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痛含垢 与敌周旋——七七事变期间的张自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变论文,张自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4)03-0068-18 众所周知，张自忠不仅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将领，因此，他成为学术界必然关注的一个人物。在他一生中，争议颇大的是他1937年7月28日至9月3日留在北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他对宋哲元实行“逼宫”，他因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私心作怪，特别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所以“以危局胁逼宋哲元并敢于取而代之”①。许多学者反驳认为，张自忠是临危受命留在北平②，“‘逼宫’说仅凭传闻立论，缺乏事实根据”③。至于为何临危受命，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宋哲元“以张自忠为缓冲，借以分解失守平津的责任”；“以张自忠同日方斡旋，寻求重返平津的机会。”此外，学者们还对张自忠对日态度、宋哲元以他出面与日交涉，以及是否对平津沦陷负有责任等三个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张自忠“重交涉，轻备战，误信和平，坐失良机，对于平津失守负有一定责任”④，批评他“盲目自信，错误决断，特别热衷于与敌人‘和谈’、‘签约’而不肯抵抗，不敢与敌人刀兵相见以致未能尽守土之职责，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张自忠之所以出面与日本人和谈，首要原因“在于日本人愿意接受他”，“其次是张自忠一向拥兵自重，权在他人之上，且自信有能力缓和危局。再次是宋哲元对张自忠素来‘故示优容，安其反侧’”，“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张自忠认为卢沟桥事件能够和平解决，而和谈、签约是正当途径。”⑤ 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以张自忠是否汉奸为中心，如果“逼宫”说成立，则张自忠无疑想当汉奸。虽然有学者予以反驳，但是未能提供有力说明。第二，虽然看到张自忠出面与日交涉，但是未分析他如何交涉的，更未分析他与日军签订的几个协议的关系，自然未弄清他的交涉与第29军及宋哲元的全局安排有何关系。因此，贸然对三个问题提出看法，有失偏颇。第三，虽然考察了张自忠的留平问题，也有学者指出张自忠留守的原因是掩护部队撤退⑥，但是并未分析他为维护第29军的地位及掩护撤退所采取的措施及行动，也未弄清他留平是否达到了目的。其实，在整个七七事变期间，张自忠奉宋哲元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宋离平后，正是由于他“仍在北平城内与敌交涉”，国人“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慨”⑦。整个过程表明，张自忠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前提下竭力维持第29军的地位。本文就以事变演变为中心，分三个阶段来探讨。 一、事变之初在北平：与秦德纯、冯治安共同主持全局 自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至七七事变爆发前夕，为应付日益严重的华北危局，第29军摆出“丁”字形部署：第38师师长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坐镇在前；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坐镇在后；军长宋哲元任冀察政委会委员长，与北平市长秦德纯坐镇居中；第37师师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坐镇保定呼应。七七事变一爆发，由于宋哲元在老家山东乐陵，第29军自然立即形成以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三人为核心的应付领导小组：在保定的冯治安接到部下旅长何基沣的报告后速返北平⑧。至于张自忠在何处，说法不一。他的下属、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说他“正在北平患痢甚重”⑨，张自忠自己也说“适予卧病在平”⑩。但是，有电文称他“八日晨由津乘汽车来平，下午即访秦德纯会商对策”(11)，日伪则说他是7月8日中午从天津“急遽来平”的(12)。无论在平还是在津，张自忠在事变爆发后立即与秦德纯、冯治安等人会面协商对策。有电称，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张允荣等“终日会商应付办法”，直至深夜“犹在秦邸未散”(13)。《华美晚报》称，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等当即“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防卫办法，当即决议联合维持冀察两省两市之治安问题”(14)。他们除了致电宋哲元报告外，还派邓哲熙到乐陵催促速回坐镇。日伪注意到：“以冀察最高首脑部重要会议而解决本案，如两军对峙彻夜时，不无发生意外大冲突之危险，似(势)必赶紧协商，决定对策。”(15) 是反攻还是缓和，第29军各将领有争论，但是达成共识后一致执行。参谋本部次长熊斌7月26日在国民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上报告说：“芦事发生后，八号及十号，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宋亦由乐陵电令先消灭当面之敌。当开会时，冯发表主战言论后，问张自忠意见如何，张答无意见，于是于八日晚下反攻命令。殊日人方面因兵力甚少，得此消息，即多方派人疏通，谓可无条件撤兵，因之乃收回反攻命令。至十日日军未撤，冯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张自忠及许多亲日分子从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16)平津沦陷后出任伪北平维持会秘书兼财政局长李景铭的日记说：“冯治安决战，竟以大刀队制胜，而田代与青木因此而亡。秦德纯见事有可为，电催宋哲元回平坐镇。宋仍本和平宗旨与日周旋。此时如决战，或尚可一鼓歼敌。然日本大军未至，故亦停顿数日，由外交进行。”(17)依此来看，反击是众人的一致决定。冯治安建议乘日军援军尚未到达之际“予丰台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宋哲元也指示“先消灭当面之敌”，张自忠表示赞同，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及小队长青木传说阵亡，这说明第29军反击之烈。力求缓和，也是众人的一致决定。