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伟大时代的变动——评以香港“九七”为题材的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变动论文,题材论文,时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82年年底起，香港进入了一个历史转变期，香港文学从此也迈进了一个新阶段。早在1984年9 月中英两国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之前的4月5日，《中大学生报》与中文大学文社合办过一个《九七的启示——中国·香港文学的出路》座谈会。1985年7月， 香港青年作者协会的会刊《香港文艺》，也制作过《1997与香港文艺》专辑，邀约了20位文坛资深作家发表意见，并以问卷调查、会员座谈、评论与“九七”问题有关的作品等各种形式，深入探讨香港文学艺术与“九七”之间的关系，打破了香港文坛对“九七”问题沉默寡言的局面（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期间，香港许多团体都发表声明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唯独文学团体鸦雀无声），首次公开触及“九七”这一敏感话题。其中吴萱人《近乡情却怯》的发言颇具代表性。他说：“两岸同行的奋斗，是要我们支援响应，延伸影响，而不是轻说浅唱，以之为异象去卖文换钱，垫高身价。香港文学的创作路线，一定要介入中国的命运，一定要喊出中国的未来，一定要赴汤蹈火，然后才有机会飞出凤凰。没有疏离于中国的香港文学可以独存。”（1）
结束一个半世纪米字旗升的耻辱历史，把割让与租借出去的岛与半岛在“一国两制”前提下缝合回母体，这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但事情是复杂的。虽是天经地义的回归，但鉴于殖民地教育，有相当一部分香港人均缺乏民族意识，一谈到政治问题必打上某种烙印，比如谈及“九七”问题便认为这是一种阴影，是什么“大限”临头，感到恐惧或无所适从。这种缺乏民族心理的状态，在一些作家的笔下得到真实的表现。在短篇中最早接触“九七”题材的是刘以鬯《一九九七》（2）。作品反映了中产阶层对前景的态度。那时中国刚开放不久，一些市民对未来缺乏信心。小说主角吕世强便有这种心态。作为一个值二百多万元的小厂老板，当他一大早看到报上特大标题“将来香港九龙新界/ 一如深圳成为特区”时，面有难色，举止反常。他不了解“九七”后的香港不会等同深圳，因香港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便由此动了举家（包括情妇和私生子）移民的念头。可当他用炒股的方式使薄弱的资力膨胀起来时，等待他的将是失败的命运。他因而不断借酒浇愁，最后死于车祸。作品批判了商人投机心理，不赞成用侥幸心理的方式去解决眼前困难，同时也委婉地讽刺了那些不负责任的传媒误导读者所造成的严重的后果。
叶娓娜的《长廊》、陶然的《天秤》也是以“九七”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主人公的出路亦离不开移民。其中《长廊》中张以良是位中学教师，他在太太的帮助下成功地向加拿大移民。作品批判了某些知识分子性格软弱、自私利己的性格。《天秤》的主角是广告公司的职员杨竹英，为了移民竟不择手段，宁愿甩掉年轻有为的黄裕思而和庸俗的连福全结合。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有所创新，不似《长廊》用过于单调的“他”作叙事角，在结构上亦有可取之处。
也斯是一位不满足记录生活的作家。他的《神打》（3）， 写一位青年人读了武侠小说便模仿小说中的人物去练“功夫拳”、“隔海发功”，以至认为“到了九七就刀枪不入，什么也不怕了”。作品通过这“不怕”的自白反讽他心中对“九七”的恐惧，生动地表现了另一类香港青年由于受了不正确的教育产生的“恐共”心理。
长篇小说篇幅大，人物众多，香港作家充分利用它的长处反映“九七”前夕的香港人情世态。“绿印作家”白洛的《福地》，描写了商界在“九七”前夕为香港前途担忧的种种现象：有的把资金从本港转移到国外；有的人虽想走但又留恋香港的生活方式，陷入极度的矛盾中；有的人则对未来充满信心，为回归努力作贡献。作品围绕着张氏国际公司的老板和他儿子的事业矛盾展开，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陈浩泉的《香港九七》（4），将政治事件与爱情纠葛穿插起来， 其中把赵敏小姐由香港移居英国到放弃这个念头的过程写得很自然。作者借留英学生唐明森的口表达了作品的题旨：“我想，对香港的前途问题，香港人过分的惊慌了。香港终究是要回到中国的版图上，这是无可改变的现实，香港人不能不面对这个现实，逃避、惶恐都是无济于事的。把希望寄托在英国人的身上，那更是无知。”这不是说教，而是情节发展的必然和人物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因而使人信服。
目前已回加拿大故里的梁锡华，他在香港工作期间写的两部长篇《头上一片云》（5）、《太平门内外》（6），也很有影响。其中《头上一片云》亦是将爱情与“九七”问题交织起来写。所不同的还加上了香港常见的基督徒反应。作品在描写丁慈基的移民悲剧，嘲讽卓警凡“假离婚”的移民手段和移民动机时，流露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太平门外》则比较了中西不同社会制度的优劣处。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移居加拿大还是回中国定居，均感到“世界上，安乐土似乎是没有的。”作者劝人们丢掉幻想，面对现实。结尾一段文字，可谓是“编筐编篓全在收口”上！
“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郁达夫的呼声，也成了永佑的呼声。是的，普世的中华儿女，都在喊都在期望真正的太平门是在故国之内，不在万里的海外。
