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分类观念与中国学术分科之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中国论文,观念论文,特征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分科观念和学科门类，是晚清时期受西学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古来没有分科观念？是否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学术分科体系？这是考察近代学术分科问题之前必须弄清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亦无专文系统阐述。本文通过对先秦时期的分科观念及学术分类体系的初步考察，力图弄清中国传统学术分科之基本特征。
一
“分”、“别”、“类”之观念，是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出现而产生的。按照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分，别也。从八刀。”[1]（P48）分，指分别。这是秦汉时期对“分”的理解。在先秦典籍中，有关“分”、“别”的记载也较多。如“……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
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1]（P753）
春秋时期，有关“分”、“别”的记载更多。《论语·微子》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此处的“分”，指分别。《礼记·曲礼上》：“很毋求胜，分毋求多。”此处的“分”指分理财物。“分”之概念在战国后期典籍中频繁使用，说明“分”逐渐成为普遍观念。《荀子·天论篇》曰：“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这实际上有了“天人相分”思想。作为名词的“分”，指贫富、贵贱、长幼等社会地位差别，即“名分”。《韩非子·扬权篇》曰：“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将“名”与“分”区别开来，“名”用以确定事务的绝对位置，“分”用以确定事务在现实中的相对位置，表明“分”之概念更为细致，其外延也愈来愈大。“分”可以组成众多相似的概念，如与类、科、条、目、列、道等“类名”相连，组成分类、分科、分条、分目、分列、分道等，均表示“分别”。
“分”之观念出现的同时，“类”之概念亦相应出现。《说文解字》对“类”之解释为：“类，种类相似，唯犬为甚。”[1]（P476）这是“类”之本义，引申为“善”。
在先秦典籍中，“类”之观念出现得较早。最早的“类”，指“族类”。如《左传》成公四年载：“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曰：“有教无类”。这里均指“族类”。
春秋时代，“类”之内涵逐渐演变，开始从“族类”扩展为逻辑上的“类名”。《说苑》载：“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2]孔子此处所谓“物类”指的就是逻辑意义上的“类名”和“类别”。
到战国后期，“类”之观念已经相当发达，除仍然作为“族类”外，已经作为逻辑上的类名频繁使用。如《荀子·修身》曰：“人无法，则伥伥然；犹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此处所谓“类”显然也是指“类名”。《公孙龙子》载：“与马医鸡宁马。材不材，其无以类，审矣！举是乱名，是谓狂举。”[3]此处的“类”不仅指逻辑上的类名，而且“类”已经作为分别外物的标准，强调分类标准的一致。秦汉以后，“类”之观念及用法更为通行。刘向论“乐”时曰：“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2]它与“分”之概念连用，构成认识外界事物的工具。
与“类”相似的类名，还有“门”、“科”等概念。许慎《说文解字》云：“门，闻也。从二户象形。”[1]（P587）门、户为同义词，原指“门户”，后来引申为“门类”，与“类”引申为“类名”相似。与“分”字连用为“分门”，与“分类”、“别类”同义，均指“门类”。但在先秦典籍中，“门”作为类名尚较少出现，秦汉以后才普遍使用。
“科”之概念在先秦开始出现，但并不普遍运用。按照《说文解字》解释：“科，程也。”[1]（P327）科的本义为“程”，与“条”、“本”、“品”一样，同为类名。《论语·八佾》云：“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此处所谓“科”，指“科”的本义“程”、“段”。“分科”一词与“分类”、“分门”相似，但在先秦时并未联用。