宋哲元指示“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18)，并“饬门致中八日十时速归平，传达意旨于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19)。他对前来催促的邓哲熙强调：“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20)显然，第29军在作有限度反击的同时，又企图以“一些让步”求得“局部解决”。因此，宋哲元并未速返，由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负责处理。 7月8日的交涉，在北平与天津同时进行。北平的交涉，起初由秦德纯负责。日伪报纸宣称：“在北平市长秦德纯氏第(邸)，以秦市长为中心，同冯治安、张自忠等冀察要人，与由驻屯军司令部入平之和知参谋、今井北平武官，严重交涉。”(21)中央社电称：“中日外交人员魏宗瀚、松井等，八日晨十时开始交涉。日方要求驻芦之二十九军部队须先撤退，再谈判一切；我方以日方要求不当，即婉词拒绝，致双方交涉无结果。十时至十一时，日兵继续进攻，但俱未得逞。十二时后，日方复派外交人员拟与秦德纯、冯治安协商一切，秦、冯派魏宗瀚接见，但交涉亦无何进步。”(22)双方10点开始谈，正好与宋哲元要门致中回北平的时间吻合。天津的交涉，由马彦翀和警察局长李文田负责进行，日方资料说是在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张自忠之间进行(23)，马彦翀也回忆说，张自忠“扶病，与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向日方在津驻屯军参谋长乔本(即桥本群)交涉。因此时日司令田代有病，由乔本代行”(24)。这反映了张自忠对天津交涉的影响，虽然真实情况是：马彦翀、李文田奉命质询驻屯军军部“此次发动之意向”，桥本群派人回答“无扩大之意，亦盼和平解决”(25)。俞飞鹏7月9日密电何应钦、顾祝同：“双方在平谈判，日军并托人向在津某当局斡旋。现冯主席在长辛店、张市长留平。以上为本日四时前消息。”(26)不过，两地的交涉变成北平一地，马彦翀说：“嗣乔本赴北平，由将军及冯主席秦市长在北平商谈。”双方“往返谈一日夜，总算谈判成立”(27)；日方也说“北平之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人，与我方之和知参谋、今井武官等交涉一切”，“九日或可成立交涉”(28)。 7月9日2时，双方达成协议。日方所说，极为简单：“(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三)芦沟桥的守备部队由冀北保安队担任。”(29)日伪说，该协议属于“绅士的协约”，以后“似决定用文书协定”(30)。除了双方停战这点外，中方所说与此极不相同，从中可见第29军上层以“一些让步”求得“局部解决”：其一，责任问题。马彦翀指出有“各惩办肇事者”(31)一项，这意味着第29军未追究日军制造事变的责任。其二，宛平城的接防问题。军政部在平官员严宽7月10日向部长何应钦报告：第29军本来提出由张自忠所部一营接防，但在日方反对下同意卢沟桥“仅由冀北保安队150员名改服警装，入城接防”(32)。其三，双方军队撤回原防问题。争论中心在于：日方要求“完全撤退宛平之华军”，中方“提出反要求，主张日军应退至原驻之地”(33)。秦德纯强调：“所谓原防问题即战前原驻地点，日军原驻天津者，应回天津；原驻丰台者，应回丰台。我军原驻宛平城内，因应战移防城上，我军由城上撤至城下，即为原防。”(34)严宽致电何应钦报告：“秦、冯主张对芦城绝不能退出。”俞飞鹏也密电何应钦报告：“日要求长辛店、芦沟桥我方不得驻军一层，宋明轩(即宋哲元)绝对拒绝。”结果却以“我军冯师一营退往长辛店”，换取“日军步兵撤出五里店，炮兵撤丰台”(35)。 在交涉的过程中，张自忠与冯治安、秦德纯于7月8日下午联名致电何应钦，报告处置措施。次日下午，何应钦回电：“兄等应付适宜，至为佩慰。”(36)协议达成后，三人再次联名致电国民政府，首先报告：日军“迭次猛攻，均经我军沉着击退，迄未得逞”，乃“声述不欲事态扩大，希望和平了解”。接着解释协议：双方决定“先行停战，部队各回原防，恢复原来状态”。最后表示“尔后交涉决以不丧主权，不失国土为原则”。蒋介石电示“嘉勉”，强调“应先具决死与决战之信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才能贯彻主张，完成使命。惟我军以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使全体官兵明瞭坚守一致。谈判之事，尤应防其欺诈，刻刻戒备，勿受其欺，北平城使内外不能任意出入为要。”(37)显然，“应战而不求战”等同于“只许抵抗，不许出击”，蒋介石同意第29军的处理方针。 双方规定冀北保安队于7月9日9时左右“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38)。6时40分，中方林耕宇、日方中岛中佐传达撤退命令。7月9日，俞飞鹏密电何应钦、顾祝同：“本日十时半起，双方部队向永定河东西岸后撤，候谈判解决。现平方秦市长等态度颇强硬，津方由李公安局长等与日接洽，日方驻屯军及使馆，均有人向我接洽。窥其情形，似有牵就我方，不愿事态扩大之意。”(39)7月10日，日外务省“接到电报，谓九日午后四时，残留于芦沟桥之中国部队，完全向永定河西方撤退了”(40)。但是，“一部份日军仍据宛平北车站不去”(41)。当日下午，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联名致电阎锡山，通报此情况并阐述第29军的应对方针：“(一)佳(即9日)晚前方部队双方虽经撤回原防，恢复原来状态，但日军仍留二百余人于芦沟桥东北之五里店，今晨复有六百余名，附山野二十余门，由丰台又向芦沟桥方面前进。(二)双方虽经接洽和平了解(结)，惟以现在后方军队调动情形视察，其是否真诚，诚不无可疑。(三)现全军将士已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本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积极准备。倘彼方反复异动，当遵委座(即蒋介石)指示，取断然之处置。”(42) 张自忠在第29军中的实际地位仅次于宋哲元，6月中旬又曾以报告天津市政为名到乐陵晋谒宋哲元，回返后就以养病的名义驻在北平，这在宋哲元不在时显然具有坐镇北平的意义，但在致电国民政府报告时，要么由秦德纯领衔，要么由冯治安领衔。第29军上层的对日妥协，遭到中下层的反对，张自忠本人在执行的过程中自然也遭到反对。何基沣等人回忆说：“九日晚七时左右，张自忠以电话询问何基沣前线情况后，对何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个人去打仗。’何答以‘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感到何的意志坚决，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何的直接长官，于是就叫军部给何发命令，严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43)这深刻反映了第29军上层将领担心蒋介石借机消灭他们，他们竭力以妥协维持第29军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张自忠将军大事记》记载说：“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公带病与冯治安、秦德纯主持公务，稳当处理8、9、10三次与日军的军事冲突，开展对日交涉；9日自秦德纯出面与日方达成口头停战协定，与日方谈判停火协议。”