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财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新一轮论文,财税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主要特点
相对于以往我国短缺经济时期发生的多次通货膨胀而言，当前我国产生的新一轮通货膨胀是在国内产能过剩、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现象，本轮通货膨胀具有如下特点：
1.属于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对接性的通货膨胀
我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首先表现在能源、原材料、动力价格的上涨方面，而我国能源、原材料、动力价格的上涨又是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对接的结果。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特别是能源、原材料的对外依赖性，决定了我国国内能源、原材料、动力价格必然要受到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体系的影响。从实践上看，我国对石油、铁矿沙等能源和原材料进口量的不断增加，使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对我国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我国进口原油占国内需求总量的35%，进口铁矿石占国内需求总量的50.3%，进口氧化铝占国内需求总量的46%。从这些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国际价格变化趋势来看，近五年来，国际原油、铁矿石、氧化铝价格的年均上涨幅度分别达到了38%、63%和35%[1]。正是由于我国对国际能源、原材料的严重依赖性，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导致了我国能源、原材料、动力价格的普遍上涨。
2.属于产能过剩状态下的通货膨胀
我国此次产生的通货膨胀问题，不是因为商品供给短缺引起的，而是在国内产能过剩状态下产生的特殊现象。从我国商品供求关系来看，经过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我国已经呈现了国内生产能力和商品供给过剩状态，不得不依赖出口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导致了我国贸易顺差不断增加。1997～2004年，我国每年的贸易顺差基本维持在200～400亿美元，2005～2007年，我国贸易顺差则分别达到了1020亿美元、1775亿美元和2622亿美元。[2]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一方面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和兑换性的基础货币投放，另一方面我国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和基于缓解外汇储备压力所采取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政策，不仅在客观上加剧了我国民间实业资本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大量转移现象，而且国际游资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进行投机炒作，导致了房地产和股市领域的投资过旺和资金流动性过剩现象，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也随之率先呈现了快速上涨局面。
3.属于典型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我国此次通货膨胀的实质是以利益诉求为出发点，以获取利益的传递链条为主线的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从上游产品向下游产品价格传递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特点。如能源、动力、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了冶炼、化工、铸造类产品价格上涨，冶炼、化工、铸造类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加工类商品价格上涨。表现在农业和农产品价格方面，由于能源、动力、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了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又导致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又造成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养殖业产品、加工类食品、酒类价格上涨。除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外，工资上涨和环境保护压力也是导致本轮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重要影响因素。
4.属于结构性物价上涨快速向全面延伸的通货膨胀
截至目前，我国还基本处于结构性通货膨胀状态。主要表现是以CPI反映的物价上涨率不断攀升的同时，一些产能严重过剩和受需求约束较强的终端产品的价格上升幅度相对较小，特别是汽车、电器类产品的销售价格不仅未呈现上升状态，有的还略有下降。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能源、动力、原材料等上游产品价格继续向下游产品价格传递，特别是劳动力价格的普遍上涨和环境保护压力的增大，我国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存在着进一步增强的趋势，通货膨胀波及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正在呈现由结构性通货膨胀向全面通货膨胀延伸的特点。
二、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
从总体上分析和评价我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特点，可以从中透视新一轮通货膨胀的症因。我们认为，我国产生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结构失衡，是经济结构矛盾引发的经济总量矛盾。
首先，资本收益和劳动力薪酬的要素价格不合理，不仅导致了居民收入率水平较低，也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从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来看，与许多国家高达70%左右的居民收入率相比较，近年来的我国居民收入率不仅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而且还呈现了略有下降的变化趋势。从2002～2007年，以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反映的我国居民收入率分别为55.2%、55%、53.6%、45.7%、45.3%、44.9%①。从居民间的收入差距状况分析，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现为扩大的趋势。从总体差距看，自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突破0.4之后，目前已经达到0.46，不仅成为国际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其总体差距仍然不断扩大。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2002～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别为3.11：1、3.16：1、3.21：1、3.22：1、3.28：1和3.33：1②，反映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此外，从不同行业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和不同地区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分析，也同样呈现了我国结构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变化状态[3]。