可见，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分、别、类、科等概念已经出现，分类、分别观念也较为普遍。先秦时期“分类”观念之产生与发达，与社会分工的出现及逐步细化密切相关。有了社会分工，便有了各职其司的百工，百工各司职守，便导致分工明确化。只有当学术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出现后，才谈得上学术分类及学术分科。正是因为有了“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4]（《荀子·礼论篇》）才有专门掌管典籍的史官及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周礼》对百官“分职”作了详细规定，其中论到“史官”时曰：“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之四方。”“小史掌邦国之志。”可见，西周时已有外史与小史、内史的专业分工。殷周之际开始有了约略的分类观念，并运用到典籍目录上了。《尚书·尧典》上所说的尧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定四时成岁”，是“依时”分类的体现；舜命伯禹、弃、契各司庶务，是“依事”分类的开始。《尚书·洪范》所分的“九畴”，显然是一种分类法。
殷周时代关于事物分类的观念既然产生，那么作为知识分类的学术分科，自然随之而生。《周易》上关于“道器”的分别，便是较早的学术分类。《周易·系辞上》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根据“形上”与“形下”的分类标准，将知识类分为“道”和“器”，这不仅是“道术”与“方术”的区别，也是后来“学”与“术”的分别。这种“道”与“器”的分别，对于中国古代知识系统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先秦时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古代典籍名称，还是学术类名？历来争议颇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均为古代典籍的名称，而非学术类名。姚名达则认为，这些有数码的名称是“类名”而非典籍名称：“著者则以为既有数字，必为书名而为类名，如后世之合称《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艺》，诸子为九流之例。倘此说不谬，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为楚府藏书之分类名称”。[5]（P30）这就是说，它们不仅仅是典籍名称，而且同时是“类名”。
从古代其他文献典籍记载来看，姚氏之说并非没有根据。三代之前已有所谓五典、六典者，它们均为藏书的类名，不仅仅是典籍名称。
如果进一步梳理古代历史文献，则可以发现，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为典籍分类者，并非姚名达之发明。南北朝时的阮孝绪在《七录序》中说：“非夫丘、索、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6]（P176）将三代的丘、索、坟、典，与春秋时的诗、书、礼、乐并称，实际上已经认定它们均为典籍类名。
在“学在官府”、“学术专守”的殷周时代，主要的学术门类便是所谓“六艺”。“六艺”之名，始于《周礼·地官》，最初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也是当时流行的六种学术。春秋时代，六艺的内容逐渐演变为诗、书、礼、乐、易、春秋，成为六种古代典籍的传授和研习。章学诚曰：“六艺非孔子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7]（《原道》）这就是说，六艺是“周官之旧典”，是当时周官职掌的六种知识门类，即当时流行的六门学科。对此，近人杜定友也指出：“六艺之名肇于周代，卿大夫设六艺以教万民，有五礼之义，六乐之歌，五射之法，五御之节，六书之品，九数之计，而刘《略》一变而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夫刘氏去古未远，而六艺之名已不复旧观，此学与书之不同也。”[8]（P1）这实际上揭示了“六艺”内容之演变：殷周时代“六艺”是指六门学问（学科），秦汉以后“六艺”变成六种古代典籍。
孔子删改“六艺”，实际上是指对古代《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古代典籍的整理，使之成为六门知识学科的教材。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六艺”，也是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种古代典籍。
殷周时代的“六艺”是当时流行的六门学科，是无疑义的，那么孔子删改后的“六艺”，仅仅是六种古代典籍，抑或同时是六种学术门类？从《孔子家语·问玉》所谓的“《诗》教”、“《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3]来看，显然不仅仅是六种典籍，而且同时是六种学术门类。对此，近人刘国钧根据近代分科观念反观“六艺”时，断定先秦时的“六艺”，是六种分科性学问，相当于近代意义上的六种学术门类：“所谓六艺，犹夫六学科也，故同性质书，皆可列入。”[9]
“六经”一说源于战国时期。据《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曾对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熟知其故矣。”[10]这是古代典籍中最早将“六艺”称为“六经”的文字记载。“六艺”到战国后期开始称“六经”，到汉代逐渐演变为汉儒专门研习的“经学”。
