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宗教问题与中东地区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地区论文,恐怖主义论文,民族宗教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事件使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许多国家政要、学者纷纷研究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对策。中东是国际恐怖活动和恐怖分子集中的地区。这一地区民族问题错综复杂，宗教影响广泛而深刻，民族、宗教问题在该地区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一直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探究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民族和宗教问题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
一、中东地区的民族、宗教特点
中东是世界欧、亚、非三大洲交汇的地区，民族和部族问题、宗教和教派分歧、边界和领土纠纷交织在一起，一直是世界冲突的核心，也是恐怖主义多发地带。
中东地区的主要民族包括多数中东国家所属的、也是中东最大的民族阿拉伯民族，土耳其所属的土耳其民族，伊朗所属的波斯民族，以色列所属的以色列民族和分散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民族。不仅中东地区多民族并存，而且，中东国家内部也多为多民族国家，有些国家还存在部落、部族势力，这使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民族问题。中东地区民族矛盾和纠纷长期存在，难以解决。这些矛盾主要有：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阿以矛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阿波矛盾，库尔德民族问题以及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塞浦路斯问题，南部苏丹问题等。这些问题一旦激化，很可能成为诱发地区冲突、实施恐怖暴力活动的因素。其中，在中东地区诸多民族矛盾中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最难以解决的是阿以民族矛盾。
中东地区的主要宗教有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中东最主要的宗教，90%以上的人口信奉该教。信奉犹太教的主要是以色列的犹太人，塞浦路斯和近一半的黎巴嫩居民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中东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就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而言，穆斯林国家大致可分为三类，即“世俗国家、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国家”。世俗国家是指实行政教分离、在社会生活中广泛推行世俗化的国家，其典型代表是土耳其；伊斯兰国家是指“伊斯兰教与政治结成了某种同盟、宗教为政治提供统治合法性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是指“那些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穆斯林，伊斯兰构成其传统、文化和价值主体的国家”，这些国家不刻意向伊斯兰教寻求政治合法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伊斯兰教对现代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中东绝大多数国家都属此类。[1](P13-14)总体看来，伊斯兰教在中东的发展仍然保留很多封建主义色彩。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穆斯林世界出现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伊斯兰教的社会政治作用。犹太人信奉的犹太教是世界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它是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的载体，是以色列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以色列的犹太教可分为四大教派，即“极端正统派、现代正统派、保守派和世俗派”。极端正统派严格遵守传统的信仰、律法和宗教礼仪。现代正统派拥护犹太复国主义。保守派尊重现代科学，主张弘扬犹太精神，而非拘泥宗教形式，使宗教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这一派是社会的多数。世俗派则宗教意识淡薄。[2](P60)中东地区宗教矛盾主要表现在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上，其中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矛盾是中东宗教问题的核心。
二、恐怖主义在中东和世界的新发展
“恐怖主义”在中东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因为被一国认定恐怖主义的行为，在他国看来可能就是英雄行为。许多中东国家希望联合国能给“恐怖主义”下一个明确的、为各方所接受的定义，以便协调各国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但这又谈何容易。国际恐怖问题专家拉奎尔1996年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恐怖主义行为可以被定义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以制造社会恐慌，削弱或推翻敌对者，实现政治变革的行为。[3](P24)它以公众为袭击对象和受害者。
9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在中东和世界的发展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恐怖袭击目标的选择具有象征性，效果追求轰动性。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选择了作为美国经济权力的象征世界贸易大厦和美国政治权力的象征五角大楼，利用现代传媒手段，使全世界目睹了这一悲剧的全过程，制造了轰动效应。正如美国恐怖问题专家霍夫曼在《恐怖主义——不宣而战的战争：政治暴力的新危险》一书中所言：“恐怖分子感兴趣的不是杀戮本身，而是公众的注意力。”
第二，不顾忌平民的伤亡。一次恐怖事件所造成的无辜伤亡的人数不断上升，“9·11”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人数超过3500人，说明恐怖分子越发残忍。
第三，恐怖袭击的动因增加，并呈多样性。德国学者黑施曼把恐怖袭击的动因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多问题”(Multiple-Issue-Terrorism)诱发的恐怖主义，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恐怖袭击的传统动因——政治、民族和宗教问题，以及近年来邪教组织发动的世界观恐怖主义(Weltanschuaungsterrorismus)等。另一类是“单一问题”(Single-Issue-Terrorism)引起的恐怖主义，例如要改变社会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看法，如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和反全球化等。这是诱发恐怖主义发生的新动因。[4](P457)当代恐怖主义基本上不是单一动因，而是多种动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具有宗教动机的恐怖组织，9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日益活跃，数量明显增加。1994年在可查实的49个国际恐怖组织中，有16个是宗教性组织；1995年上升到26个，占当年活跃的65个知名国际恐怖组织的46%。[5](P118)
