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变量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变量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界关于所有制理论的研究，形成了较多的所有制理论体系，比如，乔传福同志曾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应该是以经济增长为函数，所有制结构为变量，随着不同时期、不同情况经济增长的需要，所有制结构应做相应的调整，也就是所有制结构变量论[①]。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完全是建立在私有经济作为配置资源的唯一主体而存在的，我们把它定义为一元所有制结构的格局。在私有经济作为配置资源唯一主体的阶段，神圣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是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普遍信奉的原则。亚当·斯密学说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奇妙地调节着众多私人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从而使经济得到增长。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资源配置日趋复杂，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和无法解决的外在效应问题，使得私有经济作为唯一配置社会资源的主体，在推动经济增长时乏力了，并日益成为经济迅速增长的阻碍力量。从此，私有制经济作为唯一配置资源主体的地位发生了危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干预理论将这种一元的所有制结构打破了，国家开始参与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并对私有经济配置资源进行调节，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国有经济（许多西方国家叫公营）产生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开始由一元结构向二元结构转化。
西方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经历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和不断调整阶段，曾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和私有化运动。例如，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有经济得到了发展，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促使国有经济又一次大量涌现，象“复兴金融公司”、“住宅所有者贷款公司”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了另一次国有经济的高涨，建立了如“金属储备公司”、“美国商务公司”、“橡胶储备公司”等。但五、六十年代国有经济的发展却有所回落。英国最初的国有经济是在1908年建立的伦敦港务局，第二次大战后英国的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并通过了许多国有化法案，如“英格兰银行法案”、“煤炭国有化法案”、“民航法案”、“天燃气法案”、“钢铁法案”、电力国有化方案等一系列法律以实施国有化。后来又进行了私有化运动。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有经济的产生，就是为了合理地配置资源，推动经济增长；国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比例调整，也是为了弥补私人经济在推动经济增长之不足，解决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外在效应问题。法国国有经济的比例曾达到40%[②]，南美一些国家曾达到近50%。以上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比例的调整，是以经济增长为函数，所有制结构为变量的一种模式。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模式，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所有制结构中私有制比例过高，造成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社会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弱化，从而使经济增长缓慢。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元所有制结构和现代私有经济成分比例过大的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不可取的。
由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比例超过50%的界限，因此我们失去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变量超越这一比例界限的实证。从理论上的逻辑思考来说，这一界限可能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极限，如果国有经济成份超越了这一界限，就可能会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其前提是，如果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改变这一比例，并能带来社会经济协调、有效和稳定地增长，而且还要符合绝大多数公众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人配置资源作为唯一主体的研究中，发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损失，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所有者追求剩余价值的刚性和资本主义国家宏观干预的极其弱化，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资本所有者财富的无限积累，另一方面则是无产者的不断贫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增长失去了劳动的动力源。因此，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将生产资料全国性地集中，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构成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的联合体按照共同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即“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③]列宁在《论“右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也指出，一旦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制度，为此新经济制度必须经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还指出，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亦“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设想和推论，形成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最基本的模式。后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定者们，在经典作家设想的基础上，构筑了社会主义一元化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
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是为了解决私人经济生产的盲目性和整个社会的盲目性。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就可以按照社会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使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平衡，以避免盲目生产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但是，计划经济模式却缺乏三个必要的理论前提。
（一）全部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时失去了经济增长的竞争动力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是通过市场中介来完成的，这是以价格信号指导生产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由于行业、部门、产品的不同利润率的差别，而造成生产要素的流动，并以社会平均利润率作为一个平衡点。由于资本所有者在不断地追求超额利润，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原有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也就不断被打破，形成了新的平均利润率。在生产要素流运过程中，由于价格信号的滞后性，总是形成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所以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由此资源的浪费和损失必然寓于此危机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舍去市场中介而代之以直接计划调节的方式，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由此达到全部劳动的社会实现，从而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但这种模式忽略了宏观经济增长的环境。社会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来配置资源，都要造成一部分劳动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无法实现其价值和价值增值。这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存在着部分劳动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使社会充满了竞争，无论什么性质的资本所有者，只有在其产品销售后才得到社会承认，并转化为社会劳动，这样才会使劳动者、管理者去关心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发新产品，促使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带动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及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全部劳动得到实现，即使存在着部分产品无法销售而形成积压，劳动者仍能获得劳动工资，企业仍能得到收入，致使劳动者和管理者失去了竞争，开拓的环境，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被切断了。
当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的利益趋同，形成无差别劳动，劳动者劳动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才具备了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模式才能成为现实。
