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制、金融风险与金融调控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风险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金融体制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内市场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我国经济面临的金融风险也迅速加大。怎样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善金融宏观调控效果，提高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能力，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是摆在我国金融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为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大财务金融学院与《经济研究》、《财经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编辑部于1997年9月13—14日在上海共同举办了“金融体制、 金融风险与金融调控”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150多篇， 来自全国各地的金融管理机构、经济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和金融企业的8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金融体制改革、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宏观调控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就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作一综述。
一、当前金融形势的判断、金融风险的严重性和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与会者对我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的严重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戴根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高级经济师）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这种金融风险主要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考虑的，即整个金融体系是否会发生货币金融危机问题，而不是教科书上讲的金融企业的经营风险问题。这是对我国近年经济运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这几年经济增长很快，主要是靠贷款支持的。金融资产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实质经济增长。这既是金融深化的标志，也反映了我国金融虚的增长太快，所以带来银行不良资产上升，一些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中央抓了几件事，强调把不良资产降下来：连续3年亏损行长要让贤， 使银行贷款比较谨慎。1993年非法集资很严重，中央抓得早，避免了出阿尔巴尼亚那样的问题。近年出现的内外勾结的金融诈骗问题也十分严重。如果金融出问题很可能中断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于祖尧（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认为，我国目前的财政金融形势并不乐观，不是一般的金融风险问题，而是潜伏着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目前市场的稳定主要靠民心，靠政治来保证，缺乏稳定的体制保证。改革以来连续18年的财政赤字，到本世纪末也难达到平衡。长期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将使经济的稳定十分困难。银行巨额的坏帐能收回多少？目前迫切需要制定反金融危机的对策。王华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认为我国存在系统金融风险导致支付危机的可能性，主张建立存款保险的安全网络，以防范这种金融风险。墨西哥的金融危机为货币危机，我国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为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内控机制不健全，非法集资，金融秩序混乱，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严重，都可能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盛松成（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教授）则认为，我国20%的坏帐率虽然很高，但并不如西方那样可怕。它已被我国的通货膨胀和企业的商品滞销消化掉了。问题在于这个帐是算在银行头上还是算在企业头上；是通过企业破产部分收回，还是永远把它摆在那里。现在的坏帐率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曾令华（湖南财经大学教授）认为：（1）不管是从对外还是对内金融活动来看， 货币金融危机在中长期的可能性都不大。泰国金融危机的环境与我国完全不一样。我国人民币没有与美元挂钩；我国外贸是长期顺差；人民币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可防止外国短期投机资本在我国的活动；房地产投机1994年得到制止，金融监管加强，因此我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2）我国金融机构产生支付危机的可能性比不产生的可能性要小， 我国银行负债在中短期内是否会发生大的波动取决于通货膨胀和政治稳定。现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很好，政治稳定，发生支付危机的可能性较小。
二、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改革的深化
戴根有认为，要防范金融风险首先必须深化企业体制改革，改变企业融资结构，将直接融资渠道打通，将大风险分散为小风险。从“十五大”报告看，这个问题基本可以解决了。但必须注意防止走到另一极端。其次，中央银行要加强金融监管；商业银行要加强内控机制，减人增效。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将由几家大的银行和众多小的银行组成，相辅相成。尽管金融自由化是当今世界潮流，但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还未达到那种程度，分业经营仍是必要的。这是防止金融秩序混乱的经验总结。该管的仍要管，资本市场的开放不能太快。有人建议B 股市场对国内居民开放。这在目前是不适当的。日本金融目前尽管很开放，但它仍留有采取紧急避难措施的机制，以恢复对经济的控制。王华庆认为，B 股市场是离岸市场，不能与在岸市场混合。泰国这次的金融危机就是在二者混合的情况下，外国投机者从离岸市场低利借入泰铢购买美元开始炒作的。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不宜对居民开放B股市场。
