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存论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质上是源于西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生根”与“开花”。它包含着三个问题域：1)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超越以及由此展开的哲学人类学视野；2)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启；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世界哲学的参与与重构。这三个问题域的展开及其关联，特别值得从生存论层面进行阐释。
关于第一个问题域，目前已谈得很多。简单地说，西方传统在近代的演进，主要说来是依西化逻辑展开的，其极端的且也是常见的方式即殖民化。这样一种排斥异文化的方式在黑格尔那里走到了尽头，于是有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黑格尔西式的体系哲学导致了西方哲学的终结，马克思则在现代哲学的开端处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终结”。用他的说法就是“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1]459，这里的“哲学”实质上是“哲学”的西方样式。消灭哲学之后的“哲学”以何种形式存在呢？马克思恩格斯用了很多说法，如“人的科学”、“历史科学”、“关于人与历史发展的科学”，而后确定为唯物史观(又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一定要以西方哲学学科的传统来裁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马克思的学说不是哲学学科意义上的，而更多的是经济、社会、历史与政治理论，正如它全方位地开启并影响着当代社会科学一样。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同时是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即使在最较真的哲学问题上，马克思也是站在当代哲学的起点上的。看来，不能只是口号般地把唯物史观确定为现代社会科学范式。唯物史观之所以确立，一定有一种更深层的并因此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当代转化展开对话的理论域。这一论域，即存在论论域，而在当代哲学的存在论语境里，就是生存论。
简单地说，马克思所谓“消灭哲学”并不是如通常所见是一种抛弃，而是扬弃，是哲学批判精神的现代复活。“消灭哲学”就是要扬弃哲学的传统形式，即仅限于存在的抽象理论形式，最典型的形式即超验存在论。在这里，超越存在论不仅只是一种哲学理论形式，还是深及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认识与信仰方式，简言之，它承载着西方文化传统的全部内涵。而马克思正是以否弃超验存在论从而展开对全部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的，与此同时，通过哲学人类学的基本视野，完成了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并由此展开对非西方世界的开放、接纳与理解。
作为产生于西方传统、但本质上又要求超越西方传统并向整个人类社会开放的哲学，马克思显然是要谋求一种人类性的哲学。而且，正是人类性深刻地影响着整个马克思主义历史运动，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确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人类性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方向，并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一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一种追求人类共生的哲学范式，是一种现代生存论的哲学范式，是在当今时代仍然处于生成中的哲学范式。问题并不在于将生存论引入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否合法，而在于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本来就持续地表达着生存论的追求与关怀。这同时也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能停留于一种表浅化的意识形态层面，不能走向一种将对立和矛盾绝对化的斗争哲学。表浅化的意识形态通常只考虑到思想观念与当下现实之间直观的需要关系，从而忽视了思想观念与现实生活的批判关系。在此，生存只是被看成既定的存在，而不是生成性的存在。斗争哲学则过于强化意识形态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关系，它只承认生存冲突，从而从根本上否定理性与实践及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上的生存论统一性。
但马克思并不只是一般地接受哲学人类学。马克思继承了在康德那里就初步展开、并在费希特及费尔巴哈那里进一步巩固起来的德国哲学人类学传统。但哲学人类学也是马克思在其思想演进中所要批判和超越的。马克思并不是要否定这一路数的实践性质以及人道主义旨归——在这一问题上，后来人简单轻率的把握与处理，显然没有领悟马克思哲学的人学要旨——而是要分辨并剥离这种哲学人类学中可能存在的非现代性及前现代性，并进一步在现代性社会的地平上展开。
马克思的批判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政治制度批判，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在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政治批判的具体化。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目前引起较多关注的方面。但在近年来展开的研究活动中，却存在着将关系的批判还原为物的批判的倾向，这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舍弃了政治批判，但是，这样的批判，尽管还打着批判的旗号，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已退回到实证主义。这样的倾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已经出现过，其典型例证即将资本主义历史超越的唯物史观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自我确证(卢卡奇、柯尔施、哈贝马斯等)，而在后马克思主义中，政治批判与政治解放的维度已越来越淡薄。究其原因，恐怕也与将政治的范围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体系有关。