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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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就其发展变化的主线而言,形成了苏俄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相联系,还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面向新的世纪,建构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框架,需要立足于实践、科学与哲学日益分化与整体化的历史进程,遵循在综合中发展的方法论原则,以揭示出一幅在整体上与局部上都远比过去更为清晰的世界图景,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以及哲学的历史超越。

哲学走过了漫长的路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现在处于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如何?它将朝何处发展?应该怎样发展?不少学者发表了有价值的见解。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前辈与朋友。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显然可以从多种角度中加以论述。我们这里,依据本文的主题,拟从探讨它的源流与演化的历程中,展现出它的现实面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与历史观的统一。原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为代表作所阐述的理论系统。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中期和后期所阐述的思想、所关注的问题以及他们论述的角度和重点有所不同,但作者以为仍应从这一理论的系统与演化中得到合理的说明。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逐渐出现了比较复杂的状况:就其发展变化的主线而言,先是列宁主义的产生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发展;接下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发展,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标志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这一主线相联系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新发展,这是否也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演化的一个论域!用系统演化的观点看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树的某个关节点上(诸如实践观点等)生长出来的一些分枝,尽管它有嫁接(例如西方哲学),也有变形,开出了一些不结果实的花或者结出一些苦涩的果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俄的历史命运,是与苏俄革命、建设、改革与剧变的进程相伴而行的。列宁以其《哲学笔记》、《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为代表,坚持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70余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受到执政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强有力的支持。然而,由于斯大林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特别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影响,苏联哲学界长期受到禁锢。该书割裂唯物论与辩证法,降低辩证法的世界观、宇宙观地位,以四大特征代替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机械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明显地离开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奠定的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新世纪观的传统,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一系列论述的基本精神,迫使苏联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走上了一条形而上学、简单化、教条主义的道路。斯大林去世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苏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面也逐步取得了一些进展,突出地表现为关于唯物辩证法理论与历史的研究、系统理论与哲学的研究,对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认识论与自然科学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与范畴体系、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可悲的是,在80年代出现了与半个世界前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称的另一极作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前者是形而上学、简单化的典型,也是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指导理念;而后者则明确地提出,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鼓吹“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主张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然而两者有不少共同之处:都是“领袖哲学”,都对社会生活发生了重要作用,起到了一种指导观念的作用,最后都被历史所摒弃。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与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条件。毛泽东以他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导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并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他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毛泽东晚年的某些失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与教条主义,造成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停滞与僵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同时也带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兴与发展。在毛泽东之后,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推向前进的代表人物当然是邓小平。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传统,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的结合,阐述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尽管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在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提出并加以论述的,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与主流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言,他无疑也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的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其特有的性质,从它产生以后就逐渐形成了领袖哲学、专家哲学以至大众哲学并存的这样一种格局,这种格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实践性与社会性所产生和形成的。作者无意否定哲学的某种纯洁性,丝毫也不主张哲学越过科学技术的层面去直接插手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也认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返回自身的必要性,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意味着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与现实。一味以书斋哲学的眼光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发展,鄙视“领袖哲学”与严肃的“大众哲学”,远离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越远离现实生活越好,越无人问津越好,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来说,至少是一种偏狭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在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系统论与辩证法、历史观、价值观、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众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同时也遇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世俗化倾向的巨大挑战,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不是迎来朝阳的报晓雄鸡。