其次，居民收入率较低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造成了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与国内资金过剩和产能过剩的矛盾。
就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例反映的情况来看，近年来的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而且还呈现了略有下降的变化趋势。从2002～2007年，以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例反映的我国居民消费率分别为45.8%、44.7%、43.5%、36.8%、36.5%和36.17%③。从我国投资额占GDP的比例来看，近年来的我国投资率不仅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而且还呈现了不断上升状态。从2002～2007年，以投资额占GDP比例反映的我国投资率分别为41.4%、47.3%、51.5%、48.7%、52.5%和55.65%④。我国消费率偏低和投资率偏高，不仅削弱了国内消费能力，也直接导致了我国许多产业处于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需求的产能过剩状态，特别是服装、鞋帽、家用电器类商品更处于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4]。
再次，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导致我国必须通过扩大出口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矛盾，既增大了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又扩大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
从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反映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来看，近年来一直呈现为不断上升状态。从2002～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分别为42.7%、51.9%、59.8%、63.4%、67.3%和63%⑤，正是由于我国产能过剩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大进大出的局面，而我国对国际能源、原材料的严重依赖性以及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导致了我国能源、原材料、动力价格的普遍上涨。同时，为了缓解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矛盾，我国被迫采取出口拉动型经济发展战略，又直接导致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据统计，2002～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分别为303亿美元、254亿美元、321亿美元、1020亿美元、1775亿美元和2622亿美元⑥。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又造成了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2002～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分别为2864亿美元、4033亿美元、6099亿美元、8189亿美元、10663亿美元和15282亿美元⑦。
最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和贸易顺差过大，增大了国际价格对我国的影响，产生了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对接性的通货膨胀，使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推动了我国上游产业向下游产业不断传递的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现象。
同时，我国为解决产能过剩、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过重而采取的产业政策，以及为缓解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压力而采取的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招致了国际游资顺势而入，引起了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对我国通货膨胀产生了“火上浇油”效应。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煤矿整顿关闭攻坚战打响以来，全国累计关闭小煤矿11155处，仅2007年一年，全国就关闭小煤矿5244处。[5]使我国处于被关闭的“五小”企业资金大量转向了房地产和股市投资领域，引起了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同时，最近几年来，由于人民币升值而招致的国际游资也通过各种渠道纷纷进入我国房地产和股市投资领域，据估算，进入我国房地产和股市投资领域的国际游资目前已超过4000亿美元。
从上述分析可知，当前我国产生的新一轮通货膨胀，根源在于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是我国要素价格不合理导致的居民收入率偏低和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的连锁反应。因为居民收入率偏低和收入差距过大，直接造成了投资率偏高与消费偏低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和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我国缓解国内产能过剩而采取的出口拉动策略，又造成了我国贸易依存度过高与贸易顺差过大的对外经济结构失衡现象。一是我国商品出口的依存度过高，产生了大量贸易顺差，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引起了兑换性的基础货币投放和流动性过剩现象。二是维持国内产能而导致的对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依存度过高，使我国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深受国际价格影响，在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条件下，形成了与国际价格对接性的价格上涨和产业间相互传递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三、治理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财税对策
