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特征、要素与运行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运行机制论文,要素论文,特征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网络正在出现，这一经济现象说明高度的精细分工与大规模协作的观点取代了资源依赖理论，企业组织使自己变得要依靠其他的组织以增加所有组织的价值和生产力。在现实生活中，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作用也正在凸现，已经成为财富创造的新引擎。MySpace,YouTube，自由软件开发以及人类基因工程等组织已经能够很好的驾驭这种协作方式来为参与者创造真正的价值并获得显著的成功。波音、宝马以及宝洁等公司也正在利用群体智慧与自组织作为有力的杠杆来削减成本、快速创新，与顾客、合作伙伴共同创新，从而使其能够顺利地构建起21世纪的商业平台，实现基业常青。本文就跨组织大规模协作这种新型生产组织形式的特征、实现要素以及运行机制进行探讨，旨在为我国的企业发展与变革提供启示。
一、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特征
由于模块化技术的作用，资产专用性下降，垂直一体化企业被分解，企业之间的合作生产已经成为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的主流，跨组织大规模协作则逐渐成为组织间合作的重要形式。跨组织大规模协作与传统的组织间合作有着很大的区别。这种新的协作范式具有自组织行为的本质，通过同侪生产的方式比以往任何方式更为有效的汇聚与驾驭人们的技能与创造能力。这种方式将单个组织或个人广泛分布知识、能力以及资源有机的组合起来进行创新，从而大大超出个体组织所能够实现的目标，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超大规模
跨组织大规模协作与传统的协作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其规模的巨大是一般协作所不能及的。这种超大规模表现在：①众多的参与者围绕着某一个产品的生产，高度分工与协作，形成一个大规模协作网络，整个协作网络建立在企业的知识流的互换和知识联结体系基础之上。②在大规模协作网络中，分工精细，单个企业分工高度专业化，只承担工艺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专业化形成大量的隐性知识。③强化分工链或迂回生产链① 的程度，使分工链长度加长，使单个企业的每一个工艺阶段，都作为协作网络中分工链中的一个环节。④在大规模协作网络中，承担工艺过程的某一个阶段的企业不是只有一家，而是同时具有若干家，即市场厚度极大。⑤在大规模协作网络中，单个企业追求的不是规模巨大，而是单一工序的生产批量巨大，而整个协作网络追求的是规模巨大。因此，也有人将其形象的称为“巨群合作”。当生产制造中的风险、报酬以及完成大型项目的能力（包括汽车、飞机等复杂产品）分布到制造网络之中，价值链整合与模块化生产就更有效率。加入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网络的组织或个人在产品价值链上目标一致，利益相同，互为客户，以一种“群居生存”的方式同生共存。由此构成的价值链上的每一环节都是由互为产品的协议伙伴和追随客户的企业组成，他们彼此在商务模式、价值观、商业目的等方面多有相似之处，相互之间可以开放地解决成本、战略等重大问题，从而在长期合作中互赢。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超大规模又有别于产业集群中的大规模。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往往可能自身就拥有完整的价值链而独立创造价值，但是，在这种大规模的协作中，参与者只能是价值链上的一环，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分子。他们无法单独实现最终产品的制造与价值的实现，必须相互合作，谁也离不开谁，必须通过联合行动来实现价值的创造。例如，在Linux Kernel开发知识共同体中，处于外围的开发者与检测者多至数千人，使共同体具有相当的规模；而在维基百科全书的共同体中，知识条目的贡献者更是不计其数。当知识共同体的规模达到关键的大数目，就会产生网络效应而提高多样性的引入，促进知识的创新与分享。宝洁采用了C&D（Connect and Develop）的创新模式，将7500人的内部研发扩到了150万人的外部参与者。通过这样的创新模式，宝洁2006年35％的新产品中的创新要素源自于外部。
2.集体效率
