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哥本哈根语言学派的发展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本哈根论文,学派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法国著名语言学家Antoine Meillet曾经说过：“倘若按人口比例计算每个国家对语言学的贡献，丹麦肯定高居榜首。”（注：Hjemslev,L.(1959),Essais Linguistiques,TCLC Vol.Xll,P13-14。）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Nicola Trubetzkoy也曾说过：“像丹麦这样小的国家能有如此众多的杰出语言学家是非常了不起的。”（注：Hjemslev,l.(1959),Essais Linguistiques,TCLC Vol.Xll,P14。）纵观欧洲语言学史，Meillet和Trubetzkoy的上述评价不失公允。19世纪初，丹麦语言学家Rasmus K.Rask撰写了第一部古冰岛语和古英语语法，并通过系统比较建立了音素对应，因之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注：实际上很多学者提出：“格里木定律”应称“拉斯克定律”，因为该定律是拉斯克于1814年首先阐述的。参见G.Sampson(1980),p16;R.H.Robins(1967),p171;H.Pedersen(1983),p3。）19世纪后半叶，丹麦语言学家Karl Verner首次使人们正确认识了重音在所有语音裂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著名的“维纳定律”，开创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阶段。本世纪初，Otto Jespersen撰写的巨著《语法哲学》至今被奉为经典。特别是本世纪30年代由Louis Hjemslev所创建的哥本哈根语言学派进一步确立了丹麦语言学研究在世界语言学史上的地位，他所提出的GT及其演绎描写方法，不仅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而且对Sidney Lamb的“层级语法”以及Chomsky的TG的形成也产生了相当影响。那么，哥本哈根语言学派之后丹麦语言学的发展及研究状况如何呢？本文试图以上述传统为背景，以理论趋向为主线，回答这一问题，以期有助于读者对当代丹麦的语言学研究予以正确定位。
2.关于后哥本哈根语言学派的界定
一个语言学派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社会学实体，而一个社会学实体要构成一个“学派”，通常必须具有共同的理论设定和描写方法。本文所称的“后哥本哈根语言学派”基本上等同于Hjemslev之后的丹麦语言学界。这里用“学派”一词，并无强调其同质性之意。除了表明其传统上的源渊和时间上的承接之外，主要为所指方便。至于其与哥本哈根语言学派在时间上的分野，本文设定为60年代中期，根据有二：其一，作为学派创始人的Hjemslev 1965年病逝；此外，该学派多名重要成员，如K.Togeby和P.Diderchsen等相继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早逝，事实上到60年代中该学派的主要成员已所剩无几。其二，就该学派在国际上的影响而言，也主要是60年代以前，到60年代中，Chomsky的TG已经基本取代了包括GT在内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派而成为主流派。
3.后哥本哈根语言学派发展的基本状况
Hjemslev之后的丹麦语言学在过去的30年里，从总体上可以说经历了堕入低谷，渐出低谷，全面复兴，再度繁荣的过程。
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近20年的时间是丹麦语言学史上少有的低谷期，此间恰是国际语言学界的活跃期，丹麦语言学界的相对沉寂的确给人以“今不如昔”之感。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由于Hjemslev的去世及其多名高足的早逝造成语言学研究力量滑坡，队伍几近断层。二是70年代左右丹麦出现的经济萧条对丹麦语言学界无异于雪上加霜，政府投入减少，学校财力不足，教授职位减少甚至出现数年空缺，从而造成中青年语言学教研人员外流；而语言学师资力量的下降又导致语言学选修学生减少，专业收缩的恶性循环。三是“带有GT标记的强大的结构主义传统阻止了TG在丹麦的立足，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真空。”（注：Harder,Peter(1990),in Fortescue,M.et al.(eds),p3。）