前已述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范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苏联和我国以往的一些论著均把它划归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范围。现在学术界的情况有些变化:有的把它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派别;有的虽不这样看,但确认它提出与阐述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本文是从理论系统演化的观点看问题,把它的产生与发展纳入我们的理论视野,看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总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回答本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这股思潮从一个侧面反映并回答了社会生活所提出的重大问题。现在,我国学者大都不会否定它所反映出来的问题的重要性与价值,而比较复杂的是对他们所作出的回答的认真辨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重视对实践问题与主体性问题的研究,突出社会历史理论与历史辩证法的重要地位,十分关注异化问题,对意识形态问题也进行多层面的探讨。这些探讨,从一个方面来说,弥补了苏联和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僵化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足,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们在不少重大理论问题上逐渐远离原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是在苏共20大以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近乎是处于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两极中,是接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哲学派别。他们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批判,从理论上对实践、劳动、异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对苏联、东欧所患的病症进行了诊断,但开出的却是一副令人休克的药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如何,它是走向衰落或死亡?还是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苏东剧变以后,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垮台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也行将走向灭亡。然而事实证明,苏东剧变只是宣告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破产,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灭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蓬勃发展,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形成,向世界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富有生命力的。

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的总体格局、生长点、重要领域,我国学者发表了许多看法。对此,本文作一些简要的述评。

1.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立足于当代大实践、大科学的大哲学。主张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学者,有的侧重于立足我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有的侧重于立足现代科学的发展,有的立足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或者兼而有之。这些看法均有其不同程度的合理性,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选择。而立足于当代大实践、大科学,包括对自身进行反思的大哲学,则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广泛地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众多层面与哲学的众多领域,这是一项宏大的哲学工程。

2.以实践问题为基础,或侧重于主体性研究,或侧重于实践思维方式研究,或从事当代认识论研究,或提出一种新的实践论,或侧重于辩证法研究,或进一步推进实践唯物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哲学界对实践与真理问题、主体与客体问题、主体性与客观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而又扩展到认识论、实践唯物主义,其基本的思路无疑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向前发展的,其中,既包括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深入理解,对当代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的哲学回答,也包括对西方哲学优秀成果的合理吸取,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的深层思考。很明显,对这一领域的探索存在着广泛的活动空间。

3.突出历史哲学、社会哲学、社会发展理论和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哲学研究以及哲学反思和应用哲学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着重研究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有些研究机构或高等学校把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提到了突出地位,也有不少学者主张侧重对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包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哲学反思,有的学者明确地提出要着重研究应用哲学、管理哲学。作者认为,上述领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新的世界无疑是有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要返回自身,自我反思,但不能自我封闭,自我禁锢。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一旦脱离了对社会历史与现实生活重大问题的整体思考与深层探索,必将失去它的本性、生命力与社会功能。至于应用哲学、管理哲学的研究,则似乎是同建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或者是从研究实践问题、社会历史哲学问题等伸展出来的带全局性的哲学问题不大相同的另一层面的问题。

4.重视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我们党和国家已经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但人们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历史地看,我国的科学主义思潮发展不够充分,科学的社会建制不够完善,科学技术的作用也尚未充分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对于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然而,当我国还处于工业社会前期的时候,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工业社会后期。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带来的一方面是科技、经济的巨大发展,一方面却是资源的大量消耗,生态的巨大破坏,人类价值与人文精神的失落,形成了一种对技术理性、现代文明的批判。我国虽处于工业社会前期,西方国家所患的某些病症也开始在我国出现。看来,准确地确定我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在世界现代化中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

5.强调文化选择、文化转型、文化哲学、人文关怀、人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文化问题与文化哲学是这些年来的热门话题,人学问题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后现代主义问题研究也已经提上了日程。我个人认为,在注重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同时,注重对人文问题的研究,可以起到一种良好的互补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体现科学精神,又要体现人文精神,要在二者之间求得一种必要的平衡。偏执于任何一端,都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出现曲折。

综上所述,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建构与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是大有可为的,二者可以统一于面向现代化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理论框架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21世纪的发展,存在着一个途径与方法的选择与运用问题。许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给人以颇多的启迪。在此基础上,作者立足于人类实践、社会活动、科学与哲学分化与整体化的历史轨迹,系统地阐述一种在综合中发展的方法论原则。

