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要用几个字简要地概括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的话，“苦撑待变”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一战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因此，“苦撑待变”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外交战略的指针。本文将探讨国民政府是如何在外交战线上实施这一战略的。
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这一特性决定了中国战时外交的特殊性。作为半殖民地，列强在中国分别具有重大权益，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某一强国的异军突起必将以其它列强权益的削弱为代价；作为大国，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在战略意义上，未来在远东都将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中日之间的战争，其影响必定不只局限于中日两国，它必将引起世界各大国的反应。这就是中国展开其外交的基础。
此时，在远东具有重要影响的列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英美法等国，它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远东华盛顿体系的缔造国，希望维护由它们起着主导作用的现存的国际秩序，反对任何以武力来变更现状的企图，因此，它们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潜在盟友；二是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被排斥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随着其实力的增长，它要求打破旧有的世界秩序，这与日本在战略上具有一致性，它是日本的潜在盟友；三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它受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排斥，无论是与英美法，还是与德意日以及与中国都存在着矛盾，但日本的进一步强大将对其远东地区构成最主要的威胁。
这三类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也是唯一能在远东采取干预行动的国家。中国的战时外交，实际上主要是对这三类国家的外交。明智而妥善地处理与这三类国家的关系，是实现“苦撑待变”的基础。
中立德国 不使为敌
中德关系在战前有长足发展，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发展得极为迅速。德国先后派出了以前国防部长和前参谋总长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协助中国进行军事改革和军事训练。到抗战爆发前，约有30万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中国的军火供应大部分也来自德国。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军火6405万马克，占中国自国外输入军火武器的80%。另一方面，中国也向德国提供其国防工业所必需的一些稀有金属，其数额占德国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①。
中德关系的这一状况使德国在远东冲突中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境地。一方面，它希望维护中德关系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极其需要日本的战略支持。鉴于德国的远东政策具有这两个层面，尽量使德国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阻缓德国迅速倒向日本，便成为中国对德政策的中心内容。
德国政府担心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会助长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德国外交部给驻日大使狄克逊(H.Dirksen)的一封电报表明了这一看法。该电指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目标不是在第三国的领土上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相反，我们认为日本的行动是与反共产国际协定背道而驰的，因为它将阻碍中国的团结统一，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蔓延，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德国外交部明确地通知说，“日本人没有任何理由期望我们赞同他们的举动”②。
国民政府意识到了德国的这一担心，它很注意利用反共这一点来取得德国的支持。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曾对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B.K.Neurath)说，“日本侵略中国就是替共党制造机会，世界上真正反共的国家，应该出来阻止日本的侵略”③。国民政府向德国保证，它不会让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它还曾多次向德国表示，如果日本一定要灭亡中国，中国将倒向苏联。德国对中苏关系的明显改善和苏联对华援助的增加惴惴不安，它不愿其在华地位被苏联取而代之。
因此，在中日战争初期，德国仍决定保持中立的态度。8月16日，希特勒指示牛拉特，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进行合作的意见，但在目前的中日冲突中，德国仍须保持中立”。关于与中国所订合同物资的交货问题，希特勒表示，“只要中国方面用外汇购买或提供相应的原料，这些物资就应该继续出口，当然对外应尽量加以伪装。”④
在此方针下，德国继续维持对中国的军火供应。据估计，在战争爆发的前16个月中，平均每月有6万吨的军火经香港运入中国。其中，德国军火约占60%。根据德国资料，德国易货供应中国的作战物资，1936年为23748000马克，而1937年则增为82788600马克。另据1938年7月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输入军火备忘录》统计，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在各国输入中国的武器中，德国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品种上都占据第一位⑤。
