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罗姆苏丹国的建立对小亚细亚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细亚论文,试论论文,苏丹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伊斯兰地理学家发现亚洲西部连着山脉的安纳托利亚半岛时，这个半岛被罗马人控制着，于是就把它称作了“罗姆”。因为这个帝国属于罗马帝国，也叫拜占廷，由于拜占廷和萨珊波斯从5世纪到7世纪经常发生冲突，就使得这里的部分地区荒芜了，7 世纪时阿拉伯人开始出现在这里，并注意到了君士坦丁堡，到11世纪罗姆这片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
一、罗姆塞尔柱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国家建于1075年，即大塞尔柱帝国在波斯建立35年以后。1071年，塞尔柱国王阿尔普·阿尔斯兰率军在亚美尼亚凡湖以北的曼齐克特打败了拜占廷军队，并俘获皇帝罗曼纽斯四世，这次战役在动摇拜占廷的存在和为突厥人迁居安纳托利亚扫清道路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安纳托利亚的种族面貌有了迅速而突然的变化。拜占廷皇帝罗曼纽斯因让国家蒙受耻辱而被废黜。阿尔普·阿尔斯兰指定他的一个远房堂兄苏来曼（注：苏来曼是塞尔柱的孙子库塔里米什的儿子，又阿尔普·雅布谷的孙子。）负责保卫与拜占廷接壤的塞尔柱边境。苏来曼进入安纳托利亚后，一路包围阿勒颇和安条克，又继续把科尼亚和它周围地区从希腊人手中接过来，毫无阻力地征服了尼西亚，并且于1075年宣布其为首都。1074年2月， 拜占廷皇帝米海尔七世向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求援，但教皇动员的基督教世界向突厥人发动的十字军远征拖延了20年。在此之际，苏来曼通过干涉君士坦丁堡争端和帮助尼克普鲁斯三世登基，乘机增加自己的权势和扩大领土，其势力延伸到了博斯普鲁斯的亚洲海岸。1081年，当阿历克塞·科穆宁成为皇帝后，所作第一件事情就是与苏来曼和好，以防御多瑙河北岸信萨满教的突厥人进攻巴尔干。在苏来曼的征服过程中，仇恨拜占廷宗教压力和同化政策的亚美尼亚人，叙利亚基督教徒和信奉异端的保罗派教徒在苏来曼的统治下找到了他们所寻找的宗教自由，塞尔柱国家遂强大起来，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通过送荣誉长袍、军旗等物承认了苏来曼的苏丹地位。
苏来曼死后有一个时期（1086—1092年）王位空着，安纳托利亚的政治统一被破坏。各个突厥加齐集团乘机割据一方。1092年大塞尔柱国王马立克沙克死，结束了大塞尔柱对安纳托利亚的压力。苏来曼的儿子基利吉·阿尔斯兰也因此获释回到了尼西亚，突厥人极热情地欢迎了他，并把他推上王位，年青的基利吉·阿尔斯兰一世重建了政权和首都，委任总督及将领，通过和拜占廷皇帝合作，开始剪除自己的对手，并轻易地向东扩张，但正好这时，十字军东侵开始，他不得不返回对付十字军，保卫首都。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使安纳托利亚突厥人无论在土地还是在人员方面都遭受巨大损失，但他们恢复并进入反击，以致于十字军中一个年代史编纂者用这些话描述塞尔柱人如何作战：“如果突厥人是基督徒的话，那么在战场上的英勇方面就无人与之相比了。”（注：P.M.Holt.Annk,S.Lambton,Bernard Lewis主编：《剑桥伊斯兰史》，英文版，第一卷上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第二章“草原民族的来临”第三节“安纳托利亚在塞尔柱和贝伊时期”，第238、254、255、257、259、244页。）第二次十字军远征开始时，拜占廷和突厥加齐们达成了妥协，使第二次十字军在1147年10月25日在厄斯基色希尔被彻底消灭。此后，忙于巴尔干事务的皇帝曼奴依尔组织一支军队进军科尼亚，和基利吉·阿尔斯兰二世的军队在阿克谢希尔附近的陡峭而狭窄的米里奥科法伦通道相遇，于1176年9月在那里受到灾难性的打击。虽然完全有可能象曼齐克特战役一样捉住皇帝和全歼拜占廷军队，但不知什么原因，苏丹接受皇帝求和的请求，并派人把他护送回去。这是继曼齐克特的第二次伟大胜利。基利吉·阿尔斯兰二世终于结束了拜占廷人一个世纪以来想从突厥人那里恢复安纳托利亚并当作拜占廷帝国一部分的幻想。第一次十字军远征以来一切采取攻势的帝国，这时不断衰落和撤退，安纳托利亚真正变成了突厥人的土地。
