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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文》课本《鸿门宴》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著。其中涉及宴席座次的只有寥寥几笔：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当时宴会在军帐中进行，座次按古代室内礼仪活动形式安排，以东向为尊，其次是南向、北向，最卑的是西向。因此，现在许多课文教案、教学参考资料的编者与某些分析文章的作者，几乎都认为从中表现出项羽的妄自尊大、骄横无礼、以势压人等等。理由是项羽自己占据了最尊贵的位置，而置同为楚军将领的刘邦于较卑微的座次，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无视当时的具体情况，扭曲了项羽的真实形象，不免有简单化、片面化之嫌，故提出商榷。
一、鸿门宴的座次客观上反映了诸人在楚军中的地位与处境
项羽与刘邦虽同为楚军将领，但鸿门宴时双方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叔侄起兵后，拥立在民间牧羊的
心为楚怀王，楚怀王曾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杀宋义后，当时诸将“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巨鹿之战后，项羽更是名闻诸侯，威震各国。“羽于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也就是说，那时，项羽不仅是楚军的总司令，同时也是抗秦联军的总指挥。而刘邦仅是楚军一部的将领。虽然独领一军，但在名义上无疑应隶属于项羽，除非刘邦敢于在楚怀王的有意袒护之下、利用先入咸阳的优势，“拒关，毋内诸侯”，而自立为王。但刘邦当时惮于项羽的威名与权势，哪里还敢擅自称王呢？因此，他见了项伯就说“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至鸿门与项羽见面后，也一再称项羽为将军，而自称为臣。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刘邦至少在表面上也尊奉项羽为诸侯上将军，表明了自己的隶属与臣服。在座次上，当然也就无法与项羽并起并坐了。
至于项伯与项羽同为东向坐，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项伯不仅是项羽的叔父，也是楚国的重要官员——左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有关项伯的记载：“兵初起，与诸侯共击秦，为楚左令尹。”可见，左尹应为左令尹之省称。王有夫在《中国古代官制》一书中认为：令尹的职位相当于相。“国君下面最高职位是相，又称相邦、丞相，独楚国仍称令尹。”古代以右为尊，左令尹可相当于副相。有些课文注释“左尹”为“令尹之佐”似乎也说得通。杨升南在《中国历代官制讲座》一文中写道：“令尹入则治民，出则为将，掌握全国军政大权……令尹之下有左右尹为助。”无论取何种解释，项伯的地位均应尊于刘邦或范增，故可与项伯同为东向坐。
值得争议的似乎还是刘邦与范增间地位的尊卑高低，因为这在当时还不甚分明。据《项羽本纪》记载：“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可见范增在楚军主力部队中是仅次于宋义、项羽的第三位将领，及项羽斩了宋义，取而代之为上将军后，范增亦应水涨船高，具有项羽当时占据的次将地位。因此，可以这样推断：范增的地位即使不稍尊于刘邦，也应大抵与刘邦相等。考虑到范增被项羽尊为亚父的特殊地位，以及当时刘邦急于表明归依与臣服，以化解矛盾的特殊时机，这样的座次安排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刘邦对范增自我贬抑、故作谦让之举。
二、鸿门宴的座次与项羽思想感情的变化
司马迁关于鸿门宴座次的叙述，不仅如实反映了诸人在楚军中的地位与处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为项羽思想感情的变化以及以后的势态发展，埋下了一处伏笔。
悲剧英雄项羽是一个个性极为矛盾复杂的人物。抗秦斗争的巨大胜利以及手握重兵，使他不免有些自负。但他出身于楚国贵族，平素颇注重礼仪，有“仁而爱人”的美誉。尽管鸿门宴中东向座是符合其楚军统师的身份与地位的，但座次的排列并非一定依据他的旨意而行。可能是出于项伯的斡旋，也可能是刘邦故作谦让，以退为进和策略。无论出于何种缘由，刘邦安于北向座的位置，以及在宴会前所表现出来的谦卑与服从，无疑使项羽平息了愤怒、祛除了疑虑，而诚心设宴相请。这与他先前听信了曹无伤的密告时，“大怒‘旦日飨土卒，为击破沛公军’。”的描述何其大相径庭。其实，这正好表现了项羽看似矛盾，其实又和谐统一于一体的个性特征。即，项羽总是无法忍受任何人对他的叛逆与反抗，但当别人一旦表现出柔顺依服时，往往会显示出过度的宽容与仁慈。如同章邯见项羽时痛哭流涕，使项羽顿时化解了家恨国仇而封章邯为雍王一样。刘邦的柔顺屈服、甘居卑位也触动了项羽性格中“仁而爱人”、“温柔慈祥”的一面。正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所记载的：“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所以，当范增“数目项目，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时，项羽只能“默然不应”了，最终致使范增计谋破产，刘邦龙归大海。这中间，座次的叙述无疑是表现项羽思想感情变化的一处伏笔，其作用，不容忽略。
综上所述，从鸿门宴的座次及相关的叙述中，我们所看到的项羽应是一个年轻气盛、缺乏谋略的将领，也是一条豪爽磊落、不计前嫌的汉子。那种仅凭座次中“东向坐”的叙述，而武断地论定项羽狂妄自大、骄横无礼的说法是有失公允、简单片面的。同样的，推而广之，一些作者或编者在全面分析鸿门宴中的人物形象时，多多少少总带有扬刘抑项的倾向，也与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立传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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