因此，政治制度的批判，必然还包含着文化及空间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就引出了多少隐含着的第二层含义，即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有很多观点把马克思看成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其关键是在确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天合法性，在这一意义上，正如黑格尔是理念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者，马克思或可称之为社会结构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但是，问题在于，只有西方才能建立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近代以来不断巩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教条。马克思的工作不仅是要动摇这一教条，而且是要通过批判性的分析表明，正是在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没有人类前途的。由此看来，马克思真正颠覆了近代式的西方中心主义，不仅从政治理论方面，而且也从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彻底破解了西方的自我确证性，从而开启了一条通向非西方的道路，马克思的西方批判，与后来列宁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批判，以及与社会主义的历史抉择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实践关联性。
然而，如果要从理论上探知上述两种批判，还需要深入把握马克思对当代哲学存在论变革的意义。近年来我们对这一问题多有论述，在此不赘。简单地说，如果说马克思学说启动了整个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变，那一定是迎着传统西方哲学最“硬”的地方下手的，这就是存在论革命。马克思哲学同样锲入了当代哲学人类学的兴起，并在信仰方式从有神论向无神论的转变过程中，在从传统的理论哲学向现代的实践哲学的转型过程中，废弃了传统的超验存在论，并随着主体性、社会现实、生活世界以及生存论的自觉及转向，形成了一种新的存在论形式。在现代哲学的起点上，马克思完成了西方哲学的存在论革命。如何称谓马克思的新存在论，国内有多种命名，这多种命名之间大体上存在着一种家族相似性，笔者则侧重于生存论转向问题，因而把马克思的新存在论形式称之为实践生存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新存在论中，社会(关系)是核心概念。我们知道，马克思实际上是用社会存在取代了传统的存在概念，从而重构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因此，卢卡奇用“社会存在存在论”来称谓马克思的存在论，其实是很恰当的。在这里，唯物史观作为新哲学观，也在存在论层面与传统哲学形成一种批判性的关系。而社会在本质上的感性与实践规定性，也给予存在论以新的内涵，从而涵盖了马克思的诸多批判活动，而且，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理论，使得马克思学说从理论方式上区别于传统哲学，不仅实现了他自己学术理论范式的转变，即从抽象哲学转向批判的社会理论——在这一意义上，把唯物史观总体化，轻视马克思学说作为经典社会理论，恐怕是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亟待改变的不足——而且也开启了现代社会科学范式的革命。只有对现代性社会形成自觉认识，才可能把哲学人类学的视野落到实处，从而把握马克思有关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真正深入到生存论存在论的现代内涵。
目前的研究表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两大传统之间，虽然也存在着作为人类智慧形式的诸多汇通点，但是，二者之间的异质性也是事实。中国是否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西方是否存在“中国”意义上的哲学？显然是无法做出肯定回答的理论问题。但是，作为突破西方哲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与中国哲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关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正是因为与中国哲学的某种亲合性有关，这种亲合性特别值得从生存论方面进行阐释。从生存论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会发现其与中国哲学具有很多可沟通的方面。
一是信仰的无神论倾向。中国哲学在信仰方面倾向于无神论。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家哲学。儒家关注的是生的方面，孔子所谓“未知生，焉知死”，体现在哲学的表达方式上也更多的是人生哲学，世界观是入世型的，文化体验上则是乐感性的(其负面的表现才是享乐主义的)，在生活追求上以死为大限(负面的表现才是虚无主义的)。中国哲学的无神论倾向使得它保持了充分的人文关怀与伦理学内涵，并且尤其保持着某种丰富的常识感与生命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无神论为根本的信仰旨归，坚持启蒙的基本逻辑，强调人文关怀。在西方文化东渐的过程中，最让中国文化感到不适的是西方文化传统基于有神论尤其是一神论而形成的超验性，中国人并不是从这种外在化的神去确立自身的信仰，然而，作为无神论的现代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前所未有地满足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类型的选择与批判。
二是经验主义及自然主义的哲学样式。在中国哲学中，经验与自然占据十分突出的位置，中国哲学强调感性，强调“民以食为天”，强调审美体验与美感生成。事实上，这本身就成为西学批判中国哲学缺乏超验性的理由。与种种看起来超经验、超自然因而缺乏常识感的西方哲学理论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概念范畴最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譬如“物质”这一概念，它一度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概念，并且深得人心，其实就与中国哲学的经验主义与自然主义传统有关，“物质”更能显示中国哲学对世界的可理解性，是“上手”的。但这样的理解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当然也是问题，近些年来哲学界一直强调应把实践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范畴，并且得到较多肯定。但是，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物质与实践之间是否构成一种对立，同样是成问题的。因为中国哲学所强调的“物”，并不是在主客对立中作为客体的物，而是一种与人之间具有生存交互性的“物”，而实践也更多的是指一种内在心性的修持与涵化过程。