二、罗姆苏丹国的繁荣与衰落
塞尔柱国家表现出一种混杂而多样的文化，中央集权政府只不过是一个争取达到的目标而已。随着塞尔柱权势的扩张，基利吉·阿尔斯兰二世指派他的十一儿子为总督，可是他们在父亲晚年都宣告独立了。
基利吉·阿尔斯兰诸子们的争端直到1196年苏里曼占领了科尼亚才告结束。他不断把兄弟们置于自己权力之下重建了塞尔柱政权。强迫皇帝亚历山大三世向他纳贡，打败了亚美尼亚国王立奥二世。他死后，其兄弟凯胡斯劳一世重新获得王位，这时，一个欣欣向荣的中间贸易在土耳其形成，在后继者凯考瓦斯一世和凯库巴特统治时期，罗姆苏丹国进入了它的繁荣和辉煌的时期，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商人们经常来到它的市场，有很大一部分远东贸易经过这个地区，从而给它增加了各种财力，学校挤满了学生，艺术发达。亚美尼亚的石刻家，伊拉克的房瓦装饰师，波斯的诗人和阿拉伯的书法家都在这里，显示他们的技艺，而且很受重视，加齐在这里安家落户，突厥人成为村民，还建立了乡镇，在150年的过程中，小亚细亚中部和东部的生活和人民在各方面日益趋向一致。
然而，边界地带从来没有完全被纳入塞尔柱国家中央诸省的文化之中。所以这些边区战士从来没有完全臣服于塞尔柱苏丹，他们不理解塞尔柱同基督教皇帝们订立的和平条约，也不接受双方共存于小亚细亚的想法，和平和更加安定的生活，很快就引起了人口过多造成的许多后果。塞尔柱苏丹们停止派出劫掠队伍，是对加齐的生活和经济的又一次打击。13世纪初，突厥人、游牧家族和部落、士兵、王公、官僚、托钵僧、艺术家、学者更是大量涌进安纳托利亚，蒙古人在成吉思汗领导下，把他们向西驱逐，而塞尔柱朝则鼓励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边区居留。
对于塞尔柱朝的边区来说，使事情复杂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是君士坦丁堡被第四次十字军所攻陷。拜占廷皇帝迁都到尼西亚后，就把全部注意力转到了安纳托利亚和它的防御设施上。加齐的侵略突然遭到较前强硬的抵御；边界线逐渐固定：而不断增长的突厥人口则有突破边界之势。
1239年巴巴·伊斯哈克领导了一次反抗凯胡斯劳二世的运动，他反对苏丹及其朝廷所过的奢侈生活。当时的一个历史学家伊本、比比对苏丹的宫庭生活有如下记载：“苏丹伊策丁·凯考瓦斯盘腿坐在四张快乐垫上，用盛十门的大酒杯饮酒，来自和田的宠妾陪他渡过冬日，他们欣赏琵琶弹奏，通宵达旦地畅饮，才饮过夜酒就开始喝晨酒……在盛大的宴会上笛铃和手鼓声响彻天空。”（注：[联邦德国]赫伯特·戈特沙克著：《震憾世界的伊斯兰教》中文版，第91页。）苏丹无情地镇压了这次宗教暴动。但这种做法却使他永远丧失了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加齐们和土库曼人对苏丹的效忠。
巴巴·伊斯哈克的反抗运动刚刚镇压下去，凯胡斯劳二世立即又面临蒙古人的入侵。埃尔祖鲁姆被攻占，1243年，科萨山的一次决战中，塞尔柱军队被击溃。接着锡瓦斯失陷，开塞利遭洗劫，居民被屠杀。两年后苏丹去世，塞尔柱的独立就此告终，自此以后，所有的塞尔柱统治者都成了蒙古人的傀儡或藩属，但是蒙古统治者从来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要在小亚细亚牢固地树立他们的势力，他们侵入后立即撤退，所以说只是在政治上肢解了突厥人的安纳托利亚。几乎在同一时期，拜占廷皇帝也收复了君士坦丁堡，并立即卷入巴尔干地区的事务，忽略了亚洲诸省，突厥加齐和土库曼部族不仅可以对塞尔柱苏丹的约束置之不顾，而且还发现拜占廷的防御已经崩溃，因而它的边境也容易渗透了。
