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整合的“泛一体化”框架及其多维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区域经济论文,取向论文,中国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伴随着区域经济的重构与整合推进的，这种重构与整合发生在两个大的“区域”层面上：一个是包括了港澳地区在内的“大中国”(Greater China)经济区层面，另一个是中国内地各大行政区层面。这两个层次的区域经济整合，无疑存在着差异：“大中国”经济区属于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体系的区域经济，整合的侧重点在于市场整合；中国内地各大行政区属于同一关税区、同一货币体系下的区域经济，这一层面的整合超出了狭义的市场整合的内涵，属于广义的经济整合与区域重构。
经济理论迄今为止关于区域经济整合的研究，有两个分析范式：一个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体化经济学”，另一个是空间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上述两种分析范式，需对其适用性作出界定后才适合于对中国区域问题的研究。那么，对上述两种分析范式的适用性进行界定的理论背景是什么呢？在有关区域经济的国内外文献中，一些学者将一体化经济学中的“区域经济整合”(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或译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概念及相应的实证方法引入了对中国内部区域经济整合的分析。这种分析的逻辑思路是：套用区域经济整合理论于中国港澳及大陆之间的区域市场分析，进而在论及中国内地各大行政区划，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唐这类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整合时，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展开解说。但问题在于，一体化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区域经济整合理论及实证方法，是以西方发达国家或具有大体相同的政治、历史、经济、地理环境为背景的，这些理论难以将不发达国家或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纳入该理论所解说的区域经济整合模型中。因此，当将分析视角转向不发达或体制转轨国家，进而研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的内部区域经济整合时，有必要根据具体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对一体化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作出调整，以便让理论分析较为符合具体国家的情况。在此，拟以中国为例，从理论上梳理出一个解释大国内部独特区域经济整合的“泛一体化”分析框架，将国际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等理论融合运用到这一体系中。
一、中国区域经济多层次性解析
关于中国区域经济，早先的研究大多缺乏准确界定，一般将三大地区、省域到县域乃至其下的地区笼统地称为“地区”。赵伟解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指出“区域”尤其是“区域经济”在中国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1]。中国内部多层次的区域经济，至少可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是国民经济层次，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区域。这样的划分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合理性：一是这种划分基本上符合各个省份的地理特征；二是这种划分基本上反映了中央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的实施原则，例如改革开放之初的地区开放次序选择以及近年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第二个是大区域经济层次，即在东部、中部、西部大区域经济之下，分别存在着一些发展层次相近的区域。在所有大区域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环渤海湾地区。考虑到这三大沿海地区工业化进程的超前性，可以称之为三大“工业化地带”，而在中部与西部地区，各自也有或者正在形成一些跨越省域边界的大的经济区。
第三个是省、市际经济层次，即在第二个层次区域之下，基于地理因素、行政区划因素和经济联系因素在各个大区域经济之下形成的涵盖若干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如珠江三角洲的港-深(圳)-广(州)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的江(苏)-浙(江)-沪经济区，以及环渤海湾工业化地带的北京-天津-唐山经济区。
第四个是“大中国”经济区层次或“一国两制”层次的区域。事实上，上述三个层次仅仅是中国内地经济的区域层次，如果将中国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算在内，则在上述三个层次之上还须加上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就是这里作为研究对象的“大中国”经济区层次。这一层次最大的特点在于成员之间是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下的同属主权国内部区域，显然这是中国独特的区域经济整合。表1对中国内部多层次的区域经济整合差异做了分类比较。
表1的分类整理揭示，这四个层次的区域经济整合，实际上要面对两种类型的市场整合：一种是不同经济制度、不同关税区和不同货币体系之间的市场整合；另一种是同一经济制度、同一关税区以及同一货币金融系统之下的不同地区市场之间的整合。这两种类型的市场整合无疑是严格有别的。两类严格有别的区域市场整合所引出的论题，也严格有别。具体来说，“大中国”经济区的市场整合，尤其是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市场整合，正在或将会引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部分论题。不难推论，这个层面的区域经济整合，既会引出单一关税等一体化的老问题，也会引出单一货币系统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论题。这里对中国区域经济整合的“泛一体化”分析构想所界定的“区域”主要指上述四个层面中的第三和第四层面。
二、“大中国”经济区层次：多种内涵视角
从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市场整合来看，国际经济学之一体化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可以运用于“大中国”经济区层次的市场整合研究，主要议题涉及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贸易流与产业内贸易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解释。
(一)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