作者继承五四文学的传统，让人物发出感时忧国的心声，使这篇小说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得到了较好的结合。
在中篇小说方面，季子写于八十年代前期的《一九九一》，是写实小说与幻想小说的混合。为了预测香港的未来种种变化，作者写了海外成立的帮助中国现代化的SRA银色革命博览会，还有什么新工会派、 港独团体，给香港人未来避难的南太平洋上的喀里多尼亚岛……。作品用寓言手法写1991年大陆发生政变，军委副主席被捕，影响了大陆原先制定的对港政策，致使香港社会一片混乱。作品政治意识特别强，作品由恐惧到仇视“九七”回归题旨在世界大厦被炸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是一篇不利于香港平稳过渡的作品。1995年，《亚洲周刊》征文中还有一篇获三等奖的寓言小说，写支持大陆动乱人士在“九七”后的不同遭遇。作者错误地同情这些所谓“民主人士”，同样不利于香港的安定繁荣。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台湾的“九七”文学。台湾文艺界，对香港的前途非常关心，这是人之常情。但也有一些人不怀好意。在《香港文艺》举办的“九七文学”座谈会上，何良懋就谈到一本叫《香港最后的一程》作品，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香港成就的嫉妒（或羡慕？）。作者认为“九七”是香港的最后一站，意思是说香港“九七”后必成为空港、死港。这书从题目到内容正如何良懋所说：“无疑是国民党反共的表现”，“这种心态对香港人并不公平。”（7）
另一位台湾作家郑清文在台湾《联合文学》写过一篇《龙狮拱珠旗》（8）的小说。它以“九七”问题为背景， 写一对老年英国夫妇对香港的无奈和怀恋，小说一开头就咒骂香港，把香港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归咎于“1997的大限”。正如一位香港作者所反驳的：“这是什么逻辑思想！九七居然能影响到机场放错行李和的士兜圈，也只有郑清文才想得到”（9）。由于郑清文搞主题先行，故作品中多有歪曲现实之处， 如把高度现代化的香港写成丑陋不堪，连旅馆都破烂不堪，缺乏起码的设备，并认为新加坡的新式酒店比香港的旅馆好多了，暗示新加坡是香港“九七”以后的最佳移民地。这篇小说艺术上也很粗糙，写得不像小说倒像游记或随笔。
在“九七”将临的香港文坛，以“九七”为题材的小说越来越多。这些小说，不论是采用传统手法还是现代手法、超现实手法，不论是喜剧结局还是悲剧煞尾，它们均具有下列特点：
一是把香港命运与中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的命运和中国命运本来就息息相关。但1949年后香港作家写中国的作品，大都是以“难民”身份写所谓“家亡国破”之恨。七十年代末写的作品，则是暴露十年浩劫的黑暗面。而现在香港作家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中国，均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中国人身份，多了一份投入和承担，“有可能补救香港文学精巧有余博大深厚不足的弱点”。（10）
二是这些作品均有时代精神的投影，与那些写风花雪月或身边琐事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像梁锡华的《头上一片云》，比作者过去写的长篇小说《独立苍茫》在思想容量和艺术空间上均有极大的拓展。作品不再囿于个人生活领域，而利用卓博耀的一举一动去写时代的变化。作品的情节也随着局势的转变而发展。作者无论是写宗教信仰还是写婚姻爱情，人物身上都流动着时代投影。白洛的《福地》，写的是牵动香港社会的重大题材。由于作者敏感地捕捉了变幻莫测的眼前生活，且能从大处着眼，故使人感到小说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情趣。
三是政治意识的强化。香港作家的文艺观，相对而言，大都比较个人主义，强调作品的艺术性，注意形式技巧的创新。而最近出现的描写“九七”题材的作品，不再像过去有些人认为那样凡政治均是肮脏的，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政治冷感不再出现，专写欢场女子、婚外情、同性恋的作品在减少，政治分析与社会分析的能力在增强。作家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忧国忧民。
这里的政治意识虽不乏有“恐共”成分，但并不严重。至少露骨的反共小说，只是个别现象。多数、主流是好的，是有利于香港读者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
多年来，人们一直盼望着香港出现反映伟大时代变化的作品。“九七”题材，无疑给香港作家担负起历史使命提供了一个机会。能否出现思想内容更深刻、艺术手法更娴熟的表现香港人对未来前途看法的作品，就看作家们的努力了。
注释：
（1）（7）《九七与文学》，《香港文艺》第5期（1985年7月）。
（2）台湾，远景出版社1984年版。
（3）也斯：《布拉格的明信片》，香港，创建出版公司1990年版。
（4）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版。
（5）曾在香港《星岛日报》、美洲《世界日报》连载， 后由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5年出版。
（6）《星岛日报》1990年11月至1991年11月21日连载， 作者署名为侯智潢。
（8）《联合文学》1986年4月号。
（9）徐行：《令人失望的九七小说》，《香港文学》1986年第6期。
（10）王仁芸：《1997与香港文学》，《香港文学》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