60和70年代在国际语言学界上仍然比较活跃的丹麦语言学家主要有两人：语音学家Eli Fischer-J￠rgensen和方言学家S￠ren Egerod（易家乐）。Fischer-J￠rgensen是30年代初哥本哈根语言学会(Linguistics Circle of Copenhagen)的早期成员（注：该学会由Hjemslev和Viggo Br￠ndal创建于1931年。60多年来学术活动从未中断，在国际语言学界堪称“唯一”。现有正式会员170人，其中外籍会员10人。），也是该学派产生和发展的目前健在的唯一见证人。除Hjemslev外，她还先后师从法国语言学家Andre Martinet，德国语音学家Eberhard Zwimer，英国语音学家Daniel Jones，美国语音学家Kenneth Pike及布拉哥语言学派的创始人Roman Jakobson等大家。她在语音学，音系学，特别是实验语音学等领域建树颇多，著述甚丰，因而成为丹麦科学院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院士。她1975年出版的《音系学理论的趋势》一书被认为“是一部接近理想的音系学理论发展史……它值得我们所能给予的最高评价。”（注：Obendorfer,R.(1976),in Norweig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l.30,No.2,p252。）1971年在她60诞辰时，R.Jakobson亲任主编为其出专辑并作序，在序中誉她为“当今世界杰出的语言学家”。在专辑中为其致贺的国际知名语言学家达270名之多，其中包括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的Einar Haugen，赵元任先生及王士元先生等。（注：Hammerich,L.L.,Jakobson,R.& Zwirner E.(1971),pp1-9。）此外，Fischer-J￠rgensen对Hjemslev之后丹麦语言学的发展，特别是在60和70年代的低谷期为维系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发挥了砥柱作用。
Egerod先后师从Hjemslev和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956年以其关于龙图方言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对中国哲学和文学以及欧洲古典语言均有深厚的功底。由于他对汉语方言及许多汉藏和藏缅部落语言作了深入的历时和类型学研究，被公认为该领域的国际权威，曾应邀作为权威性颇高的巨著"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中汉语方言专题的撰稿人。他提出和论证的关于声调变化的不规则反映词汇扩散的观点至今仍有很大影响。他多次应邀作为客座教授在美国及泰国的多所大学执教。1979年他在哥本哈根大学（以下简称“哥大”）组织召开了“语言类型学和发生学国际研讨会”。作为哥大东亚语言的终身教授和丹麦科学院院士，他还是斯堪的纳维亚东亚研究所的创始人和瑞典著名的隆德大学的荣誉博士。他1995年病逝。哥大语言学系主任J￠rgen Rischel在讣告中称“他是Hjemslev之后丹麦语言学界的中心人物”。（注：Rischel,J.(1996),in ACTA Lingvistica Hafniensia Vol.28,p183。）
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的复苏，学校财力的增强，尤其是被称为“新生代”的语言学家的崛起，丹麦语言学研究重新活跃，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又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其作为语言学强国的态势。其主要表现是：
A.研究力量加强，形成新的格局。
以作为丹麦语言学研究中坚的哥大人文科学学院为例，该院现共有25个系和3个系级中心，其中开展语言研究的系和中心就达到15个之多。1988年为便于学科交叉和渗透，发挥合力优势，哥大合并了前语言学系、应用和数理语言学系、语音学系和听说实验研究中心，重新组建了新的普通和应用语言学系(IAAS)，并设教授职位6个。该系现出版两个学术刊物，一是丹麦文的《哥本哈根大学语言学论集》(SAIKU)，主要刊载有关丹麦语及其它斯堪的纳维亚诸语言的研究成果。另一个是英文版的《哥本哈根语言学论集》(CWPIL)，该刊面向国际语言学界，其中北美和日本学者关于语音学和音系学方面的稿件占较大比重。历史上丹麦的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哥大，此外只在奥胡斯大学有一定的力量。但自80年代以来，除了进一步加强哥大的中心地位外，又在奥登斯大学和阿尔堡大学重新组建了语言学系。由于财力足，学术氛围浓，吸引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人员，短短数年就颇具规模，特色鲜明。如奥登斯大学语言学系，现已有教研人员60多名，其中教授5名，由Jacob Mey和Hans Baseb￠ll分别领衔的语用学和音系学研究不仅在北欧而且在国际语言学界也有较大影响。
