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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中国经济学问题的提出
10多年前，我与顾新华、周振华合作撰写了《非常规分析：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革命》一文。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具有深刻的分析力和高度的适用性，能够指导人们按照客观经济过程的内在规律去进行经济活动，以促进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发展繁荣。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即“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局限于生产关系，致力于分析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在研究方法上，远离经济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行理论演绎，因而只能推导出一系列抽象的、永恒的“规律”和“原则”，丧失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也谈不上对实践的指导。要使传统经济学走出困境，就要实现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的转变。在那篇文章中，我们主要对现代科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问题作了一些探索。（注：顾新华、张二震、周振华：《非常规分析：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10多年过去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辉煌成就，令我们感到吃惊；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也出现了百花齐放、流派纷呈的繁荣局面。中国经济学逐步“回归”经世致用之学的本来宗旨，对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不少真知灼见为党和政府所采纳（比如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关于实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建议写入了党的十五大报告），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经济学成为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盛世显学，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经济学终于摆脱了“苏联范式”教科书的尴尬与困境，经济学家也获得了社会的尊重与承认。
最近，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经济学家》杂志还开辟《中国经济学论坛专栏》就此课题进行专门研讨。出现这一可喜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逐渐挣脱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束缚，研究中国改革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尚未建立起中国经济学自己的理论体系。旧的理论体系破掉了，新的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而人们在试图将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系统化时，又有意无意地受到“苏联范式”教科书的影响。从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可以看出，并没有摆脱“苏联范式”的理论框架，无非是加进了一些市场经济和经济改革的内容，给人以“旧瓶装新酒”的感觉。这种情况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资深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学没有能反映出十几年来理论战线上的巨大进步。历史呼唤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如果说，中国改革的实践对中国经济学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冲破“苏联范式”教科书的束缚、彻底打破原有理论体系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今天，对这一伟大实践进行理论概括，重建中国经济学，是经济学家面临的历史性任务。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被大量介绍和引进到中国。开始是批判为主，即使小心翼翼地有所局部肯定，也忘不了给它带上一顶“庸俗经济学”的帽子。自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党的十四大肯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西方经济学中反映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概念、理论、观点和方法受到空前的重视，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解释力和应用性价值也在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青年经济学家的极富创见的论著中得到证明。但是，就像任何理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也不能照搬照抄一样，西方经济学当然也不能死搬硬套，而只能有所借鉴，为我所用。西方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条件和制度背景与我国不一样，即使是正确的东西，也不一定能用来解释我国现阶段改革发展的实践。我们在阅读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的论著时，尽管会有所启迪，但总会觉得他们说得“不像”是我们这儿发生的事情。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按照正统的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学界甚至有人认为，能把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描述清楚，给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以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因此尽管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但毕竟不能替代我们自己的探索和思考。中国经济学家应该、也需要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创建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的条件已经具备
虽然在要不要创建中国经济学的问题上，我国经济学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创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
倡导探讨中国经济学构建问题并对此发表系统见解的刘诗白教授，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时机是否成熟问题，但实际上认为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到经济学家的面前，他在《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的长篇论文中，对中国经济学产生的条件和内涵、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具体设想（注：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1期。）。 经济学家沈立人先生也认为，建立中国经济学或先从建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切入，在需求更迫切的同时，也逐步具备了可能（注：沈立人：《跨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家》1998年第2期。）。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在东西方经济学的综合中创新、构建中国经济学，而且对不同经济理论进行综合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注：周小亮：《在大综合中构建有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家》1997年第6期。）。 更有不少学者立足国情，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分析，为创建中国经济学埋头苦干。经济学家冒天启主笔的《转型期中国经济关系研究》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中国现阶段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以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基本线索，以实证分析为基本分析方法，其理论和分析框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被认为是一部重要的中国理论经济学著作（注：胡家勇：《中国理论经济学的主题：转型和发展》，《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的经济理论“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二是中国目前市场经济形态的不成熟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不会在短期内找到；三是我国经济学界自身的素质亟待提高（注：张禹飞：《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不能急于求成》，《经济学家》1998年第5期。）。 蒋学模教授也认为：“现在还不具备充分揭示社会主义运动规律的客观条件。现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只能探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性。”（注：蒋学模：《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经济学家》1997年第2期。）