(44)这就是7月7日夜至7月10日的基本情况。 虽然日军拒绝撤退，秦德纯和宛平县长王冷斋与日交涉又“不得结果”，但是宋哲元仍然“力主对日和平交涉”(45)，并决定由张自忠出面交涉。今井武夫也宣称：7月10日“中国方面选派天津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负责交涉”。他还认为，第29军以张自忠负责交涉自有原因：“温厚而目光远大的张自忠在冀察军内很有威望，曾于当年春天偕同张允荣由天津军塚田中佐做向导去日本考察，这帮助他重新认识了日本的实力。故传说他和冀察军内的其他要人不同，能认识到与日军合作的必要。因此他虽在病中还一致选他为日华谈判中的主要代表。”(46)国民政府官员王子壮的日记称，宋哲元左右有许多汉奸，较著者有陈觉生、齐燮元，“但日人犹以为未足，更拉拢天津市长张自忠。张本武人，原以血性自许，但今春赴日游历，日人用十数万以笼络之，结果此头脑简单之张氏又入其罄中。奉召返国，已不若向之坚决态度。”(47)虽然张自忠并非这样的人，但是这些言论说明以他出面最为适宜。 7月10日16时，张允荣与松井谈约3小时；午夜，松井和今井武夫向张自忠提出：“一、第二九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对肇事者给以处分；三、芦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对以上要求须向日军提出书面承认，对第四项的具体事项作出说明即可。当承认上列各项后，日、华两军即各回原驻地，但在芦沟桥附近须按我方要求进行。”(48)这些无理要求遭到拒绝，今井武夫指责张自忠“不仅不同意处分肇事人，而且连由卢沟桥撤兵的问题也不同意，主张由其他部队换防”。7月11日晨，秦德纯也电话松井：“即使对其他条件让步的话，惟独对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一项，绝对不能同意。”(49)但随即，双方达成协议草案。按照今井武夫的回忆，11时半他与张允荣、齐燮元、孙润宇三人会商。齐燮元称：“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让日军去占领，冀察政权岂非丧失了立场?”(50)今井武夫由此认为“过去冀察政权所以一直顽固地不答应从卢沟桥撤军的原因，是怕日军留在那里不动，强迫中国军队单方面撤退，不仅条件过于苛刻，而且怀疑日军会在中国撤走之后进驻卢沟桥”。由于日军当时“能调到前线的兵力只有驻扎在北平附近的步兵约两个大队，从天津增援的炮兵部队，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困在通州，进退维谷”(51)，今井武夫乃宣称：“万一中国方面答应日军的要求，日军情愿主动在签字的同时从卢沟桥周围撤退。”齐燮元马上称“相信武官的人格，全部承认日军的要求条件”(52)，并拟定了草案。 协议的内容令人震惊。今井武夫记载说：“一、冀察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表示遗憾之意，并将负责人予以处分，更声明负责防止将来再惹起此类不幸事件。二、中国军为避免与驻丰台日军过于接近而易惹起事端起见，不驻军卢沟桥城廓及龙王庙，以保安队维持治安。三、本事端认为多半是胚胎于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系统各团体的领导，故此将来采取对策，予以彻底取缔。”(53)何应钦报告第29军承认日方所提条件：“1.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2.取缔共产党、蓝衣社激烈分子排日抗日等运动；3.永定河以东、西山以西，不驻中国军队。”(54)英国档案记载：“(1)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城墙内沿线或龙王庙地区，由保安队维持该地的和平与秩序；(2)第29军派出代表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镇压抗日组织。”(55)对比来看，有两点似乎相同：第一，第29军同意所谓道歉及惩办责任者。第二，将事变责任推到所谓蓝衣社等身上，因而同意“(1)除去‘那些危害中日友好关系份子’；(2)镇压共产主义；(3)控制反日团体及其活动，包括反日教育”(56)，日方可以任意指定而加以镇压。有一点有争议，日方不提日军撤退问题，而单纯强调第29军不驻军于“卢沟桥城廓”及龙王庙，英方解释为“卢沟桥城墙内沿线”，而未指明为宛平城、永定河东西岸。何应钦指出：如果“永定河以东、西山以西”不驻中国军队，则“有南北二百余里、东西百余里地方又形成冀东状态”。但是，秦德纯在给蒋介石的电话中“不承认有上叙事实”(57)，何基沣等第29军将领强调只是商定了三项停战办法：“(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我方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另由冀北保安队(即石友三部)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58)这与7月9日的商定无多大差别。如此看来，第29军企图以答应日方要求换取日方撤兵。 这个协议是否签订，有争议。今井武夫宣称7月11日20时由张自忠与松井“完成了签字手续”(59)，日本军部在7月13日下午发表的公报中宣称7月11日“现地”签署了协议(60)。《张自忠将军大事记》记载说宋哲元指示张自忠、张允荣代表第29军签署(61)，何应钦也称“确已于十一日晚签字”。但是，秦德纯电话蒋介石“谓并未签订任何条件”(62)。7月14日同盟社电也称：“本月十一日日方所提出之休战协定，系由天津市长张自忠将军及二十九军参谋长张允荣二人联名签订。惟今日北平市长秦德纯正式加以否认。”(63)苏联所派全权代表鲍格莫诺夫询问是否签署，孙科回答：“据南京政府所知，未曾签署任何协定”，可能是天津市长“做出口头承诺”(64)。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指出：“根据日方官方来源，中国军事代表是在给日本军事代表的笺函(note)中同意”日方要求的。许阁森还说：“这个协议(张自忠—桥本群协议)的实质很神秘，同许多其他中日协定一样神秘。到7月24日，宋哲元将军否认他知道真正内容。7月25日，中国外长个人告诉我说，中央政府也毫无所知。”(65) 无论怎样，张自忠在7月11日左右被指责为亲日分子。王子壮的日记称，第29军内部分为两派，“一为主战派之秦德纯、冯治安、赵登禹等，时与日人起冲突，而屡于报端表示绝不屈服者”；宋哲元与张自忠等“所发表之谈话极不着边际”，日与日人“鬼混，希图苟安妥协”(66)。又有人称：“宋为亲日分子齐燮元、张〇〇、张允荣、陈觉生四大金刚所包围。”其中“张〇〇”即指张自忠。另外，按照何基沣等人所说，7月12日张克侠经宋哲元同意，拟定了攻势作战计划，张自忠却认为“芦沟桥事件已经和平解决，战事不至再起”，因此张克侠“所拟计划未能下达执行”(67)。日军及汉奸对第29军也“大肆挑拨，谓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又对张自忠部下，则谓仅打冯治安部，不打张部等语”(68)。 但是，如果说7月11日协议即使签订，也是第29军将领一致决定签订的，让步也是有限度的。签署之前，蒋介石指示秦德纯：“一、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二、不许后退一步。三、必要时准备牺牲。”