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运用与发展_论持久战论文

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运用与发展_论持久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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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学,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像《论持久战》这样一系列的光辉著作。它们是对辩证逻辑的出色应用和发展,从而使辩证逻辑的普遍原理具体化。研究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具体化的问题,使辩证逻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论持久战》是继《资本论》之后运用辩证逻辑的又一伟大成果。可以说,这一著作也就是毛泽东的逻辑学,是运用辩证逻辑的光辉典范。

一、问题和根据

辩证思维的第一个环节,无疑是逻辑思维的起点,逻辑思维从哪里开始?黑格尔是从最抽象的纯概念“存在”开始,这反映了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唯物主义主张思维的开始,应是客观现实和反映客观现实的问题。毛泽东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问题是客观现实矛盾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是矛盾的表现形态。因此,反映客观现实的问题是逻辑思维的起点。叙述首先也要把问题提出来,使人们获得一个笼统概念,然后把这个概念一步一步具体化,使之上升为具体概念。

毛泽东著作的叙述,基本上是以提出问题为开端的。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第一章题目是:“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整篇文章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具体地回答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的第一个标题是“问题的提起”,这是全部逻辑论证的起点。在抗日战争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时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都在关心这个战争,无时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怎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怎样争取最后胜利?很显然,文章的主题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又如,《新民主主义论》第一章题目“中国向何处去”,第二章题目“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第二章正是以肯定的形式回答了第一章所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说:“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他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领域,具体地分析了“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提出问题之后,就要寻求根据。什么是根据?从客观辩证法说,根据就是事物内部的矛盾;从逻辑说,根据就是理由、论据;从人的认识过程说,根据的把握是从现象到本质认识深化的结果,是对感性直观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的结果。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毛泽东正是从战争实践出发,详尽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及其相互联结,指明了制定和实行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的基本依据,揭示了中日战争的客观规律。

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圆圈”

正确地确定逻辑起点,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发展的第一步,而且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问题在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任务,是要在理性思维中再现事物的历史过程和事物的完整辩证法,全面地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普遍规律性,把握住事物的全体。因此,逻辑行程的客观要求是:必须从其逻辑的起点出发,按照逻辑发展的客观过程,一步一步地向具体上升。在《论持久战》中,从抽象向具体上升的逻辑过程,就是由彼此相互联结、逐步上升的三个逻辑“圆圈”构成的。

第一个逻辑“圆圈”,体现在《问题的根据》这一节中。毛泽东从时代出发,分别地考察了中日两国的社会性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现状,从而概括出中日两国各自的基本特点。他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特点:“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⑥中国方面的特点是:“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随后,毛泽东又依据中日两国的基本特点这一逻辑的中介,进一步概括出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毛泽东指出:“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这样,毛泽东就从“全部问题的根据”这一中日战争的最抽象的规定开始,通过对中日两国的各自基本特点这个逻辑中间的分析,概括出关于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从而使中日战争的最抽象的规定,在逻辑思维的行程中逐渐上升为具体。

然而,这第一个逻辑“圆圈”仅仅是在理性思维中再现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并没有再现中日战争的过程。同时,在战争实际进程中,基本特点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中日战争的“一切东西”都是从这基本特点及其不断变化里“发生出来”。因此,《论持久战》的逻辑,就顺着这样的逻辑发展的客观方向,自然而然地从其第一个逻辑“圆圈”上升到第二个逻辑“圆圈”。

第二个逻辑“圆圈”体现在《驳亡国论》、《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为什么是持久战》这四节中。第一个逻辑“圆圈”的终点,即是第二个逻辑“圆圈”的起点。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而这种逻辑分析正是通过批驳“三论”,即“亡国论”、“怀疑论”和“速胜论”而展开的。《论持久战》对敌我力量的强弱作了非常透辟的分析,在回答为什么得出持久战的结论时指出,敌之强的因素尚未因我之抗战达到基本削弱,使敌人无力向我进攻的程度,而我之弱的因素也尚未达到阻止敌人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程度,敌我双方只限于一定阶段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所以,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只能是持久战。毛泽东正是综合了“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从整体上和变化上对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作了逻辑分析,才得出了这一科学结论。“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这个逻辑规定的提出,标志了第二个逻辑“圆圈”的结束,第三个逻辑“圆圈”的逻辑分析的起始。

第三个逻辑“圆圈”体现在《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中。毛泽东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出发,对中日战争的全过程作了具体分析,在逻辑的进程中,给中日战争规定了三个发展阶段。