“六艺”为何逐渐被尊为“六经”？章学诚认为，“六经之名，起于后世，然而亦有所本也。”所本者何？他解释曰：“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以其出于官守而皆为宪章，故述之而无所用作；以其官守失传而师儒习业，故尊奉而称经。圣人之徒，岂有私意标目，强配经名，以炫后人之耳目哉？故经之有六，著于《礼记》，标于《庄子》。损为五而不可，增为七而不能，所以为常道也。”[7]（《六艺》）所以，“官守失传”与“师儒习业”，是“六艺”成为“六经”之关键所在。
同时，“六艺”之所以被后世学者尊为“六经”，还因其具有重大的社会教化和知识功用。《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种典籍，各有功用，缺一不可，《史记·滑稽传》载：“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六艺虽为六门学术，但其精神是相通的，是从六个方面体现先王之“大道”。对于六艺的“大道为一”观念，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多能体悟，并为后来的汉儒所发挥。
二
《汉书·艺文志》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孔子死后，儒家分化。对于战国时期儒、墨分化情况，《韩非子·显学篇》有一段精辟论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11]
为什么儒、墨两家显学在孔子和墨子死后，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分化？唐人韩愈分析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各得其性之所近，举其素昔所诵习而崇仰者，转以授之于其徒。而其所授者，又各有其性之所近，杂然殊涂，久之始各得其所宗。孟、荀之学，后世儒家之二大宗也。虽其学出之于孔子，则固孟、荀之所同矣。孟子之学出于曾子，荀子之学出于卜子。”[12]（P775—776）韩氏的分析颇有道理。实际上，天下道术在春秋以后分为儒、墨、名、道、法、阴阳等“百家之学”，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儒家在孔子死后分为八派，墨家在墨子死后分为三派，也是学术分化的自然现象。这种情况说明，战国时期道术分化是非常剧烈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为后世儒者惊叹的“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的现象。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春秋以后“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学术分化情景。
如前文所述，殷周时代，学在官府，学为官守，道与艺合一；而春秋时代，周室衰微，古代典籍流散民间，私人讲学之风兴起，诸子百家之学勃兴，学术格局及学术形态均发生重大变化。《庄子·天下篇》指出，周王室衰微后，“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长，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庄子此处所谓“一察”之“一”，是指“偏得一术”，意为仅仅得到“道术”的一个方面。这样的术士不是所谓“圣人”，而是“不该不遍”的“一曲之士”。他们“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用以“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称神明之容。”“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内圣外王的“道术”不明，形成了各守一方的“方术”。百家之学兴盛，必然导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0]庄子此处所谓“道术”与“方术”的分别，实际上是先秦学术分化与分科的表现。“百家众技”、“百家之学”，是各得大道之一方而形成的“方术”。
近代学者陈黻宸说：“庄子论百家之学，自墨翟、清禽滑厘以下十一家，不列孔孟诸人。盖以儒家为道术所由着，故于首，备述《诗》、《书》之用。所谓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者，惟儒庶几近之。内圣外王之道，惟儒家或足以当之。其余皆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者也，非所论于道术之士也。”[13]（P415—416）笔者认为，陈氏之论甚为精妙，揭示了古之“道术”与“方术”的区别。
百家之学往而不返，自然形成了持论人人自殊、据理异奔同轨的状况。“人各有学，家各异学”，便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正是在这种“礼乐坏”、“道术裂”的学术分化背景下，才有孔子整理“六艺”之举。司马迁曰：“夫周室衰而《关》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日不知肉味，自卫及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14]（《懦林》）
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后“百家之学”的名称及流派，主要见于《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及《韩非子·显学篇》等典籍中。从目前所存的先秦典籍看，最早揭示天下道术分化并将当时学术分门别类者，乃是《庄子·天下篇》。