当将中国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则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给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启示；同时，可以借助Balassa模型对中国港澳与大陆间有可能出现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模拟检验。Balassa模型以区域贸易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固定不变，区域贸易合作必然会引起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为基本假设前提，该模型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说明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2]。当区域内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大时，则意味着总贸易创造，当区域外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减小时，则表明总贸易转移。解析Balassa模型的主要公式：
即由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率时，对第三方的歧视会导致外部进口减少和转变为从成员体进口的局面，即产生贸易转移。这种贸易转移的机理在于：从原来第三方进口成本较低的产品改为从成员体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它对区域市场整合之贸易流动说产生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程艳，2009)。
(二)贸易流产业内贸易
如果说Balassa模型检验的是“大中国”经济区内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那么对贸易扩张和贸易条款效应，以及成本递减和贸易抑制效应的检验就会涉及到贸易流和产业内贸易。主流经济学对产业间-产业内贸易的测度大部分都采用了由格鲁贝尔和劳埃德在1975年提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法(简称GL指数)[3]，这是目前对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所采用的最广泛的方法，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以公式7和公式8为代表的GL指数被广泛运用于产业内贸易的测度，在这一运用过程中，一些学者对GL指数的缺陷进行了修正。Aquino(1978)认为多边总体贸易的不平衡性会使得用GL指数测算出的产业内贸易数值比实际值偏低，应该采用经过贸易失衡矫正过的双边贸易额。Brülhart(1994)认为GL指数能够很好地刻画某一年的产业内贸易情况，但不能反映贸易变化的状况，如果在GL指数中用贸易量的一阶差分取代贸易量就可以衡量产业内贸易的动态变化。尽管GL指数有测度上的缺陷，但如果考察“大中国”经济区内扩大的区内贸易来源，并以此说明“大中国”经济区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本大小，该指数还是具有适用性的。具体来讲，如果“大中国”经济区内贸易扩大的来源主要是产业内贸易，那么各经济体参与区域市场整合的成本就比较低。由于产业内贸易指标值在0～1间变动，因此，通常情况下
越接近0，“大中国”经济区内该产业越表现为产业间贸易现象，越接近1，“大中国”经济区内的产业越表现为产业内贸易程度现象。在一般的实证分析中，GL指数进一步可细化为：如果≥0.5，就说明“大中国”经济区内有较明显的产业内双向进出口贸易的存在；如果＞0.7，就说明“大中国”经济区内有很强的产业内贸易关系。
(三)货币一体化
“大中国”经济区层面的货币一体化是否最优，取决于它能否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生产要素流动性、工资和价格弹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和消费的多样性、通货膨胀相似性、财政一体化程度、政治一体化程度以及冲击的对称性。具备上述特征的货币一体化可以减轻经济冲击对货币区各经济体产生的不对称影响，或者有助于各经济体内外均衡的恢复，从而降低各经济体对名义变量调整(包括货币供给和汇率)的依赖。这里所述的经济冲击，指的是造成经济运行偏离其均衡状态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包括需求冲击、供给冲击、货币冲击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对货币一体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经济冲击对称性方面，经济冲击的性质因此也成为判断是否构成最优货币区的最重要标准。Cohen和Wyplosz(1989)率先利用产出(GDP)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冲击的对称性问题。之后，Eichengreen(1990)等通过考察实际汇率变动、股票价格变动等相对价格变化，或者劳动力流动性、财政转移支付等因素来判断经济冲击的对称性。但是上述方法都无法从变量的变动中区分哪些是经济冲击造成的，哪些是要素调整造成的。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了将经济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方法，从而为研究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提供了更有力的路径。Bayoumi(1992)和Eichengreen(1994)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方法，从根本上克服了上述几种方法的缺陷，把研究的重点推进到导致价格、产出变动的深层次因素上。Bayoumi和Eichengreen的VAR模型为：
靳超、冷燕华用VAR模型对1979-2003年“大中国”经济区层面的货币一体化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名义经济指标相关性和经济冲击相关性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大中国”经济区层面的供给冲击呈现弱相关，但是大于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的相关度，因此，可以说“大中国”经济区层面在实际经济变量冲击方面呈现相对更强的相关性或对称性；(2)需求冲击呈现的负相关证明，在短期名义变量波动上，“大中国”经济区层面有相当程度的不对称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中国”经济区各经济体的经济结构、经济规模的差异性；(3)在市场化程度方面，中国内地要远落后于港澳地区，这会对货币一体化形成一定的阻碍[4]。此外，李心丹等也曾通过VAR模型对中国内地和香港能否构成最优货币区进行了类似的实证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供给冲击具有一定的对称性，而内地和香港之间的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具有不对称性，从内地和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来看，经济冲击的对称性将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货币一体化的条件也将逐渐成熟[5]。
因此，通过建立在平价条件基础上的货币一体化模型检验“大中国”经济区各经济体的货币一体化趋向，并对这一趋向背后的经济冲击性进行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从而找出“大中国”经济区层次货币一体化导致价格、产出变动的深层次因素，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赵伟、程艳，2006)。
