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议院观的哲学基础和思想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院论文,哲学论文,地位论文,思想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师：王邦佐、马洪林）
郑观应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思想家，其维新改革思想体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特别是他第一个明确提出在中国仿行西方资本主义议会政治的主张，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本文仅就郑观应的议院观作一剖析。
一、郑观应议院观的哲学基础
郑观应的议院思想，并非心血来潮的草率提议，而是其历史哲学的必然归宿。从社会发展规律上审视，郑观应的议院观是建立在进化论思想基础上的。他是近代接受并承认进化论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他说：“盖优胜劣败，天演公例，弱肉强食，势所必然。”〔1〕郑观应在对世界政治制度观察思考中认识到，与君主专制相比，议院制是一种“优”的政治制度，它可以克服君主专制的诸多弊端，因之“优”的议院政治必然要取代“劣”的专制政治。所以，他批评说：“我国积弱数千年之原，由于怀私，怀私由于政行专制，只知利己不知爱国。”〔2〕并建议说：“今欲反弱为强，须无利己之心方知爱国，既知爱国，必变专制。欲变专制，须开国会，设内阁，一以统合庶绩，一以固民志。 ”〔3〕而且，从当时的世界形势来看，也是实行议院政治的国家占多数，“君民共主之国，普天之下十居其六，君主之国十居一、二，民主之国十居二、三。”〔4〕因此，中国只有速开议院，才能赶上世界潮流。 可以看出，在同为议院政治的“君民共主之国”和“民主之国”中，郑观应所主张的则是“十居其六”的“君民共主之国”，即君主立宪国家。郑观应的议院自始至终也就是这种君主立宪政体下的议院。
从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上考察，郑观应的议院观又植根于中国“民贵君轻”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在《原君》一文中，他引用《淮南子》中的话说：“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非以逸乐其身。”事实上，“神农憔悴，尧瘦矅，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圣人之君也，勤民至矣。”又引用孟子之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郑观应认为，中国三代以上本是遵循“民贵君轻”政治原则的，只是后来由于君主专制才使这一原则遭到破坏，现在要恢复“民贵君轻”的古训，最重要的举措是设议院，改皇帝一人作主为君民共主。正因为“民贵”，所以为民就必须有权，这权力只有通过议会来取得，设议员，行公举，“明减官府之权，暗夺胥吏之权，而还之庶民”。这样，“可谓人人得自主之权亦无不可”。〔6〕正因为“君轻”， 所以为君就不得专制，这可以通过议会来限制。凡国事，则由议院“询谋佥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7〕“故自有议院， 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8〕不过，民固然“贵”， 却也不可舍君而求民主之治；君固然“轻”，却又必须有君以防“民权过重”。郑观应所主张的，乃是一种折衷的君主立宪的议院制。他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仅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9〕
从社会发展速度上衡定，郑观应的议院观又建立在渐进论的轨道上，在《与许君如山杨君昭白论宪法》一文中，郑观应介绍了法国、萄葡牙等“由君主专制群起革命，一蹴而成为民主”的实践后，评论说：“惟未经君主立宪之阶级，而遽希望民主，识者嫌其太骤耳。”〔10〕这种渐进论决定了郑观应只可能是一个改良者，而任何改良者在政治上的目标只可能是君主立宪制，因而郑观应的议院也只可能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议院。这种渐进哲学，也决定了郑观应与康、梁的接近以及与孙中山的论述相悖而行。
总之，从哲学层分析，正是基于社会规律上的进化论思想，社会发展动力上的“民贵君轻”思想和社会发展速度上的渐进论思想，郑观应提出了他的君主立宪的议院政治主张。
二、郑观应对议院地位的界定
议院，对当时普通中国人来说，它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西洋镜”。郑观应要将它引入浸润传统的中国思想界，必然首先要明确它在中国政治体系乃至社会体系中的地位，他是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和界定。
首先，从“体”与“用”的角度，郑观应指明议院乃是西方社会的“体”，也是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本，因此我们不可遗弃。“体”与“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范畴。就一个社会系统而言，所谓“体”就是指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谓“用”就是指社会的生产手段尤其是科学技术。在郑观应以前，近代中国思想家对于中西各自的“体”和“用”的态度，大致有两种：守旧者认为，无论“体”或“用”，中国都高明于西方“蛮夷”之邦，因此一切都不必学习西方；思想进步者虽主张向西方学，但也仅限于学其“用”即科学技术；而认为“体”即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还是中国高明。在坚持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等科学技术。他们流行语是：“中学为本，西学为用”，这是当时识时务的中国人在“体用观”上所达到的高度。
