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诗中“适”的意义——以诗语史的独立性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中论文,白居易论文,意义论文,独立论文,性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序论
众所周知，白居易诗歌中有“闲适诗”一类。它与“讽喻诗”一起，作为白诗自身价值之所在，可以说正如近年来的相关论文所指出的那样，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本人认为，这类“闲适诗”的抒情和说理，实际上构成了白诗的最基本要素或特质。拙文拟从词汇史——特别是从诗语史的角度来考察构成白居易“闲适诗”思想感情基础的“适”的用法，以及白诗中“适”的种种意义。同时，愚以为，通过探究白诗中“适”字的种种用法，明确其无论是历时性还是共时性都具有的鲜明的独特性，就更能准确地把握产生这种独特性的白居易的体质、心性及孕成“闲适诗”的必然性诸问题。（本文所引诗以“那波本”教材为底本，异体字和明显的错误，据别本改）。
（二）白诗中“适”字运用的概况
无怪乎白居易要将自己的诗作分出“闲适诗”这一类别并说明其特色。白居易在这类诗作中用了很多“适”字。其吟咏方式概而言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从生理和身体的角度来吟咏“适”。具体说来，就是很多表现“身”、“形、”“体”、“足”、“口”等的“适”的内容。如关于“身”、“足”的二例：(1)身适忘四肢，心适忘是非。（《隐几》）(2)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三适·赠道友》）关于“形”的一例：(3)形适外无恙，心恬内无忧。（《新沐浴》）关于“体”的一例：(4)或行或坐卧，体适心悠哉。（《立秋夕·凉风忽至……》）关于“口”的三例：(5)箸箸适我口，匙匙充我肠。（《饱食闲坐》）(6)止于适吾口，何必饮腥膻。（《夏日作》）(7)有食适吾口，有酒酡吾颜。（《闲题家池，寄王屋张道士》）
第二是从精神的角度来吟咏“适”。具体说来，就是大量表现“意”、“心”、“性”、“情”、“中”……的作品。如关于“意”的三例（也包含“不适意”的表达，下同）：(8)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适意·其一》）(9)安身有处所，适意无时节。（《偶作·其一》）(10)但问适意无，岂论官冷热。（《再授宾客分司》）关于“心”的二例：(11)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犬鸢》）(12)心不择时适，足不拣地安。（《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关于“性”的二例：(13)厚薄被适性，高低枕得宜。（《晏起》）(14)飞沉皆适性，酣咏有怡情。（《春池闲泛》）关于“情”的二例：(15)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谕亲友》）(16)不独适情性，兼用扶衰羸。（《对酒闲吟，赠同老者》）关于“中”的一例：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负冬日》）
例(8)诗题是“适意”，诗中是述说“心适”。(9)(10)的“适意”，(11)(12)的“心适”，(13)(14)的“适性”，(15)(16)适情（性），(17)的“中适”等例，各自的诗语（当然包含平仄相异）都选择了独特的语义和语感。但由于身体的“适”与精神的“适”二者具有很大的共同性，因此，如果将其位置互换一下，在形象上也难以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里更应指出的是，有关精神的“适”的用例比以身体为基点的“适”的用例明显地多。探究其原因，恐怕是“适”的观念虽然与身、心都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白居易最终体验到的“适”，还是以精神为基点来表现更相宜些吧。这样，“吾亦适所愿，求闲而得闲”；（《小阁闲坐》）“所乐虽不同，同归适其宜”；（《咏所乐》）“人生在其中，适时即为好”（《老逸》）之类与“愿、宜、时……”等相关联的各种“适”，我们均可视为是以精神为基点的“适”来确切地理解与把握。