(69)7月12日专电称：“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各要人昨终宵会商应付时局办法，迄今晨六时始散。”(70)7月11日亥时(21至23点间)即协议出笼后，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三人联名密电蒋介石：“自应遵照钧命办理。现我官兵均具有与敌拼死之决心。至芦沟桥我军防线，甚为巩固，纵敌顽强，亦万无一失。”7月12日，三人又致电蒋介石：“芦沟桥战事复经磋商解决办法，规定双方会同派员监视前方部队于现状下各撤回原防，刻下正在进行。惟彼不顾信义，能否履行，尚不敢必[信]。芦桥城及铁路仍为我军驻守。”(71)可见，所有一切都由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共同作了汇报。 二、事变中期在天津：具体负责对日交涉 正是在7月11日这天，香月清司抵达天津接任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同一天，宋哲元从乐陵也到天津。显然，宋哲元“去天津的目的，不是抗战，而是求和”(72)。7月13日晚，张自忠到天津与宋哲元会商。熊斌一时不知，仍于7月14日密电蒋介石：“冯治安主席在北平任戒严司令，指挥平郊作战，张市长病痢甚剧，亦在北平。”(73)不过，这反映出第29军的新安排：由冯治安坐镇北平指挥军事，张自忠到天津负责对日交涉。严宽密电何应钦：“1.此间外交工作，元(即13日)起转津……燮元(即齐燮元)、允荣、治洲(即刘治洲)、觉生(四人均为冀察政委会委员)等均往津。2.灰色者极力软化仰(即冯治安)等，但仰甚硬。3.形势如此，惟张(即张自忠)等口气，尚怕中央军北上。4.和平仍在进行。”7月15日，宋哲元电话熊斌指出：“以不损领土主权为原则”，由张自忠“折冲”(74)。此外，按照王子壮的日记，宋哲元还派陈觉生等人“当折冲之任”(75)。《盛京时报》登载7月14日电称：“关于今次事变之交涉，迄及今日，均在北平举行。而宋哲元氏亦甚希望正式交涉地移于日华两最高当局所在地天津。因此，担任交涉要冲之冀察政务委员齐燮元氏于下午零时，天津市长张自忠氏于下午零时半，均各搭车自北平赴天津。宋哲元氏听取齐张两氏报告事变真相及交涉经过后，十一日下午八时，以松井特务机关长张允荣间签字成立之三条项协定为基础，与香月新军司令官间，预定开始直接交涉。而移交涉于双方最高当局所在地之天津，自期事变迅速圆满解决之意味观之，极合适宜。正式交涉虽已移于天津，但现地北平，秦德纯、张允荣与松井机关长间，似仍与天津正式交涉相并行、续行侧面而折冲也。”(76) 如前所指出，第29军企图以妥协换取日方撤兵，张自忠到天津次日即7月14日发表谈话，称：“二十九军已恢复八日前状态，但日军尚未完全撤退。”(77)日方目的，正如今井武夫所称：“中央内阁会议一旦决定出了兵，天津军内的强硬派便提出要求把道歉人由最初预定的师长升级为军长宋哲元，把处分的负责人也由团长升格为师长冯治安。这样不但提高级别、指定姓名，而且处分条件也苛刻，故意刺激中国方面的神经。”(78) 如何与日交涉，张自忠、张允荣、魏宗翰、陈觉生、邓哲熙等聚集宋哲元家中商议。有电称：“十五日下午四时，冀察政会要人，由宋哲元以下，张自忠、齐燮元、刘郁芬、过之翰、张允荣、石敬亭、魏宗瀚、陈觉生、邓哲熙等，均到英租界十七号路进德社，为外交问题集议。宋指定张自忠、张允荣、邓哲熙三人为负责人，与多方负责人桥本、和知进行磋商。”(79)严宽报告，第29军将领的“意见稍有出入”：“1.张等力主和，日对张等由陈(即陈觉生)、马(即马彦翀，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居中拉拢，故张等对日外交处处让步，藉巩地盘。2.冯等力主战，对日绝不让步。陈等对外企图仍恃华北特殊，主张地方与日媾和，力谋在外施其技(伎)俩，并以收复失地及中央军北上之利害，极力挑拨与包围宋氏。是以近来此间闲言甚多也。”(80)但在平的国民政府官员杨开甲否认说：“二十九军内部秦(即秦德纯)表示全体一致。外传冯治安、秦德纯、赵登禹、刘汝明等态度强硬，张自忠、张允荣与委员会之齐燮元、潘毓桂、陈觉生、石友三等则主和缓。”(81)这一切说明日军企图挑拨离间；也说明第29军达成一致，“继续折冲。”(82) 集议之后，张自忠当即会晤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彼此交换意见”(83)。7月16日，他和张允荣与桥本群、和知再次交涉，邓哲熙、陈觉生“亦由侧面进行接洽”(84)。同日，秦德纯同今井武夫在北平亦“对芦沟桥事件解决问题有所商谈”(85)。日方提出的一系列无理要求无比阴险毒辣，王子壮的日记作了记载和分析：“闻日人之交涉步骤，系分为两步，一为关系停战，二为其他政治问题。第一步之最重要者，为撤退三十七师。此一师部队，系首先对日实行抗战者，日人恨之，故先交涉，使其调开，以示惩罚，并以分化宋之部队，使其不敢再来抗日。此计之狠毒，无与伦比。宋果予允许，不特全国人心均失，彼部队之心亦必瓦解，中央更不能允其擅自出此。况第二步之政治要求，更可使人想象其阴险毒辣。”(86)可见，日本企图分裂中国和第29军，它所宣称的“如何根绝排日，即须脱离中央政府，另成立华北之独立的组织，以为日人之傀儡”(87)。如果遭到第29军拒绝，日本就决心以武力实现华北的所谓“明朗化”。 对此企图，国民政府高度关注。7月17日，何应钦密电在天津的宋哲元、张自忠和在北平的秦德纯、冯治安、张樾亭：其一，分析日军企图。根据日军部署来看，“显系对北平及南苑取包围形势。而近日则派小参谋数人与我方谈判和平，希图缓兵，以牵制我方，使不作军事准备，一俟到达平郊部队较我廿九军占优势时，即开始攻占北平，先消灭我廿九军。此项诡计，最为可虑。”其二，提醒宋哲元等人不要上当。“兄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懈，如果能在不损失领土主权之原则下和平解决，固所深愿，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迩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绝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则将噬脐无及。”其三，提出必须准备应战。“望兄等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奇袭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弟意宜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个据点，将兵力集结，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如日军开始包围攻击时，我保定、沧州之部队及在任丘之赵师，同时北上应援，庶平、津可保。”最后，何应钦要求宋哲元等人“希酌夺见复”(88)。对此，第29军回答两点：其一，在不能和时才抗战；目前还要努力和平。7月18日，由秦德纯、冯治安出面联名回电：“吾人固祈祷和平，但果至不能保持和平时，只有为自卫而奋战。”(89)次日，陈继淹代表宋哲元发表“能平才能和”的谈话：“宋决站在国家及民族立场，秉承中央意旨，以求解决时局问题。为谋东亚两大民族利益计，双方应和平解决。但不平则不能和，欲和须求其平，并望国人处以镇静。”(90)其二，在和战问题上，第29军各将领意见一致。针对盛传“二十九军将领主战言和，内部意见不甚一致”，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联名致电第29军驻沪办事处处长李广安，强调：“外间谣言种种，意在挑拨离间及混淆视听，不值识者一笑。”