庄子分“百家之学”为6派11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者，宋研、尹文闻风而悦之；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寂寞无形，变化无常，万物毕罗，莫足以归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此外，尚有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辩者之徒”。庄子以后，对先秦学术流派进行分类的是荀子的《荀子·非十二子》。[4]
《庄子·天下篇》及《荀子·非十二子》对当时学者分门别派之类分“皆以诸子姓名为标号”，[5]（P66）实际上揭示了先秦时期中国学术分类的明显特征：以研究主体分类分派，以学术观点及内容分类，并非以研究对象为分科标准。
三
近人陈黻宸在阐述中西学术差异时说：“夫彼族之所以强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贵，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我国固非无学也，然乃古古相承，迁流失实，一切但存形式，人鲜折衷，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其穷理也，不问其始于何点，终于何极。其论事也，不问其所致何端，所推何委。”[15]（P675）这段文字揭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有学术分科，但不是近代西方式的学术分科。为什么中国在先秦时期即有学术分类，并且类分观念已经很强了，却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学科？为什么会出现“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的现象？陈氏未作分析，这是笔者所要重点考察与探讨的。
如果按照近代西方学术分科来反观中国传统学术分科，很容易发现：中国的确没有近代意义的以“学科”为类分标准的学术分科。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古代便没有学术分科？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有着一套自己独特的学术分科体系，其学术分科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国学术分科，主要是以研究者主体（人）和地域为准，而不是以研究客体（对象）为类分标准；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古代典籍涵盖的范围内，并非直接以自然界为对象；中国学术分科主要集中在经学、小学等人文学科，并非如近代西方集中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换言之，中国自先秦时期起就有着强烈的学术类分观念，不仅存在着一套不同于西方近代式的分科体系，而且存在着不同于近代学科分类的独特知识系统。
《庄子》所云“道术将为天下裂”，不仅指“学在官府”变为“学散于民间”，而且在于从总的“道术”，分解离析为众家“方术”；由道、术合一，演变为学、术分立；由道术合一并俱备于官府，变为道术分离而为一曲之士所得。庄子所谓的“裂”，意为分化、分裂、分离，是指先王之“大道”分化为百家之学，是道术分裂为各种学派，与后来的按照研究对象和内容所分的科目（即学科）是不一样的。
中国学术重“家学”而相对忽视“科学”传统，显然肇始于先秦学术分类。中国学术自先秦时起，便以诸子的名称命名，如墨学、孔学、杨子之学、老学、庄学等。《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均是以人为标准分门别派。而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及后来的《七略》、《汉志》，正式将先秦学术命名为儒、墨、道、法、阴阳、名等六派、九流、十家。
先秦学者在评述诸子百家之学时，以人“类”学，不加学术专名，如庄子以关尹、老聃为一类而不名“道家”，荀子分墨翟、宋研为一类，慎到、田骈为一类，惠施、邓析为一类，子思、孟辑为一类。自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始有儒家、墨、名、阴阳、道德等学派之专名。[16]（卷30）司马谈继承《庄子》、《荀子》对当时学术门派进行类分的基本标准，以人统学，最早对先秦学术流派“冠名”类分。梁启超评曰：“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檃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17]此处梁氏指出从庄子、荀子到司马谈，皆以学者（研究主体）而类分学术，非以学科（研究对象）类分学者，并肯定司马谈的分类法更为科学、全面。
正因如此，梁氏对司马谈之学术分类极为赞赏：“分类本属至难之业，而学派之分类，则难之又难，后起之学派，对于其先焉者必有所受，而所受恒不限于之家。并时之学派，彼此交光互影，有其相异之部分，则亦必有其相同之部分，故欲严格的驭以论理，而簿其类使适当，为事殆不可能也。谈所分六家，虽不敢谓为绝对的正当，然以此檃括先秦思想界之流别，大概可以包摄。而各家相互间之界域，亦颇分明。”