B.新人崛起，国际交流空前活跃
良好学术氛围和雄厚的研究基础促进了新人的培育和崛起。假如说80年代语用学家Mey，语音和方言学家Rischel及音系学家Baseb￠ll等人在国际语言学舞台的活跃标志着丹麦语言学研究的全面复兴，那么90年代初以来以功能语法学家Peter Harder和社会语言学家Frans Gregensen为代表的“新生代”领导人物的出现则说明了丹麦语言学界完全走出了低谷而进入了新的繁荣期。研究规模的发展和领导人的崛起又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活跃。仅以哥大为例，自90年代以来，前来合作研究或讲学的国际知名语言学家就有数十人，其中有言语行为理论的创立者之一，语用学家John Searle，系统功能语法学家M.A.K.Halliday，功能语法的创始人，荷兰语言学家Simon Dik，认知语言学家Ronald Langacker和George Lakoff，词汇功能语法学家Joan Bresnan，语音和音系学家Peter Ladefoged，生成句法学家James McCawley和Jerrold Sadock，语言哲学家Jerry Fodor及认知语义学家Wallace Chafe等。随着研究成果的丰厚和研究群体的形成，近年来他们先后主办和承办了多次语言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如：第四届国际功能语法大会(1990)，第一届北欧符号学研讨会(1990)，北欧语言学国际会议(1991)，Rasmus Rask语言思想国际研讨会(1992)，Holger Pederson语言理论国际研讨会(1994)，第三届翻译教学“新视野”国际语言大会(1995)，纪念Roman Jakobson诞辰百年国际研讨会(1996)等。1998年8月奥登斯大学还将在丹麦菲恩岛主办以语言接触为主题的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学研讨会。
4.理论趋向
根据其对语言形式或功能的侧重与取舍以及对原有传统的态度，后哥本哈根语言学派的理论趋向可粗略勾勒如下：
4.1拒生成语法
就国际语言学界而言，乔姆斯基的TG理论30多年来一直占主导地位，其影响之大，有人甚至认为超越语言学界，其影响之深，则被认为是一场划时代“革命”。但是在丹麦情况并非如此。笔者曾专门直接征询过多位不同层次，不同研究方向和不同年龄段的丹麦语言学家或语言研究者，他们对乔氏开创了语言学研究新时代的提法均有所保留。他们普遍认为，现在许多与语言学相关领域的人们认为语言的现代科学描写始于Chomsky，语言描写的形式化及其经验基础也源自乔氏，这是舆论误导所致。实际上那些所谓的“底层形式”，相关结构的依存关系，结构可能的形式与结构不可能的形式的区分，以及假说标准和管辖概念等等，早已存在于Hjemslev的GT中，并为他们所熟知。70年代，哥大也曾开课介绍过TG理论，但并非出于崇拜。J.Rischel曾用当时的一句口头禅"Ha,Ha,That's the way they do"来描述当时任课教师所持的心态。在1990年第4届国际功能语法大会上，Harder曾撰文明确指出：“丹麦的语言学研究从未因Chomsky的TG所产生的冲击波而受益——那场冲击波使得TG突然出现在西方许多国家的版图上。”（注：Harder,Peter(1990),in Fortescue,M.et al.(eds),p3。）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丹麦语言学家对TG不屑一顾，只是说他们没有像当时许多人那样盲目跟从。据J.Rischel介绍，当时有一些人从审视的角度追踪研读过TG，但后来都放弃了。具体讲来，他们对TG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点：
A.TG赖以建立的语言数据不充分
他们认为，TG是建立在英语这一单一语料基础上的，而且英语各层面的结构在印欧语系中并不具广泛的代表性。原在哥大现在奥登斯大学的Basb￠ll教授在论及语言观察和经验数据时指出：“首先对作为语言观察所得进行的任何表述必须是可靠的，令人窘迫的不实‘数据’莫过于早期的生成语法中许多有关合乎语法性和可接受性的含糊判断。在我看来，最不可取的是从含糊不清且完全孤立的例证中推引普遍的结论，如同Chomsky及其追随者经常所为。”（注：Baseb￠ll,H.(1989),in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12,p54。）生成音系学是TG中发展较充分也较受关注的一个分支，但丹麦语言学家认为它的演绎模式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缺陷，因为一个没有音节的、甚至韵律特征也很少的音系模式必然是不充分的。（注：Fischer-J￠rgensen,E.(1975),Trends in Phonological Theories,p207。）
B.TG忽视语言的运用，使语言远离了“真正”的语言