三是思维方式上的相通性，特别体现在二者都推崇流动与变化。普通中国人之所以不在“物质”与“实践”这两个范畴之间“较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在诸多概念中寻求一种“元概念”的思维习惯，与此同时也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变通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辩证法赋予了更多的解释空间。西方哲学中的辩证法更多的是停留在思辨和对话层面，即使实践智慧也多是止于坐而论道，西方哲学追求的是范畴的确定性。中国传统的辩证法讲究的却是变通，易的思想在中国传统中深入骨髓，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所有领域(当然也包括理论与学术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使得对辩证法的阐释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中国人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在其源头处的辩证法精神有关。
四是实践哲学范式的相通性。西方当然也有实践哲学传统，并且推崇理论与实践、政治生活与信仰生活的统一性，古希腊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近代经验主义及社会政治哲学诸家以及康德、费希特等等，都是实践哲学的代表，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同时，也有实证主义及实用主义之类的实践哲学范式。然而，一来，上述诸多存在着诸多区别的实践哲学，对近代中国而言其实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二来，同时代的其他实践哲学范式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已被表明“不服中土”。关键的问题在于，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满足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现代转型需要、并且从其理论本身能够理解中国现代化诉求的现代实践哲学范式。挑战和超越西方世界并且主张向非西方及人类未来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就是这样一种范式，而且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实践传统并不对等，因为后者更多的倾向于心学一面，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的是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但中国实践哲学的现代诉求中，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外向性，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益于拓展改造主观世界的意识，并形成一种符合现代政教合一要求的富有效力的社会政治系统。
五是伦理价值观上的共通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在伦理价值观上就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主张。其实，正如很多学者明确意识到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能仅仅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从外部输入的观念，这些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其根源，诸如大同社会、和谐观念、平等意识，都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有某种联系。通过一定的价值观实现对一定族群的整合，必须考虑一个民族本身的价值观传统。换句话说，现代中国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有自身在社会心理及伦理传统方面的原因，相反，对于在经过个人主义启蒙之后的西方近现代社会而言，接受资本主义同样有其原因。进一步讲，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纲领，显然需要从伦理价值观上进行研究。这当然不是说这一纲领只具有伦理价值观的内涵，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以来人们往往只是从经济以及有关的政治学角度把握这一纲领。
上述五个层面的共通性不宜放大，也不能静态化，而应该置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进行综合化的考量。马克思主义所呈现的，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生存论传统，同时也是这一传统之积极的现代转化。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转化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中国文化传统在其历史传承中一直就体现着开放包容、与时偕行、生生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但近代以来，强势的外力压迫，包括西方的各种主流思想文化，使中国文化传统呈现出封闭、停滞和保守的颓势。弱势的生存处境使中国传统丧失了早先那种强势的文化涵摄能力，但国家民族的现代性又是一项现实且强烈的渴求。一个积贫积弱因而亟待摆脱生存困境的近代中国，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这同时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求服从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的，尤其是要处理好与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现代转化的关系。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仅就表层的现象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理顺，上一个世纪20年代以及60年代先后两次出现马克思主义对儒家的大清洗，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竟也常常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对立起来。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在国学复兴的背后，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的“边缘化”，而在今日蓬勃兴起的不同传统、资源以及范式学科的哲学对话中，恰恰是中、西、马三大学科的对话并不通畅，如果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已经初具形态，那么，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尤其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对话依然艰难。显然，目前在学术方面呈现出来的样态，大大滞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正在发生的沟通与对话实践。