于祖尧认为，研究我国改革问题不能不考虑我国与苏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不同的特殊背景，我国经济面临三重转型：（1 ）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2）二元结构向现代化的转型；（3）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否则，我们的政策指导就会失误，要嘛守旧畏难，固步自封，退回计划经济去；要嘛就拔苗助长，照搬西方；要嘛就陷入盲目性，走一步算一步。我国搞市场经济是在理论准备不成熟不充分的情况下开始的，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因而要求理论家多做研究，多做宣传。现在金融改革和经济改革都到了关键时刻，其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把市场化的改革完全交给市场。但目前庞大、低效的官僚机构又不能担此重任。因此，如果不在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上动真格，金融改革就很难取得大的成效。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认为：（1 ）改革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从消费性收入向收入资本化转变，这必然要求金融资产的多样化；（2 ）发展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风险比传统的间接融资风险低；（3 ）整个体制改革变动的背景将支持证券市场的发展，股份制改革是其重要形式；（4 ）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配置格局和宏观经济背景也可支持证券市场的发展，由此证明资本市场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他还认为，我国的金融体系存在公认的缺陷，对商业银行体系的过于倚重，使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形成一种天然屏障，必须塑造二者直接融合的构架。不能期待证券公司代替投资银行，证券公司难当资产重组的重任。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将我国的金融改革与独联体国家的金融改革进行了比较，指出独联体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经营成本低，发展速度快，国家很小，银行数量却很多，经过市场的筛选，剩下少数效率高的。我国金融改革进程较慢，居民存款过于集中在国有银行，使金融风险加大；资本市场的改革应解决资源配置问题，造就更多更有效率的机构投资者，而这在目前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张亦春（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认为，要控制风险向银行的集中，必须明确界定财政与金融的职能。规范有效的财政制度环境是控制国有商业银行风险集中，构建新型银企关系的基本前提。优化资本结构，推进国有企业债务重组，实现存量合理化和增量优化的良性循环；培育、发展和规范资本市场，推进融资机制市场化，确立市场金融主导型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是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
三、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效应的改善
戴国强（上海财经大学财金学院教授）回顾了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指出这次调控具有三个特点：（1 ）货币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2）注意了控制需求与促进供给相结合；（3）注意提高调控的艺术性，所制定的政策较好地利用了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注意了总量与结构的协调，时机与力度的配合，从而加强了中央银行在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新情况下的新问题主要是金融风险增大。
易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认为，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汇率并轨是一奇迹。去年“贷款通则”实施以后，银行开始惜贷，宁愿将钱存到中央银行也不增加风险大的贷款。这使专业银行长期的贷差向存差转变。这反映商业银行的行为发生了较大变化，人民银行监管水平有很大提高，宏观调控逐步从主要靠行政手段向法律和经济手段转变。这说明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金融宏观调控水平已有很大提高。问题主要是银行呆帐比率较高，国有企业是一死结。
陆世敏（上海财经大学财务金融学院教授）认为，近年来我国的宏观调控传导机制发生了较大变化：过去主要通过货币供给和利率，现在商业银行改革，贷款更加谨慎，需要贷款的企业效益不好得不到贷款，效益好的又不要贷款。货币供给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金融资产价格仅有股票放开，利率调整对企业不会有多大影响，主要影响储蓄和股票价格，全民炒股。宏观调控应该考虑这种传导机制的变化。
陈学彬（上海财经大学财务金融学院副教授）通过对非对称信息与政策信息披露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机制分析，指出信息的非对称、公众的学习过程和货币政策制定者的信誉损失是制约货币政策行为与效应的重要因素。信息的非对称降低了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倾向，但也增加了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要改善货币政策效应，提高宏观调控效果，中央银行应立足长远，力戒急功近利；经常小幅微调，避免政策急剧多变；努力改善操作技术，提高货币需求预测精度和货币控制精度；讲究信息披露艺术，正确引导公众预期。
四、资金投向调控和产业政策取向
与会者还对宏观调控与资金流量和投向问题，鼓励消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问题进行了讨论。马强（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研究员）认为，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不能就事论事，仅就某个地区的问题来讨论，而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资金的流量和投向问题。上海近年的资金投向已出现两个变化：对农业和商业投入加大；对支持中小企业并购和搞活企业投入加大。对当前出现的银行惜贷，企业资金紧张问题要正确看待：（1）不必照顾所有的企业；（2）改革是有代价的；（3 ）改革只能首先解决主要问题。陈学彬认为，资金投向不仅有地区投向问题更有产业投向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必然投向收益好的地区和行业。80年代流通领域收益高，物质生产部门收益低，结果是“全民经商”，90年代经商也不行了，而炒股票、期货、债券收益高，资金都流向这些行业。个人、企业、银行都用大量资金炒股，结果金融资产膨胀，物质生产部门却得不到应有的投资。股份企业发行股票筹到资金也不用于生产，而是投入股市，这不能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能导致泡沫经济。改革以前过于强调物质生产而忽视非物质生产，改革以来又出现了过于强调第三产业而忽视物质生产的倾向。这都有失偏颇。我国应该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鼓励物质生产的发展，限制金融行业的过度投机。王利民（《经济研究》编辑部副主任）、戴根有认为，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资本利得税有利于抑制金融业的过度投机。吴晓求则认为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对其发展不利；征收资本利得税将鼓励消费，不利投资。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认为，金融风险与宏观经济形势紧密相关，特别是产业结构问题。泰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产业问题上。有效需求不足是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汽车工业无法大规模发展；住房问题在短期也难以解决；农民无法仅靠农业进一步致富，企业剩余生产能力不可能依靠农民来消化。如何刺激有效需求甚为重要，一定要有好的产业政策。
