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体系的异质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异质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6)01-0017-08
一、经济组织的非趋同性
为什么在全球化浪潮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组织并没有完全趋同，仍然基本保持着各自特有的管理和协作模式？为什么特定行业中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常常来自一两个特定国家？为什么有竞争力的产业在地理上呈现集聚特征？为什么跨国公司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其最熟悉的市场？Michael Porter认为“经济文化”的差别是导致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Porter,2000)。Rugman和Verbeke认为是文化认同在起作用(2004)。Hall和Sockice指出竞争优势与“比较制度优势”息息相关(2001)。另有学者认为特定社会的经济特征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系列因果关系的表现(Sorge,1996)，是独特的社会市场秩序的结果(Fligstein,2001)。
无论是文化的因素、历史的因素还是制度的因素，对上述非趋同性的解释必将最终聚焦于对经济组织尤其是对企业的研究。企业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最基本单位，企业的性质和企业对内对外的经济协作模式构成了一国或一地特有的企业体系。我们的假设是：每个社会都以其特有的方式推动经济组织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企业体系，这一体系中的企业在某些行业或领域中更具竞争力，并使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表现产生明显差别。
二、企业体系的异质性
企业是以所有权为基础，通过权力等级来协调和控制经济活动的组织。企业体系(Business System)是指以企业为基本主体的经济活动的协作与控制体系(Whitley,1999)。经济活动的组织整合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企业内协调，即企业在共同所有权下的经济协作活动；二是企业间协调，即企业在非共同所有权下的经济协作活动，例如联盟合作等(Whitley,1999)。
Whitley认为在两个维度上的协作程度均较低的企业体系，通常由相互竞争的小企业构成，且相互间缺乏协作。共同所有权下的协作程度低、非共同所有权下的协作程度高的企业体系，通常也主要由小企业构成，但是企业间互相协作、共享资源，在营销、研发、制定产业标准和游戏规则等方面广泛开展合作。意大利工业区和丹麦著名的企业社区等均具有这一企业体系的特征(Langlois and Robertson,1995)。共同所有权下的协作程度高、非共同所有权下的协作程度低的企业体系，通常由规模较大、从事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构成，它们通过所有权将大量经济活动纳入本企业系统，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较低。这一体系的典型代表是盎格鲁-萨克森市场经济体系和政府主导的发展型经济体系。最后，共同所有权和非共同所有权下的协作程度均较高的企业体系，通常由规模较大的企业构成，它们进行跨领域协作，并且合作伙伴间常共享所有权。日本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均具有这一企业体系的特征。四种典型企业体系的特征可总结如下表。
除了共同所有权下的企业协作程度和非共同所有权下的企业协作程度这两个界定企业体系特征的维度外，还存在第三个维度，企业内部组织人、财、物等资源的模式，即内部管理模式。基于这三个维度，我们可从八个不同的侧面来深入分析企业体系的特征(见表2)。
表2 企业体系的重要特征①
所有权协调(企业的性质与结构)
所有者控制企业的主要方式(所有者控制的直接模式，所有者与管理者合作控制的联合模式，通过证券
同一产业链中所有权整合的程度(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
不同行业间所有权整合的程度(企业的跨行业多元化程度)
非所有权协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产业链上的协作程度(同一产业链上不同成员间的协作程度)
竞争者之间的协作程度
不同行业间的协作程度(处于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
企业内部的协调与管理(工作管理和雇用关系等)
雇主和雇员的相互依赖性(员工的流动性)
对雇员的授权与信任
根据不同企业体系在上述八个方面的差别，可以进一步归纳出六种典型的企业体系类型(见表3)。
表3 企业体系的典型类型(三维)②
企业体系的
企业体系的类型
特征 零散的体系协调的工业块状分割的政府组织的协作的体系高度协作的
区体系体系 体系体系
所有权协调
所有者控制
直接模式 直接模式 市场模式 直接模式 联合模式 联合模式
产业链中的
很低 很低 很高 很高 很高 有一些
所有权整合
行业间的所
很低 很低 很高 从有一些到较有限较有限
非所有权协调
产业链中的
很低 较有限很低 很低 较有限很高
竞争者间的
很低 有一些很低 很低 很高 很高
行业间的协
很低 很低 很低 很低 很低 有一些
雇主与雇员
很低 有一些很低 很低 有一些很高
对雇员的授
很低 有一些很低 很低 很高 相当高
典型特征由所有者控 由所有者控由所有者通一体化和多所有者和管所有者和管
制的小企业，
制的小企业， 过金融市场元化的大企理者联合控理者联合控
相互间展开 产业链和行控制的大型业，政府指导 制的企业，集 制，产业链上
对抗性竞争，
业间协作较企业，企业多 企业行为，企 中在特定行和行业间的
供应商与客 高，更多依靠 元化和一体业之间低协业发展，同行 协作程度很
户签订短期 员工的参与化程度高，企 作，雇主与雇 协作高，雇主 高，雇主与雇
协议，短期雇
和投入业间、雇主与 员之间低依与雇员间的员的依赖性
佣关系
雇员间协作赖性 依赖程度高很高
低
典型代表香港等地的意大利工业 以美国为代战后的韩国以德国为代战后日本的
华人家族企区 表的盎格鲁企业 表的欧洲人企业
业
-萨克森模
陆国家的企
式 业
一个关键问题是，特定企业体系所代表的独特的经济组织模式是如何出现的？由何种因素决定的？马克·莫里斯和他的同事们，在对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制造企业中的工作组织与管理所做的著名研究中指出，在不同国家中，相同行业、采用相似技术的企业，在组织和管理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这三个国家中，技能的培养和认证过程以及工会的组织结构有很大差异，并进一步将这一差异归结为制度和社会因素(惠特利，2004)。Whitley认为，只要主要的制度明显不同，且相关制度间互相支持和促进，就能产生独特的经济组织体系。