获取集体效率是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主要目标，跨组织大规模协作是经济租金的源泉。在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簇群中，产品设计、生产、营销和服务都是通过组织间协作来实现的。Schmitz（1995）和Schmitz and Nadvi（1999）认为，应当用集体效率来分析和衡量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竞争力与发展趋势。这里所说的集体效率，是指来源于外部经济和联合行动而产生的竞争优势，概括了当多个经济主体聚集、连接在一起（如集群）作为一个整体或集体存在和行动而共同创造“集体剩余”时的内在运行机理。
一方面，来源于外部经济性的竞争优势可以称为被动性集体效率，具有非自愿性、意外性和被动性。外部经济，是指个体行为的全部经济效果不能被其独占从而可能通过价格机制进行交易和转移，而是会不可阻抑的免费溢出给其他人并使其受益。借鉴马歇尔（1890）的观点，外部经济性的竞争优势是有赖于这类产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往往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从而促使小企业的集聚形成小企业集群或模块化集群。大规模协作的外部经济则主要体现为通用性专业化所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以及由协同非专用性所产生的替代经济。另一方面，来源于组织间联合行动而产生的竞争优势可以称为主动性集体效率，它往往是有意识进行协作的结果。其形式可以是水平的也可以是垂直的，既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威廉姆森（1975）、邓宁（1997）、波特（1998）等认为，企业有意识地进行组织间协作可以形成知识外溢与信息共享机制、降低交易费用的机制、互补性机制以及竞争机制等，这会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又增强了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簇群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速度与弹性两个最重要的方面（Prater,Biehl and Smith,2001），由此形成了企业与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簇群共进的产业经济发展格局。
需要强调的是，集体效率是通过分工经济实现的，而非单个企业的规模经济。我们认为，经济中的集体效率来自于分工水平和生产迂回方式的加强，初始投入要素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生产链条的延长。正是专业化和分工，而非规模经济导致了集体效率。因此，获取集体效率依赖于分工的不断演进，跨组织大规模协作这种联结体经济隐含着一种人际之间或模块之间互补产生的生产力，正是这种生产力决定了集体效率。
3.“Wiki”速度
速度成为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重要特征，充分体现着维基经济的真谛，因为Wiki-Wiki在夏威夷语里就是快速的意思。这种速度上的优势使组织能够更加迅速的进行跨地域、跨文化、跨时区的全球性互动，从而更快的应对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里克·多弗等人（1996）首先提出敏捷制造的时间、成本、健壮性和自适应范围4个特征，由此赋予企业适时抓住各种机遇以及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来领导潮流的能力，具体体现在：①加快出产产品的行动速度；②以更聪明和更有自主权的方式加快决策速度，实现与供应链和全球制造链中的其他伙伴互助共生；③利用跨组织合作的方式整合分散的作业或共用业务流程。
跨组织大规模协作发展了斯托克、豪特（1990）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罗伯特·汉德菲尔德（1993）“时基竞争”、菲利普·托马斯和肯尼斯·马丁（1990）全过程时间竞争的思想。传统的协作研究一般是将视线和精力主要局限在生产制造周期的压缩，如提升顾客对交货期的期望（Tersine and Hummingbird,1995）、缩短生产的前置时间（Christopher and Towill,2001）等。相比之下，跨组织大规模协作则实现了对整个系统响应时间的压缩。即将顾客视为价值创造的起点与终点（罗珉，2006），实现从顾客需求到满足顾客的过程中每个环节上的时间压缩。例如，在汽车制造业，大规模协作使宝马汽车的研发从传统研发时间的2年缩减到了半年；在开放式软件开发中，Linux Kernel以周为单位的速度不断更新；而在大众参与型网站上，Youtube、Wikipedia的内容甚至时刻都在更新。
4.知识整合