同时，总数达30人之多的德国驻华军事顾问仍在继续活动。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A.Falkenhausen)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系以个人身份为中国聘雇，无理由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独自面对他们的命运。所以我派遣团员们去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而那里通常都是前线”⑥。法肯豪森等人积极参与了中国军事计划的制订，他们对华北、华东的作战都提出过设想和计划。
由于德国继续向中国提供大量军火，又由于德国军事顾问继续在中国尤其是在前线积极活动，日本有人把这场战争称为“德国战争”。此语虽过于夸张，但它鲜明地反映了日本人对德国的不满。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中德关系的继续发展则感到比较满意。1937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委托程天放大使向牛拉特颁赠了一等采玉勋章，以表彰他对发展中德关系所作出的努力。
在中日之间处于两难境地的德国一直期望中日能坐到谈判桌旁，结束正日益扩大的战争。1937年10月下旬，在布鲁塞尔会议召开之前，日本发出了欢迎德国调停的信息。德国欣然接受了调停的使命。这一由德国居间的调停，从1937年11月持续到1938年1月。由于日本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陶德曼调停未获成功⑦。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就不得不面临着在中日之间作出公开抉择的问题。德国的远东战略更为需要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因此，当中日和解的希望断绝之后，德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938年2月，希特勒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具有亲华倾向、主张在中日战争中持慎重中立态度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相继去职，德国对华政策随之发生转变。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承认“满洲国”。
面对这一公然无视中国政府的立场而承认日本侵略的行为，程天放建议政府“明令召回大使，以表示对德之不满”⑧。但是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种基本上是委屈求全的态度，尽量不使事态扩大，只是由程天放在2月24日向德外交部送交一照会，对德国的这一做法表示抗议便作罢。
国民政府采取低姿态的用意在于指望能继续从德国得到军火。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德国仍然对华提供一定数量的军火。2月间，有12架德国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运抵香港。3月中，又有一批价值3000多万马克（合1000多万美元）的军火由德国船只运到香港⑨。
然而，中国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忍让并不能阻止德国在总的战略上疏华亲日的步伐。4月27日，德国以“中立”为名，提出了召回其驻华军事顾问的要求。国民政府尽止阻力德国撤回其军事顾问。5月21日，王宠惠在与陶德曼会晤时表示，德国顾问系以私人资格在华服务，与政府没有任何联系，并不涉及中立问题，希望德国政府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否则，“中国国民必将以为德国……将间接袒日而反对中国”。王宠惠还再次打出苏联这张牌，声称“如果中央政府岌岌可危，就会出现这样的危险：被驱往绝境的人民将会背离政府的意愿投入苏联的怀抱”⑩。
然而德国政府主意已定，不肯通融。1938年7月2日，中国政府不得不为德国顾问设宴饯行。在这同时，德国还停止了与中国的军火交易。5月3日，希特勒严令国防部全面禁止军火输华。
尽管德国已公然偏向日本，但国民政府仍尽可能地维系已被大大削弱了的中德关系，不使之过于恶化，以图继续秘密地得到一些德国物资。5月13日，行政院长孔祥熙请示蒋介石，是否对德国下令禁止军火输华一事提出抗议或正式质问，蒋介石批示：“对德事暂作静观。”(11)
中德之间的国家关系已无可挽回地趋向冷淡，但中国政府仍积极谋求维持两国民间的一定程度的经济联系。经过多次的秘密接触和谈判，1938年10月4日，孔祥熙与德国合步楼公司的代表口头达成了一个暂定以一年为期的易货贷款合同，议定中国向德国提供矿产等原料，德国向中国提供一亿马克的贷款，中国以前所订的一些军火，仍可以现款及以货易货办法运交。然而，这一协议显然是与德国的总的国策相背离，因此并未得到德国政府的批准(12)。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德国军火及设备等通过香港运入中国。此事由合步楼驻港代表和中国军方设在香港的一家商号负责接洽。在他们的安排下，德货通过广东和海防运往广西和云南。
这样，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中德间以货易货的交易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据统计，1938年德国从中国进口钨砂8962.2吨，超出了1937年的进口量，占该年钨砂进口总量的63%；从中国进口桐油7293吨，占该年进口总量的99.7%。即使到1939年，德国从中国获得的钨砂在1-8月间也达到了3700吨，占同期进口量的50%。在这同时，德国的军火和武器等则通过易货形式不断流入中国的大后方(13)。
联合苏联 争取军援
苏联是诸强中唯一与中国和日本领土相邻的国家。如果中国被征服，一个强大的挟有巨大的中国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日本将对它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尽管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巨大分歧，但在对付具有强烈扩张性的日本这一问题上，中苏有着共同的利益。基于对苏联战略利益的判断，联苏制日成为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战略。
早在战争爆发前两年，中苏之间就已经开始了订立有关条约的商讨，但未能形成共同意见。1937年春，苏联重新提出订立太平洋地区公约的主张，并建议立即开始苏中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但中方对苏联的动机持有疑虑，对苏联的提议未作积极响应(14)。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召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到庐山。蒋对他们说，如果事态扩大，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与苏联达成协议，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一个中苏互助条约(15)。次日，孙科与王宠惠立即赶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就此事进行商谈。