在以后几年中，小亚细亚除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外，全部受到突厥军队的窜犯。其方式和速度与将近两百年前的曼齐克特战役后他们祖先占领东部和中部安纳托利亚的情况差不多相同，塞尔柱国家的东半部仍几十年在蒙古人统治之下，并且继续向大汗纳贡，但在西半部以及新近获得的更西地区，突厥人宣布独立，而且很容易地保住了独立。有些强有力的首领逐渐把许多小的领地合并成了几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加齐公国，即埃米尔国。那时奥斯曼在厄斯基色希尔附近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是微不足道的，最后，它征服或吞并了所有其他国家。
三、小亚细亚在罗姆苏丹时期政教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安纳托利亚塞尔柱人虽然极力效仿阿拉伯、伊朗文化，但时刻没有忘记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只把祖辈们作为榜样。比如在他们的墓碑上常刻有：ulug inan
,yakhsi subasi,bilga buka,inan atabek,inan bilga tercumanbek inan ulag musrif bek.等等古突厥汗国的称谓（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 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19、220、217、208、213、220、221页。）， 在国家体制中，开部落大会进行选举还存在，但是象他们的前辈及大塞尔柱国家一样，他们把国家当作王族的共同财产，统治者死后经常发生王朝的斗争，缺乏政治上的联合。塞尔柱的“狄万”会议由军事、司法、财务、内政几个部组成，另外还有国王和宫相参加的“狄万”类似内阁，这被称做“狄万哈斯”，部落首领的“狄万”会议，称为“狄万阿姆”（注：P.M.Holt.Annk,S.Lambton,Bernard Lewis主编：《剑桥伊斯兰史》，英文版，第一卷上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第二章“草原民族的来临”第三节“安纳托利亚在塞尔柱和贝伊时期”，第238、254、255、257、259、244页。）。在安纳托利亚没有类似大塞尔柱的“伊克塔”制度，军事头领仅仅是指挥官而已，所以在安纳托利亚不存在采邑引起的政治分袭（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20页。）。
塞尔柱人实现了政教分离，他们的新兴国家，只是以一种政治统治的国家，不允许哈里发参与政治，这在伊斯兰世界恐怕是一场革命，这一点为伊斯兰文化脱离纯粹的阿拉伯文化，变为共同宗教下各民族文化，提供了条件。
早在苏来曼一世时期，塞尔柱人把拜占廷贵族的土地或无主土地分配给那些无地农民和仆人，给予他们土地和自由，但是依据古代游牧民族的习俗和征服者的伊斯兰教法规，苏丹取消了土地的私有权（除了果园），一概宣布为国家财产，以后这种农业土地制度也为奥斯曼人所承袭（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17页。）。 当地人和移民的定居变得更容易了。由于突厥人口和本地人的锐减，在定居的头一个世纪里突厥人大多保持着游牧习惯，比如1077年征服科尼亚时，苏丹没有进城，而是在城外搭帐蓬住。到13世纪塞尔柱人虽已习惯于城市生活，但在夏季还是要到草原去，这在加拉里丁·鲁米的诗中有反映（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08页。），他们逐渐从游牧转向定居。所以， 塞尔柱国家需要大量的本地农民，于是突厥统治者不仅保护基督教农学家，而且把当地农民从他们自己的故土迁往突厥人征服的地方。1196年凯胡斯劳一世在曼德里斯地区移民能给人清楚的印象（注：P.M.Holt.Annk,S.Lambton,Bernard Lewis主编：《剑桥伊斯兰史》，英文版，第一卷上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第二章“草原民族的来临”第三节“安纳托利亚在塞尔柱和贝伊时期”，第238、254、255、257、259、244页。）。他把这些人按地域或家族分成几大组，每组5000人，名字记录在册后，把他们迁往阿克谢希尔附近，给他们村庄、房屋、农具、种子和田地，还为他们免除了5年的税金， 当别的基督教徒听说他们如此幸运时，都企图跑到塞尔柱人的统治之下，以逃脱拜占廷的压迫。