在以形式为核心的TG语法框架中，结构功能没有位置，语境因素被硬性排除在外。他们认为这是其致命不足。Erik M￠ller在引述了Chomsky对语言理论目标的限定之后指出：“这不仅排除了社会语言学探讨，而且导致了语言学家只关注句子，只研究句内材料的结果。在TG的盛期，要把语言学的结果与对‘真正’语言的不同探究相联系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埋头研究的是从未看得见的深层结构和理想化的小句结构等等。”（注：M￠ller E.(1991),Pragmatics Analysis,p291。）
C.TG对语言能力的揭示是微不足道的
Chomsky对语言能力的阐述，对句法生成性的强调，特别是语言习得机制LAD的提出，曾引起国际语言学界的广泛兴趣。但他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习惯或厌倦了传统的行为主义模式之后的“喜新”心态。“实际上，Chomsky所关注的那种能力是普通数理机制所共有的，那种创造性跟能使我们连续计数的创造性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懂得计数系统的结构，我们自己可以组构新的数，同样，我们懂得语言结构，我们自己可以构成新的句子。”（注：Harder,Peter(1990),inFortescue,M.et al.(eds),p13。）Rische指出：“我非常赞同Ohala(1973)的观点，时兴的形式主义和未经验证的推测自身是揭示不出有关的心理过程的；如果一个语言学家发现了某一规律性可用重写规则的形式进行陈述，这并不意味着他证明了说话人对该规则的心理现实。”（注：Rischel J.(1974),Topics in West Greenlandic Phonology,Akademisk Forlag.p1。）
4.2弃语符理论
Hjemslev及其GT对丹麦语言学的影响是深远的。诚如Fischer-J￠rgensen所言：“Hjemslev的语言思想及其令人折服的研究方法和所用术语的定义对当代丹麦语言学家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GT至今仍是语言学家，语义学家和哲学家获取灵感的渊源之一。”（注：Fischer-J￠rgensen,E.(1991),p188。）但是自70年代以来，丹麦语言学家，特别是其“新生代”逐渐远离了Hjemslev的GT框架。他们普遍认为，尽管纵聚合体从未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作为语言描写的理论框架，GT如同TG应予放弃。“他们更倾向于采用语用学方法，尽可能确切地描写具体的语言，尽管也往往在Hjemslev的理论贡献中寻求指导。”（注：Rischel J.(1978),in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copenhague XX,p65。）
在第四届国际功能语法大会上，P.Harder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和主讲之一，曾作了"Why Functional Grammar in Denmark?"的专题演讲，在论及作为传统的GT时，他指出：“在Hjemslev的著作中，无论是其关于语言或关于语言理论的论述均有许多真知灼见。但是把整个语言理论建立在他所设定的基础上必然导致许多错误。”（注：Harder,Peter(1990),in Fortescue,M.et al.(eds),p4。）他们对GT的批评主要有两点：
一是其形式主义本质。GT从本质上是形式主义的，即认为形式先于内容，语言内容相对于其所体现的形式关系是第二位的。而从功能的角度看，正好相反，形式关系预设语言内容，离开语言内容，形式关系就没有任何语言实体与之相关。他们认为，作为交际行为构成部分的语言较之作为结构的语言更为重要。
二是其应用价值。H.Basb￠ll曾指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丹麦语言学家已经得出结论：Hjemslev的三个有序的‘经验原则’在语言学家的实际工作中并无多大用处，尽管在丹麦结构主义的盛期经常被引用。”（注：Baseb￠ll,H.(1989),in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12,p52。）GT是Hjemslev在研究大量语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较充分的语料基础。但是该理论的具体应用则较少，除了他本人用该理论的分析程序研究过丹麦语的动词格位之外，比较重要的应用只有50年代Alarcos Llorach对西班牙语的分析，B￠rge Andersen对丹麦方言的分析和Knud Togeby对法语的分析。关于GT应用较少的原因，Fischer-J￠rgensen认为主要有二：一是Hjemslev作为该理论分析程序载体的《一种语言理论的总结》一书，虽然初稿于1941年，修改于1943年，但因故迟至1975年才正式出版，而且该书所提供的分析实例很少，造成应用困难。二是“可怕的术语”，该书有数百个术语定义和规则，令人望而生畏。此外其分析程序的高度形式化也是造成应用较少的原因之一。（注：Fischer-J￠rgensen,E.(1991),p188。）