具有不同制度特征的经济环境能够催生不同类型的协调经济活动的企业。在不同制度环境下，所有者、管理者、员工和合作伙伴对战略优先顺序、绩效评价标准的影响力各不相同，对创新和组织灵活度等也有不同偏好。不同的政府政策、金融制度、劳动力制度、影响信任度的行为准则、权力关系等，均将导致管理者在制定战略和发展组织能力上有不同的能动性，进而影响企业控制市场风险和政治风险的方式。有时企业的类型差别源于正式法律法规的要求，例如战后德国要求所有企业的董事会必须有工人代表；但更多时候，这些差别是企业适应非正式的惯例和行为准则的结果。企业在多大程度上遵循这些惯例和准则，取决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强度和相互间的共性。各种制度间的差异和冲突越多，同一体系下的企业越有可能发展出异质型战略和结构。
虽然对企业体系的研究通常以国家为单位，但是，由于不同地区间可能在制度安排、社会结构、利益团体、文化基础等方面存在差异，同一国家内部可能存在多个亚企业体系，例如我国的浙江省(以活跃的中小型民营企业集群为主)和上海市(国有大中型企业仍在很多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差别；或者存在涵盖多个国家的国际企业体系(例如欧洲大陆，东亚)，这些企业体系的鲜明性取决于特定地域范围内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共性与强度。
企业也有其能动性，它们既是制度环境的产物，又塑造着这一环境。Archer(1995)指出，特定的制度环境以其特有的方式赋予了组织特定的权力和能力。这些权力和能力使组织以特定的方式争取能动性和影响力，并使其所处的环境发生改变，虽然改变往往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
三、企业体系的深度分析模型
企业体系异质性的存在，使对企业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揭示特定国家和地区企业体系的显著特征，并进而推断在这种体系下更可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定位。Redding在Whitley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研究企业体系的深度分析模型(Thick Description Model)。这一模型主要由现实层、秩序层和意义层三个层次构成(Redding,2005)。
模型的顶部是企业体系，是企业日常运作的现实层面，反映经济行为中的协调与控制。企业的性质与结构、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以及企业内部的管理与协调互相关联。例如，所有权性质将明显影响内部管理及企业间协作关系的性质。由三者构成的企业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处于演变过程中，其形成和特征受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种环境既包括社会的制度结构，又包括社会中的价值观念。前者构成模型的第二层，即秩序层面，主要指正式制度，它基本规定了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配置模式，影响企业体系赖以运作的关键资源。后者构成模型的第三层，即意义层面，是指以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意义层是秩序层的基础，秩序层又是现实层的基础。此外，政府和历史在特定社会的秩序形成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物质因素和外来的观念因素也对整个体系的发展演变施加影响。
四、企业体系分析的一个示例
美国的企业体系具有自由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各种市场力量自由互动；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但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制度中渗透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政治体制上的民主与分权为维护自由和责任提供了保障。19世纪资产的迅速膨胀过程，提高了美国企业进行密集型资本投入的能力，并促使企业不断挑战组织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极限，催生了导致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管理革命。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经济稳定增长和融资模式不断科学化的背景下，企业股权不断分散，金融分析家等精英人士的权力越来越突出，他们代表规模日益壮大的股东，向企业的职业管理层施加压力，让企业把股东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趋势与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相结合，促使美国企业对技术变化和消费者偏好做出迅速反应，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以下以企业体系的深度分析模型为工具，分析美国企业体系的部分特征及其制度和文化根源，并据此探讨美国企业的优势领域(Redding,2005)。
下文以几条轨迹为例，具体分析美国企业体系典型特征与其制度及文化特征间的联系。
股东价值。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追求的主要目标，有其鲜明的制度背景。覆盖面广泛的、较为被动的、通过各种基金持有股份的投资模式，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活跃的兼并收购市场，使董事、职业经理人、基金管理者、金融分析家和各种中介成为经济活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通过公开对企业绩效进行计算和分析，决定相应的奖惩，以强烈的理性主义给企业管理层施加压力，并给整个企业体系带来张力。1970年以后美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合理性提供了佐证，并进一步使这种价值判断在董事会决策和公众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股东价值及其制度基础的设计理念可以追溯到美国诞生之初，当时正是理性主义和民主主义在西方蓬勃发展的时期。新教伦理、对个人成就和个人责任的认同也渗透到了整个制度的设计中。