三、中国内地省际层次：区域经济整合机理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蓝图中，政府基于“新古典增长经济学”收敛假说而实行的沿海地区带动内地经济增长的良好愿望至今没有完全实现——尽管改革开放使得全国各地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差距却始终处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之中。中国的经验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开放之后均出现了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是，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解释是，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联系中国内地省际层次的区域经济整合，工业、区位和政策三个维度是展开理论分析的基点。
(一)工业集聚
将中国内地省际区域经济整合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工业，是基于两个因素的考虑：一方面，工业是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是地区间差距最为重要的表现(范剑勇、朱国林，2002)；另一方面，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讲，工业可以在地区间转移，在收益递增作用机制下，只要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达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工业的集聚，并且集聚效应最显著。因此，中国内地省际层次市场整合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各省之间的工业集聚上。
陆铭、陈钊(2006)从收入差距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省际市场发展格局的特征性事实描述如下：(1)各个省级行政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城市职工的平均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数据也显示出省份之间的差距有上升趋势；(2)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三大经济带内部的收入差距则有“俱乐部”收敛趋势；(3)城市职工平均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的数据表明，省份内部的收入差距在上升，但省份内部的收入差距在不同的省份之间区有趋同趋势；(4)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由于工业在GDP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导致这三个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扩大趋势。
图一 1978年各省工业比重分布
作为对上述描述的进一步分解，绘制了1978年和2006年中国省际的工业GDP份额分布图(图一和图二)①，图中数据均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省际层面这20余年间工业集聚的过程。
图一描绘的各省工业比重分布状况显示，1978年中国内地省际工业的地理分布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分散化现象，具体表现在：(1)东部沿海地区部分省份和中部地区很多省份的工业份额较低，没有超过4.4％；(2)东北三省的工业重要性非常显著，特别是辽宁工业份额超过9.66％，仅次于上海；(3)甘肃和陕西这两个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超过了2％，还没有表现出与其他省份之间的巨大差距；(4)三大直辖市尽管面积较小，但工业份额并不低。北京和天津的工业份额分别为4.37％和3.38％，上海的工业份额则是位居全国第一，达到12.91％。
图二 2006年各省工业比重分布
相比之下，到了2006年，中国内地省际工业布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省际工业集聚趋势非常明显(见图二)，具体表现在：(1)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份额有显著的上升，其中广东、江苏和山东三省工业比重分别达到13.69％、12.17％和12.66％，浙江的工业份额达到了8.31％，福建的工业份额从1978年的1.48％上升至2006年的3.63％；(2)东北三省的工业地位明显下降。辽宁的工业比重已经下降到4.57％，黑龙江和吉林的工业份额分别下降到3.34％和1.82％；(3)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总体上有所下降，仅四川的工业份额略有上升；(4)三大直辖市②的工业份额明显下降，上海的工业份额为5.11％，北京和天津的工业份额均已低于2.6％。总体而论，中国省际层面这20余年间工业集聚的趋势还表现在，1978年工业份额超过9％的仅有上海和辽宁，而工业份额低于1.3％的省份有9个。到了2006年，工业份额超过9％的省份变成了3个，而工业份额低于1.3％的省份增加到11个。
如果要对中国省际层面20余年工业集聚做进一步的影响因素分解，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可考虑以下几个重要因素：(1)交通运输条件。根据Krugman的模型，新经济地理学将交通费用视为影响工业集聚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只要交通费用不至于高到成为地区间贸易的天然障碍，那么由于工业集聚产生的收益就仍然可能超过由于地区间贸易产生的成本损耗，集聚就会产生，并且在收益递增的作用下自我加强。(2)一个地区企业的数量。企业的数量多，产业链的合理构建可能性就大，新进入企业就容易得到原材料的供给，同时他们生产的产品也更容易在当地销售，所以工业会在企业数量多的地方集聚。(3)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水平高，新进入企业就容易招聘到所需要的人才，同时，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R&D的成本低，企业容易获得创新收益。(4)消费者的购买力。如果一个地区消费者的购买力强，那么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就会多，这会导致本地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吸引企业进入这一市场。
(二)区位差异
新经济地理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地方在于，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递增假说，从理论上讨论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对集聚的自我强化机制。联系中国内地省际层次的区域经济，其整合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省际的工业集聚上。因此，区位差异对中国内地省际市场整合的作用机制，可以通过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分解给予理论解说。金煜等(2006)根据面板数据的特征和需要检验的三类因素的作用，将工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用如下形式的计量模型予以表达：