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相对于传统的协作更加强调通过对分布性知识的整合来创造更大的价值，其本质是一种知识层面的协作。一方面，社会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使知识的功能类别进一步增加，人们对知识的认识不再局限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划分，而更多关注于知识再生产知识，更加强调人类的创造能力。例如，Orlikowski（2002）强调了组织性知晓，Nanoka等人（1995）也强调知识的情境专门性、关系性、动态的以及人文性的特征。由此，知识尤其是蕴涵着创造能力的隐性知识是组织最为重要的资源，而知识的再生产即知识创新则是组织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知识价值链的分解与优化极大地促进了组织间的知识分化，使整合分布性知识的焦点超越了组织边界，从组织内部拓展到更加广阔的组织间层面。即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不仅使这些创造价值的知识资源从组织内的高层管理者与研发人员扩散到众多员工，还进一步扩散到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如企业的客户、供应商、科研机构以及专家群体等。知识的利用与创新超越了单个组织的边界，而成为跨组织的实践。由此通过组织内部自行研发来获取与创造知识不再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而通过组织间的知识创新性合作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知识获取模式。即知识的交叉性、集成性、复合性要求通过大规模协作把组织间成员拥有的分布性知识进行有效的整合与协同，并进一步成为组织间共同的竞争优势的源泉。通过Linux、Wikipedia、宝马、宝洁等例子可以看到，无论是新兴行业中信息产品的生产，还是传统行业中实物产品的制造，其大规模协作的背后都是以分布性知识的有效整合作为支撑的，即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与制度管理来实现知识的汇聚与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知识的创造。
二、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关键要素
就其本质而言，跨组织大规模协作是以模块化为基础的集体性行为，是若干独立的个体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项目而进行的相互协作。相对于传统的组织间合作，它不再强调组织间强或弱的多边依赖关系，而是强调个体参与者的投资意愿与参与动机；它不再强调组织间的任务边界划分，而强调在同一平台上实现互动与交融；它不再强调组织间的竞争与博弈，而是强调基于共有知识的价值共创与协同效应。因此，相对于传统的组织间合作，大规模协作的关键要素更多是基于一种群体化的视角而体现在协作粒度、协作平台以及协作共有物三个方面。
1.协作粒度
应该说，协作粒度是建立在高度的模块化分工基础之上的，体现着每个模块的规模，对大规模协作的实现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大规模协作必须精心设计其协作粒度的大小，使其达到最小有效率规模，才能够有效汇聚大量参与者，并成功地实现价值的共同创造。相对于网络结点的概念，粒度更加强调参与者在意愿、动机以及行为等方面的独立性以及差异性，而非成员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大规模协作中，信息的自由流动、协同的非专用性（侯若石，李金珊，2006）使参与者能够相对自由的转换合作伙伴，从而使参与者之间个体关系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具体而言，协作粒度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协作粒度影响着协作参与者专用性投资的意愿。模块化是高度劳动分工的结果，建立在专用性投资基础之上，但是不确定性因素会导致资产专用性风险，因此，参与者相关的投资决策就显得非常关键。实际上，投资意愿与生产一个有用模块的最低贡献要求呈反向的关系。有用性会就粒度在技术或经济方面设定一个更低的边界，即将此部件整合到更大项目中的成本必须低于增加此部件所增加的价值。在此边界以上，粒度大小就决定着个体为参与而进行投资的最小概率。很明显，波音公司供应商的投资决策与Linux软件开发参与者的投资决策，绝对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如果投资足够小，那么，为模块化项目生产某一部件的要求也是非常小的，许多个体都能够为此做出贡献。相反，如果所要求的贡献较大，需要时间与努力的大量投入，参与者的潜在投资就会减少。