针对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在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上，既要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流通性的基础性货币总量，更要从解决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入手，采取相应的财税政策调解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贸易结构失衡的矛盾。其中，选择“从优”调整结构的财税政策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1.通过规范初次分配行为，适当提高居民收入率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要素价格不合理是造成居民收入率偏低和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处理好初次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必须本着“劳资两利”和“公私兼顾”原则，建立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价格协调机制，在适当提高职工薪酬比例的同时，适当缩小城乡之间、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其中：
在实现初次分配起点公平方面，必须努力创造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尽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格局，使广大农村居民能够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同等地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不仅要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使城乡居民享有相对自由的迁徙权、定居权，还必须完善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相配套的各项制度，逐步降低城乡居民的迁徙成本。主要包括深化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迁徙者与当地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深化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使迁徙者的子女能够在迁入地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深化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使迁徙者与当地居民享受同等的就业机会等等。从协调城乡发展考虑，我国必须在公共政策的选择上，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逐步消除城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待遇上的巨大差异，解决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问题，逐步使农村居民能够同等地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在保障初次分配过程公平方面，必须建立起要素价格协调机制。在贯彻落实新劳动合同法过程中，必须注重发挥工会组织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加强工会地位和提高工会组织功能，使其在协调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协调领导者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分配矛盾等方面成为名副其实的职工利益代言人和职工利益的维护者。同时，针对我国实际，还需要在单位内部的收入分配方面建立和完善由政府、工会、雇主共同参与的利益分配协调机制，在三方合作机制的框架内，工会代表职工利益，就劳动立法和社会经济政策等问题反映职工意见，提出立法和政策性建议，维护工人权益；雇主代表着资本利益，就劳动立法和社会经济政策等问题提出立法和政策性建议，维护资本收益；政府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并以仲裁者角色就劳动立法和社会经济政策等问题审议和协调劳资双方的意见和建议，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劳资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政府必须从维护经济长远发展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大局出发，在法律框架范围内，积极协调和化解劳资矛盾。
在实现收入初次分配结果公平方面，必须建立相应的调控机制。从我国现实来看，重点需要完善在岗职工的最低工资保障机制和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控制机制。由于目前我国实行的“最低工资指导线”还属于各地自行规定的政策标准，对企业雇主的实际约束力相对较弱，有必要将其上升到法律规定的层次，通过颁布和实施最低工资保障法，增强对企业雇主约束能力，依法保障职工的基本权益。建立和完善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控制机制，是实现同工同酬和贯彻收入与贡献相一致原则的重要保障条件。针对我国目前垄断行业职工平均收入水平较高、领导者与一般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为了保障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公平，首先必须清理垄断行业中的各种非货币性福利发放现象，实行明示化和规范化的收入分配管理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应该按照垄断行业职工平均收入与一般竞争领域的职工平均收入水平相一致的原则，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量和工资结构实行有效控制，同时，为了防止垄断行业领导层在工资总量和工资结构调整中以压低职工收入的方式，继续谋取个人高收入现象，我国有必要按照公共控制原则，建立旨在限制垄断行业领导者收入水平的个人最高收入封顶线制度[6]。
2.健全财政再分配调控机制，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收入初次分配通常是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主要是以突出效率为前提的经济公平，要实现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目标的社会公平，还必须通过财政再分配手段进行有效调节。针对我国财政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孱弱的原因，不仅需要通过健全税收体系、税收制度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发挥好税收和财政转移性支出手段的调节作用，还要发挥好财税手段的“汲水”政策作用，积极引导民间捐赠行为，进一步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其中：