就向量X1而言，大多数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文献都使用了沿海或内地的虚拟变量。由于无论是地理和历史条件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倾向都有利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异则并不特别显著，因此可以预期沿海地区的虚拟变量对于工业向沿海集聚有正的影响。就向量X2而言，以Henderson，Fujita和Krugman为先驱的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Henderson(1974)一方面强调了企业前后向关联导致的产业外部性使企业集聚在其他企业周围，另一方面强调了企业集聚在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所得到的知识外部性；而Krugman(1991)通过垄断竞争模型强调了企业集聚在消费者市场附近得到的需求联系；Fujita(1988)通过存在不可贸易商品的模型，得到了同样的证明。就向量X3而言，大多数研究将时间界定于改革开放之后，Démurger(2002)特别强调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对大陆省际层面市场整合的作用，可以考虑两个方面的政策因素：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和对外开放度(Krugman，1991)
(三)政策差异
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经济领域的分权式改革。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政策对区域经济整合的作用，较经典的是建立在新软预算约束理论基础上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建立在M型组织和U型组织理论之上的解释。这些文献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造成了中国区域间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王永钦等(2007)指出，上述理论固然可以较好地解释分权是如何促进地方政府的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是，它们却不是一个完全的分权理论。一个完全的分权理论应该不仅能够分析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获得的正面激励(分权的收益)，也应该能够分析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损社会目标的负面激励(分权的成本)。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负面激励导致的影响正在日益凸现，并且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2)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3)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所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省际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这一现象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省际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财政)分权城乡差异联系密切。由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城市部门，因此地方政府存在着优先发展城市、更多考虑城市利益和实施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激励；二是省际收入差距的扩大与财政分权体制有一定的联系。张晏、龚六堂(2006)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和发达地区更能获得财政分权的积极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为负。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来看，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分割市场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地区间资源误配置已经成为事实，而这些产业和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仍然拥有大量的就业岗位，创造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通过分割市场来保护本地企业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第二，很多产业(特别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成长性产业)都存在着由“干中学”机制所导致的收益递增性；因此，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如果能够较早地发展这些产业，在理论上就可能获得两种效果：一方面，如果当地的学习速度足够快，就可能实现在这些产业上的追赶，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逆转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即使追赶不能实现，当地也能够提升经济独立能力，从而提高未来分享地区间分工收益时的谈判地位，获得更多地区间分工利益。在这样的机制下，各地都会争先发展一些战略性产业，从而造成一轮又一轮的重复建设。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实施财政分权体制之所以重要，一个非常突出的原因就是利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提高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效率。由于中央政府难以掌握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的有关信息，也不了解当地居民的偏好等信息，有效的地方公共品提供方式就是让地方政府去提供当地的公共品。在这样的分权机制下，地方政府难以保证公共品提供的效率，但是在居民可以自由地搬迁的机制下，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机制来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保证地方公共品的提供效率。以教育为例，来自美国的经验研究发现，教育财政集权的确对提高教育的生产效率不利。但是，中国省际间在缺乏适当的机制设计和中央政府的适度干预的情况下，产生了基础教育投入的地区和城乡间不平衡，于是优质教育资源(如优秀的老师)也在收入的吸引下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聚集。同时，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阶层分化，并有可能使某些特殊的人群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成为社会难以医治的痼疾。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对大陆省际区域市场整合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绩效给予了部分解释。