但是，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以身体部位为基点的“适”是次要的，可以忽略的，身体的“适”作为产生精神的“适”的重要前提或条件，理应受到高度的重视。例如：“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咏怀》）诗中表现了“身心闲适”状态的实现，首先是从身体部位开始的。又如“睡适三尸性，慵安五藏神”，（《感事》）诗中说明了好的睡眠把心中的三尸（三虫·三彭）的“性”也被“适”占住了，使其忘却了向天帝进献谗言。强调了睡眠这种生理现象对精神的巨大影响力。而对身心的“适”的平行性、共存性，则进一步用“三适合为一，怡怡复熙熙”等诗句进行解说，清楚地阐述了那种境界。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可以确认白居易在诗中对“适”的渴望与重视是极为明确和自觉的；其次，从中可以探究出白居易诗中“适”的境界，在思想史或文学史（特别是诗语史）上形成的渊源。
（三）《庄子》和《吕氏春秋》中的“适”
在思想史的文献资料中，“适”字的适用和境界最受重视的恐怕要数《庄子》。在《庄子》里，关于适的最重要论述是在《外篇·达生第十九》临近结尾处，论述“公倕”（舜的巧匠）的技法和与之并列的“忘适之适”这一段。
(1)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几句稍微费解些，众说纷纭。但从整体上来理解，“适”的境界还是阐述得很明确。即忘了“脚”的存在，正是“履”很适合于脚，忘记了“腰”的存在，正是“带”很适合于腰。同样，忘记了“智慧”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心”对于认识对象处于“适”的状态……，从这种“适”的状态开始，对一切场合的“适”，正是“忘适之适”的境界。这里，作为价值追求的“适”的极致就是追求那种意识不到的“适”的境界。在《庄子》里，虽然有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但是“适——（心身性的）没有不舒适的感觉”这一论述，就是在今天也确实仍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下面想以上述内容为基准，把《庄子》一书中“适”的主要用例，按内篇——外篇——杂篇的顺序列举出来，以把握其大要。
(2)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内篇·齐物论》第二）
(3)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内篇·大宗师》第六）
(4)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外篇·骈拇》第八）
(5)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夫不可损益。……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所谓条达而福持。（《外篇·至乐》第十八）
(6)子审仁义之间，察同异之际，观动静之变，适度与之度……而几于不免矣……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忠贞，以功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杂篇·渔父》第三十一）
(2)是在梦中化为蝴蝶的庄周所欣赏的一种境界，称作“适志”。(3)是对自古以来被称为廉洁之士的批判，认为他们都是被人驱使，为他人而劳碌，为了别人的“适”而不追求自己的“适”的人。(4)是提出了在不追求自己的“适”这一点上，伯夷和盗跖是相同的这一极为偏颇的观点。(5)是说明人有各自既定的命运和“适切”的身体，这些是难以改变的。名和实也应该是确切相符的。(6)是阐明孔子虽然在与人交往时很注意接受的适度，他仍难免别人的非难，以及侍奉父母要注重“适。”
以上都是围绕着重视“适”的境界而立论的部分。连同他处所见的“适”的个别用例，可以说，《庄子》（从读书史的角度看）一书在对“适”的关心、重视方面，显然是起到源泉作用的。惟其如此，《庄子》一书中虽未用“适”字而描述“适”的境界之处也不少见。有以“唯道集虚，虚者心齐也”（《人世间第四》）解释通过彻底的无念无思，可以达到真正的“适切”境界的“心齐”说；有“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大宗师》第六）所描述的超越身心的各种机能，达到“大通”同化的理想境界的“坐忘”说；还有“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养生主》第三）所论述的以超越五官作用的庖丁的神技，来喻“养生”的理想境界的“庖丁解牛”说；更有从“万物齐一”观出发，阐述“道”的体得的寓言“天籁”说（《齐物论》第二）等等。这些都是表现与认识对象最相洽切、相对应的境界，却没有直接用“适”字。这种手法在白居易的诗作里，也作为有效的手法被积极地接受了。