这本身也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然处于历史的进程之中。我们也许有足够的理由说，在思想意识尤其是意识形态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已经呈现出来的事实，但是，在文化自觉及其重构的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然是未竞的工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文化，意味着成为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达成了某种协调与平衡。如果人们只是在政治理论及其意识形态层面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在价值层面郑重其事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并依然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外来的东西，那只能表明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尚未形成文化自觉与哲学自觉。在这里，意识形态的接受与文化自觉及哲学自觉之间是存在着重大差别的，前者是表层的、自上而下的，而且是功利的，而文化自觉尤其是哲学自觉，则是深层的、内生性的，是生存论性的自觉。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从意识形态层面转化到文化自觉与哲学自觉层面。这也是当下时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
不妨从信仰问题入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进行一点更深入的探讨。
生存论研究申说的根本问题是信仰，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正是中国人信仰传统的当代转化。信仰传统的当代转化与生成乃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当代转型的实质，也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民族之现代复兴的意义。如果没有相应的信仰支撑，那么现当代以来中国人的行动从根本上说就是盲目的。然而，的的确确地，信仰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根本问题。
我们难以对信仰下确切的定义，但大体上能够判断什么是有信仰的生活。有信仰的生活是指，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与精神生活的自足之间形成了某种平衡，并且精神有自身的终极指向性，通过这一指向性，既可以有效地制约人们有可能膨胀的物欲，也可以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权力以及福祉的让渡，从而使一定的主体对所在类群及其文化形成认同。在此，那一最稳定地决定着精神之自我认同的东西就是信仰。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可以识别出传统时代与现时代的信仰状况。传统时代是有信仰的，但那种信仰主要是基于人们无法摆脱的匮乏的物质生存境况，神(灵)的确立以及人们对“神灵”的敬畏，即使人们内心安顿，也是人们在匮乏生存条件下实现基本公正的伦理前提，因而宗教便是信仰在传统时代最稳定的文化依托形式。但是，在现代社会，信仰本身就成了问题。一方面，现代社会人类从总体上摆脱了匮乏的生存境况，但物化与物欲化却在吞噬精神生活，对神灵的附魅被祛除了，代之而起的是拜物教。另一方面，传统信仰所认同的类群，也不再是一个在地域、交往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相当稳定的类群，而是一个处于变化、流动、陌生化，因而无论在秩序还是在德性上都不够稳定并且缺乏依赖感的“私人等级”，这是一种远未成熟的市民社会初级形式，就是说，人们信仰认同的共同体前提被抽掉了。上述两种情形，实际上要么加剧了人的自我崇拜，要么直接成为缺乏敬畏感的虚无主义。[2-3]马克思的哲学与社会批判实际上指出了传统信仰的终结，并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特别是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对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现象的揭示，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的信仰处境的批判，因此，他才认为“市民社会”乃是“旧唯物主义的基础”。而其生存论建构，则是基于无神论的文化背景以及“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共同体所确定的“共生主义”，这是人类社会的信仰。
对于一个已经确立了中产阶级社会理想以及政教分离传统的西方社会而言，马克思所谋划的共生主义是否能够为世俗社会所接受，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问题。今天的西方社会，虽然上帝已退出神坛，人们的信仰已失去宗教支撑，并且整个社会组织及文化系统在信仰重建上也无所作为，因而信仰仍处于迷失状态，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自动生成。实际上，对当代西方思想而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建构意义上仍然只是中产阶级社会理想的治疗与补充，而在信仰意义上则被看成是他所要反叛的宗教神学传统的另一种复活形式，因而依然是一种非主流的思想。当代西方所处的其实是后神学时代，制度性的宗教神学退出日常生活，但神的观念仍然是文化系统中根深蒂固的要素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在一种彻底的无神论亦即彻底反叛西方主流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所展开的人类解放及共生主义理念，很可能只是作为一种重要的酵素影响和渗透到现当代西方信仰传统的当代转化。实际上，任何一种信仰传统的当代转化都不可能彻底离弃自身的文化传统，这本身也是全球时代文化多样性的真实反映。
中国文化基于其无神论、大同社会理想以及政教合一的传统，看来是能够并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主义与共生主义的。但在中国社会现实及其文化传统与马克思基于现代社会建构的社会信仰之间，存在着现实背景的巨差，这是无法逾越的。对此，现代中国在具体的理解与实践方面出现了三种典型的僭越症状：第一类是完全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之现代转换的可能性，将马克思的共生主义信仰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信仰完全割裂开来，由此造成的后果不必多说。实际上，直到今日人们还在努力修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创伤记忆”。第二类是庸俗化地理解并实践共生主义，比如用诸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等具体物质生活状态来描述马克思的共生主义。实际上，把“Communism”直接翻译为“共产主义”并得到大家的接受，本身就表明人们还只是在物质财产的意义上理解“Communism”的，有鉴于此，笔者赞同把“Communism”译为“共生主义”。[4-5]第三类基本上是第二类症状的并发症，这类症状舍弃了马克思共生主义有关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前提，用平均主义代替共生主义，用否定个人主体性的笼统的“集体”主义代替共同体主义，搞穷过渡。这些症状在当代中国历史中的反复出现，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人道主义灾难，也大大影响了共产主义的声誉。