然而，苏联此时不愿与中国讨论互助条约。鲍格莫洛夫坦率地说，如果现在苏联与中国签订这样的互助条约，即意味着苏联必须参战，日本就很可能进攻苏联。鲍格莫洛夫提议中苏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但中国政府对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不感兴趣。
围绕是否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中苏之间进行了多次磋商。中国为获得苏联的军事物资而作出了让步。8月21日，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双方还形成一个口头约定，苏联承诺它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
尽管中苏订立这一条约的用意不同，但由于个中内幕并不为外人所知，这一条约还是对外部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国内舆论普遍对这一条约持欢迎态度。人们把它理解为苏联将积极援华的一个信号。日本人也作了同样的理解。9月1日，日本外相广田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表示，苏联和中国选定这个时刻和在这个局势下缔结条约，令人十分不满(16)。
随着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军事供货的障碍终告消除。8月27日，中苏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价值一亿中国元的军事物资。9月，中国政府派遣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出使苏联。杨杰之行负有获取军援的重要使命。他频繁地与苏联要人会谈，并直接与蒋介石联系。谈判进展顺利，11月中，苏联援华的第一批飞机运抵兰州，此时正值中国军队在淞沪作战失败之际，中国空军损失惨重，苏联飞机的到来给中国空军带来了新的力量。
1937年年底，中国向苏联提出提供20个师的武器装备的要求。经过会商，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装备20个师之用的重武器。根据这项计划，中方共得到重炮80门（附炮弹8万发）、野炮160门（附炮弹160万发）、防坦克炮80门（附炮弹12万发）、重机枪300挺、轻机枪600挺（共附弹1000万发）(17)。
由于国力有限，一时难以支付向苏联订购大批军用物资的费用，中国希望从苏联获得财政贷款。1938年1月，中国政府派孙科为特使，前往苏联争取贷款。3月1日，中苏成立第一次贷款协定，由苏联向中国提供价值5000万美元的贷款，供中国向苏联购买各种物资。
1938年7月，中苏订立了第二笔信用贷款协定，贷款总额仍为5000万美元。1939年，中苏又开始商订一次更大规模的易货贷款。6月13日，中苏正式订立了第三次易货贷款协定，贷款金额为1亿5千万美元。这样，在抗战前期，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总数高达2亿5千万美元。利用这些贷款，中国从苏联购得了大批军事物资。
抗战初期，在争取苏联的物资援助的同时，中国还再三提出了希望苏联出兵参战的要求。国民政府提出这一要求，并非完全是异想天开。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从未予以明确的拒绝。它总是一面婉拒中方的现时参战的要求，同时又给中国保留在将来可以争取实现的某种希望。
杨杰出使苏联后，争取苏联出兵参战成为他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11月11日，斯大林在会见杨杰和张冲时表示，“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但他又强调指出目前苏联不宜对日开战，因为这样做只能“激成日本全国民之动员，结果反助日本之团结”，而且，“必使中国失去世界同情之一半”，“故苏联对日本之开战须等待时机之到来”。此后，伏罗希洛夫还曾对张冲表示，当中国抗战到了“生死关头”时，苏联将出兵参战，绝不坐视中国失败(18)。
12月上旬，中国首都南京危在旦夕。孔祥熙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要他争取苏联的军事合作。但苏联授华自有其战略考虑，它决不会出于利他目的而卷入战争。面对着中国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苏联出兵参战，苏联不断地降低其应允参战的调门。不久，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苏联目前不能对日出兵，声称如果这样做，恐怕会被认为是侵略行动，舆论将对苏联和中国不利。
中国对苏联参战的希望一直延续到武汉会战时期。9月30日，蒋介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强烈要求苏联立即采取行动遏制日本。然而，苏联还是没有同意参加对日作战。中国政府至此也终于明白，苏联实际上是不可能出兵的，从此不再提出兵之事。
尽管争取苏联全面军事介入的努力未获成功，但中国还是获得了苏联局部的暗中的军事支持。早在1937年8月27日，中方就已提出希望苏联政府允许其飞行员以志愿身份加入中国军队的要求。淞沪战役后，中国空军几乎丧失作战能力。在中国急需获得空军作战人员之时，苏联果断地派遣空军志愿人员参战。1937年11月，第一批苏联空军人员到达兰州。12月1日，苏联飞行员驾驶着23架战斗机和20架轰炸机抵达南京，并立即投入战斗。整个抗战期间，苏联先后共派遣了2000名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作战。他们为中国的抗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有200多名官兵为之献出了生命。
在承担作战任务的同时，苏联还在兰州开办大型的空军训练基地，在伊犁创办航空学校，由苏联军事专家担任教官，对中国飞行技术人员进行强化训练。据统计，到1939年底，苏联已帮助中国空军训练出飞行员1045人、领航员81人、无线电发报员198人、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19)。此外，自1938年始，苏联军事顾问大批来华，在中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军事顾问体系。在中央军事机关、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各军兵种，都建立了苏联军事顾问组。这些顾问均经过严格挑选，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军事理论素养，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战术训练、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技能，以及某些战略计划的制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依靠英美 力促其变