与《庄子》一书中大量运用“适”字及对“适”倾注极大热情相比较，儒家的“四书”“五经”这种关注便显得明显的缺乏。（对《诗经》的论述参看第四章）。然而，在所谓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中，则对养生、养性、养心……“五养”进行了阐述。而对于“适”的关注主要是就其与音乐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这种关注的源泉应该视为起自《庄子》。同时，从历时性看，也可将其视为“适”的用语史上第二个里程碑。如：
寒温、劳逸、饥饱，此六者非适也。凡养也者，瞻非适而以之适者也。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卷五《仲夏纪·侈乐》）
……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夫音亦有适。太巨则志荡，太小则志嫌……太清则志危，……太浊则志下。……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大小轻重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卷五《仲夏纪·适音》）
后汉高诱在注中这样解释说：“适者，中适也。”这里强调人的身心——音乐——政治的相关性，以及不走极端的中庸适正境界的重要性。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屡屡出现同样的人生观——“非智非愚”（《松斋自题》）；“非行非藏”（《朝迴游城南》）；“无恋无厌”（《逍遥咏》）；“无喜无忧”（《偶吟》其一）；“非忙非闲”（《中隐》）等等。显然，都是源出于《庄子》和《吕氏春秋》这一谱系的。
（四）先秦至南北朝诗中的“适”
在《诗经》中，“适”作“之”解的占绝大部分（16例中占10例），而作“适合”解的只发现一例，如“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草有蔓》）古注新注都将其释为“邂逅相遇的愿望得以实现”，似嫌不确。如果从全部二章、每章六句 整体文脉看，则是一首与汉魏南北朝时期民歌有共同之处的恋歌。孔颖达将其释为“邂逅得以相遇，适我心之所愿兮”，可以说是很恰切的。因而，这是应属于《庄子·内篇》中首先明确的那类“适”的用例的。
接下来看看《楚辞》。在《楚辞》中，“适”字单用时（2例）都是“之”（去）的意思。“自适”和常见的用法（3例）也只有两例是“自己适应”的意思。用作人生价值意义概念的“自适”只有一例。如“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宋玉《九辩》第九章）另外，汉末的赋体用例也要留意。如“取予时适，去就有方”（马融《长笛赋》）。再有，如果把《古诗十九首》作为汉代作品来考察，下面一例值得一提：“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晞”。
以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即使是这一时期，作为人生价值概念的“适”的用例仍不太多。我们试将其主要用例，依其时代先后排列出来，大致如下。
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魏·阮籍《咏怀》其三十）修龄适余愿，光宠非己威。（魏·阮籍《咏怀》其四十）邂逅之遇，良愿是适。（晋·挚虞《答伏仲武》）三月寒暖适，杨柳可藏雀。（晋·清商曲辞《上声歌·其五》）智无涯而难恬，性有方而易适。（晋·谌方生《游园咏》）清音可娱耳，滋味可适口。（晋·扬苕华《赠竺度》）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晋·陶渊明《归园田居·蜡日》）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宋·谢灵运《游赤石进泛海》）此别既久无适，上留田。（宋·谢灵运《上留田行》）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梁·江淹《杂体诗·陶征君潜田居》）谁言生离久，适意与君别。（梁武帝《有所思》）啸歌观大漠，天乐适我娱。（北周·无名氏《步虚辞·其一》）