(91) 张自忠则出面和张允荣等人在7月17日继续与桥本群“折冲”，宋哲元并派陈中孚协助(92)。桥本群提出：由宋哲元出面于7月18日向香月清司道歉；两三日内处分“责任者”营长金振中；“北平市内由宋哲元的直系卫队驻扎”；“对将来的保证，待宋道歉回到北平后实行。”对比上述今井武夫所说来看，日方未提处分冯治安，但桥本群提出：“以上写成文件。但即使罢免排日要人，也不能写于文件内。”(93)宋哲元接受道歉的要求，于7月18日晨与香月清司会见，有电称：“彼此关于芦沟桥冲突互表歉意，嗣洽谈双方对善后意见，迄下午二时许辞出。此为香月到任后宋自乐陵归津事变发生后，第一次首脑见面恳谈。”双方商定其他问题的谈判，中方由张自忠、张允荣、陈中孚、陈觉生、邓哲熙五人负责，日方由桥本群、和知负责(94)。 7月19日，张自忠同桥本群继续“有所商洽”(95)，桥本群提出三项原则要求：“一、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二、芦沟桥附近不驻二十九军，换以保安队；三、取缔蓝衣社与共党。”道歉已经实行，第2条在7月11日中就已提出，因而关键在于第3条，“日方尚有细则数条。”(96)张自忠予以拒绝，桥本群态度蛮横，《盛京时报》宣称：“桥本参谋长关于日军要求事项，对其细部之具体的交涉，对张严重督促。惟张自忠对日方要求，似相当难以容纳。本案谈判之解决与否，全悬于华军能否具体的实施日方要求而定。”(97)22时，驻屯军发表声明施压，指责第29军自事变爆发以来不仅“由卢沟桥及其附近”屡次向“日军前线射击”，而且“在卢沟桥附近保安队对日军设阵地，且与在永定河两岸之中国军互相连络”，宣称“现尚赶急构筑阵地中”，如果“中国军仍然反复如斯不信行为，则日军自二十日正午以后恐至采取独自行动之不得已”(98)。显然，日军利用宋哲元等人“求和弱点，乘之使用军事畏(威)胁”，桥本群督促，今井武夫、松井在旁“迫促”(99)。23时，双方由张自忠、桥本群出面签订称之为《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的所谓“细则”，将日方第3项原则要求细化为六款：“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三、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机关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此外，“撤去在北平城内的第三七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100)日方宣称，这些内容“包有在华北严重取缔排日抗日行为及防共协定，并将自事变以来迭次反复不法行为责任者冯治安所部第卅七师移驻华北等项目”(101)。除这个“细则”外，在国民政府军政长官第16次会报上，有人报告双方还签署了7月21日协议：“宋在津被包围，结果乃派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议定三条，系无头无尾之条约。原文如下：解决之[条]件：1、道歉。2、廿九军退出芦沟桥及龙王庙，以保安队接防。3、取缔共产党、蓝衣社等。廿六年七月廿一日。张自忠、张允荣签名。”(102)对比桥本群提出的三项原则来看，基本相同。 在7月21上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外长王宠惠将上述“细则”称为7月11日协定的“停战施行细则”。然而这个“细则”的危害性实在是太大。众所周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1938年底为引诱国民政府投降，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细则”实际上是日本企图首先将“共同防共”实施于华北，这在所谓“明朗化”道路上只差公开“自治”一步了。 第29军之所以如此，一是“怕失去独立王国”，担心中央军北上占据其地盘；二是“怕蒋介石利用内战、外战消灭杂牌军”(103)。就前者来说，冯治安在“细则”出笼后电话何应钦，“谓已签订协定，请中央军勿庸北上。”何应钦“问内容为何”，冯治安“答不得而知”。王宠惠批评指出：“宋于中央军表示力争抗战之际，忽又表示屈服乎?不然，此等重要协定，何竟事前不始(使)中央得知，是其又中日人之计矣!揣宋之用心，无非欲保利禄，怕牺牲。”(104)7月22日，随同熊斌北上的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一处处长杨宣诚向何应钦进一步报告说：宋哲元及其部下包括冯治安怀疑“中央所转报之日本动员出师情报”。对于北上军队，宋哲元要求“止于河北南境，意谓大军北上，必刺激日人。且保定防空设备全无，大军云集时，如遭日人空军轰炸，必不免重大损失”。熊斌与孙连仲等协商“沿漕河在沧、保线上布防”，宋哲元“似意不谓然”。可见，“宋与中央仍不免隔阂，而最大原因，不外宋之部下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其地盘”(105)。就后者来说，张自忠脱险后至济南对韩复榘指出：“七七前夕中央曾有指示，一面拨款构筑国防工事，坚守青城、卢沟桥两据点以保平津，寸土不失，一面派遣大军三路支援。构工事费已发下，汤恩伯已进驻绥察，刘峙部已进抵平汉路的保定以南，尚有卫立煌率部进驻平汉中段之新乡铁路西侧，胡宗南已沿津浦线前进，看来中央已有抗战决心。宋与我原均主张大拼一番，得此更增强杀敌决心，这在事变当中在平郊表现的杀敌精神，牺牲精神，是可以证明的。敌方三次增援，足见被我歼灭数量之大，但我军损失自亦惨重，所有三路援军如同隔岸观火，中央还一再命令坚守，很明显的是要借敌人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最低限度使我军消灭于敌我对消之下，方快于心。这才知道蒋介石是被舆论所迫而抗战，实际上是借抗战之名，来消灭杂牌军队，排除异己。宋与我一再分析，均认为牺牲不怕，牺牲于全面抗战是光荣的，是求之不得的，牺牲于坚持不抵抗主义，假借抗战之名，阴谋消灭杂牌部队，排除异己是无代价的。”(106) 对于第29军将领的政治态度，国民政府并不担心。宋哲元一面表态“和战均听命中央”，一面解释妥协之因，称“如主战则因廿九军尚未集结，须有相当时间之拖延，以便集结兵力，并请中央亦作相当准备”(107)。同属于西北军系统的孙连仲赞同此解释，密电蒋介石认为：“闻二十九军在不丧权、不辱国条件下与日谋和，乃虚与委蛇，藉作充分准备。”(108)国民政府军政长官第16次会报分析了第29军各将领的态度，认为：“宋哲元态度无可疑虑，不过希望俟有准备后再抗战。”“秦德纯、冯治安，则始终强硬主战，且甚服从中央。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1)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2)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但廿九军将领一致主张，则张亦不致独持异议。刘汝明态度亦强硬。赵登禹则无成见，以众议为依归。”(109)可见，即使对张自忠存在误解，但也认为第29军将领的态度是一致的。 7月19日，宋哲元回北平，张自忠留津继续交涉，但是交涉中心转到了北平。焦点之一是撤军问题，双方本来商定7月20日“两军同时撤退”，由石友三保安队7月21日晨“接防宛平及芦沟桥”(110)；“原驻北平冯治安师一部调离北平，以赵登禹一旅接防。”(111)但是，“日军忽又反悔，要求华军先撤，而华军坚持双方同时撤退，日军不允，少数已撤退之华军遂赶回原防，下午开始日军又向华军进攻，因此又陷僵局。”