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使中国在各方面都成为日本的附庸，这就不能不与早已捷足先登而在中国拥有巨大权益的英美法等西方列强产生矛盾。因此，阻止日本侵略便成为中国与英美法等国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国民政府在其外交活动中，始终把英美法作为对抗日本的天然盟友，努力推动它们走上授华制日的道路。
在1937年中，中国外交活动的一个重点是放在争取以英美为主导的有关国际组织的援助上。中国先后向以英美为主导的国际联盟和以美国为主导的九国公约组织提出申诉，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支持中国制裁日本的措施。国际联盟大会和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分别讨论了中日冲突问题，由于英美法此时尚不愿与日本直接对抗，这两次会议均未能给予中国实质性的援助，只是通过了对中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的决议和声明。
1938年10月，日本在占领了广州和武汉后，公开抛弃以前所承诺的“门户开放”原则，在11月3日发表的政府声明中，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所谓“东亚新秩序”，实际上是要推翻九国公约所确立的现存的远东华盛顿体系。对此，日本一些报刊作了非常明确的解释。《朝日新闻》12月的一篇文章声称，“此前之远东制度，以后已无存在之根据，一切旧的外交观念，如九国公约等，均应加以取消。……门户开放政策，及各国在华平权之原则，已成过去。”(20)
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对“东亚新秩序”的外交反击。11月19日，王宠惠会晤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C.Kerr)，提醒他注意，日本所谓建立新秩序，“实系指废弃过东各条约而言。在创新局面之下，各国在华权益当然不能存在。”(21)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亦发表谈话，指出日本无权改变九国公约。所谓建立东亚经济集团，无非是要独霸东亚垄断利益(22)。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罗斯福最终批准了商讨已久的对华贷款计划。12月15日，美进出口银行公开宣布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英国也采取了相同的步骤，12月19日，英国宣布给中国贷款50万英镑。次年3月18日，英国又宣布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的平衡基金贷款，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与此同时，英美法政府还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照会，表示它们将坚守九国公约的原则，不承认“东亚新秩序”。
在争取英美援华之时，中国的外交方针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其外交侧重点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调整：对美外交取代对英外交，居于中国外交的首要地位。自晚清开关以来，英国长期以列强的带头人身份出现在中国。但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英国的国力限制及欧洲时局的牵制实际上已使英国在远东处于一种虚弱状态，它已没有能力再充当首席列强的角色。中日战争的爆发把这种虚弱一下子暴露了出来。围绕着远东危机的若干次交涉活动都表明，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英国不肯也不能有所作为。
中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变化，自抗战以来已日益重视对美外交，并在1938年中逐步完成了这一转变，最终确立了以对美外交为首要重点的外交方针。1938年6月，蒋介石对有可能对远东发生影响的英、美、俄等大国作了一番比较分析，认为惟有美国可能有所作为。他感到“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总统必能有所作为”。鉴于此，蒋介石明确地提出了对于列强的方针：“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对俄应与之联络”，“对德应不即不离”(23)。
1938年9月，孔祥熙在致新任驻美大使胡适的电文中明确地指出了美国在列强中的领头地位。孔叮嘱说：“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头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10月1日，中国外交部在给胡适的指示电中，列举了中国政府的若干对美方针，其中之一是“欧战发生，英或倾向于与日妥协，且彼需求美国援助，我应与美成立谅解，请美严促英国勿与日本妥协，增我抗日之困难”(24)。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于英美的观感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别，它企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限制英国可能的妥协。说明这时中国对列强的外交中已经形成了以美国为主的格局。
中国政府期待着由于日本的不断挑衅，美英等国将走上制日的道路。1939年2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中国政府认为，日本的这一举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蒋介石称之为“太平洋上之九一八”。2月21日，蒋介石在对外国记者谈话时预言：“如任其盘踞，吾料不及八月，其设计中之海空军根据地即可初步完成，于是太平洋上之形势必将突然大变。”为引起英美当局的注意，蒋介石声称日军此举的主要目标在英美而不在中国，一岛之占领与否，对抗战胜败无关紧要，“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之最大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而下，倭寇狂妄，盖已决心与世界开战矣”(25)。
日军果然志在南进。1939年3月，日本提出对南太平洋大片领土的要求。4月，日本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其南进意图十分明显。利用日本所造成的这一机会，中国政府在不断向英法美指出日本意在南进的同时，开始提出与英法美进行军事合作的要求。4月4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中英法军事合作的计划草案，并决定在提交英法的同时，要求美国从旁协助。