建立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固然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但是如果说，要等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完全成熟后才有可能建立理论体系，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亚当·斯密生活在产业革命前夕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远未发展成熟并占统治地位，但并没有妨碍他写作了伟大的《国富论》，谁能否认他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世的时候，资本主义还未出现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但我们不也能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中，体会到马克思理论的深刻洞察力和惊人的预见力吗？理论是实践的反映，但又高于实践，这就是理论的魅力和指导价值。当社会主义实践还未出现时，不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吗？当然，在客观经济过程的矛盾尚未完全暴露之前，作为研究经济运行规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可能十分完善，但理论发展的逻辑过程，就是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不断成熟而不断完善的过程。西方经济学对市场运行机理的研究，也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而发展的。从这一角度看，蒋学模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目前的中国经济学，其任务就是探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性。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理论发展提供了相对成熟的土壤和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准确概括和总结，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因此，可以认为，创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事实上，摆脱“苏联范式”、创建中国经济学的艰苦探索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家、思想家顾准。他早在50年代初就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最初的探讨。稍后，杰出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于1956年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论文，以其理论上的远见卓识，提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著名观点，成为我国最早倡导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理论先驱。近20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实践的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时期。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性的认识逐步深化，其中包含了中国几代经济学家辛勤探索的心血。党的十五大报告，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深刻总结了我国近20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丰富经验，在一系列经济理论问题上又有新的重大突破。十五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理论阐述，实际上为中国经济学构筑了大的理论框架。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催生中国经济学的诞生。
关于创建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思考
创建中国经济学，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具体的理论框架和体系设计，而是思想方法。这里简要谈些思考。
第一，创建中国经济学，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大胆借鉴、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概括、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对于这一点，学术界恐怕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思想认识上和实践上，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理论研究上，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概括出理论，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
理论不是出发点，不能从理论出发。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去研究丰富的实践。而不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出发，当然也不能从西方经济学理论出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要老是从马克思那儿找根据。如果从马克思的理论出发，社会主义就应该搞计划经济而不是搞市场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就不能存在资本、利润、劳动力市场、股份制等经济范畴，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更不能存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严重脱离实际、严重落后于实践的原因，根子就是从马克思的某些概念或者某些原理出发而不是从实践出发，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路线和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一次改革举措总要在经济学界引起“姓资姓社”的争论。在一些人看来，改革开放的举措是否正确，不是看在实际上是不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是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而是首先要看是不是符合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符合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方向。实际上，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在实践中发展。比如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因此，随着农业机械化、市场化、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就应该让生产关系“升级”，看起来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其实不然。1998年10月14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很明显，这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再如，如何解释我国现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由于存在多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私营、个体经济是与较低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种解释显然又是脱离实际的。且不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没有发生私有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就在我国，有不少民营、私营经济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大大超过国有经济。对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种现象，需要作出新的理论解释。可见，创建中国经济学，仍然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的束缚。
第二，中国经济学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必须弄清楚的大问题。
以往我们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候，着眼仅是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制度，它只能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体到经济制度，又只能包括生产关系。所以，长期以来，我们把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东西，也在实践上导致了生产关系盲目变革。邓小平同志在晚年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时，冲出了“制度”的局限，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给了我们一个社会主义的全新概念，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思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1979年，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与按劳分配；1985年前后，他认为是公有制为主体与共同富裕；1986年，他认为是发展生产与共同富裕。1992年给出了上述完整的全新的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发展生产与共同富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考虑生产力水平，不注重它能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只从正义、平等等美好向往的理念思维中寻求社会主义、评判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在实践上只能导致空想的假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注：李永清：《邓小平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新华文摘》1997年第10期。）
邓小平同志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全面、科学、准确的回答，对于我们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知道，本质是事物的根本属性，它决定了事物的其他任何方面，社会主义也不例外。一切特征、原则、方式、手段等等都由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既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乃至资源配置方式等等，都只是手段，都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目的服务的。这样，计划和市场、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利用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乃至经济特区、证券市场、股票、债券，等等，都是手段，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既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那么，中国经济学就应该是一部中国的《国富论》，应以发展生产力、增长社会财富、实现共同富裕为主线来构建体系，展开分析。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立、经济概念和经济范畴以及分析工具和方法的运用，等等，既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用西方经济学的，当然要有所取舍，有所分析，有的还需要赋予新的含义。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时，不是借鉴、运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吗？在创建中国经济学时，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经济术语、分析工具以至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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