抗日战争的三个战略阶段及其发展状况的分析,是毛泽东在战争进行了十个月时的预见,并非是抗战结束时的回顾总结。后来战争发展的实际过程充分证实了这些推论的正确,这充分显示了辩证思维方法的巨大威力。

三、根据发展中新的矛盾关系

事物内部根据的发展,并不是固有矛盾各个侧面的简单重复展现,随着矛盾对立面的转化,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关系。就抗日战争而言,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矛盾因素的相互作用,出现了长期而广大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毛泽东指出:“犬牙交错”的这种“战争形态”,是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他从“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这四个方面,对“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作了具体分析。这便是中日战争发展过程中新产生出来的矛盾关系。

毛泽东从中日战争的“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开始,对中日战争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进行逻辑分析,把中日战争的全部根据中已经存在的胚芽,这些将在战略相持阶段出现的新的矛盾关系,在中日矛盾展开过程中展现出来,从而也就在理性思维上把握了关于这个战争的全部发展过程的客观辩证法。毛泽东指出:“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

四、客观必然性和人的有目的活动

毛泽东在对中日战争的逻辑分析中,作出了中日战争“‘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明确回答之后,接着就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就是说,《论持久战》的前半部分是通过分析和综合,把握中日战争发生发展的根据和条件,揭示战争发展的客观必然过程;后半部分则是在上述客观规律基础上,为抗日战争制订行动的方针,即人们自觉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毛泽东说:“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毛泽东关于在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掌握客观规律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原理,不仅对革命战争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五、运用概念的艺术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就其主要骨架来说,都是概念范畴的逻辑系统。恩格斯称自觉的辩证思维为“运用概念的艺术”,列宁则指出,“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毛泽东除了继承人类历史上各种既有范畴外,还创造了许多前人所没有的范畴。当我们潜心地研究毛泽东著作时,不难发现,只要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其中总有一个范畴是全篇著作的中心,它规定和影响其它范畴。我们称这个范畴为逻辑体系的中心范畴,它在毛泽东著作中是普遍存在的。例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中心范畴是“民族统一战线”范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中心范畴是“战略防御”范畴;《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中心范畴是“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范畴;《论持久战》的中心范畴是“持久战”范畴;《新民主主义论》的中心范畴是“新民主主义”范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中心范畴是“文艺为人民大众”范畴,等等。

《论持久战》是运用概念艺术的典范。它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或范畴即“根据”,在根据的展开中,又提出了“条件”这一范畴,并区别了根据和条件。《论持久战》的论证是从分析客观的因果联系开始的,其中就包含了原因和结果、根据和条件这两对范畴。

根据就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它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据的展开,包含了事物内容和形式的矛盾运动,因而《论持久战》中又提出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等战争形式,其内容则是进攻和防御,包括战略进攻、战术进攻和战略防御、战术防御。内容和形式是继因果性之后又一对重要范畴。

根据在内容和形式的矛盾运动中推动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这是一个从现实中展现未来的可能性和由可能变现实的过程。因此,可能和现实是《论持久战》又一对重要范畴。

战争的目的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论持久战》从59节开始又提出“目的”这一范畴。原因有动力因与目的因之分。目的因作为实践行动的规律是以事物客观的动力因为基础的,目的的实现又需要手段为中介,手段包括物质手段(武器等)、组织(军队等)和方法(战略战术)。这样,在因果联系的基础上又分析了人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运用了目的和手段这对范畴。

目的具有主观性,它必须以客观的必然为依据。“战争不是神物,乃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但不能否认战争情况的偶然性。只有把握战争发展的规律和优势的物质力量,并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才能获得战争的主动和自由。这样,又运用了必然和偶然、自由和必然这两对范畴。

总之,毛泽东《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以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和无可争辩的逻辑力量,运用分析和综合的辩证方法,对中日战争双方的矛盾特点及其总体,战争的性质、过程及其规律进行了全面考察。它从分析客观的因果联系开始,区分了根据与条件,在内容和形式的矛盾运动中,经历了一个从可能到现实的过程。然后,以客观的因果联系为基础,结合人的行动的目的,发扬自觉的能动性,努力掌握客观必然性,创造条件,运用恰当的手段和方法,经过实践行动,达到预期效果,争得自由,从而实现了主观和客观的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一致,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毛泽东辩证逻辑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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