（2）不同粒度对应着参与者的不同动机。异质性的粒度会使受不同层次动机驱动的参与者进行协作，不管其各自在参与中贡献的大小。协作粒度在大小上的差异程度增加了效率。因为每一种模块的生产所需要的动机是不同层次的，这种异质性使贡献者怀着不同的动机针对不同规模的模块做出贡献。参与者会在创造的享受中得到不同的体会，或者获得了不同的社会、心理态度，或者拥有了间接获取金钱报酬的机会。例如，IBM或Red Hat与众多自愿开发者之间的动机就是不同的。根据不同的动机而对贡献做出不同的要求，就能实现最大化。由此，如果某个特定的协作能够通过粒度的设计而纳入各种规模的贡献，就会更加有效。
（3）协作粒度是实物模块化在分布性知识上的体现，是组织间知识划分的体现，因此，其本质是一种知识粒度，从而决定着知识生产与创新的多样性与效率。粒度越小，意味着知识的专门性就越强。基于知识分布主体的多样性，分布性知识在不同时间的可获得性是不同的。如果知识能够基于产品的模块化而分解为关于若干部件或模块的知识②，知识的贡献者就能够彼此独立的选择时间与内容，使知识的创造不同步，由此让参与者在知识活动的性质、程度以及时间等方面都体现出最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在极端例子中，Myspace、Wikipedia等已经将知识粒度细化到分布于全球的个人，从而使其网站内容不断得到充实与更新。
2.协作平台
大规模协作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于构建一种新的低成本合作基础，一方面能够使知识得到交流与分享，另一方面能够提供一个创新的氛围来激活更多的创新。单纯的专业化并不能保证大规模协作的有效运行，协作的效率需要合作与竞争机制的激活，也需要知识、社会资本乃至文化资本对各个独立成员的粘合。因此，“接近性”成为实现协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一方面保证了生产反应的敏捷和柔性的低成本，即资源动态集成时的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创新，即保证了专业知识在群体内的高密度集聚和积累，促进了知识的溢出效应、默会性知识的传递和学习，从而提升了创新的成功率。这种“接近性”在传统意义上往往是组织间长期交往而博弈投资的结果，建立在社会资本的优化和积累的基础之上，具有较难的时空转移性和流动性。但是大规模协作却通过对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突破了时空限制。从免费的网络通话到开放的软件资源再到全球性的外包平台，真正让分布全球的参与者“天涯若比邻”，从而使成千上万的个人与小型制造商参与到曾经只有大型企业才能够完成的共同创造产品、进入新的市场以及满足消费者的经济活动中。
Web 2.0正是这个协作平台的主要支撑。Web 1.0实现了大规模定制，而Web 2.0则为大规模协作提供了基础，即通过社交网络、Web服务、远程呈现、虚拟功能和统一通信等手段将定制化从对单一消费者本身特殊需求的满足，发展到让全球消费者参与其中，从而实现了产品创新的全球化。协作平台不仅在生产的尾端提供消费者多样选择产品的机会，而且在生产的尖端——研发阶段让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广泛的、辩论性的互动。顾客再也不只是顾客，而是价值链的一环。相对于Web1.0关注于点击率与吸引眼球，Web2.0则关注社群、参与以及同侪生产。聪明的企业往往以Web2.0建立特定的协作平台来激发人们解决问题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从而实现自然而然的合作③。这种协作平台打破了机构或部门的界限，鼓励信息的自由交换，是协作参与者相互学习、进行创新的场所。例如，宝洁在2003年建立的YourEncore以跨委托的方式独立运作，连接了分布在150个国家的800多名优秀的退休科学家与工程师参与到客户的商业活动中。通过YourEncore的使用，公司能够将经验丰富、思想活跃的人从其他的组织与行业引入自身的公司。IBM在2006年8月初举行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在线头脑风暴，吸引了来自104个国家的15万名参与者和来自67个国家的客户，得到了4.6万个想法。又如，维基百科的成功运作关键在于利用先进的软件提供一个归类为“共笔”的编辑平台，使任何人在此都可以自由地增加和修改百科全书里的条文，实现知识的共享。这样的协作平台大大提高了参与者社会性与技术性的互动，使知识拥有者能够相互切磋、密切观察，不断模仿、实践、领悟和练习，促进了参与者彼此之间知识的交流与创造。
3.协作共有物
在大规模协作中，参与者更加注重一种间接获取，而非金钱利益上的直接获取。这种间接获取更多的来自于集体效率所实现的知识共同创造。在社会学习周期加快与创新速度加快的情况下，组织往往用分享型的战略代替蓄积型战略，强调知识的“疏”而非知识的“堵”，注重知识的“流”而非知识的“留”，用开放多孔（Porous）的边界代替马其诺防线，用知识共享来促进知识创新。由此，知识的交流与分享则是协作的关键环节，被共享的知识作为一种跨组织资源而成为协作共享物，是协作实现的关键要素。