(112)同日，严宽报告何应钦：“此间昨夜、今晨讨论，决将芦沟桥前线一带之冯部吉(即吉星文)团及平防之冯部何(即何基沣)旅，限本午前后撤退，吉团已退长辛店，由友三(即石友三)保安队接防，何旅移西苑，由赵师王(即王治邦)旅换防，企求对日示诚和平。”他同时指出“是否和平，似在日军明日是否撤退。”7月22日，赵巽报告何应钦：“迄现在情况如下：1.号日(即20日)日军又猛攻芦沟桥，双方死伤颇重，卒未得逞。料系促我方履行条件。2.养(即22日)昼我芦沟桥守军撤至长辛店，代换石友三保安队。平市城防预定换赵登禹师，该师之一旅已到达，表示履行条件初步。如日军不撤或竟前进，即迎头痛击。3.此间已严密准备，如日再违，平、津混战，立可爆发。关键在今明两日。4.二十九军颇因环境关系，和战意见不一。但宋自有主宰，步伐不紊。5.石部多是二十九军旧部，宋能掌握，闻石本人亦有抗战决心。”(113)这些报告不仅反映了第29军为什么同意以石友三保安队接防，也反映出第29军在撤军问题上决不妥协，因为这关系着第29军的生存问题；如果日军不撤，第29军就只能应战了。 焦点之二，是日军逼迫第29军实现华北“明朗化”。宋哲元一返回北平，日方就要求“改组冀察政委会为自治会”，宋哲元“未赞同”。接着，日方宣称要想和平，第29军就须实行“取缔反日分子及宣传道歉、撤惩挑衅主官冯治安及经济协调等四条”，而“以最末一条为主要”(114)。李景铭的日记记载为五条：“一张自忠为河北省主席，二秦德纯免职，三组织自治政府，四共同防共，五华北矿业中日合办。”宋哲元断然拒绝，指出：“任何协定须待中央复核。”(115) 综上所述，第29军在道歉、“共同反共”等问题上对日本作出重大妥协，但在撤军与其他涉及生存的重大事项上绝不妥协。这是第29军将领共同一致的决定，由张自忠出面与日本具体交涉。虽然“一切均遵照宋委员长之指示办理”(116)，但是他成为国人眼中的汉奸。由于谴责实在很猛烈，张自忠不得不作一些辩白。到天津后次日即7月14日，他发表谈话强调：“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本人始终以国家为重。”(117)在“细则”出笼后返回北平前，他于7月23日又发表谈话，表示“予分属军人，兼绾市政，只知服从命令，捍卫地方，自信爱国尤向不后人”(118)。 三、事变后期回平与离平：不可能维持第29军的地位 一些学者所说的张自忠逼宫，依据于何基沣等人的回忆。他们说：宋哲元“对汉奸包围张自忠的情况已耳有所闻，所以在他离津回平之前，叫张留在天津，不让他去北平”。宋哲元忽然接到张自忠回到北平的报告，“甚为愕然”，说：“我叫他留在天津，他来北平干什么?”而张自忠回平后“受到汉奸张璧、潘毓桂等的包围，很少与外间接触，忽于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许前往见宋，并对宋表示：‘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至此，宋已明白张的意图，于是决定立即离平。”此段叙述未说明张自忠何时回到北平，但认为是7月28日对宋哲元“逼宫”的。至于张自忠离开平津的原因，他们认为是：“张就职后，日寇即直接指使潘毓桂、张璧等办事，而对张自忠则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紧接着，张又得到了三十八师在天津与日寇作战的消息，始知大势已去，全局皆非。”(119) 关于张自忠何时回平，有两种说法。马彦翀说张自忠是7月21日“因公赴平”的。而这个“公”，从张自忠临行前与马彦翀的对话中体现出来。马彦翀言：“中日大战，恐不可免!”张自忠回：“此层我亦明白。究竟中央预备到如何程度，此间尚不尽知；我们军队，尚散驻各处，我刻赴平，将请宋先生即派大员，赴中央请示。并一面集中队伍，以备万一。不过兹事体大，小之糜烂地方，大之关系国家民族之存亡，一切秉承中央指示，审慎从事，断不能以个人愤激，轻起衅端，贻误国策。”马彦翀评论说：“此将军主持慎重之意也。”宋哲元采纳张自忠的建议，派张樾亭7月23日“由平赴京”(120)。《北平晨报》则称张自忠是7月25日17时“奉宋召……由津搭车赴平”的，秦德纯等人到车站迎接，张自忠“当晚谒宋”(121)。 综合来看，张自忠是7月25日17时回平的。原因之一，是得知日本驻屯军当日召开了军事进攻部署会议。有电指出此会议对日军“极重要，为决定华北时局紧驰之枢纽”，因而第29军将领必须商讨如何应付。原因之二，是参加当晚第29军要人与蒋介石所派心腹刘健群的协商会议。据7月26日1时急电，“宋哲元廿五晚在进德社召集冀察各要人会谈，张自忠赶来参加，迄深夜尚未散，对时局问题有重要商讨。”(122)宋哲元对刘健群提出：“现在北平城内无兵，是一个空城，我在三天之内，尽量和日本人敷衍，一面速调三团兵入驻北平，交张自忠负责主持。我便照中央意旨到保定去。”即是说，7月25日晚的紧急会议就决定了张自忠留下来负责，刘健群称：“宋哲元、张自忠的用心和忠诚，我是澈始澈终知道的。”(123) 日本驻屯军召开军事部署会议后，7月26日即先后发生了攻打第29军廊坊驻军和冲击广安门的事件。张自忠出面与松井“开始交涉”，但是松井态度强硬(124)。7月27日，香月清司提出最后通牒，限第37师在28日正午以前完全撤出北平地区。这一期限，因英美的抗议而推迟几个小时。同时，各国驻北平的使节组成外交团与日方协商，其情况据李景铭日记记载为：“日本恫吓东交民[巷]外交团，谓二十九军果不退，当以毒瓦斯轰炸平市，请外交团自觅安全之地。外交团乃代市民请命于宋。宋曰：余有四条件，日可以者，余可撤兵。一，张自忠维持军政；二，以张璧维持电灯，以潘毓桂维持公安局；三，日兵不入城，不放弹；四，和战俟到保定再议。外交团承认担保此条件，而宋果撤兵矣。”(125)以之来看，由外交团担保，宋哲元以几项条件换取日军不入北平城。7月28日下午，宋哲元、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紧急会商，决定撤出北平，“将平津防务、政务交张自忠负责”(126)。宋哲元对徐永昌指出：“二十九军在南苑损失太大，佟副军长阵亡，赵师长受重伤下落不明，平津随处皆遭攻击，不得已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兼平市长，留赵师两团及阮玄武二团维持平市秩序。”(127) 以张自忠殿后，起码有两大原因：其一，第29军对是否应战仍在犹豫，宋哲元“仍然抱着以张自忠为缓冲，寻求所谓和平解决途径，重返北平的幻想”(128)。秦德纯于7月31日致电蒋介石：“为今之计，只有战和两途，如决战则拟请将大兵分为三路，平汉、平浦及中间各一路，二十九军任一路，由钧座统一指挥。”“如不战而和，则拟请中央派员到平、津与日方直接交涉，或亦可敷衍一时。倘不和不战，则国家前途实不堪设想矣。”蒋介石批示：“现已到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和之言。”(129)张樾亭疑问冯治安“张能否负起北平方面的责任”，冯治安“说张可以与日本人交涉”，张樾亭认为“不易，这是敌人的缓兵之计”(130)。张自忠后来呈报蒋介石：“窃自忠于七月二十八日奉宋委员长命令留守北平，代理冀察军政事宜。奉命之下，诚恐材具弗胜，一再坚辞，经宋委员长责以大义，不得已泣涕受命，允为维持十日，由宋委员长自保率队来平接应，以解北平危急。”(131)其二，在和谈的掩护下，安全撤退第29军。宋哲元对张自忠强调：以目前情况，第29军很容易被日军消灭，我去保定将部队“全部撤到保定至沧州一线”，只要你能拖上一个星期时间，“我们就能把部队收容起来，改变局势。”(132)他在张自忠回到部队接任第59军军长时，对第59军将士指出：张自忠留守北平，目的“是为了掩护我军安全撤退”(133)。 因此，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后，于7月30日电话张自忠“与日折冲，渠完全负责”(134)。