在完善我国税收分配制度方面，一是必须从正确处理税收与政府非税收入关系角度，结合我国税源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健全我国税收体系。从当前和今后发展来看，我国应通过“费改税”方式，及时开征居民社会保险税；通过改进针对居民出租房产征收的房产税和对车船经营性使用征收的车船使用税，将其调整为在房屋保有环节征收的房地产税和车船保有环节征收的车船税；针对财产转让行为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二是必须按照税收公平与税收效率兼顾的原则，调整我国税制结构，通过健全我国直接税体系，积极扩大增值税转型的适用范围等措施，将我国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调整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税制结构。三是必须进一步改进现行税种的征收范围和征管方式，特别需要将个人证券投资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范围，以拓宽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的调节范围，需要将个人所得税的分类征税方法改为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税方法，以增强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力度。
在完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制度方面，一是针对行政事业收费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在统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基础上，配合行政事业单位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公用经费管理制度改革，在区别类别的基础上，将我国目前属于财政资金性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由目前的“财政监管、部门使用”的专户管理，改为纳入财政资金统一账户，实行财政按计划统一支配。二是针对国有资产收益主要留存于国有企业支配和由此产生的垄断行业将垄断收益转化成内部职工利益而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政府必须按照行使出资人权力的制度规定，通过推广和完善国有资本预算制度，将国有资产收益逐步纳入财政资金统一账户，实行财政按计划统一支配，除了重点增加对关系国计民生和涉及国家安全的骨干产业的投资外，还要重点用于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三是必须加大对公共资源有偿使用费的征收管理力度，不仅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资源登记管理制度，还要根据公共资源的具体类别制定相应的使用收费标准，并将公共资源有偿使用费纳入财政资金账户进行统一支配和使用，制止公共资源转化为个人利益现象。
在完善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方面，一是针对我国财政购买性支出对公共领域的人员经费控制体系不完善造成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消费性支出中的人员经费控制体系，不仅要按照吸收优质人员进入公务系统的原则，处理好公共领域的员工收入与市场领域的职工收入间的分配关系，而且必须在贯彻“同职同酬”、“同岗同酬”原则的基础上，按照公共领域的员工收入与各地物价指数相挂钩的办法，使各地公务人员的收入水平与当地物价水平相适应。二是针对我国财政转移性支出管理制度不完善导致的调节收入功能孱弱现象，为了提高财政转移性支出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我国一方面应该按照经济原则和伦理原则合理界定财政转移性支出的受益范围和具体受益对象，对目前的财政转移性支出范围进行相应调整，在控制财政转移性支出范围的前提下，优化财政转移性支出结构。另一方面，必须按照提高财政转移性支出透明度的要求，通过编列税式支出预算表，将税式支出纳入政府预算体系；通过改进财政补贴方式，将各种隐性补贴统一改为显性补贴，使财政转移性支出能够自觉接受民主审议和社会监督，以规范财政转移性支出行为。同时，我国还应该不断提高财政补助性支出占财政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尤其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健全和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拓宽，需要不断扩大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
在调整和完善财政纵向体制方面，一是必须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责和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并依据各级政府的财力需要和有利于调动各级政府自主理财积极性的要求，适当调整我国分税制内容，尽快完善地方各级政府（重点是省与市、县之间）的分税制内容。二是必须按照体现中央宏观调控意图和贯彻财力均等化，缩小各地财力差距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措施是尽快取消只顾“锦上添花”，不顾“雪中送炭”的与缩小各地财力差距目标背道而驰的“两税”超基数返还现象；进一步调整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尽量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类别，压缩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规模，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益；以因素计分法为基础，按照贯彻财力均等化的要求，提高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占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比重，以缩小各地财力差距，缓解各地政府凭借自身财力安排公务员补贴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
在发挥财政积极引导民间捐赠行为的作用方面，相对于财政再分配对居民收入发挥的直接调节作用而言，民间公益捐赠行为不仅对实现居民收入再分配能够发挥有益的补充作用，还有利于在整个社会弘扬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就我国来看，利用财政政策手段，鼓励和支持民间公益捐赠行为，一是需要通过改进我国税收制度内容，扩大公益捐赠项目适用的税收免税范围，鼓励企业和民间团体的公益捐赠行为。二是对自然人产生的公益捐赠行为给予相应的所得税扣除优惠，鼓励和支持社会成员的个人公益捐赠行为。三是对符合公益捐赠条件的对口帮助行为提供相应的所得税扣除优惠，鼓励和支持民间公益性的对口捐赠行为。
3.利用财税政策手段，调节投资与消费关系，提高国内消费率