综上所述，从上古到南北朝的诗歌史中，作为诗语的“适”的用例并不很多，但还是能够准确地探寻出其发展沿革的。大致情况是：(1)以《诗经·野草有蔓》的“适我愿兮”为首创的“适愿”系列；(2)构成中心用法的是“适意”、“适情”、“适性”等心理为基点的“适”；(3)还发现了表述“寒暖、滋味、浊酒”等生理为基点的“适”；(4)也发现了谌方生“智无涯而难恬”那样的直接受《庄子》启发的“适”的例子；(5)可以确认，还没有出现某个诗人特别爱用“适”字的例子。
（五）唐诗中的“适”
南北朝以后，诗歌中出现的关于“适”的用例情况在唐诗中又有怎样的变化呢？只要按时间顺序考察一下唐代主要诗人的用例，便可把握其大要。如：
适意偶轻人，虚心削繁礼。（王维《别綦毋潜》）斯人竟不起，云卧从所适。（李白《赠韦秘书子春》）客从南县来，浩荡无与适。……吏隐适情性，兹焉其窟宅。（杜甫《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杜甫《夏夜叹》）浩然顺所适，此足代加餐。（杜甫《营屋》）灌园曾取适，游寺可终焉？遂性同渔父，成名异鲁连。（杜甫《迴棹》）吾衰未自由，谢尔性所适。（杜甫《石柜阁》）世人哪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岑参《渔父》）兴来从所适，还欲向沧洲。（岑参《终南东溪口作》）自适一忻意，愧蒙君子忧。（韦应物《答崔主簿问·兼简温上人》）适意在无事，携手望秋田。（韦应物《晚归澧川》）适时各得所，松柏不必贵。（韩愈《秋怀·其二》）去矣当自适，故山饶薜萝。（孟郊《送别崔寅亮下第》）锄治苟惬适，心形俱逍遥。（孟郊《立德新居·其八》）得意适其适，非愿为世儒。（柳宗元《读书》）志适不期贵，道存岂偷生。（柳宗元《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柳宗元《旦携谢山人至愚池》）但为适性情，岂是藏鳞羽。（杜牧《雨中作》）取适琴将酒，忘名牧与樵。（李商隐《秋日晚思》）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李商隐《乐游原》）适心在所好，非必寻湘沅。（温庭筠《春尽与友人入裴氏林探渔竿》）失恩出内署，海岳甘自适。（皮日休《七爱诗·李翰林》）
以上所引，如果探求一下唐代主要诗人对“适”的使用，就会发现有相当明显的差异。即从初唐到李白，其间陈子昴、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骆宾王、王昌龄等不曾用过。这种情况在杜甫以后则大为改观。除李贺不曾使用外，其余大致都有用例。特别是杜甫（约1%）和白居易（约2.2%）以多用“适”而引人注目。另外，如果从柳宗元现存181首诗中就有8例（约4.4%）上来看，也属爱用者之列。
仔细把玩一下这一现象，杜甫以后，“适”在诗中的运用越来越多，特别是白、柳等人。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受到了杜甫的直接影响。
一般说来，从气质、诗风、人生观等方面看，杜甫是与“适”距离很大的诗人。他那些关于“适”的用例，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存在，或许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是如果把这一点恰恰看成是他从“适”的角度积极地关心自我也是妥当的。例如：在前举的五例中，便混合着关于自己本身的“浩荡无与适”和“浩然顺所适”，以及对于别人的“吏隐适情性”，“谢尔性所适”之类种种“适”的境界的羡慕。另外，以“自适固其常”的形式来述说不能实现的“适”，也很引人注目。相对于杜甫来说，白居易诗中的“适”不仅在量的方面其绝对数是他的四倍还强，而且在把“适”作为自己身心状况进行系统论述这一点上也具有本质的不同。如果现在把包括那些诗在内的白诗中“适”字的用例从总体作一番仔细的研究，就可以探究出白居易的诗作和人生是以对“适”的境界的渴望、眷恋、执着追求为基调的。下面想就这一点作更为详尽的思考。
（六）白居易诗中“适”的种种表现
