发达一些，这与生产力发展低下，实验手段原始，使人们难以把握可供归纳的材料有关，缺乏归纳的演绎容易走向主观推测。因此，近代科学十分重视归纳和实验，陈独秀无疑受到近代科学的影响。但那种轻视演绎的归纳无疑问也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五四前后，杜威和罗素先后来华，在各省巡回讲演，在中国思想理论界掀起了不小唯心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浪潮，陈独秀本人也受了极大影响。他曾说：“最近代最新的思潮底代表，就是英国罗素底新唯实主义的确哲学。”（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8页。）在其《自杀论》一文中，充满了唯心主义观点。他反对迷信的态度一向都很激烈和坚决，但在对宗教的态度上，一度较为模糊，对詹姆士、罗素等人不反对宗教的看法表示认同，甚至说新文化运动反对宗教“是一种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可见，陈独秀面对各种思潮的冲突，其思想还是摇摆不定的，虽然在其后期唯物主义观点和反宗教观态度十分鲜明，但由于身陷政界，劳顿奔波，也未能建立一个象样的哲学体系，其哲学思想较之政治和文化理论还是逊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