相对于一般的生产投入，这些共享的知识降低了参与者的期望私有成本，因为在原则上如果供应问题的解决不会引致占有的话，它意味着先前存在的知识作为一种主要投入是无限可得的。而且间接获取的成分越大，传统产权的作用与意义就越小。进一步而言，作为共有物的知识资源在一个网络化的环境中比物质资源的利用更容易驾驭，而且逃避或“搭便车”行为也不会导致生产的停滞。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协作粒度使可以获得的知识资源存在冗余，从而在个别成员背叛的情况下能够及时补充，避免其对整体协作产生负面影响。二是广泛的网络增加了对参与者的汇聚规模。尽管从表面上看“搭便车”的行为也随着网络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同时社会规范的防止作用似乎也随之而减弱。但是，随着汇聚规模的增加，项目对“搭便车”行为的容纳也在提高，只要贡献的绝对数量保持足够大的数量，就会保持产品的生产。三是参与者贡献的意愿取决于协作整体上成功的可能性而非使用者的总数。这意味着“搭便车”行为不会影响贡献者从共同产品中获取效用的能力，也不会降低其效用。这就使贡献者不会考虑“搭便车”的情况，而是冲着对产品的利用目的而做出贡献。对那些通过提升共同产品使用而获得间接收益的贡献者而言，对终端产品的高度使用，即使是“搭便车”的使用，也会增加其期望回报（Weber,2000）。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所分享的知识是广泛意义上的共有物，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管制的共有物，或称为有限的共有物（Rose,2000）。公地的悲剧是在无管制情况下滥用公共资源的结果，而受到管制的共有物则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更有效率（Acheson,1988）。例如，它消除了相对应的市场与科层的社会成本。同时，尽管这些共有物受到共有产权的管制，但并不阻碍其归入开放性的资源中，成为支撑大规模协作实现的因素之一。例如，在Linux的群体软件开发中，Linux颁布的一般公开许可要求代码能够让所有人免费获取，并可以自由校正。这种过滤性的规定使源代码不会局限在某种被专利保护的产品之中（Lee and Cole,2003）。这样不仅避免了机会主义行为，还吸引着更多的用户参与到自由软件开发的知识共同体之中。这些分享的知识为协作中的知识再生产提供基础，并且通过由此产生的共同产权使参与者在动机上取得更多的一致性。
三、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运行机制
传统组织间合作的运行与实现处于科层制与市场制所组成的二维空间中。但是，就大规模协作而言，其自组织的行为特征与对分布性知识整合的行为本质暴露出“握手”的“无力”。我们看到，大规模协作优势根源于对分布性知识的有效整合，尤其通过对人类创造能力的充分开发与利用，而实现知识创新以及价值创造。但是，以创造能力为主的知识是高度多样化的，由此导致了在不同时间、处境中对这些知识的多样化联系、特殊的见解以及多元化的利用。尽管市场能够实现规模的巨大，但是价格机制却难以对创造能力进行定价，从而无法有效的实现知识的转移与整合。企业内部的一些混合形式，如内部市场或激励系统，也难以克服最核心的困难，即界定智力资本的投入并对其定价。而且，企业规模的局限将许多有用的知识拒之门外，阻碍了大规模的知识创新。由此，大规模协作的实现实际上是处于同侪制、科层制以及市场制所构成的三维空间中，以同侪制为主要支撑，以科层与市场为辅助力量，分别通过同侪生产、质量控制以及创意交换等运行机制，来促进知识创新与价值创造，最终实现大规模协作的目的。
1.同侪生产
同侪生产作为区别于市场与科层的第三种机制，其作用凸现出来。其中参与者之间就知识的生产而言，是一种同侪的关系。在没有受到科层的指引与命令的约束下，各个参与者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自组织行为。因为同侪生产的出现是与网络化的信息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研究会更多关注于：知识生产相对于生产其他人力与物质等资源方面特征的改变；参与者之间交流的成本与效率。我们认为，同侪生产的特征与优势在于以下方面。