在征服前把突厥人描述成可怕的掠夺者的基督教作者，随后就开始颂扬塞尔柱苏丹。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宗教的宽容态度。塞尔柱人对宗教的宽容，基督教徒享受的宗教自由，使得后者对塞尔柱更忠诚，并增加了他们对拜占廷的仇恨。在一封基利吉·阿尔斯兰写给他的朋友马拉提亚的叙利亚教长的信中，告诉他幸亏由于他的祈祷他赢得了对拜占廷的胜利。格鲁吉亚公主在塞尔柱宫廷有她自己的牧师及教堂。苏丹还举行不同教义的人参加的辩论会。这些仅仅是说明宗教自由和宽容的几个例子。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发生过深刻的交流。据历史资料，突厥人占领安纳托利亚后是集中居住的，没有任何强迫基督教徒突厥化的证据，而拜占廷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也各有居住区，没有他们相互交流的证据。虽然，塞尔柱上层贵族与格鲁吉亚、克普恰克以及拜占廷关系友好，有时还和拜占廷女子结为良缘。阿拉伊丁·凯库巴特二世到君士坦丁堡得出了应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结论，有时拜占廷皇帝如米凯尔·科穆宁求救于塞尔柱人，但这些事情对突厥的文化生活没有多大影响。土耳其著名历史学家扎克·瓦里底·托干认为拜占廷边防军官接受突厥人的宗教观点，甚至加齐观点，接受其生活方式都是无稽之谈，拜占廷和亚美尼亚人对突厥文化的迅速渗透，文化交往和融合都是不可能的，（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13页。）加拉里丁·鲁米有句“他是突厥孩子，怎么能会亚美尼亚语”的诗句就能说明问题（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19、220、217、208、213、220、221页。）。 比如伊本·鲁斯塔就举过一个到拜占廷服务的阿拉伯人的例子，阿拉伯人哈扎里阿仁在君士坦丁堡服务，但在拜占廷宫庭仍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19、220、217、208、213、220、221页。）。拜占廷人和亚美尼亚人教堂都比清真寺好，在建筑艺术上他们占着优势也善于经商，总的说来，11—12世纪在安纳托利亚执政的穆斯林和被征服的基督徒之间存在平衡状态，这一点不容忽视。基督教徒对穆斯林的影响在西安纳托利亚基督教徒占多数的地方比较明显，伊本·拨图塔在14世纪初的旅行记中记有，在德尼兹利的拉底克家族接受罗马女子为妓女，甚至法官在自己浴室雇用罗马女子，但他认为这是道德败坏。
至于文化影响，比起基督教徒对穆斯林的影响，穆斯林对基督教徒的影响更为大些。亚美尼亚的国王多被授予穆斯林官职，如埃米尔、瓦齐尔、西帕希等等。基督教徒在保存自己的语言宗教前提下接受了这些，而基督教百姓以保留其信仰为条件，向苏丹缴纳税金。
总之，穆斯林突厥没有接受基督教文化宗教，但通过婚姻关系，接受一部分生活方式，也和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拜占廷人和亚美尼亚人没能教会他们喝酒。虽然突厥人在到达安纳托利亚以前一个世纪就接受了伊斯兰教，由于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他们的皈依是肤浅的，在伊斯兰教的外表下还保留了旧萨满教的传统和信仰。巴巴·伊萨克、巴拉克·巴巴、萨里·萨尔吐克和其他土库曼巴巴们（苏非派首领的尊称）都是古代突厥萨满教的继续，而不是穆斯林的舍赫。所以萨满主义变成宗教仪式的一部分，深深地影响了穆斯林突厥人的宗教程序和派别。跳舞、音乐被用来刺激宗教狂热，尽管那些吹毛求疵的穆斯林学者努力也不能排除这些。塞尔柱统治者经常从较早的穆斯林国家邀请神学家、法官、哲学家、艺术家、诗人，并且建学校、医院、宗教学院以发展繁荣伊斯兰文化。
四、塞尔柱突厥在经济文化上对小亚细亚的影响