到了郑观应，他的“体用观”则较前人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看到了西方国家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11〕在《〈盛世危言〉自序》中，他借用张树声的话提出了自己的“体用观”，以此阐明了设议院的重要性：“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训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12〕郑观应反对在学习西方时“遗其体而求其用”的态度，认为西方富强之本正在于“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而此乃其“体”也，“遗其体而求其用”实可谓舍本而逐末。正是以这种新的“体用观”为基石，郑观应立起了他的议院观，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生产技艺到要求上层建筑的变革，期望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政策来保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思维逻辑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在此正好得到了体现。
其次，从议院的渊源来分析，郑观应指出议院乃中国固有的“三代以上之遗风”，今天的议院政治与古代的民主政治有一定的继承关系。郑观应第一篇集中论述其议院思想的文章《论议政》，载于1880年刊行的《易言》三十六篇本中。该文一开头就讲：“窃考三代之制：列国如有政事，则君卿大夫相议于殿廷，士民缙绅相议于学校。故孟子有左右诸大夫之言未可尽信，必察国人皆言，而后黜陟乃定。汉朝饬博士议复，尚存遗意。”〔13〕郑观应认定，这就是西人所谓议院政治，即使他的学生许象枢所说的：“三代盛王，罔不博采众议也，特未创立议院名目”〔14〕罢了。按照郑观应的说法，羸秦以来由于君主专制，终于使这一制度被破坏并逐渐为国人所遗忘，而西方人反倒继承了它并予以发扬光大。因此设议院之举表面上看是袭用于西方，但实际上却不过是恢复三代之遗风而已。正如郑观应在《自强论》中所表白的：“篇中拟定宪法，冀当轴者合群图治，以顺人心，虽参用西法，实乃三代之遗规也。”〔15〕
从中国古典文献中为自己的新理论、新主张寻找依据，这是近代思想史上常见的一种思维方式。郑观应由于出身买办世家，又由于在他提出设议院的主张时，已在政治、经济上取得了相当的社会地位，所以他尽管不满意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制，强烈要求设立有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的议院以开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出于对自己既得利益的考虑，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为政治主张而冒风险。因此，他给自己的主张披上“三代遗风”的铠甲，一方面为他自己准备了一张安全网，另一方面也使得他的主张能够为人所理解和接受，他的议院思想也因此广为传播。
第三、从议院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上界定，郑观应指明议院是体现民意的立法机关，因此中国不可不设。
关于国家机构的体系建制，郑观应有非常明确的表达：“查文明之国均有三权鼎立，各不相侵，立法一也，司法二也，行法三也。盖所立之法，由上、下议院的酌定通过，呈报君主或总统，均表同意，批准颁行，方能作实，非一人可能自定。”〔16〕郑观应所主张的正是这种“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其中议院行使立法权。不过郑观应的“三权分立”制又有自己的表现形态。
其一、在郑观应的议院观中，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区分是不明确的。他在早期的著作中就提出，议会应“揽庶政之细领”，〔17〕认为“公议堂为政事之根本”〔18〕“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19〕即议院拥有大量的行政实权。即使后期他讲到“三权鼎立”之中的“行法”，也不过是“于定谳后按所判罪状交警察及各地方官奉行之”。〔20〕这显然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行政权。他基本上是把行政归入了议院，有的学者认为，郑观应所设计的议院只不过是一个“通上下”的机关，而不是一个权力机构。〔21〕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在当时的形势下，郑观应主张予议院以行政实权的意义，在于唯其如此方能真正与君主分权，而不致于使他的议院被看成一个虚置的摆设；唯其如此，他的议院思想才真正成为对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权力再分配。
其二，在郑观应的议院观中，明显偏重君权。他说：“凡事虽由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22〕显然君主方是最后的法官。郑观应眼中的君主，拥有美国总统一般的“否决权”。郑观应一直是极力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的，但在对待君主的态度上，他都显得比英国人还要谦恭，还要富有尊君的绅士风度。
由此可见，郑观应主张的君主立宪制，更近于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而不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这就使他的议院思想与康、梁有所不同，也是当时中国封建势力还很大而资产阶级相对软弱的必然反映。