（1）参与者能够对自身的创造能力进行自我识别。相对于市场与科层，同侪生产并没有对参与者努力做出契约性的专门界定，而是让参与者对自身的能力进行自我识别。当知识分享与生产的物质资本成本较低，并且现有的知识资源能够自由或便宜的获取④，大量个体之间较低的交流成本就会让个体通过广泛的交流与反馈来收集信息，而代替了像价格或管理指令等信息压缩机制的使用。如果大数目的个体处于相同的资源与机会集合中，广泛的交流使参与者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谁在做什么以及其他人如何评价任何给定的产出。尽管市场与企业的激励模式旨在创造出同样形式的自我识别，但是在信息收集上的僵化限制了自我识别的有效性，尤其在科层制这种损耗性的方式下，许多专门性知识在信息传递的层级信道中耗去，丧失即时的使用条件，而且还使科层制决策配置方式的结构性约束暴露无遗。就各种生产活动价值中的不确定性、资源投入质量以及创造才能的多样性而言，在生产机会的任何集合中，生产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协调与交流能够获得最佳的个体信息，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由此在同侪生产中，知识广泛分布模型能够更好的识别谁是生产项目中某一个特定部件的最佳人选，更好的识别参与者的能力与可获得性，从而在特定的时间约束中实现特定模块的生产以及价值的创造。
（2）参与者能够在较少约束下，充分发挥其创造能力。同侪生产可能比市场或科层有着更低的知识机会成本，而这些成本的节约主要来自于整合以创造能力为主的隐性知识的能力。这意味着，大量个体自由交流与低成本的使用现有知识资源会创造出大量的价值，并克服由于价格或管理机制缺失而产生的信息成本，以及由产权或契约缺失而产生的额外的协调成本。就机会角度而言，同侪生产为参与者所提供的机会是创造性的利用现有资源的机会，是个体用来利用其才能、注意力以及动机从而实现生产的机会。运用信息技术尤其是即时通信等手段，员工们通过跨越组织边界，在所谓的“Wiki Workplace”与同行合作来提高绩效。消费者变成了“Prosumers”，与厂商共同创造产品与服务而非仅仅对终端产品进行消费。例如，波音公司在其787型飞机的制造中，将原来长达2500页的设计说明减少到20页，目的在释放零部件供应商的“想像力”，从而与供应商共同设计787型飞机。这个协作的过程，众多参与者的知识与创造能力得到充分利用，而飞机的制造速度也像搭建乐高玩具一样大大提高。
2.质量控制
基于同侪生产的自组织行为的本质，自我识别与自我发挥的结果并非是完美的，由此需要一些相对应的调控机制来纠正错误，使大规模协作质量得到保障。这些调控机制以自发性调控为主，以管理性调控为辅。主要分为事前质量控制与事中、事后质量控制。
（1）事前控制。主要体现在基于订单赢得标准的资格准入上面。英国伦敦商学院教授特里·希尔（1994，2000）提出的赢得订单标准理论为单个企业组织进入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供应商选择奠定了基础，因为这些标准是下游企业（顾客）做出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制造战略的关键任务之一是要识别每个资格标准失去订单的敏感度。这些资格标准和赢得订单的标准因素决定谁是市场合格者或市场赢家，所包含的因素除了价格、成本、交货期、质量（如ISO9000认证）等制造因素外，还包括和制造相关的非制造因素如设计、前置时间、供应渠道等因素，以及非制造相关的因素如市场营销与销售、技术支持等。希尔认为：“公司需要的，不是建立在任何一个独立的营销职能、制造职能或其他职能之上的一个战略，而是一个包含沟通市场和职能之间桥梁的战略。”赢得订单标准为企业产品能够被顾客购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提供或达到赢得订单标准的产品才能够赢得顾客的购买决策。
（2）事中与事后控制。主要体现为自我评价以及同侪评价。社会学家发现，一群相同专业的（或相同无知的）观察者的平均观点比在其中随机挑选一个来得更加可靠，即所谓的“德尔菲效应”（Delphi Effect）。而Linux等的例子表明德尔菲效应的作用在大规模协作中是明显的。Linux的创始人Linus指出，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Beta测试人员和协作开发人员的基础，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快速纠正，甚至可以战胜操作系统内核一级的复杂度。同时，重复劳动而导致的理论上的效率损失现象在大规模协作中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例如，Linux采用“早发布、常发布”战略，发现维护一个广泛使用的程序的成本一般是其开发成本的40％，但这个成本受到用户个数的强烈影响，更多的用户发现更多的错误。德尔菲效应同样也体现在Wikipedia的运作中。Wikipedia开放系统让恶意者有机可乘，但也让善意的网友可以轻易修复。毕竟前者只是少数，只要时间够长、参与者数量无限扩张，这种自我修复的机制就能充分发挥。这种作用于无形的防护系统，是一种“软性安全”（Soft Security），充分体现了《老子》等中国传统哲学：“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水发挥作用的根本元素就是时间和大量，而机制就是自我调控。