拜占廷统治时期安纳托利亚社会经济的衰落主要是由于阿拉伯人统治了地中海，引起穆斯林拜占廷的争端和中介贸易的转移，虽然地中海的安塔利亚港和黑海特里布松港在10世纪就同穆斯林商人进行贸易，并展示了金融活动的迹象，直到13世纪在塞尔柱统治下的中部安纳托利亚在社会生活方面比起东安纳托利亚还很落后，所以塞尔柱苏丹屡次在东方作战就是为了那里的文明。事实上一旦安纳托利亚作了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阻止其贸易的障碍就消除了，但是突厥征服拜占廷由于十字军入侵延续了一个世纪，直到1176年基利吉·阿尔斯兰二世的胜利，才挽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衰落。这一年外界的和平和安纳托利亚的政治联合建立起来，世界贸易的中间路线在那一地区集中，发生在地中海的革命在此起了重要作用。11世纪海上霸权从穆斯林转到欧洲人手中，随着十字军东征，东西方的贸易增长，并且随之而来的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安纳托利亚许多商队路线的发展，有远见的苏丹们都利用军事力量保护了商路和港口；这个政策的中心就是保障到黑海和地中海港口及商路的畅通无阻，并提供舒适的休息场所；同意大利各共和国及塞浦路斯国王签订贸易协定；并且收适当的海关税以鼓励贸易。苏丹甚至设了专门机构给予遭海盗或土匪打击而货物受损的商人从国库中给予赔偿（注：P.M.Holt.Annk,S.Lambton,Bernard Lewis主编：《剑桥伊斯兰史》，英文版，第一卷上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第二章“草原民族的来临”第三节“安纳托利亚在塞尔柱和贝伊时期”，第238、254、255、257、259、244页。）。塞尔柱人的金融方法和制度，例如支票、某种利息的贷款。银行事务得到发展并传到中欧。
塞尔柱政府发明了保证商队安全和舒适的卓有成效的机构，即通过委派商队领导和向导指挥下的卫队保护运输贵重物品的商队，商队客店（carvansarai）建在这些商人歇脚的地方， 这些由苏丹和宰相们建立的、由“瓦克夫”捐赠的商队客店满足了旅行者的各种需要。对于商队客店可以追溯到黑汗王朝、伽色尼王朝和大塞尔柱帝国，它们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完全是石砌的建筑，看起来非常宏伟。今天所知道的客店就有一百多个，其中九个由苏丹亲自指挥建成的，因此叫“苏丹罕”，其余为宰相或埃米尔及高级官员所建。最早的一个“罕”耸立在阿克谢希尔—开塞利路边，
为基利吉·阿尔斯兰二世所建，
以“阿来罕”（AlayHan）著称，它具有最古老的几何装饰图案。 最大的客店是由阿拉伊丁·凯库巴特建立，1229年峻工的“苏丹罕”，耸立在科尼亚—阿克谢希尔的路边，它的长度100M×50M，占地面积500M[2]，这个客店有园柱的门廊和一个围厅，一个定期举行仪式的清真寺，并有华丽的建筑装饰，院内有许多门（注：见《土耳其文摘报》（英文）1991年11月连载的《突厥人和土耳其从过去到现在》一文。）。塞尔柱苏丹的权力和威严在这些遗迹进一步体现出来。
国际间的贸易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矿山被开采，矿物被运到欧洲，安哥拉山羊毛早在13世纪开始运到英法制造布匹和帖子，并制造出别的物品和地毯出口到其他国家。科尼亚、开塞利、锡瓦斯，埃尔祖鲁姆等城市人口超过了十万人，在这些城镇和安塔利亚及锡诺普港口有意大利人、法国人和犹太人贸易区和领事馆，还有酒吧和教堂。安纳托利亚各诸侯国，继承了塞尔柱传统，也保护这些贸易习惯，可是这些诸侯国不会制造金币，只好用塞尔柱和威尼斯金币，强令禁止货币外流。这时期的建筑如清真寺、经学院、医院、商队客店和陵墓说明了塞尔柱经济社会的繁荣。
根据最近的研究，土耳其建筑反映了亚洲从伊朗到土耳其的传统，虽然带有一些前伊斯兰时期（回骷）因素，但其真正发展是在10世纪以后。首先是陵墓，象其他民族一样突厥人也相信人死后能复生，他们的多数是采取土葬，而带拱项的陵墓是突厥移民带给安纳托利亚的，这可以由早期的陵墓证明，比如马立克加齐墓（在开塞利），苏尔哈墓（马格拉）和四十姑娘及玉素甫·本·库塞尔墓（尼克萨），这些建筑能完全说明突厥文化，这些建筑反映的游牧部落文化不仅丰富了伊斯兰教几何图案，并成为安纳托利亚的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块变成主要的建筑材料、陵墓建得小且窗户大了。有时窗户朝向麦加（注：见《土耳其文摘报》（英文）1991年7月18日《伟大的纪念碑—过去的创造物》。）。