据李景铭7月31日日记：“报载宋哲元由保定电张自忠云：‘特急。张师长、董贤弟鉴：密。兄今早三时到保，勿念。兄为贯彻和平主张，已令饬中央各部，一律在到达地点停止待命。第二步再设法令其调回，望即转达日方，勿对各该部有军事行动为要。小兄宋哲元。艳(二十九日)。’且以此观，中央无应战决心矣。以土让人，竟责人之失土，有此理哉。”(135)如此看来，虽然宋哲元已于7月28日发表抗战通电，但是正如今井武夫所说，掌握平津冀察地区的宋哲元等，从自己利益角度考虑，“只要有一线希望也不愿意开战。”(136) 张自忠只身留平，命令所部对日应战。接受命令后，他即致电马彦翀、李文田安排：“我们都受了国家豢养多年，到此紧要关头，务各尽职责，方对得起国家。刻我任北平城防重任，津市府事务，令彦翀负责，驻津附近各军，由李文田就近指挥。我已身许国，顷已预嘱家事，盼兄等共体余意，把握时机。”(137)接着，他电令李文田率部杀敌，“并告诫官兵勿忘为中国国民，不必以交通梗阻为虑。”(138)7月29日2时，第38师发起进攻(139)。为便于第38师迎战，同时便于对日折冲，他还作出安排：“报载张自忠辞三十八师师长职，后任由李文田接充，张已完全脱离军籍矣。”(140) 但是在此过程中，关于张自忠是汉奸的言论铺天盖地而来。王子壮7月28日的日记说：“张自忠又居中捣乱。”(141)7月29日，严宽密电何应钦：传闻在7月28日之战中张自忠、石友三所部“有参加日军行动之说”，而冯治安部“伤亡极惨，艳丑(即7月29日1点至3点)全部撤退”，平津“形同失守”。“日人提出此间要员更动，艳(即7月29日)实现。自忠、燮元、允荣、毓桂、张璧、仲孚、觉生将主要政，汉奸全获胜利。”又说：“居仁堂已被张部进占。”(142)南京消息7月30日称张自忠“变节”(143)。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也向艾登报告：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为北平代理市长，李文田为天津代理市长，“这一任命总体上同近来日本对华北政权人事的要求密切相关。根据日本的喜欢，异常地任命第38师正副师长掌管北平、天津，而他们指挥的部队正在同日军作战。中国报刊立即称他们完完全全的卖国贼，并视他们为与殷汝耕同类的日本傀儡。”(144)不过，这些言论有利于张自忠留平与日交涉。 张自忠力图维护冀察政权。首先，他“一面令驻城内石旅(即独立第27旅，旅长石振纲)确保北平秩序，阻止日军入城；一面派员与宋委员长妥取连络”(145)。而调遣石振纲部入城，按照李景铭日记所说，获得日方谅解：“八时，访林少英，谈张自忠有两团兵得日方特务机关谅解，已调入城，改为保安队。”(146)其次，张自忠调整冀察政委会委员。8月3日，张自忠以“各委员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以致开会讨论事项不易进行，特将秦德纯、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萧振瀛、石友三八人一律开缺”(147)。严宽报告何应钦：“冀察政会照常办公。”(148)8月4日，《北平晨报》称：张自忠“延聘”张允荣、张璧、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骧、杨兆庚、陈中孚、邹泉荪八人为委员(149)。有人就此指出：“为了应付日本人，新安排的委员中不得不杂有亲日派和汉奸”，而这是“宋在离北平前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已作规定”(150)。此外，张自忠还竭力维持天津行政，于7月30日电饬天津市政府参事边守靖“暂代津市长”(151)，边守靖遵令于次日“非正式担任市长”(152)。 与此同时，张自忠设法与日本交涉维持冀察政委会。8月2日上午，熊少浩(HSIUNG SHAOHAO)对英国驻北平领事柯文(Cowan)称：“正通过福建人、亲日派的李孟鲁(Li Meng-lu)协商行政机构问题，下列选项正纳入考虑范围：(1)维持现状；(2)按照冀东模式，成立冀察防共自治政府；(3)冀察同中国分离出来，合并到满洲。”并说：“大约一周或更快，就能作出决定。”显然，张自忠力图“维持现状”，反对后两项，按照熊少浩所说，“如果两省与满洲合并，张自忠就会辞职；如此，张就会受到日本人的迫害。”(153) 如上所说，张自忠的任务之一是掩护第29军撤退。正是在他奉命留守北平的几天内，第29军除刘汝明第143师防守张家口外，其余“正向保定东北集结”(154)。撤退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7月28日至7月30日3天。第37师及第132师一部撤往保定，“第卅八师沿津浦线部队，以一部扼守靖海，其余集结于马厂、大城、青县、沧县一带，沿平汉线各部集结于蠡县后，即归还该师。”(155)仍在北平的第132师另一部，按照熊少浩所说，张自忠与日交涉，“或许准许经由张家口(Kalgan)离开，或许解除武装”(156)。结果是上面所说的张自忠另以两个团以保安队名义进驻北平。第二阶段为7月31日至8月4日。驻北苑的独立第39旅于7月31日“被日军缴械”，张自忠得知后于8月1日命令驻扎北平城内的独立第27旅迅速突围到察哈尔，自己“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但“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优势部队截击，只得返回城内”(157)。独立第27旅于8月4日撤退至南口。总之，第29军四个师基本上得以安全撤退。随后蒋介石同意改编为第1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下辖3个军。第37师、第132师编为第77军，冯治安任军长；第38师扩编为第59军，军长先由宋哲元兼任，随后由李文田代，张自忠回到部队后接任军长；第143师扩编为第68军，刘汝明任军长(158)。 以上为7月29日至8月4日张自忠对日折冲的基本情况。张自忠身边人员指出，张自忠派潘毓桂、陈觉生与日交涉，日方置之不理，“一连几天交涉谈判均无结果”(159)。对于张自忠所部与日作战、撤退及张自忠的掩护的情况，参与组织伪维持会的林少英指责说：“张自忠部队死者未葬，伤者未愈，何心与日合作。以理言之，应随宋赴保也。”(160) 严宽曾于7月31日报告何应钦，说“平市异动后，市面未复常，每日士兵横行闾巷”，又说“张等已无主持能力，诸事均由汉奸操从(纵)”(161)。根据前述外交团的担保，“每日士兵横行闾巷”尚须考证；而且有电称：“北平城内秩序现由美英法意等国及地方警察维持，每日早晚开城两次，中日两军均被拒入城。正阳门曾悬日旗，为英美兵通知撤去，当时引起冲突。”(162)正是有此担保，张自忠幻想日军不入北平城，并在此幻想下力图维持第29军的地位。但这是不可能的，日方宣称：张自忠代理委员长兼北平市长，“不外为宋哲元秦德纯等复归北平之前提，而日军对此必彻底加以膺惩，不容廿九军冀察关系者掌抢军政权。”(163)于是，一些“北平市民”在日军的指使下“渐次组织理想的政治机构”，以期实现所谓“文官政治”(164)。据李景铭7月29日日记，具体为：“先是李孟鲁、今村已偕同江宇老(即江朝宗)，往见今井武官及松井机关长，均托以组织治安维持会事。江推吴子玉(即吴佩孚)，谓自己年老腿痛，不堪繁剧，且北平治安已有张自忠维持，何必多一层组织。今井云：此另是一事。且从前做过两次维持会长，今何谦逊。曰：彼时国内战争，双方调停交易，今乃国际战争，何以调解乎。嗣定下午在江宅约吕雷恒、冷家骧、李孟鲁会议决定。江留午饭，以后偕少英(即林少英)赴使馆访末次(即特务末次政太郎)……末次云：日人恨张自忠刺骨，张军万人在廊坊作战不剩一人。