4.3扬功能语法
FG是当代语言学中与以TG为代表的形式语法相对的一个语法学派，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功能理论和方法所构成的。但是在丹麦语言学界，它主要指由荷兰语言学家Simon Dik所创立的功能语法理论。1978年荷兰语言学家Simon Dik在其1968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功能语法》一书，该书首先就Chomsky的标准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其对从属结构的描写无论从句法的角度还是语义的角度都是不充分的：TG不能表达所需要的区别，尽管它规定了语词的范畴结构，但却没有说明语言成分的语法功能，以致于它分不开范畴相同但功能不同的语言成分，也识别不出范畴不同但功能相同的语言成分。据此，Dik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式——FG。70年代丹麦语言学界正处于因拒TG和弃GT所造成的“理论真空”，因而FG一经提出即受到他们的密切关注。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Dik对TG的批评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更重要的是Dik提出了在他们看来有望使语言学回到现实世界的一种理论模式。“多数的丹麦语言学家都倾向于广义的功能理论，FG的一般功能方向及其许多具体原则都与丹麦语言学界的普遍感觉相容。”（注：Harder,Peter(1990),inFortescue,M.et al.(eds),p6。）他们认为，在Dik之前批评TG的不乏其人，但多是有破无立，或重破轻立，而Dik则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具体讲来，丹麦语言学家扬FG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A.FG的功能基础
FG中句子结构的概念是以具有相关语用角色，即功能的谓词为基础的，对此，他们深表赞成。他们认为，词汇是客观存在的，说话人要使用词汇，须先懂得所用词汇的相关概念。那种离开施为者和受事者的相关概念而谈论谓词的使用是站不住脚的。Ole Togeby曾指出：“功能聚合体是非常吸引人的，特别是其在语法描写中使用的语用学、心理学和类型学充分性令人充满希望，其对语言现象的处理是功能的、现实的，也是均衡的，而TG对语言的处理是失衡的，不切实际的。”（注：Togeby,O.(1990),Speech Acts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Functional Grammar,p14。）
B.FG的语用特征
FG的描写框架是基于作为基本语言事实的交际语言的运用。他们认为，FG涉及并借助语用和语境因素是其与TG的本质区别，并认为任何语言描写最终都要参照语言运用。“FG有许多优势，最根本的是其功能方法使得语言理论更适合于描写交流过程。”（注：Rusmussen,L.S.(1990),Case Relations and Functional Grammar,p28。）Togeby则作了更具体的表述：“可以说我们一直在期待功能语法框架，因为许多语言学家认为现有的语法理论框架或学派缺乏足够的工具对语言运用中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和完整的处理。在FG，有可能对诸如语用和语用范畴是如何与语法范畴相对应，意义和功能是如何表达以及说话人是如何向听话人预示等问题进行讨论……FG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范畴通过语法手段陈述表达语用功能的规则。”（注：Togeby,O.(1990),Speech Acts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Functional Grammar,p23。）Dik 1987年提出了语用中心论，即句法学相对于语义学只是一种工具，而语义学相对于语用学也只是工具而已；语用学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主框架，语言学的其它分支都是语用学的子领域。对此，许多丹麦语言学家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C.FG理论框架的巨大包容性和灵活性