对于中方这一提议，法国外交部称，这一计划需获得美国的合作，否则难有成效。英国方面则直率地表示，目前远东局势尚未到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建议的阶段。其时，欧洲风声紧急，德国于3月吞并捷克，加剧了欧洲的紧张局势。英法在此时是不可能再在远东承担任何重大的军事义务的。中国吁请军事合作的要求未能获得预期结果。
1939年中，中国的对美外交活动是双管齐下，一是促成美国修改中立法，扫除其援华的法律障碍；二是促成对日本的物资禁运。1939年春，美国国会开始讨论中立法的修改问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德门(K.Pittman)准备了一项中立法修正案。该案取消了武器禁运条款，但不作侵略者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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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胡适专访毕德门，详细指出其提案中于中国不利的地方，希望加以修改。得到国民政府资助的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还向毕德门提交了一份由其邀集专家起草的修正案。经中方人员的积极活动，毕德门修正了提案，使中立法仅限于正式宣战国，这样，中国便不受其限。然而，由于国会内的孤立主义势力仍很强大，毕德门的修正案竟然在其所在的外交委员会也未获通过。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努力敦促美国对日实行贸易制裁。1939年3月，蒋介石直接致函罗斯福，要求美国“绝对禁运军用材料与器具与日本”，并要求美国停止进口日本的重要产品(26)。除了官方的外交接触，中国方面还在美国积极展开了民间外交活动，以推动其舆论的转变。
1939年7月，美国政府鉴于其在国会内修改中立法的努力未获成功，又考虑到英日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对于中国士气的影响，决心采取有力的举动来表明美国政府对于远东危机的坚定态度。罗斯福选择了预先通知废除1911年订立的日美商约这一方式。7月26日，赫尔通知日本驻美大使，声称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日本于1911年2月21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商业和通航条约中的某些条款需要重新考虑”。因此，根据该约所规定的程序，赫尔宣布该约将自即日起6个月后失效。次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由于美国政府突然采取这一步骤，且所提理由又非常简略，日本“很难理解美国政府这一行动背后的真正动机”。当然，对于美国的意图，日本人心中是明白的，该发言人称，“美国政府目前的行动恰好发生在英日对话正在进展之时，很容易被一般地理解为具有政治意义”(27)。
日美商约的废除，消除了对日禁运的法律障碍，是走向禁运的重要一步。中国方面对此深感振奋。王宠惠7月29日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时，称赞“美国素以富于正义观念著称”，认为“该约之宣告废止，实可视为美国愿意维持其太平洋区域之地位与威望之一种表现”(28)。
欧战爆发 待变有望
1939年8月24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整个欧洲和世界为之震惊。蒋介石认为，苏德条约的订立，于中国有利。他在8月27日致各省军政长官电文中称“苏德此举，已使暴敌依违失据，在精神上受到莫大之打击，其所标榜之反共国策已粉碎而无余”。“此实于我抗战全局最为有利之一点”(29)。
确实，苏德条约的签订对日本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日本一时不知所措。8月26日，日本向德国提出抗议，指责德国违反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密约，对日本背信弃义。日本首相平沼愤愤地说：“因德俄互不侵犯条约之签订，帝国外交政策实处于被出卖的境地。”(30)8月28日，平沼内阁留下了声称“欧洲的天地发生了复杂离奇的新形势”的声明而宣告总辞职。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因此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爆发。欧战的爆发，正是国民政府所期望发生的事。所谓“苦撑待变”，就是期待国际矛盾发生有利于中国的激变，使中国得到强有力的盟友。对此，蒋介石颇为得意地说，在两年多前，他就预想将中国的抗战坚持到欧战爆发，曾有人怀疑他的策略，现在这一预想终于实现。他认为，“今则已如所期，可说抗战最大之基本策略，已经达成”，“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有大变化矣……如我能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国家必能从此复兴也。”(31)
借助外力一举解决中日战争是国民政府的一贯战略。此时，蒋介石公开地提出了他等待世界战争的结果的策略。他直言，中国抗战的目的，“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现在欧战既起，促进远东问题解决的中国抗战已与促进世界问题解决的欧洲战争，在东亚西欧同时并进，中国已经获得一个中国问题将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的基础。蒋介石甚至更为直接地说：“今后我国之处世之道，反形简单，即对内建设根据地，对倭更作持久抗战到底，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果而已。”(32)
当然，事情并不如国民政府所设想的那样简单。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欧战的爆发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美国远东政策渐趋积极，陆续宣布对日重要物资的禁运，增加对华援助的数量，并向中国派出军事代表团和空军志愿人员。英国因欧战吃紧，一度对日有所妥协，但随后也与中国开始了有关军事合作问题的实质性磋商。总之，欧战的爆发加速了两大阵营的形成，此后英美与日本的对抗和与中国的结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正如前人所指出过的那样，“苦撑待变”口号不免带有某种消极性质，它未着眼于动员全民抗战，而有过度依赖外援之嫌。如果以此作为一项总的抗日战略，确是有所不妥。然而，仅就外交战略而言，“苦撑待变”仍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决策。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化的弱国，努力获得各种外援正是外交的首要任务。