如果说司马谈仅将先秦诸子分为六家的话，那么到刘歆撰《七略》、班固据此而作《汉志》时，则进一步将先秦“百家之学”分为九流十家：除了司马谈命名之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外，又增加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18]（《艺文志》）九流诸子的出现，是先秦时期道术分裂的结果：“周室既衰，横士塞路。春秋、战国诸子，各负隽才，过绝于人，而弗获自试。于是纷纷著书，人以其言显暴于世，而九流之术兴焉。其言虽歧趣殊尚，推原本始，各有所承，意皆将举其术措之家国天下……第自儒术而外，以概六经，皆一偏一曲，大道弗由钧也。”[19]
近人杜定友在研究《汉书·艺文志》后指出，“班氏以人为部，是未能辨其义也。”[8]（P4）这不仅是《汉志》类分当时学术的标准，而且也是自《庄子》而后学术分类以人为准的普遍现象。在典籍分类标准问题上，素来有“辨义”、“辨体”与“辨人”之区别。所谓“辨义”，是以书籍包含的学术内容作为分类标准；所谓“辨体”，是以书籍的体裁作为分类标准；所谓“辨人”，即是以著者为分类标准。儒、墨、道、法、阴阳、名等，是类名，因主张相同或相似将不同的学者归名为一类，形成一个学派。同一学派，注重的是家法传承，以子承父业、师徒相传为其特征。正因班氏“以人为部”，未能辨义，因此特别注重“家学”、“家法”和“师传”，亦即注重以人统学，以学类书。
中国学术“以人统学”的现象，对中国学术分科体系的形成影响甚大。既然将以人统学、以学类书作为中国学术分科之标准，那么这种分科便不是以研究对象类分学术，而是以研究主体来类分，其研究对象可以是多方面的。以研究对象作为划分标准者，因其对象是固定的，而研究主体是不同的，通过固定的研究对象将不同的研究者（学者）归并到一个学科中，成为“专家之学”，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学术分科发展的方向。以研究主体类分，将不同的学科归并到一个学派范围中，一家一派包容各种学科，注重的是博达会通，研究者须得是“通人”，而非专家，成为“通人之学”，这是中国学术分科的基本趋向及突出特点。前者是以学科类分学人，学人依据学科范围在前人知识积累基础上不断探讨，使“专门之学”愈研愈精；后者以学派包容学科，学人依照前人先师的家法来继承传授继续，“家学”格外发达。
对于中国学术分科的这种特征，近人傅斯年论曰：“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较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弟子之于师，私淑者之于前修，必尽其师或前修之所学，求其具体。……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孳衍发展，求其进步。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西洋近代学术，全以科学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成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20]这段论述，揭示了中国学术分科“以人为单位者较多”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确实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西方学术是不同的研究者（主体），研究共同的对象和领域（客体），形成关于研究对象不同的看法；中国学术则是面对共同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客体），因主体不同而分门别派；西方学术发展为近代“科学”，而中国学术则体现为“家学”。
为什么中西学术有如此大的差别？傅斯年认为，是中国学人“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使然。他指出：“自中国多数学人眼光中观之，惟有己之所肆，卓尔高标，自余艺学，举无足采。宋儒谈伦理，清儒谈名物，以范围言，则不相侵凌，以关系言，则交互为用：宜乎各作各事，不相议讥；而世之号称汉学者，必斥宋学于学术之外，然后快意；为宋学者，反其道以待汉学；壹若世上学术仅此一家，惟此一家可易天下者。分工之理不明，流毒无有际涯。”结果是：“则学人心境，造成偏浅之量，不容殊己，贱视异学。”[20]导致学派间的门户之争。
中国学术以研究主体为分派标准，与西方学术以研究对象为分科标准是不同的。近代西方学术门类均有其固定的研究范围，是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分科标准的，对此，近代学者钱穆说：“西方学术则惟见其相异，不见其大同。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界域各异。自然学如此，人文学亦然。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分门别类，莫不皆然。学亦致用，而所用之途则各异。学亦求真，而无一大同之真理。故西方之为学，可以互不相通，乃无一共尊之对象。”[21]（P202）而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家流派之中，学问可以涉及文、史、哲等各种近代意义的学科。