白诗对“适”进行综合性论述最详细的可能要算《三适》诗了。《三适赠道友》诗云：“褐绫袍厚暖，卧盖行坐披。紫氇履宽稳，蹇步颇相宜。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况我心又适，兼忘是与非。三适合为一，怡怡复熙熙。禅那不动处，混沌未凿时。此固不可说，为君强言之。”本诗作于开成二年(837)66岁任太子少傅洛阳分司时。“适”的境界作为一种真实感受，虽然确实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之感，但本诗则可视作迎来了66岁人生晚境的白居易，根据多年的体验和现实感受在对“适”进行自我阐述。因此，第一段是论述以身体为基点的具体的“适”；第二段是论述以精神为基点的抽象的“适”；第三段是论述“适”的三者合一的至境，即从佛教、老庄的角度来解说。全诗就是这样对“适”进行周致缜密的阐述。对于当时的白居易来说，虽将该诗题为“赠道友”，实际上也许“赠”的就是他自己吧。
白居易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反复咏唱这种“闲适”的境界。自《三适》后五年，他71岁，又写了一首适合老年人心境的酒与诗的五言古诗《对酒闲吟·赠同老者》，作者充满真情地记述了老迈后的“适”和“扶”无非是“酒”与“诗”的景况，以及“老既不足叹，病亦不能治”——对老年生活的清醒认识，“扶侍仰婢仆，将养信妻儿”的朴素日常生活；“饥饱进退食，寒暄加减衣”的自然养生态度等等。这些都是在人生各个时期追求“适”并且得到“适”的白居易，在阐述老年时期实现“适”的过程。
那么，当老境中最后的支柱“酒”和“诗”都不能给人带来快乐的时候怎么办呢？白居易在此三年前的68岁时作诗一首，就这一点谈了自己的态度。《病中宴坐》云：“有酒病不饮，有诗慵不吟。头眩罢垂钓，手痹休援琴。竟日悄无事，所居闲且深。外安支离体，中养希夷心。窗户纳秋景，竹木澄夕阴。宴坐小池畔，清风时动襟。”酒也不能饮，诗也不能吟，在病中垂钓抚琴都是不可能的。白居易一边保护着孱弱的身体，一边维持着心的平安。这里没有使用“适”字，但不言而喻，在这里，白居易歌咏的是以安坐为基点的“病”中的适。在同一时期写的“病中诗”十五首中，确实能发现其灵活机动的适应力。同时可以知道，白居易追求“适”的志向，正如他用文字所表述的那样，本质上是与生命的欲求一体化了。
那么，白居易对“适”的追求，应追索到哪个时期呢？如果从志向的体质和本质内容来考虑，恐怕要从其有生以来来考察才是恰当的。但是，作为论述这一问题的具体作品，大致应注意所举的如下诗章：
“……虽有七十期，十人无一二。令我犹未悟，往往不适意。胡为方寸间，不存浩然气……所以达人心，外物不能累。唯当饮美酒，终日陶陶醉。斯言胜金玉，佩胜无失坠。”（《感时》）
起头省略的第二联为“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可知本诗于34岁时作于长安。歌咏的是领悟了“光阴似箭”，应取“适意”的生活方式的人生感受。他一边追求不为外物所累的“达人”心境，一边寻求陶醉于美酒之中的“适”。根据传记，这时的他正处于与任校书郎之职的元稹等人，一起为迎接科举考试而努力的青年时期。这里能下的结论是，心灵毕竟还是单纯素朴的，诗中没留下什么阴影。但这些早期作品中就发现了隐含“适意”理念的诗作，这在明确地体现贯穿于白诗始终的“闲适理念性”这一点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参见第（七）（八）章）以后，在其诗中又发现了“情性聊自适，吟咏偶成诗”。（《夏日独直·寄萧侍御》之类的歌咏“在官的闲适”的作品。对这种境界的歌咏不久就成了他的“闲适诗”中最重要的类型。但是，在他的一生中，作为诗歌主题的“适”、“闲适”的被确立是在母忧中退居渭村，即从40岁到43岁这三年时间里。这是深深体验“在野的闲适”的时期。这时他写道：“身适忘四肢，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一面话用《庄子·达生》内容，一边描绘出“忘适”的境界。他又写道：“……忽喜身与心，泰然两无苦。……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时不自适，何时是适时。（《首夏·病闲》）一边适应病情好转的实感，一边尽情品味身心平安无事的“闲适”。他还写道：“新浴肢体畅，独寝神魄安。……忘却人间事，似得枕上仙。至适无梦想，大和难明言”。（《春眠》）这里展示了于浴后的春眠中发现的，忘却世俗烦难事务的“至适”、“大和”的境界等。这一时期的他，把与“适”相关联的实感和理念联系更深的认识进行歌咏的例子是很多的。
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还有以“适意”为诗题连作两首的。渭村的闲居生活在白居易把“适”的观念转化为诗歌题材和诗的思想方面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直接解究个中奥秘是很有趣味的。《适意·其一》云：