四、中国区域经济整合的“泛一体化”分析框架的构想
如果要从理论上梳理出一个解释大国内部独特区域经济整合的“泛一体化”分析框架，需要将国际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等理论融合运用到这一体系中。结合前文所述，中国区域经济整合的“泛一体化”机理系统可用图三予以简单归纳。
图三 中国区域市场整合的“泛一体化”机理
在“大中国”经济区层次的市场整合中，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的现实基础是：制度差异大、有关税壁垒存在、货币运行不同和经济政策不一致，因此对这一层面的市场整合的机理可借助国际经济学之一体化理论范式给予审视。图三中的(1)代表中国大陆和港澳之间在不同关税体制下的贸易往来，有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带来的效应。具体来说，经济体内成本高的产品被其他成员体低成本产品所代替，原来由本经济体生产的，现在从其他经济体进口，新的贸易得到“创造”。由于从成员体进口成本低的产品代替原来成本高的产品，该经济体就可以把原来的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从而获得利益。与此同时，如果两个经济体间达成对外统一关税率，对第三方的歧视导致从外部进口减少，转为从成员体进口，这就产生了贸易转移。由于从原来的第三方进口成本较低的产品改为从成员体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这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图三中的(2)代表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所引致的产业内贸易。撇开对“大中国”区内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度量，对这一层面的市场整合所带来的贸易扩张和贸易条款效应，以及成本递减和贸易抑制效应的检验涉及贸易流和产业内贸易。如果两个经济体区内贸易扩大的来源主要是产业内贸易，那么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本就比较低。通常情况下，越接近1，“大中国”区内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越接近0，“大中国”区内该产业越表现为产业间贸易现象。
图三中的(3)代表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之间，货币一体化趋势。两个经济体的货币一体化是否最优取决于它能否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生产要素流动性、工资和价格弹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和消费的多样性、通货膨胀相似性、财政一体化程度、政治一体化程度以及冲击对称性。已有的研究表明：“大中国”区层面的供给冲击弱相关，但是大于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的相关度，所以可以说“大中国”区层面在实际经济变量上呈现相对更强的相关性或对称性；需求冲击呈现的负相关证明在短期名义波动上，“大中国”区层面有相当程度的不对称性，反映了“大中国”区层面的经济结构、规模的差异性；在市场化程度方面，中国内地不及中国香港地区，这会对货币一体化形成一定的阻碍。比较而言，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之间的供给冲击具有一定的对称性，而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之间的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具有不对称性。
大陆省际市场整合的现实基础是：制度差异极小，不存在关税壁垒，货币是统一的，政策差异较小，因此对这一层面的市场整合的机理可借助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的理论范式给予审视。图三中的(4)表示省际市场整合的经济政策制定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国家本身就受到一些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和经济开放城市的设置主要是针对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原因就是希望这些地区在获得特殊政策后能够发挥出经济开放政策的作用。再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由于政府认识到广大的西部地区在地理条件上的不利，从而有必要采取一些政策抵消由于地理条件造成的地区间差异。所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区位因素之间有互动的关联。
图三中的(5)表示省际市场整合中的区位对产业集聚的直接作用。在大陆，由于自然条件优势导致的产业集聚的例子是存在的。例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所以逐步成为产业集聚的中心，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距离大的港口比较近。长江以南地区的产业集聚与水资源较为丰富有关，而辽宁和山西而是依靠矿产资源成为工业集聚中心。省际层面的区域市场整合就区位因素而言，对经济地理因素和新经济地理的因素的理论解释需分别考虑。就经济地理因素而言，可考虑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两个维度的因素；就新经济地理因素而言，需要考虑地区企业数量比重、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地区消费者需求、城市化水平和交通运输条件等因素。
图三中的(6)表示政策对产业集聚的作用。一项政策一旦实施，就有自增强作用下的路径依赖特征。例如，人们普遍观察到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省际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有时地方政府甚至直接投资于工业开发区的建设和工业项目。在这些政策之下，地方政府力图通过干预政策加快地区产业的发展，在短期有正面的推动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保护主义政策可能还是抵挡不过市场竞争的力量，结果反而可能增加地方经济的负担。
上述对中国区域市场整合的“泛一体化”机理的表述尽管在理论逻辑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但作为对问题的尝试性探讨，这一分析框架可对今后的实证检验提供一个可供探讨的操作思路。
注释：
①这里所绘制的简略地图属于示意图性质，没有包括南沙群岛等海域，如涉及领土主权情况，请查阅国家主管部门审订出版的中国正式地图，本文所绘简略地图仅为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②重庆1997年才成为中央直辖市，本文为便于与1978年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故重庆未纳入比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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