第四，恐怖袭击的实施方式多数仍以常规方法为主，即使用炸弹、手枪等，但常规武器的技术和操作日益复杂。今后，恐怖主义有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化武器。
第五，中东地区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恐怖与反恐怖中心。“9·11”事件的最大嫌疑犯本·拉丹藏在阿富汗，其他通缉的嫌犯大都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美英以阿富汗支持恐怖分子为名，对阿进行了军事打击，摧毁了塔利班政权，在多方斡旋下，成立了阿富汗过渡政府。但是，军事打击并未能触及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
三、民族宗教问题与中东的恐怖主义
从中东地区民族宗教特点和恐怖主义发展趋势不难看出，中东作为国际恐怖主义集中地和多发地，有着深刻的民族宗教根源，这是不容否认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把恐怖主义的发展与特定的民族、宗教或地区挂钩，把反恐怖主义作为反某一民族和宗教的工具。
伊斯兰教在穆斯林世界几乎无处不在。它不仅是宗教，还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反映。伊斯兰本意是“顺从”的意思，即顺从真主的意愿，求得今生与来世的和平与幸福。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伊斯兰旗号下的极端恐怖活动日益增多，“9·11”事件后，事件的主要嫌疑人多是伊斯兰信徒，使人感到，伊斯兰教似乎具有崇尚暴力的倾向。冷静地分析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的原因，就会发现有内外两方面的动力。从内部看，民族独立后，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政治专制腐败，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从外部看，在东西方冷战对峙条件下，统治者对超级大国顺从依赖，与以色列军事对抗软弱失败。在内外压力下，穆斯林重新认识到伊斯兰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失去了美苏的平衡作用，伊斯兰各种政治运动兴起，民族宗教冲突时有发生，恐怖暗杀事件层出不穷。要正确认识伊斯兰教与恐怖暴力活动的关系，就要客观地区分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存在的两种不同趋势：其一是以埃及等国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为代表的伊斯兰温和派，主张以合法的、渐进的方式建立伊斯兰国家，实现伊斯兰化，他们是多数，是主流。其二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等国内的少数激进派，他们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崇尚暴力和恐怖活动，人数少，影响很大。但不能将少数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行动看作是伊斯兰教的特质，更不能将恐怖主义等同于伊斯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恐怖主义与宗教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恐怖主义与宗教之间的联系并非今天才有，早在2000年前，第一起被我们今天称作“恐怖主义”的事件就是当年由宗教狂热分子所为。[5](P113)古今恐怖组织往往主要通过控制成员的宗教信仰来实现它的目的。现代形式的宗教恐怖主义的兴起与70年代末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密切相关。1992年宗教恐怖组织的数量由12年前的2个，增加到11个，且不仅仅限于中东地区和伊斯兰教，而是涉及了世界所有主要宗教。宗教与恐怖主义的这种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是恐怖组织或宗教极端分子，利用宗教巨大的感召力、说服力和思想动员作用，为恐怖主义服务，而非单纯的、简单的宗教信仰。刺杀以色列总理拉宾的凶手、犹太极端分子阿米尔(Yigal Amir)对警察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个人行动，是听从上帝的命令。”[6]
伊斯兰教中的圣战思想常常被误解为伊斯兰教好战。圣战思想在传统的伊斯兰宗教理论中由来已久。早期的圣战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遭到进攻的穆斯林有自卫反抗的权利；第二，号召穆斯林以生命和财产支持对“不信道者”的战斗，为主道(伊斯兰事业)而战者必将受到真主的奖赏，拒绝主命者必将在后世遭到痛苦的惩罚；第三，其他方面的有关规定，如善待战俘，战利品的分配，签订休战条约等。圣战思想的主要功能是：第一，动员参加圣战，为国提供兵源。圣战中的殉道者，可以不经“末日审判”，直升天堂；第二，圣战是政权合法性的象征；第三，圣战是伊斯兰国家对外关系的准则，对方一旦被宣布为“叛教者”，就可以“正义之师”名义对其用兵。[7](P53-61)本·拉丹就号召对犹太人和西方进行圣战，目的是“解放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耶路撒冷，进而解放所有被外国占领的伊斯兰国家”。这实际上是对圣战思想的滥用，是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披上神圣的外衣。
中东地区的主要民族矛盾是阿以矛盾，与宗教问题紧密相连。阿以民族矛盾是中东动荡不安的根源和孕育恐怖主义的温床。以色列是美国的战略盟友，维护以色列利益的院外集团在美国势力强大。美国长期奉行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阿以和平进程陷于停滞，暴力冲突不断，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许多阿拉伯人对未来感到失望和绝望，为暴力恐怖活动埋下了种子。从2000年9月28日沙龙挑衅性访问阿克萨清真寺以来，阿以之间的暴力事件从未间断，甚至不断升级。2001年10月17日，以色列旅游部长泽维在耶路撒冷遭暗杀身亡。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宣布对此事负责。以色列遂予以报复，10月20日派坦克装甲部队开进了巴勒斯坦，开枪打死8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行“以暴治暴”的强硬政策，中东陷入恶性循环的暴力旋涡。11月2日美国和以色列宣布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列为恐怖组织。埃及表示巴勒斯坦人民为反对以色列占领而进行的斗争不能视为恐怖行为。中东地区的所谓恐怖行动是中东阿以争端长期得不到公正合理解决的结果。阿拉法特认为，生活在被占领土下的巴勒斯坦人是当代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呼吁消灭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不公正和贫穷。公正地解决阿以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只有如此才能使恐怖主义标本兼治，实现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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