人类实践、社会活动有一个不断分化和日益整体化的过程。随着生产工具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人类实践与社会活动出现了日益分化与整体化的趋势。人类活动与社会的整体化提升,大致经历了以石器工具、青铜工具、铁器工具、蒸汽机与内燃机、电动工具为基础的若干个不同阶段,正在朝以电脑互联网络为基础的更高程度的整体化推进。立足于人类实践的科学,也存在着日益分化与整体化的发展规律。科学除了从古代的浑沌整体,到近代的日益分化,再达到本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科学的整体化以外,我想要特别指出这样一种事实:即在本世纪开始的大综合以前大约一个世纪,出现过一次近代科学的初步综合,揭示了物理世界、化学世界、生命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随着科学的日益分化与整体化,哲学就其所揭示的世界图景以至它的学科发展也存在着日益分化与整体化的某种规律。古代哲学所揭示的是一幅整体浑沌、局部模糊的世界图景,近代哲学大体揭示的是一幅整体破碎、局部较为清晰的画面,由于实践与科学进入更高程度的分化与整体化,哲学完全有条件揭示出一幅在整体与局部上都远比过去更为清晰的世界图景。哲学思维经历了直观的时代、分析的时代,现在处在综合的时代。在综合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成为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一方法论原则的基本内涵在于:

第一,它是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是同一进程的两个侧面。这一点,无论在哲学层面、科学层面、实践层面,都是如此。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整体清晰、局部清晰的世界图景的目标,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身的超越以及哲学的历史超越。

第二,这种综合必须有超出于自然科学从而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更大跨度。现代系统科学是涵盖整个自然科学的横断科学,也不同程度地涵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某些层面,但却不可能涵盖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所有层面。人文科学是关于人类价值与精神表现的科学,且突出对个体价值与精神表现的研究。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可以运用,如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方法研究文学艺术与美学,用系统、整体的方法研究历史等,但它无法对诸如文学艺术的本质、文学艺术与审美的价值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而解释学的方法却具有人文科学一般方法的意义。这既说明了系统科学方法的局限性,也说明了人文科学领域不可能被系统科学方法所穷尽。与人文科学相联系,社会科学所涉及到的也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社会的经济、政治以至法律制度,是主客体以及主体间交往的稳定化的产物,具有非个性化的特征。因而在社会科学领域,系统科学方法的有用性会显得更大一些。但不可忽视的是,在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主体性与结构性的矛盾广泛存在。夸大系统科学方法对社会现象研究的有效性,会舍弃掉个体意识、个性化的情感、意志,落入“社会物理学”的窠臼。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有更大的覆盖域和更丰富的内涵,就必须有超出于自然科学的更大跨度,实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实现系统科学方法与解释学方法以及其它方法的结合。

第三,要在对马克思主义自身进行全面深入的历史反思的前提下,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基核”,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综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必须对自身进行全面深入的历史反思。本文的第一部分从某种程度看,就具有这种反思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哲学,但同时具有不同于其他哲学的特有的性质,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社会性,这一点不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命运是密切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并随着这一事业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身的发展中,要防止僵化、教条化,但同时也不应该走到混同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上去。综合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必须确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基核的观念,在认真辨析的基础上吸取其合理的成分。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话:综合就是吃掉。这句话虽很通俗,却讲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这里有两条很重要,一是敢于“吃”,二是善于“消化”。不敢于吸取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不善于消化,则有可能使自己离开原有的轨道。

第四,要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进一步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包含着科学主义的成份,有其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谋求解放的学说,表现出对人类命运、幸福、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巨大关切,包含着人文主义成份。尽管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说二者是统一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广泛地存在于哲学、科学与实践之中。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流派与人文主义流派都有充分的发展,都有可借鉴的成分。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自然科学方法与人文科学方法的适用性与相互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在社会实践与管理、现代化建设这一层面上,也广泛地存在着以工作为中心或以人为中心、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和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与科学的综合形式,完全有必要在未来发展的理论框架内,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更高程度上的结合。

第五,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熔铸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当代实践、科学与哲学的综合,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立足点、依托点,这就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牢牢地把握这个立足点,有利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利于熔炼一切实践、科学与哲学的成果,有利于实现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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