综观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可以看出它的外交方向是正确的，它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国，争取友邦。尽管在抗战前期，英美法对日本作了不少妥协，对中国的抗战也未给予大量的物质援助，但国民政府从其基本利益出发，认定它们必将与日本发生冲突，始终把它们作为中国最主要的依靠对象而坚持不懈地工作。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印证了国民政府的这一判断，英美终于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最主要的同盟国。
国民政府外交方针的明智之处还表现在，它争取国际援助的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英美法这样希望维持旧秩序稳定的国家，它还竭力争取被排除于旧秩序之外其内心也希望建立不同的新秩序的苏联和德国的支持。对于前者，它撇开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从国家安全利益上找到了共同点，形成了共同对抗日本的阵线；对于后者，尽管在全球战略利益上互相背离，但它尽力延迟了其与日本的靠拢进程，并曾获得其相当数量的军事物资。
如文中所述，国民政府在争取国际援助的外交活动中，自有不少可以批点之处。它在一些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过于委屈求全及一厢情愿，既反映了它外交上的不够成熟，同时又多少带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这大概也是处于困境的求援国常有的一种心态。但总而言之，从战略角度来说，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的外交方针是明智的，其外交活动表现出了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所少有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可以说是基本成功的。这一时期的外交为整个战时外交确定了基本的走向，也奠定了“苦撑待变”的基础。
注释：
①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William C.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斯坦福1984年版，第137、213页。
②《德国外交文件》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第4集第1卷，伦敦1949年版，第742-743页。
③程天放：《使德回忆隶》，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210页。
④《德国外交文件》第4集第1卷，第750页。
⑤《德国外交文件》第4集第1卷，第862-866、874-876页；《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8年第3卷，华盛顿1954年版，第214页。
⑥《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2册，台北1986年版，第82页。
⑦参见拙作《陶德曼调停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⑧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二册，台北1981年版，第679-680页。
⑨《战时外交》第二册，第708-709页。
⑩《战时外交》第二册，第686页；《德国外交文件》第4集第1卷，第682页。
(11)《战时外交》第二册，第711页。
(12)《德国与中华民国》，第216页；《战时外交》第二册，第714页。
(13)阿诺德·托因比等编、上海电机厂职工大学译《大战与中立国》，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5-68页。又据《国际事务概览》载，广州失陷之后，滇越铁路所运输的物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德国军火，见Arnold J.Toynbee: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1938年第1卷，伦敦1941年版，第570页。
(14)《战时外交》第二册，第326页。
(15)孙科：《中苏关系》，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16页。
(16)《美国外交文件》，日本卷(1931-1941)上册，第369页。
(17)《战时外交》第二册，第472、475、488页。
(18)《战时外交》第二册，第335、337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第393页。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十八·167。
(21)《战时外交》第二册，第30页。
(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十八·167。
(23)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台北1979年版，第973-974页。
(24)《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页。
(25)《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台北1984年版，第119页。
(26)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四编，《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1964年版，第468页。
(27)李巨廉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67页。
(28)重庆各报联合报，1939年7月29日。
(29)《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194页。
(30)赫伯特·菲斯著、周颖如等译《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战争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7页。
(31)《党史概要》第3册，第1143页。
(32)《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6卷，第477-478页；《党史概要》第5册，第1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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