十年为旅客，常有饥寒愁。三年为谏官，复多尸素羞。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岂无平生志，拘牵不自由。一朝归谓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无喜亦无忧。终日一蔬食，终年一布裘。寒来弥懒放，数日一梳头。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在前半首的第一段中，诗人回忆了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31岁）以前的客寓生活的痛苦和任左拾遗官（37岁）以后责任的重大，朝官生活的不自由。这些都是远离“适”的生活。第二段里引《庄子·列御寇》的“不系之舟”为喻，描述了退居渭村后的极度适意的生活状况，将其作为“适”的实现而与上文形成鲜明对照。从衣食到梳发的彻底疏懒状态的具体日常生活描写，虽是为了说理，难免有些夸张，但很有真情实感。最后两句是结论：“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由此可知，白居易对“适”的意义的确定和执着追求是以退居生活作为直接契机并逐渐扩大和深化的。这两首诗一般认为是他在退居后的第二年（41岁）所作。第二首大致是重复第一首的内容。与其说是两首对等的诗，还不如说是第一首诗的补充。我们切实感受到了白居易尽力想把自己信仰的“适”作出具体述说的热情，很有兴味。
（七）“适”的意境和他的独立性
如果把以上各章的要点小结一下，白居易诗中的“适”，从诗语史和词汇史的角度看，在量和质的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独立性。“适”的用法和用例虽源于《庄子》和《吕氏春秋》，但在唐末以前的诗文历史中，象白居易那样对“适”的执着眷恋的例子，从现存的有关作品看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从结果看，白居易为了达到自己身心都渴望的“适”的境界，以诗语史的“适”字为核心，也最终形成了前人未及的“闲适诗”的世界。假如说白居易缺乏对“适”字本身的执着追求，大概就会象陶渊明一样，把这种关心全部以“闲”字的境界表现出来。而由“闲”变“适”，形成“闲适诗”就很困难了，因此，他的“闲适诗”直接使用“适”字与否无关紧要，通常是对“适”的境界的渴望成了诗作的思想基调。从这个意义看来，白居易的“闲适诗”与其说是“闲”，倒不如说是“适”更恰切。“适”的境界是在“闲”的状况下得以充分实现的，舍此无他。
关于这一点，他在后半生（63岁）写作《闲适叙说》里也曾说过，在《序洛诗》中表述得极为明白：“白（大和）三年（829年）春至八年（834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至也，盖发中而形外耳。其乐也，实本之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这里列举了能够产生身心的“适”而又与“闲”相关联的种种条件，强调了“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的见解。从而明确的显示出“闲”并未作为终极目的受到重视，最终受到重视的是“适”。如果“闲”不与“适”相联系，还会成为狐寂乃至百无聊赖。
总之，白居易可以说是把具有正负两种机能的“闲”的概念，以“适”的意境为核心，让其向积极的正的方向发挥作用。“适不适在于人”（后述）。白居易的“适”完全是通过努力探索而获得的，这是对白居易的主体判断。因此，白居易的“感伤诗”和“讽喻诗”实际上也可视作是在不“适”的情况下追求“适”的形式，是对身心的“适”的间接追求。
如果把问题按年代顺序予以考察，白诗中与追求“适”的志向相关的作品情况大致如下：(1)在34岁作《感时》诗时萌芽；(2)在退居渭村的三年间扩大和深化（40岁初步抬头）；(3)在左迁江州时，自编诗集十五卷，确立了“闲适”诗古体的体裁（44岁）；(4)元稹在编五十卷本《白氏长庆集》时，仍按十五卷本的编次增补（至53岁）；(5)后来编二十卷本《后集》、五卷本《续集》均未列出“闲适”一目，仍按古体、近体两部分编排（至75岁）。