郑观应认为只有设议院才可以伸民意，才可以通上下之情。即如他所言：设议院则可“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23〕，正因为议院是这样一个代表民意的机关，所以中国断不可无。当然，郑观应所谓达民情，伸民意，只是要在国家政权中为资产阶级争得一席之地，使资产阶级的意志得以表达，而并非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
总之，议院乃三代以上之遗风，乃富国强民之根本，乃伸张民意之机关，郑观应确立了他的议院在中国政治体系乃至社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对郑观应议院思想的评价
评价郑观应的议院思想，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一是从郑观应议院思想与同代人议院思想的横向比较中来讨论其价值，一是从郑观应一生不同时期的纵向历程中来评论其特色。
在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行议院政治，郑观应是第一人。他的《易言》三十六篇本， 开始写作于1870——1871年间， 大致完成于1875年，刊行于1880年5月。收录于该书中的《论议政》一文， 对于西方的议院政治不仅有介绍，而且明确提出了要在中国推行之：“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24〕有的中国学者认为最早提出在中国实行议院政治的是王韬，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是汤震和陈虬，〔25〕这恐怕是由于考察史料上的误识。
诚然，对于西方议会制度的介绍，早在郑观应之前已经开始了，19世纪40年代有魏源，徐继畲、梁廷枬等对英、美议会制度的介绍，并且都持赞赏态度；50年代蒋敦复也谈到英、美的议会制度，但他对其并无好感，认为可行于西方而不可行于中国；60年代冯桂芬指出中国“君民不隔不如夷”，〔26〕表达了他对于在中国推行行议会政治的朦胧向往；在60——70年代，一部分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出使人员如斌春、郭嵩焘、何如璋等，也都有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肯定性介绍。然而所有这些人，对西方议会制虽有介绍或称道，却都不曾提出过要行之于中国。不但介绍西方议会的历史和优越性，更明确鼓吹要在中国予以施行的，当以郑观应为天下先。而且，郑观应的前辈作者，在他们对西方议会进行介绍的时候，朝野上下正热衷于船炮之摹仿，所以影响很少，自不可与郑观应议院思想的影响同日而语。
与郑观应同为早期维新派代表的王韬、何启、胡礼垣、汤震、陈炽、宋恕、陈虬等，虽也都明确主张在中国实行议院政治，但一方面他们提出这一主张的时间都较郑观应晚，另一方面他们的议院思想基本上没有超出郑观应的高度。所以在早期维新派关于议院思想的论述中，还是以郑观应的议院思想最为突出且最有见识。
郑观应的议院观，概括之就是在封建政体的范围中通过改良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由于他在议院道路上的改良性质和在议院目标上的君主立宪性质，以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为参照，大致可以戊戌维新为界限、郑观应议院思想可分三个时期：
从19世纪70年代初郑观应设议院的主张提出，到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这一时期郑观应的议院主张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不但符合历史进步潮流，而且处在潮头位置。
撰写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易言》中，郑观应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开设议院的主张，从而给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对于西方议院的态度，从魏源到郑观应，可算是踏上了一个新的里程，即从空泛的议论上升到了大胆实践的阶段。当然，在《易言》中郑观应的议院思想虽已产生，却还很不成熟，无论他对于西方议院的介绍抑或他自己的发挥，都还显得有点浮光掠影的感觉。郑观应成熟的议院思想，主要体现在《盛世危言》一节中。《盛世危言》的中心思想是“富强救国”，可以说郑观应设议院的主张与此相表里。因为他的这一主张提出在中法战争之后和甲午战争之时，所以他的以富强国家、抵御外侮、革新政治、振兴实业为目的的议院思想，自然受到思想界的注目而大行其道。
戊戌维新时期，是郑观应议院思想由进步走向落后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他在设议院问题上表现出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正是这种过渡性的反映。郑观应虽是最早明确提出在中国设议院的人，而戊戌维新政治上也正是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的议院制，按理说郑观应应该积极地参与这场运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当戊戌维新运动蓬勃展开，康有为，梁启起等维新派代表竭尽全力鼓吹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时，郑观应却收起了他的议院主张，说设议院“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27〕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对戊戌维新运动泼冷水，说“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28〕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自然有其根源。戊戌维新时期，郑观应的经济地位已逐渐上升，他开始愈来愈向资产阶级上层靠拢，这就决定了他在政治思想上的滞后，他不可能采取如康、梁那样激烈的言行。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在书上放言高论尚且不易，真要骤然付诸实践，郑观应不可能不瞻前顾后。康、梁二人原本是一介书生，他们之所以变得名噪一时，正是由于他们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因此他们自然会不遗余力地将变革进行下去。郑观应则不然，他的显赫地位来自于他实业上的成功，因此他对于政治自然不会有康、梁一般的热情与执着。郑观应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认定，从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来说，实行有资产阶级参政的议院政治乃是当务之急；但从他本人的既定地位来讲，则上述之事既非当务之急而他也并不愿意贸然行动。理论和实践矛盾，根源正深藏于经济之中。