此外，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无论是在生产的哪个阶段，管理性调控也是必须的，甚至起到关键性的引导作用。大规模协作中的一些核心成员（往往掌握着高端技术或关键知识），会通过自身的影响对整个协作的发展方向与速度做出调控。例如，在以宝洁公司为核心的大规模协作中，尽管囊括了150万名外部参与者，但是其自身的7500名技术创业者依然主导着整个协作的趋势；而在Boeing 787项目中，Boeing公司所发挥的管理性调控更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它依然是自我调控的一种补充与辅助，即大规模协作的质量控制还是主要依赖于一种自发性的调控，充分体现了大规模协作的自组织的行为本质。
3.创意交换
如果说创造能力是大规模协作中的核心要素，那么相对应的创意就成为参与者交流的重点，也是知识再生产的关键。因此，除了一般的知识交流方式，还需要特定的机制来实现这些创意的有效交换，使各个参与者能够利用广泛的信息交换与反馈来及时地提供与获得彼此的所需之物，创意市集（Ideagora）由此而产生。
在这个多方交易的平台上，交易双方来自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积极参与凸显其创意的个性化。这对擅于开发创意，但却没有商业化创意经验的个体或组织而言，无疑是一种福音。“创新不是鼓励事件，并且不在时间上均匀地分布，而是相反，它们趋于群集，或者说，成簇地发生，这不仅仅因为在成功的创新之后”（Schumpeter,1939）。
有别于Web 1.0里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交换关系，市集里是多对多的交换关系。两者之间不仅是数量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多对多的文化形成广泛深入的交流，让不同创意和开发达到不同的整合。一方面，创意市集使得需要创意的公司搜寻创意，将它开发成产品；另一方面，创意市集让创意者公布其构想，让有兴趣的公司将其开发成为商品。各个创意者还可以将一些相关的创意串连，形成较为复杂、但能够商业化的新创意。此外，创意的需求双方还可以根据需要，合作起来共同开发创意的商业价值，即基于Web 2.0组成一个临时性网络团队，将创意商业化。目前，典型的概念市集有InnoCentive、NineSigma以及yet2.com等。
四、启示与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跨组织大规模协作是指企业正视全球价值链的冲击，主动积极应对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态势引发的重新组合；是企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略环境下，主动调整战略假设和途径，以变适变，以变应变，争取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由此对我国企业的发展与变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我国目前的跨组织大规模协作情况来看，五金、鞋业、服装和电子产品等出口导向型产业中，许多企业都是位于某一特定区域的，形成了超大规模产业簇群，并且嵌入全球价值链之中的。它们是发达国家的价值链主导者进行产业转移的结果，具有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初级形态：较为长期和稳定的协作关系，即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簇群的广泛外包；多企业共用一个流程的关系，即“不同公司间相互独立的流程现在被连接和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像一个单一流程那样运作”（Hammer,2001）；此外。还具有一些应急型的协作加工关系，这种情况主要为根据订单所进行的贴牌生产。例如，在东莞珠三角数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关于MP3制造的数十家产品方案公司及设计公司、数百家的元器件供应商、生产设备供应商、配套产业的包装设计、包装制造，以及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在这种协作中，生产该产品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几小时内得到解决。生产商和出口商可以根据技术标准与特定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整合1件产品，在短短1周就可以交货。在成都武侯区制鞋业中，仅金花、簇桥两镇20平方公里范围内就有3000多家鞋厂，1年的销售收入就达100亿元。在重庆摩托车制造业中，数百家供应商与制造商一道对产品的设计与生产进行合作。通过大规模协作，MP3、摩托车等行业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世界市场份额。