但是在(3)(4)阶段，因为不是古体“闲适诗”之类的近体“闲适”类作品都包含在“律诗”里，所以实际上，“闲适诗”占整个诗作的比重应该更大。由此看来，把作为白居易价值和理念之所在的“讽喻诗”和“闲适诗”对等并称，与白氏的《与元九书》的主张是相符的，却与整个《白氏文集》的实际不甚一致。况且专门大量创作“讽喻诗”是作者某一时期的主张，这是很明显的。把儒家的思想要素（经世济民）作为指针的“讽喻诗的理念”，对于当时生活在士人阶层的白居易来说是应当的责任和义务。但如果离开了那种必须的职位和立场，或因某种原因而体验了社会的挫折，那种诗的实际创作能量（精力、气力）当然就不能维持下去了。左迁江州以后的白居易“讽喻诗”以及同类作品——包括近体诗几乎均未作，其奥秘也就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了。
对于“闲适”这一内容，他根据老庄、儒家、佛教思想中对己的要素（自适、独善、解脱）形成了“闲适诗的理念”乃至“自适的理念”。无论是在退居渭村的在野时期，或是后来长期居官（朝官、外任）时期，更或是致仕后的老境之中，都将其作为支撑自己身心平安、快适的信念。他确实是整个一生都在不断地吟唱。那么，白居易为什么长期如此地渴求身心的“适”呢？至少应看到主要原因之一是他那生来就虚弱的体质和高度敏锐的身心感受力。他的诗中，极常见的是关于身心的快与不快，适与不适的描写。对那以“不快”“不适”为典型的“病”也倾情吟咏，不予回避。而且，正是这些身心交融的作品形成了他以渴望“适”为核心的“说理”手法。我们从中还发现白氏种种“适”的渊源都是以坦诚的形式予以表现。即与身体、五官方面的适与不适直接相联的精神的适与不适等等。
一般人当身体“处于”不快“不适”时，平时不注意的些微的刺激也容易当成很大的应力来承受。病弱使人敏感也是古今通则。对于生来就体质瘦弱，早年是从病魔手中抢回生命的白居易来说，感受的触角——身体对“适不适”非常敏感，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但他没有象过敏、自虐的李贺（字长吉）——与其名相反——那样夭折，反而以诗的理念为基调，自适自爱，（白）居易（字）乐天——与其名相符——获得了当时少有的75岁高寿。正如有关文章指出的那样，“居易——乐天”的名和字是源于儒家文献《五经》的。《礼记·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郑玄注曰：“易，犹平安也。俟命，听天任命也。”《周易·系辞上》云：“乐天知命，故不忧。”韩康伯注曰：“顺天之化，故曰乐也。”孔颖达亦疏曰：“顺天（之）施化，是欢乐于天；识物（之）始终，是自知性命。”在这里也可以说，白居易自身证明了这样一事实，他所追求的“适”的理念不仅仅是依于老庄思想，佛老思想对己的要素，而且也本于儒家思想对己的要素。联系“长寿”这一事实，我们发现很早就对“病”、“老”极为敏感的白居易，在论及如何对待这两个难题时有一系列的作品。“病”、“老”是与“适”相对立的状况。因此，这一系列作品的存在，作为表面“追求适的诗性理念”一以贯之的心理历程，尤其值得注意。
因此，作为本文论点的特别重要之处就是认为：“适不适，在乎人也。”“适”是可以通过个人主观态度获得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白居易生存方式的标尺之一就是把自己能决定的事——由己者和自己不能决定的事——不由己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对于后者则托付给命运；对于前者，则积极努力去争取。而且对于他来说，“适”正是属于前者，因而成了具体的努力实践的对象。并且作为维持这种实践的“理念”的对象被热心地反复申说。
（八）结语
“以理遣伤苦”（《念金銮子》其一）以及与之相对照的“既适又忘适”都是白诗中发现的典型的说理性诗句。即使是遇到不幸或处于逆境，也要通过“理”来拂拭这些“伤苦”。不管是进一步接近了“适”——或是仅仅发现了适的要素——都要去追求，这就是白居易诗作和人生的基调，正是因为他一生中不仅仅追求“闲适、安适”，而且还追求“官适、忙适、老适、悼适……”。事实上，在各种情况下“适”都成了可能。“诗性的理念”的主要机能——在“表达理念性抒情”的同时——还在于“情感的统御和持续”。白居易对此与其说是理论性的把握，还不如说是亲身体验、真实感受而熟知于心的。
我想，在“诗作”与“日常生活”相互依存这一点上，象白居易那样彻底的诗人是少见的。而且可以说，追求“适”的诗性理念是白氏把“诗作”与“日常生活”二者不可或缺地联结起来的关键。
李宁琪原为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现在湖南省出版发行学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