五、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风险比较及存款保险机制建立问题
与会者在肯定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重要性的同时，指出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风险要有正确认识，不可失之偏颇。易纲认为，在目前各地大上股份制时更有必要反思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风险问题。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密西根认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风险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体制变化快、内部人控制严重，间接融资的风险较低。而米勒教授则认为，直接融资虽然信息成本较高，但信息可靠，不存在象银行官员与企业勾结而导致的信息不可靠问题，因而风险较低。因而，二者究竟谁的风险低，并无定论。
袁志刚认为，改革以来企业资金来源经历了从“吃”财政到“吃”银行，再到“吃”证券的转变。前一转变无疑是一进步，后一转变的效果怎样还“吃”不准。政府推动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的动机是想解救国有银行，使老百姓由债权人变为股东，分散银行的风险。通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效益变好，股民将不断进入；如果企业效益好， 100%的负债也不成问题，如果效益不好，连从银行贷款相对较低的成本都付不起，证券市场融资的较高成本就更付不起。股民不进入，股市就会出问题。上市公司应该是效益好的公司。张庆渭认为，金融风险不仅银行有，证券市场也有。目前谈金融风险偏重于银行而忽略了其他。
王华庆认为，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必须改善宏观金融环境和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存款保险的安全网络，尽量减少金融机构的破产。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美国战后无金融危机（支付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体系。中国在此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资本和货币市场可能出现金融风险问题，因而必须为之编织一个安全网，让这种非常敏感的社会性很强的存款机构在这个网内，而不是将其（面临的风险）完全推向存款者和投资者。这也是政府和监管者的责任。戴根有提出，对存款保险问题国内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国有银行暂时不能搞，信用社和其他银行应先搞；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是一种歧视。王华庆认为在现有体制下国有银行暂不宜进入，因其仍为国家独资，资产存量风险大，并且还有政策性业务。首先进入存款保险体系的是风险较大的其他银行和信用社。分两步走，不存在歧视问题，这是一种监管。易纲则认为，存款保险的要求对所有存款机构应是一致的，存款机构风险等级的差别可从收费差别上体现，不能先搞一块，后搞一块，否则就乱了，并且存款保险是政府行为而非保险公司行为。
六、市场深化中民间金融业的发展及其他
史晋川（杭州大学金融与经贸学院教授）等以浙江路桥城市信用社为例对市场深化中民间金融业的兴起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我国民间金融业的兴起，其制度需求源自经济的市场深化，尤其是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制度供给则是政府为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目标的策略选择。路桥信用社的成功，在于经营机制的转换：寻求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有机结合，基本实现了员工目标与信用社自身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激励相容。时至今日，无论是机构覆盖面、服务领域和资金实力，民间金融机构都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金融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其发展也面临不少问题：业务发展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多数机构规模较小，抵御风险能力差，经营管理方式落后等。要鼓励其发展，政府应允许其跨行政区域发展，使其在自愿基础上通过收购和兼并扩大经营规模，通过优胜劣汰过程来达到银行业内部规模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
与会者对金融风险的度量问题和理性与非理性分析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张尧庭（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认为，讨论金融风险首先要解决风险的度量问题。现在大学缺乏一门基础课程：度量课。经济学将风险视作一种效用或损失，但并非所有的风险都能用效用来度量。即使能用效用来度量风险，其效用函数的选择也要慎重。人在进行决策时并非都是理性的，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定导致其模型结论脱离实际。王闻（南开大学国经系）从基本的噪声交易（非理性交易商以噪声而非信息为基础进行的交易）模型出发，分析了噪声交易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他认为，我国股市中噪声交易商过多，导致股市的有效程度不高和风险过大。60年代出现的理性预期分析对宏观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80年代出现的噪声交易理论把视角转向非理性的分析，必将改变经济学家的思维，对金融和经济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与会者还对货币替代理论、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逼近理论、利率期限结构理论的最新发展、银行资产定价问题、金融风险的法律控制问题、完善中央银行金融监管体系问题、建立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保险公司的风险防范问题、现代银企关系模式特点和市场化银企关系的塑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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