以《四库全书提要》中的“儒家类”为例，儒家涉及中国古代几乎主要的学术门类。近代目录学家杜友定曰：“窃尝论之，儒为通学之称，儒者所研，必有一得，所谓道之一端是也。儒者所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今日之分科言之，则有属于哲学者矣，有属于伦理者矣，有属于心理者矣，有属于政治者矣，有属于经济者矣。分类之司，将有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乃为得体。如桓宽之《盐铁论》、《黄虞稷》之入史部食货类之类，盖为知本；《四库》以《小学集注》与《朱子语录》并列，《读书分年日程》与《理学类篇》、《读书录》、《大学衍义》、《世纬人谱》诸书杂入儒家，直不知儒者所以为儒为不儒矣。”[8]（P45）不仅儒家包涵有众多近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体现出文史哲不分的“通学”特色，而且诸子百家之学均具有文史哲不分的共同特征，所以将中国学术概括为“通人之学”，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杜定友认为，中国目录学坐于分类标准不统一。他说：“辨章学术，有体有义。而体义以外，有以时次者，有以地次者，有以人次者，有以名次者，但一类之中只能守其一而不能兼其二，而吾国类例有始言体而后言义者，有应以时次而亦人次者，有应以地次而亦体别者，是不知类例之法，岂可与言分类？”[8]（P12）实际上，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目录学所独有，它同时也是中国学术分科之特点，因为在对中国学术分类中，分科标准向来是不统一的。中国学术分科标准，除了以“人”分派外，以“地域”为分门别派标准的现象也是很突出的。以宋代学术为例，其内部分派，以地名或学者来命名者比比皆是。除了所谓横渠之学、明道之学、伊川之学、金陵之学、涑水之学、魏公之学、安定之学、希夷之学、朱子之学、九渊之学等外，还有所谓关学、洛学、蜀学、闽学等称谓。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学术在分科问题上之所以会显示出这种特点，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与中国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是宗法制度的影响所致外，也与中国学者注重考镜学术源流，而不注重学术分科的研究取向很有关系。班固《汉志》序论曰：“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正因中国学术注重考辨学术源流，所以“于诸子各家必言某家者流出于某官，而分类之次第，门目之分配，未尝言之也。”[8]（P13）因此，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里，物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学、诗学、逻辑学等等，已有分门别类著作。但在先秦时期，文史哲是不分家的，虽有各家各派之学，并无各科各门之分。名家与后期墨家略有专业化倾向，但并没有发展为近代意义的专门学科，故《庄子·天下篇》将其统称为“道术”。
正因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所以晚清学人在接受西方分科观念创建中国近代学术门类时，尝试用西方分科观念来反观中国学术，力图发掘中国古代分科性的学术。如姚永朴所说：“吾读《周官》，窃叹当时所以陶铸人才者何其备也。大司徒以六德六行教万民，而师氏又有三德三行，即伦理学也。太卜之三易、太师之六诗、保氏之五礼六乐、外史之三皇五帝书，即经学也。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又掌邦国之志，即史学也。保氏之六书，吾国文字之源也。其所谓九数，即算学也。其所谓五射六驭，亦犹体操也。大司徒天下土地之图，司险九州之图，职方氏天下之图，即舆地学也。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其曰三农生九谷，即农学也；其曰园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泽之材，薮牧养蕃鸟兽，即动物植物学也；其曰百工饬化八材，即工学也；其曰商贾阜通货贿，即商学也；其曰嫔妇化治丝枲，即桑蚕学也。天、地、夏、秋四官，正月之吉县，治教政刑诸象之法于象魏，而州长、党正、族师又以时属民读法，即政治学、法律学也。”[22]（P98）
这显然是用近代西方诸学科来“框”中国先秦百家之学，其附会穿凿之倾向不言自明。这种情况从反面表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与知识系统中，缺乏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中国自有一套独特的学术分科体系。
标签：国学论文; 儒家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先秦时代论文; 读书论文; 春秋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孔子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说文解字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荀子论文; 道术论文; 六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