（二）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造成了不劳动和少劳动者对劳动者劳动的侵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通过所有制的变革，改变资本剥削的属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统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在全部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条件下、宏观经济竞争的丧失，导致劳动者劳动的竞争性丧失，劳动失去了谋生和创造意义，而变成了为社会和他人尽义务。于是社会创造出不劳动和少劳动者对劳动者劳动侵占的格局，久而久之，劳动者也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整个社会也就失去了效率。这便是干与不干都一样的理论根源。
这样的所有制模式使国家、民族处于比经济危机更加危机的地步，关系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
（三）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政府计划工作者由于受到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他所掌握的信息量的不充足，加之政府计划工作者的偏好，以及政府计划工作者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不足，因而仍然会产生社会资源配置的浪费和损失。斯大林曾指出，计划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它的损失并不比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小。我国经历的大跃进和洋跃进所造成的浪费和损失，就是最好的证明。
综上所述，一元的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也是不可取的。我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进行了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了改革，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有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补充。”1988年4月，七届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指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由于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所以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1988—1992年，个体私营工业产值年均增长30.5%，集体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8.5%，国有工业产值年均增长8.4%。[⑤]1987年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及其他经济类型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59.7∶34.6∶5.7；1992年工业总产值比重为48.4∶38.2∶13.4，短短五年时间，国有工业比重下降了11.3个百分点，集体工业比重上升了3.5个百分点，个体和私营及其他类型比重上升了7.7个百分点。[⑥]此外，我国许多乡镇企业是挂着集体的牌子，实质是私营企业。“据我们1990年上半年调查，全国在册的乡镇企业中，约有50%左右实质上是私营企业。”[⑦]我国多种经济成份的所有制结构格局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重大的体制变革，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来设计和探索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经济有效率的最快增长。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组织方式，应能保证最有效率的生产、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最优的产品质量。一句话，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结构应能体现出最有效率的经济增长。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的目标。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所有制结构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各种所有制形式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要素整体，不能随意地分解为许多相互排挤的要素，并使其孤立或分离开来。只有把它当作一个整体，一个有秩序、有层次的由要素所组合的整体，它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的比例上，必须通过输入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来考察输出结果的经济增长情况。如果输入的所有制要素形式协同作用带来有序的经济增长，那么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比例就是其追求的目标。如果有序的经济增长随时间变化形成一个波动较小的增长幅度区间，那么这个区间就是所有制结构有序区间，因而形成所有制结构系统的目标区间。这个目标区间就是所有制结构系统的稳定状态，离开这个目标区间，系统就不稳定，经济增长也就不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不管从哪一种比例开始，最终都要走到这个目标区间。
从所有制的整体功能来看，不同的所有制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目的也是不一样的。国有经济成份的功能和目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宏观经济稳定，以社会效益为目的；第二是为了利润的目的。正如泰国前银行行长普埃·乌帕戈博士所总结的，作为一般政策，“泰国建立公营企业体系首先是为了专门的社会利益；其次才是为了利润；最后是促进工业，使泰国在国际贸易中有良好的竞争机会。”[⑧]我国经济学家们也有此共识。纵观世界各国的国有经济，无不具有上述的功能和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果让在所有制结构中占绝大比例的国有经济去完成以社会利益（即全民利益）为第一目的和以利润为第二目的的使命，它显然无法和以利润为唯一目的的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济成份竞争。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国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所有制经济成份比例不断上升，就是最好的例证。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几乎从没有放松过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虽然年年有措施，但始终不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时至今日仍有近半数亏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有经济并非以利润为第一目的，而是以社会利益为第一目的，国有经济成份总是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就业、收入分配、抑制价格等而进行经营调整。所以搞活国有经济只能是一厢情愿。在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已经没有必要以过大的比例去执行社会效益为第一目的了。应该把国有经济成份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执行社会效益为第一目的，另一部分和其他经济成份一样，完全进入市场，以利润为第一目的，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也就是说，以社会利益为第一目的的那一部分国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比例可以小一些，主要是靠垄断利益、规模效益、高科技来弥补为全民利益而损失的那部分利润；而以利润为第一目的的那一部分国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比例可以大一些，它们追求利润不是为企业，而主要是为国家，为全民。只有这样，国有经济才能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才能搞活。但是，这两部分国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也是变量。即一部分是随着社会利益的要求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比例；另一部分在市场竞争中，随着经营的优劣，比例也应不断变化。
集体经济成份和个体私营及其他经济成份，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不过集体经济成份要考虑小的局部和集团利益及每个成员的利益。它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和经营中，比例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所有制结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中，是一个变量，是以经济增长函数为变量的。
当我们讨论所有制结构作为经济增长函数的变量时，还必须讨论收入分配与所有制的关系，所有制形式也是收入分配函数的变量。当所有制形式发生变化时，收入分配的方式也将发生变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动既会刺激经济增长，又可能影响稳定，阻碍经济增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慢节奏的经济增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无效率地增长，都是最好的实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摒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收入分配严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严重挫伤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又要摒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于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使劳动者丧失效率和创新，从而导致经济无效率的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应该是在收入分配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和区间，以经济增长为函数，所有制结构为变量，收入分配和效率为约束条件的模式，这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模式的最佳选择。
注释：
①《财经问题研究》，1994，第11期。
②法国国有经济的划分标准，包括了国家全部拥股和拥股51%以上，也包括参股5%的企业。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④同上。
⑤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62页。
⑥《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176期，“私营经济：现状、趋势及对策”，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⑦韩希明主编：《中国当代私营经济的现状和发展》，第97页，改革出版社，1992年4月。
⑧《世界各国的公营企业》，R·K米什勒，S·雷维森卡编，吴柏均等译，第232页，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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