曰：且欲得而甘心，尚敢就职乎。即就职，亦不过数日事也。”(165)今井武夫也宣称：虽然以江朝宗等人出笼伪维持会，“然而，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而留下的张自忠，和维持会之间产生了政权的合法继承问题上的暗斗，特别是公安局长潘毓桂去留问题尚不明确。他那举棋不定的言行，使江朝宗受到一些影响，此外似乎另有什么人直接对江进行过威胁，所以他再三以年老体弱为借口，要求辞去地方维持会委员长职务。后经维持会委员们及日本顾问的鼓励，虽打消了原意，但委员会内部却因此而很难稳定。”(166)可见，张自忠努力维持冀察政务委员会，多少起到一些作用，日本等待时机，必然对张自忠和冀察政委会下手。 按照《盛京时报》所称，8月4日是日军对张自忠采取“最后手段”(167)的日子，张自忠认识到对日折冲再也不能继续下去。8月1日，日军“已达到北平广安门外，于今晨警备城外”(168)。接着如上所指出，日军要求张自忠“按照冀东模式，成立冀察防共自治政府”，或者同意“冀察同中国分离出来，合并到满洲”，此外，还要求“取坚决立场对付南京”(169)，即公开通电反蒋。遭到断然拒绝后，“日方重要人员”于8月4日谈话，对张自忠“已不信任”(170)。而就在同日，同盟社电称“午前九时半，日军某部队开入北平城。由前门入城，经长安街开入市内”(171)。这可能是日军强行入城的先遣部队。《华美晚报》称，张自忠于8月5日“被逼离平赴津，行踪秘密”(172)。中央社专电与《北平晨报》均称张自忠于8月6日“因病赴医院就医”(173)，并托病辞职。综合来看，日军8月4日压迫张自忠表态，他随后离平赴津并辞职。今井武夫称张自忠是8月7日辞职的(174)，接着在8月8日日军就借口7月29日的通州保安总队张庆余、张砚田反正，强行进入北平(175)。为什么在8月8日强行入城，《盛京时报》透露：“对于日军，八日有很好的运气。沈(即沈阳)变为九月十八日，此次事变为七日夜半，故亦可谓为八日。又西苑、南苑之总攻击为廿八日。我部队官兵，亘个月，转战各地，无暇休息，就中在南苑对敌军加以歼灭的打击，颇为快心。”(176)可见，日军一切都是有计划的，外交团根本不能担保日军不入城，张自忠与日折冲的条件已不复存在。 但是，张自忠还对维持冀察政委会作了最后一丝努力。他致函齐燮元、贾德耀、李思浩、张允荣、张璧，作出安排。根据《北平晨报》所载，函件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径启者，七月二十八日晚奉委员长宋令开，本委员长赴保，所有会内一切事务，由张委员自忠代理，等因奉此，遵即于二十九日就职视事，业经分别公布在案。当时军情紧迫，受命于危难之际，为国为民，义不敢辞，是以不避艰危挺身担任。现在北平附近军事停止，秩序恢复，爱护和平之夙愿，逐渐实现，此后可由政治方面解决一切。唯自忠患病月余，近更身体精神益感不支，际此时事艰难，设有贻误，将何以对地方?踌躇再四，唯有速让贤能，以免愆尤，而维大局。查本会从前原有驻会常委之规定，代委员长负责处理政务，自忠现已辞去代理职务，即赴医院调治，所有本会事务，仍应沿用前制，由各常委共同负责，处理一切。”下部分分为两件，一件致齐燮元、贾德耀二人，称“贵委员原系驻会常委，为此函请查照，即日到会办事，是所企祷”；一件致李思浩、张允荣、张璧，称“贵委员学优识远，众望所归，为此函请查照，即日到会担任常委办事，是所企祷”(177)。 张自忠强调了自己不得不辞职，但将辞职实质掩盖起来。更主要的是，他强调了冀察政委会并未随着自己辞职而取消，而是设置由五人组成的驻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会务”(178)。《盛京时报》将此说成是“废止委员长制”，“依合议制负责处理一切”(179)。驻会常委，除原有的齐燮元、贾德耀外，另增加李思浩、张允荣、张璧三人。尽管这五人中除贾德耀外，多少都变成了汉奸，说明张自忠不得不任命这些汉奸，但是他力图维持冀察政委会，反对日军扶植傀儡政权，并非如今井武夫所称张自忠在辞去代理委员长职务时“明确江(即江朝宗)正式就任地方维持会委员长”。今井武夫还称，日军强行入城后，冀察政委会于8月19日“自动解散”，江朝宗就任“新北平市长，接受冀察政务委员长的委托处理未了事宜”(180)。今井武夫是在强调伪维持会的继承性，虽然冀察政委会不撤而撤，但是张自忠并未委托江朝宗“处理未了事宜”。 张自忠在辞职同时，设法突围离平，未果后，在英国驻北平领事柯文、美国驻天津总领事卡尔德维尔(John K.Caldwell)及美国友人福开森(Ferguson)的帮助下逃离日军魔爪。在突围前，熊少浩曾询问柯文“英国使馆能否向张及其家人提供避难”，柯文建议英国政府说：根据有关文件，“在请求者的生命处于极度危险时”，英国必须将之作为“政治避难者”而“提供避难”(181)。卡尔德维尔也表态：“张自忠将军被困于北平，是属于政治性问题，营救他政治避难，是第三国应尽的责任。”(182)两人的表态，从张自忠及香月清司各自所说得到验证。张自忠向国民政府报告脱险经过说：由于未能突围，只得“中途折回城内，从此职困处孤城，一日数迁，居处被日人查封，形同囚虏，屡次冒险出笼，均未办到；迟至九月三日，职不得已化装，只身离平赴津，在途三日，始抵天津，寓于英籍友人家中，至十日乘英商海口船赴烟台转济南来京”(183)。香月清司宣称：宋哲元“仅张自忠等若干人留在北平。张自忠通知本官称，宋哲元命其代理冀察政府长官。本官不仅愕然，立即下令加以逮捕。不知张某何以得知此事，彼先避至美国医院，后即逃出城外，返归宋哲元处”(184)。大致是，张自忠8月3日突围未成功，9月3日化装脱险北平，9月6日到天津，9月10日乘船南下。 总结全文所论：七七事变之后，舆论盛传第29军领导人在如何应付和处理七七事变上“发生对日政策意见不同之裂痕”，指责“二十九军战和不定，主要就是因为张自忠掣肘”(185)。实际上，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第29军高级将领“企图以对日让步来保持他们在平津及冀察的地位”(186)，这是他们共同的决定，即“战则均战，和则均和”(187)。在实施上有分工，有人称张自忠、冯治安为宋哲元的哼哈二将，张自忠“比较灵活，而且是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宋哲元安排他“扮演汉奸”(188)。因而时人说张自忠“是亲日的”，冯治安“是抗日的”，但这恰恰是宋哲元“政治手段的运用，好应付日本人”(189)。在这分工下，张自忠“与敌周旋，忍辱负重”。自事变发生至7月13日，他会同秦德纯、冯治安主持大局，与日交涉。自7月14日至7月25日，由于宋哲元到天津，张自忠也在天津具体负责对日交涉。“细则”出笼后，他虽然也曾与日军交涉撤军，但是因为“以宋委员长返平，故一切均由宋委员长在平处理”(190)。7月25日，张自忠回平，随即“只身留平，以担当保全华北门户之重任”(191)。在整个交涉过程中，他一方面设法维护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努力维持第29军的地位。他强调：“当知中国是整个的国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民族，如属国家整个问题，应由中央统筹处理；若系地方事件，当唯冀察政委长之命令是从。”(192)但是，“理想难成事实”(193)，他不可能维持第29军的地位。蒋介石在他壮烈殉国后对他在七七事变期间的所作所为作了定论：“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动摇，而未尝以一语自明。”(194)可谓评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