信仰虽然是整个社会与文化系统的根本，但显然不是全部。这方面，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做出一些谨慎而又紧要的区分与分辨。但问题同样在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可能是一个物化时代的全面来临，从这个意义上，显然还需要切切实实地考虑给信仰“留下地盘”，考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承接的中国信仰传统的当代转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处，正是中国传统信仰的近代危机。原本完整的中国信仰传统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已很难独立地发挥作用，然而这一信仰传统的命系尚在，需要借助并仰赖于一种“外来”的现代信仰即马克思共产主义信仰加以重构，而且重构是可能的。我们知道，信仰总是要求精神的内收与凝聚，中国传统向来是通过修身养性、反求诸已的方式来实现精神的内收与凝聚的，这主要是在“内圣”及“为己之学”的意义上展开的，中国文化传统强调的类群意识，实质上是“群己”意识，是基于内圣之道的类推，所谓“推己及人”，马克思主义传统则将自我意识整合进社会化进程中，以人的社会化或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确定自我，强调自我对社会共同体的良知与觉悟，强调人的社会关怀与责任。因而，对马克思而言，“内圣”恰恰是通过“外王”体现出来的。信仰总是有一个形上结构，中国文化传统的形上结构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内涵：在超验意义上不可企及而又昭显天下的“上天”；确定道德伦理原则亦即人道的“天道”；人类生命得以承载和养育的“自然之天”。问题的关键在于，“天”必须是在“天人合一”的命题中得到理解，这意味着中国文化传统其实是在人本主义或无神论的意义上确定信仰的，这与马克思无神论的生存论建构是相通的。但马克思除了强调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外，还强调社会化的人或人类社会，强调通过社会化的人所实现的人与自然的生存论统一，对马克思而言，社会信仰不是一个形上的设定，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在其自身进程中的追求。中国传统的信仰是道、天、地、人四个要素的形上统一体[6]，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则是人、社会、自然、历史这四个要素的历史统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把基于私人领域的中国信仰传统整合为面向现代公民社会的社会信仰。经过马克思主义整合后的社会信仰，更符合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的信仰需要。但是，毋庸置疑，这样一种信仰，对于当下中国的信仰缺失以及连带着的道德、价值以及文化困境，依然还是未竞之相。
全球时代的世界哲学正在形成一种生存论的自觉。生存论的意识，意味着克服对立与冲突，走向对话与和解，但生存论显然不是要抹杀个性、民族性以及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是要确立起更富有交往与对话资质的个性与民族性，强调不同文化传统的和谐共生，强调不同民族在自觉的人类性视域下的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这样一种生存论意识，显然需要在人类性的境界上确立起来，并且必然是一种人类性的哲学范式。马克思哲学产生之后并一直延续至今的世界历史，即是从区域史向日益全面且复杂的全球时代转变的历史，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各个民族及文化传统都在努力调整、重塑其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并形成与全球时代相协调的生存共识与交往伦理，这些努力与追求，贯通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在生存论的根基上汇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就是这样一种人类学范式，而全球时代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世界哲学的前沿。
哈贝马斯、伯恩斯坦等曾把20世纪的主要哲学运动概括为四种：现象学、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影响的评价是不言而喻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则被确定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但是否可以此为据评价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尤其是当代世界的地位，恐怕另当别论。第一，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思想的影响并不只是局限于某一学派，而是整体和全局。第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并不假，但问题的关键还需要追问：现代性的社会批判何以可能？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弄清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政治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深入到存在论批判层面，而弄清楚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也一定要回溯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对传统存在论的破除，进而依然要求回到马克思的生存论视域。我们知道，生存论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方面是马克思所开启的存在论革命及其生存论思想与当代哲学存在论变革及其生存论哲学相契合的成果形式，另一方面又隶属于当代西方生存论思想，是在生存论地平上开出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而晚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延续着这一传统，并在盛期现代性批判及晚期资本主义批判方面拓展并改变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传统。