处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关系，虽然能够提高社会居民的收入率和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但是，提高社会居民的收入率和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仅仅是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基础，还不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充分条件，要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除了提高社会居民的收入率和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还必须提高居民收入向消费环节的转化率，适当控制居民收入转向投资的行为。为了发挥好财税手段对调节房地产和股票交易行为的作用，适当抑制居民收入向资本市场的过度投资行为，必须通过健全和完善财税制度，通过调低居民收入向这些投资领域的转化率，适当提高居民收入转化为实际消费的比例，提高我国国内消费率水平。
在利用财税手段调节房地产投资行为方面，应该采取多措并举的办法，促进我国房地产健康发展。一是通过财政投融资手段推进廉租廉价房建设，发挥其平抑房屋价格的作用，通过稳定房地产价格，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势头。二是通过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物业税（或称房地产税），增加保有多套房屋者的税收负担，抑制房地产投资和房屋储备行为，使房屋更多地回归到居住用途上的消费属性。三是按照我国税法中规定的土地增值税征收办法，对房地产投资者获得的土地增值额依法征收土地增值税，依靠税收手段调节房地产投资者的利益，抑制房地产投机行为。四是在积极创造条件的基础上，对房屋出售和转让者获得的财产转让收入征收财产转让税，进一步调节房地产投资者的利益，抑制房地产投机行为。当然，采取组合性财税手段调节房地产投资行为，必须以促进我国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为目标，把握好财税手段的调控力度，既要防止因调控力度过小而产生调控失效现象，也要尽量避免因调控力度过大而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
在利用财税手段调节股票市场投资行为方面，应该充分发挥财税手段的调控功能，积极引导股市理性、健康发展。股票市场虽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常重要的资本市场，但股票市场如果脱离一级市场中的企业经营业绩基础而产生剧烈震荡，就会对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基于纠正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和引导股市理性、健康发展考虑，必须利用财税手段调节股票市场投资行为。一是在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方面，通过对证券交易印花税采取灵活有效的税率手段，调节股票市场的投资交易行为，避免超短期盲目投机行为对股市造成的巨大冲击。二是在积极创造条件的基础上，对股票投资和出售者获得的财产转让所得应及时征收财产转让所得税，通过调节股票市场投资者获得的利益，调节股票市场投资行为。三是为了维护股票市场安全和引导股市理性、健康发展，可以借鉴一些国家“主权基金”运作模式，我国国家投资公司除了主要面向境外资本市场投资外，为了抵御各种游资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还可以建立相应的国内资本市场安全基金，当股票市场因过度投机产生剧烈波动时，对股票低购高出，发挥其平抑股票价格的作用，防止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和股票价格剧烈波动。
4.利用财税政策手段，调节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平衡
在国内消费率不断提高和内需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利用财税政策手段，调节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促进部分外贸企业转向内贸，不仅可以适当控制和降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缓冲国际价格对我国价格上涨的影响，还可以逐步减少我国贸易顺差和控制外汇储备增长幅度，减轻因外汇储备增长而造成的对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其中：
在减少出口退税优惠方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外汇紧缺的情况下，为了发展“换汇贸易”，对外贸出口企业实行了出口退税和财政补贴政策，后来，随着外贸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不仅取消了外贸出口企业的财政补贴政策，也适当调低了出口商品的退税率。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外贸出口企业仍然享受着出口商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优惠。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退税仍然高达5273亿元，一方面使我国承受着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及由此造成的人民币升值、增发汇兑性基础货币、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我国财政承受着巨大的退税压力，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内外贸企业间的不公平待遇。有鉴于此，我国应在国内消费率不断提高和内需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为促进外贸企业发展方式转变，继续下调出口商品退税率，不断减少对外贸出口企业的退税优惠。
注释：
①资料来源：(1)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7～2007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整理所得。其中，居民收入=城镇人口×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口×农村人均纯收入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7～2007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整理所得。
③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7～2007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整理所得。
④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7～2007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整理所得。
⑤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7～2007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整理所得。
⑥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7～2007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整理所得。
⑦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7～2007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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