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的跨组织大规模协作还仅仅是一种非常低层次的大规模协作，由此产生的“中国价格”（林民盾，蔡志勇，2005）带来的“低价”陷阱不容忽视。这些分散的企业在面对垄断的西方上游原料企业和下游零售企业时，还处于一种被动地位。低价，还是低价成为企业追求的唯一目标。由此，逃税、使用童工、逃避环保费用、延长劳动时间、故意采用家庭作坊而非大工厂的生产、故意使用人力而非机械化生产，种种手段在这种大规模的制造中出现。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对低价的片面追求，使中国正在扩大的教育成为一种多余，也使追求技术进步在中国成为一种不经济的企业行为，因为有巨大的劳动力后备军和农村家庭急于通过工业化致富。这无疑给中国的产业发展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一个陷阱。目前，中国的这种大规模协作必须进行变革。
（1）我国企业的大规模协作应该更加注重知识的整合与创新，实现由初级到高级的升级。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大规模协作从OEM进入ODM，再从ODM真正成为下游跨国企业的战略伙伴。“维基经济”打破了过去垂直型的生产线，协同共工和各种平台使上游的ODM厂商从命令的接单者转化为协作生产中的参与者。而下单的跨国企业对此也能够欣然接受，因为他们的价值也在这种大规模的协作中得以实现。这样，中国制造企业才能够从世界经济中的配角成为主角。
（2）我国企业应该扫除传统上敝帚自珍的心态，实现开放性的知识战略，将大规模协作的特性融入企业文化之中。通过有效的商业模式来充分利用群体智慧与民众力量。企业通过掌握核心价值，创造关联，发挥催化作用，使企业之外的全球人才可以在同一平台上协作，创造商业价值。尤其对于夕阳产业，开放商业机密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如果能汇聚全球性的广泛参与，其新生的潜力则是无穷的，但是这需要缜密的商业才华、国际视野以及与跨文化的沟通能力，而这些却是目前中国众多企业所缺失的。
（3）配合中小企业在数量上超大规模的特征和目前创意产业的发展方向，政府或企业应发展类似Yet2.com等的“概念市集”，让宝贵的创意得到有效交换与开发。值得强调的是，这些交易活动不是单纯的买卖，其目的在于通过集体努力，大力共同发展创意资本（胡晓鹏，2006），并进一步对其移转、组合、整合以及扩张，从而大幅提高创意的附加价值。
我们看到，技术、人口的深刻变革与经济全球化使大规模协作这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态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对同侪与自组织的强调，大规模协作挑战着科层制组织的地位，尤其体现在知识利用与再生产上面。大规模协作通过构建一种新的低成本合作基础，囊括了成千上万的个人与组织，跨越了边境与文化，实现了知识创新与价值的共同创造。大规模协作就像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希腊的民主政治，一种经济的民主性变革正在进行着。这种变革引导着我们进入一个知识、权力以及生产能力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为分散的世界；一个价值创造更加快速、流动以及破坏性的世界；一个只有通过联结才能生存的世界。正如Tapscott and Williams（2006）在《维基经济学》一书中提醒人们的那样：“一个巨大的转变正在展开，一种新的商业规则正在形成：企业必须驾驭新的合作形式，否则就会灭亡。”
注释：
①所谓的“迂回生产”是一种间接地生产最终产品的生产方法，在生产最终产品之前，必须具有获得或制造中间产品的能力。每一种中间产品的生产，都可以视为分工链中的一个环节。
②当然会遇到模块化过头的情况或模块化陷阱，但这里对其不做探讨。
③2006年3月的《麦肯锡季刊》（The McKinsey Quarterly）对Web 2.0在企业界应用的调查显示，有超过3/4的公司已经有了对Web 2.0的投资；其中有70％的受访者是将Web 2.0工具用作与顾客的沟通；有2/3的受访者会在未来的1年之内增加其投资。
④这里的假设是相对于人类的创造能力，一般性的物资资源与信息资源易于获取，其不确定性可以被忽略。
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动机理论论文; 有效市场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企业协作论文; 网络协作论文; 网络行为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