戊戌维新之后，郑观应的议院思想则走向没落。“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教育了中国人：不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中国难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因此，革命成为广大人民的普遍呼声。历史进入20世纪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改良维新则渐趋退居次要地位。然而，在戊戌维新时期对于设议院之事顾虑重重的郑观应，在这时候却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批驳了所谓“民智未开”“风气未开”“学校未兴”“人材难得”等一切反对速开议院的言论，疾呼“今时急矣！”“不能不用奇兵以制胜。”〔29〕然而，此时他所“急”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固然是急八国联军侵华，另一方面却也急义和团的“暴动”，急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党祸”。而在清政府答应“预备立宪”时，郑观应也大力为之推波助澜。当革命形势愈益高涨，郑观应这一时期议院主张的实质也暴露得愈益明显。到辛亥革命前夕，其议院主张的首要目的已不再是“抵御外侮”、“富强国家”、“振兴实业”、“革新政治”之类了，而明明白白地讲是为了使“党祸自息，内乱悉平。 ”〔30〕将矛头直接而明确地指向了革命。
同样是设议院的政治主张，戊戌维新前郑观应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主场上讲话，而经过戊戌维新时期的徘徊，当革命高潮来临，重提出这一主张时，却已经是站在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了。虽然还是那个设议院的主张，却已“星星不是那颗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了。这一变化与郑观应经济的变化是同步的。郑观应晚年，由新学重又回归到旧学，并终于走上了“修真”之道，这是他的政治主张没有出路后的叹息，也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追求西方民主政治道路上到处碰壁的挽歌。
注释：
〔1〕郑观应：《致英国博士李提摩太书》《郑观应集》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8页。
〔2〕〔3〕郑观应：《致潘兰史征君书》《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页。
〔4〕〔7〕〔8〕〔9〕〔17〕〔18〕〔19〕〔28〕郑观应：《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4—315 页、 311页、311页、314页、312页、318页、311页、311页。
〔5〕郑观应：《原君》《郑观应集》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页。
〔6〕郑观应：《致姚伯怀太守书》《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页。
〔10〕郑观应：《与许君如山杨君昭白论宪法》《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11〕〔12〕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页、第234页。
〔13〕〔24〕郑观应：《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103页。
〔14〕〔22〕〔27〕〔29〕郑观应：《〈议院下〉附论》《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5页、316页、316页、323 ～324页。
〔15〕郑观应：《自强论》《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页。
〔16〕〔20〕郑观应：《致伍秩庸诗郎书》《郑观应集》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版 第320页、第320页。
〔21〕雷颐：《从冯桂芬到郑观应》《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 期第217页
〔25〕小野川秀美著 林德明 黄福庆译：《晚清政治思想研究》第51页 台湾1982年版。
〔26〕冯桂芬：《校分庐抗议》《戊戌变法》（一）第30页
〔28〕郑观应：《致经君莲珊书》《郑观应集》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1165页。
〔30〕郑观应：《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郑观应集》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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