专业化管理。在美国，管理已成为一个发达的专业化领域，这可以从MBA教育以及各种管理理论在美国的创发看出。这种现象与制度结构有密切联系。通过基金等机构持有的股票所有权非常分散，这使公司需要由所有者的代理人来管理。在基金投资管理者的推动下，对公司的评价集中在对业绩的理性分析上，由此激发了为股东创造价值的目标导向。激烈的竞争驱使企业在界限明确的领域中运作，以便衡量业绩、实施管理和奖惩。同时企业的控制权和决策权集中在管理层手中。这一模式受到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的支持，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融资渠道，资本市场融资以可以公开获得的、可靠的信息为基础。这一模式还与发达的、专业化的会计与审计机构相联，它们致力于检验各种规章制度是否被遵守，信息是否可靠。同时，对许多个人而言，对特定职业和专业的认同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对企业的认同，尤其当被解雇的风险很高时。这种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实现战略适应性，战略适应性又是追求股东价值的必然要求。
科学的应用。美国企业体系的一大优势在于其将科学发明成功转化为商业应用的能力。这在硅谷、128公路最为突出。而且这些发明创造并未限于自然科学，在金融等服务领域也有大量创新。这一特点归因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支持性要素。高度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有利于科学研究的教育体系和政府资助体制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研究和应用间的转化关系。科学研究本质上有赖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理性、秩序、远见等这些主要品质，都是美国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的产物，至今还在促进资源向科学领域的配置。鼓励冒险和追逐财富的各种激励措施(例如产权、专利、上市)也在制度框架中得以体现。
竞争强度。美国企业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是，通过把联盟、卡特尔、垄断和其他形式的反市场行为界定为不合法，以增强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德国和日本司空见惯的企业联盟网络，在美国很少见。美国企业以独立的方式在各自领域中运作。相互间的交易通常是短期的，很少在研发、投资等活动中长期合作。它们自力更生，接受公众而非同行的评价，依据市场规则生存或灭亡。有一系列因素支持这一“理想的竞争状态”的实现。包括：马克思·韦伯所指出的西方文化中渗透的“精确而独特的理性”；从高度发达的法律和金融制度中体现出来的对科学方法、计算和经济逻辑的尊重；信息的编码和传播，无论从透明度还是从可靠性上来看，均达到很高水平。在文化框架内，竞争作为一种合理合法的行为，可以追溯到对自由、物质进步和成功的崇尚。这些理想加强了私有部门的合法性，并将政府的影响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与欧洲及亚洲许多国家有很大差别。支撑性的文化观念还包括个人主义和自我责任，较为简单的社会关系，以及认为权威应建立在可衡量的业绩之上的信念等。
美国特有的企业体系使其在三大领域中表现突出：一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例如咨询、银行和金融服务，建筑设计，工程服务等，这些行业雇用受过良好教育且流动性较大的专业人员；二是系统控制型服务业，例如快餐、娱乐、软件和电信等，这些行业要求具备大规模、复杂、紧密连接的控制体系，并在高层管理者的指挥下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三是以科技为基础的产业，例如生物、信息和制药业等，这些行业要求快速创新和变革。
同时，美国的企业体系使其在那些要求高度依靠员工技能或者要求与客户保持长期密切关系的行业中表现不佳。在耐用消费品和家用电器等要求持续改进的领域，在工程系统、机械工具等这些复杂的、要求开展长期售后服务和客户培养的行业中，美国不得不输给具有完全不同的企业体系的日本、德国等国家。
五、结论
企业自身的所有权性质、结构和经营范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在同一产业或不同产业间的协作程度，企业内部对人、财、物等资源的整合和管理模式，构成了一国或一地特有的企业体系。这一体系编织在该社会特定的制度和文化网络中，难以被简单复制到其他完全不同的社会中。每个社会因此以其独特方式推动经济组织的发展，并使该社会中的企业在某些行业或领域中更具竞争力，使不同社会的经济表现产生明显差别。这一现实层面的差别同时蕴涵着历史、政府行为、外部环境(物质或精神层面)的影响，使企业体系的发展既具有动态演进特征，又体现出路径依赖性。
本文提出的经济组织的非趋同性、企业体系的类型差别，以及从现实层面深入到秩序和意义层面的企业体系深度分析模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处于特定企业体系中的企业据此能更清晰地分析和判断更有可能获取竞争优势的业务定位；另一方面，力图增强本国或本地综合竞争力的政府，据此能更深刻地认识经济行为、制度和文化的互动性，并通过完善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来系统推进企业体系的改进。
注释：
①②改编自：理查德·惠特利：《多样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构建与商业体制的变迁》，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50页、第62页。
③引自：Redding,G.Principles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the analysis of societal systems of business[J],INSEAD Working Paper,2005; 1-62.
④改编自：Redding,G,The thick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of societal systems of capitalism[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5,36,i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