陵墓建筑与突厥人社会政治历史紧密相关，最好的陵墓建于突厥开始定居并接受伊斯兰教的时期，它们的外形很象帐蓬。后来的清真寺和经学院都采用了这种形式，如迪夫里吉的加米大清寺，1228—1229年由阿哈麦德沙赫所建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另外还有两个具有特色的清真寺，一个是塔什清真寺（建于1215年），另一个是锡尔加里清真寺（13世纪），都在科尼亚，最大的木制清真寺是在贝伊谢希尔的埃西热弗格卢清真寺。
经学院的发展是在伊朗和中亚的大塞尔柱帝国统治时期，这些经学院用来普及逊民派的教义，逐渐变成突厥国家的社会宗教基地，经学院通常有装饰非常美丽的大门，雕有阿拉伯文字和几何图案，在生活用房里除雕有花卉外，还雕有动物，这一点使塞尔柱建筑和阿拉伯建筑完全区别开来，苏丹、宫相、埃米尔们于13世纪下半叶建了许多大经学院，比较著名的是埃尔祖鲁姆的哈吐尼亚经学院， 科尼亚的英切米纳里是1258年由建筑师凯鲁克·本·阿不杜拉为宰相伊普阿塔所建，是典型的经学院（注：见《土耳其文摘报》（英文）1991年7月18 日《伟大的纪念碑—过去的创造物》。）。
塞尔柱所建的医院叫“达鲁西发”，第一个塞尔柱人的医院是苏丹阿不普·阿尔斯兰在内沙布尔建的，但不幸的是这个医院现在不存在了，那些至今仍耸立在安纳托利亚的医院有古哈尔·内斯拜医院、开塞利的格亚斯·凯胡斯劳医院、锡瓦斯的凯库乌斯医院、迪夫里吉的土兰马立克医院、托卡特的皮尔瓦纳贝伊医院和钱克勒的阿塔贝伊费鲁赫医院（注：见《土耳其文摘报》（英文）1991年4月8日《塞尔柱和奥曼斯医院》。）。这些医院都是繁荣的塞尔柱经济和福利事业的见证，十字军入侵时见到这种建筑模式，就在罗得岛建了和托卡特古克经学院和锡瓦斯凯考瓦斯医院一模一样的建筑。
塞尔柱的诸如清真寺、经学院、陵墓、医院等建筑在14世纪仍保持了活力，虽然以后的几个新突厥国家和贝克们创造出新的形式，但它为更加辉煌的奥斯曼建筑打下了基础。
塞尔柱文化在其他方面也颇有成就，比如在袖珍画艺术方面，受维吾尔的影响，维吾尔袖珍画风格是由塞尔柱人在阿拨斯王朝和伊尔汗王朝时期带到西部的，最典型的一例维吾尔—塞尔柱袖珍画是阿拉—凯库巴特统治时期留下的一份手稿。书名叫《瓦尔克（Varka ）和古丽夏赫（Gartih）》，这个波斯两行诗的爱情故事现藏于托普卡珀博物馆内，被阿塞拜疆的叫穆哈麦德·伊本·阿不杜拉用插画装饰过。
塞尔柱的地毯直到1905年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瑞典人马丁（Martin）、丹麦人罗特吾德（Loytvod）发现了它的价值， 这些科尼亚阿拉丁清真寺里的地毯，有难以置信的颜色和图案，可以和最好的一幅画相媲美。1935—1936年瑞典人拉姆（Lamm ）在佛斯塔特发现大约100多块地毯碎，大多藏在斯德哥尔摩博物馆。
在旧突厥时代，当皈依伊斯兰教，然后向安纳托利亚移民并施加其影响时，语言文学发生变化是自然的，12、13世纪是其语言发展的转折点。前面，我已叙述过突厥人到安纳托利亚是集中居住的，没有受基督教徒和亚美尼亚人的影响，因为这时安纳托利亚没有从希腊语译成波斯语言著作，他们不知道拜占廷的学者们也不需要他们，但是游牧的土库曼人和塞尔柱人在没有得到拜占廷之前，就受到了阿拉伯—伊朗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伊朗文化，据历史资料，罗姆塞尔柱苏丹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基利吉·阿尔斯兰用波斯文写过诗。凯考瓦斯到拜占廷时，他和随员讲波斯语也记载在一本塞尔柱书中，据拉史德记载，塞尔柱人习惯在阿拉伯名称之后再加上伊朗名字，在生活上遵从伊朗习俗。历史学家萨拉丁·塞尔柱成了用波斯语写作的学者。居住在城市中的突厥人几代后就失去语言，这种情况在基督教环境中却没有发生过。塞尔柱虽效仿阿拉伯、伊朗文化，但他们只把自己的祖辈作为榜样，比如碑文用的都是突厥语，塞尔柱人一般让懂自己语言的人当教长。在文学兴趣方面上层和下层没有共同点，过部落生活的突厥人的精神财富是口头文学，比如乌古斯传（藏于托普卡珀博物馆，原版在德国），还有“达达·库尔库特书”，都是能与波斯文学相媲美的著作，马合穆德喀什噶里提到，塞尔柱人与东部的黑汗朝交流中曾使用了维吾尔文字（回鹘文）（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 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19、220、217、208、213、220、221页。），但没有文字证据，但是有证据说明他们使用阿拉伯字母写塞尔柱语，只限于写祈祷文，没有用这种文字写世俗文学著作的。从13世纪到15世纪的奥斯曼时期，由于在伊儿汗时期突厥的不断西迁，旧安纳托利亚突厥语文学才继黑汗王朝得到发展，它以阿合麦德·也塞维的格言和尤努斯·埃姆里的流畅诗歌为标志，在政治上这是塞尔柱和贝克时期。