从生存论方面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意味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正如当代西方哲学依然滞留于并见证了这一时代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精神症候，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如此，生存论是其理论上的主题，但它同时也受困于生存论焦虑，更为实际地说来，每况愈下的西方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所反映的不过是在全球背景下不断加剧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困境。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各种生存论主张，乃是相比于马克思那种社会的和实践的生存论建构的倒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范式。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事情，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可以看成是马克思那种超越西方近代启蒙式的世界历史逻辑的实践形式，是一种历史地超越和替代西方资本主义普遍性的新的历史存在，也是一种新的历史存在或生存经验。对这种存在经验及其世界意义的把握，其实是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哈贝马斯等人所不能够把握的。
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下讲述中国的现代转型及其现代性的生成，仍然是一项难题。对于旧中国而言，摆脱生存困境绝不只是一项经济任务，基于对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认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把摆脱国家民族的生存困境确定为首要的政治任务，这就是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道路，由此走上相对自主的现代性建构之路。在此，现代中国国家民族的政治解放道路，本身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及其实践生存论的现实化：第一，改变世界的新哲学引导了一场历史的革命运动，从而为国家民族以及国民确立起现代性的身份与资格；第二，摆脱生存困境绝不只是单纯的经济任务，而是本质地与政治任务联系在一起，这里，对于中国的现实发挥影响的是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具体化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在特定的闭锁条件下，中国的道路又表现为过度的政治总体性，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则直接“窄化”为“斗争哲学”。斗争哲学的肆虐导致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作为经济任务的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善被延搁，与之相关，一种最适应于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机制迟迟不能建立；另一方面，政治对日常生活的全面侵入以及国家社会的一体化，推迟乃至阻碍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变进程。实际上，为斗争哲学所排斥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改善以及社会结构的建构，乃中国进入现代性社会的基本要求，因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在致力于培植一种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因素，培植一种开放积极、稳健务实以及可持续的思想文化环境。新时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真正走上了一条基于现代性资格与身份之前提的生存论建构之路，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各种战略性大政方针，都值得、且有必要从马克思生存论上进行深入阐释。
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将为世界哲学及文化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显然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文化曾有十分强烈的世界意识乃至于帝国意识，这一意识在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受到质疑乃至于颠覆。但经历一百多年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努力与积累，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一方面，今日世界，正处于全球资本主义，占主要地位的价值观是自由主义，但西方哲学及文化依然处于其后现代的转折与过渡状态，而时代精神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更使得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在自我理解方面陷入困境。西方中心主义即使困境重重，但仍然有其传统的惯性并且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开启的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后来在海德格尔及雅斯贝尔斯等人那里继续形成的突破西方哲学传统的努力，仍然是今日西方哲学与文化的课题和难题。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在出现拉美社会主义新主张的同时，中国近十多年来一直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理论宗旨，这种努力，显然应该被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而不是如一些西方左翼所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我们这样看待问题的关键理由，就在于必须要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家现代化以及社会福祉方面所取得的实效。事实上，经过较长时间的现代化经验及其积累，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条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条抗御并克服西方新自由主义及新帝国主义(都是资本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及其弊端的成功道路。中国模式当然正面临着一些严峻的问题，尤其是贫富悬殊、民族问题以及生态与资源问题，这些问题本身也是资本主义模式难以得到解决的问题，但也因此成为社会主义的长远的并且是根本的目标，因而将随着中国模式的成熟，逐渐得到改善和解决。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模式，无疑将是对世界新现代化过程(这里的“新现代化”或许就可以看成是以中国模式的实施为起点的)做出最大贡献，并承担更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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