安纳托利亚塞尔柱时代在学术上没有较大的发展，虽然罗姆塞尔柱人从事过数学、天文学的研究，当时历史学家加里波里·艾里指出：安纳托利亚塞尔柱突厥人在文化方面对伊斯兰世界有影响的学者较少（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 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19、220、217、208、213、220、221页。）。这里的人需要到伊朗、伊拉克、阿拉伯去学习，加拉里丁·鲁米指出罗姆只有保守和愚昧（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19、220、217、208、213、220、221页。）， 这种意见在伊斯兰学者和文学著作中多有叙述。迪亚巴克尔的著名学者赛福丁·埃米底从安纳托利亚迁到了叙利亚，又在埃及定居。罗姆塞尔柱人多从事圣战，没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和平环境。尽管如此他们在文化方面的努力是不容否认的；他们建起了许多经学院和学校，使之制度化，关心自己的受教育，并且给安纳托利亚带来了伊斯兰文化。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宇宙论，虽然几乎照搬古兰经的宇宙论。他们认为数学附属于天文学，在观察天体方面很勤奋，比如在某些清真寺的塔中发现的日昝仪，可能是用来报时的，最好的日规在埃尔祖鲁姆的几个清真寺里。另外，安纳托利亚有过著名机械师拜底·艾里扎曼·加拉里，炼丹师杰拜里。另外还有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地理中多描写了动植物药物等等。
总之，安纳托利亚塞尔柱人的文化是绚丽多彩的。他们在自己的第一故乡曾接受了古老的汉文化，在黑汗朝和大塞尔柱国接受了伊斯兰教和伊朗的文化的洗礼，然后西迁到安纳托利亚，把亚洲的文化传统和东部地中海文化相融合又创造了以突厥人为主体的安纳托利亚文明，而这个文明是几个世纪移民和侵略的结果。
综上所述，安纳托利亚曾经是许多民族的故乡，各种文明的舞台，并且连接着三大洲，从塞尔柱突厥出现在这里，在历史上第一次，尽管保持原来的影响，但经历了种族，宗教、语言、文化及艺术等方面的变化，而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整个安纳托利亚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从曼齐克特征服以至以后的几十年中，突厥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安纳托利亚，就是因为这里的突厥化，当突厥人来到这里时见到和他们信仰同一宗教，说明语言，有共同文化的塞尔柱人就不难扎下根了。到12世纪末，在西方史料中这里已被称作“土耳其”了（注：P.M.Holt.Annk,S.Lambton,Bernard Lewis主编：《剑桥伊斯兰史》，英文版，第一卷上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第二章“草原民族的来临”第三节“安纳托利亚在塞尔柱和贝伊时期”，第238、254、255、257、259、-页。）。假如说塞尔柱大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伊斯兰文明和突厥历史的一个残折的话，那么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也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和历史作用说明了这一点。
收稿日期：1998—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