Dik的FG在发展过程中注意兼收并蓄，曾吸纳了层级语法和系统语法等其它功能学派的某些观点，从而增强了其对语言的描写或处理功能，丹麦语言学界对此尤为称道。“FG的诱人之处，也是丹麦语言学的出发点，是FG句法描写的总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似乎所有的相关问题均可进行探讨。”（注：Harder,Peter(1990),in Fortescue,M.et al.(eds),p6。）Michael Herslund指出：“FG的一鲜明特征是它不同程度的在不同层次上覆盖了语言学家在语言理论中期望找到的任何东西，包括语用学，语义学，句法学，甚至词汇学等。作为一个脉络清晰，诱人且实用的模式，它向人们展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开放型的主流语言学。”（注：Herslund,M.(1990),in Copenhagen Studies of Language 13,p103。）
此外，Simon Dik对其理论目标的“低调”表述与某些以“救世主”面目出现的理论所形成的反差，也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丹麦语言学界。他们很赞赏Dik的下述表白：“我提出的功能语法理论并非是为了征服世界，只是为了能够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语言研究。”（注：Harder,Peter(1990),in Fortescue,M.et al.(eds),p12。）
5.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
“尽管某些语言学思潮（如TG及Perlmuter和Rosen等人的关系语法）仍然以句法成分研究为中心，但是，一种关于语言学领域的新概念已经使许多语言学家把语言交际方方面面的研究视为中心。语言学的目标及研究方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从把语言视为一种形式物转向视语言为一种心理现象（如Jackendoff,Johnson-Laird和Langacker）和人类从事社会交际的一种工具（如Dik,Halliday和Lakoff），从而使语言学成为认知科学的一部分。”（注：Lundquist,L.& Rusmussen,L.S.(1990),Pragmatics and Its Manifestations in Language,Handelsh￠jskolens Forlag,K￠bcnhavn,p7。）L.Lundquist和L.S.Rasmussen 1990年的这一段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丹麦语言学界对90年代国际语言学发展走向的理解。对于上述变化，他们普遍“感觉良好”，认为他们一直在为促成这一变化而努力；也正因如此，较之那些对TG“投入”很深的语言学家，他们较早并很容易地顺应了这种变化。关于其具体的研究方向，Harder的表述是比较客观的：“丹麦语言学家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集中在那些被认为是非核心理论的领域，如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词汇学和实验语音学等。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那些过于自信的抽象思辨的反其道。”（注：Harder,Peter(1990),in Fortescue,M.et al.(eds),p3。）现简要说明如下：
5.1功能语法
功能语法是目前丹麦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点。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近10年来，它已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研究群体，其核心是由哥本哈根大学等多所高校近20名语言学家所构成的“丹麦功能语法研究小组”。关于这个小组的基本研究方法和目标，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哥大语言学教授Elisabeth Engberg-Pedersen曾有表述：“这个小组深受S.Dik及其功能语法学派的影响，但它也从其它不把语言视为一个形式系统而视为一种与心理相关联的社会现象，并致力于描写作为意义与表达结合物的语言符号的那些语言学家的论著中获取灵感。这个小组还更新了Hjemslev的GT中的某些观点，强调意义与表达之区别。”（注：Engberg-Pedersen,E.et al.(1994),Function and Expression in Functional Grammar,Mouton de Gruyter,p1。）该群体公认的领导人物是P.Harder。他对FG框架中语义部分的发展被认为“赋予了FG以更明确的理论地位，是丹麦语言学家对FG的一个重要贡献，是GT对FG发出的一缕光亮。”（注：Herslund,M.(1990),in Copenhagen Studiesof Language 13,p107。）他的《功能语义学》(1996)一书在功能语法学界有相当影响。他认为对语言结构的充分描写预设了对该语言话语功能的充分描写，功能描写应始于对语言使用环境的描写，进而描写语境中每一作用成分的角色。他主张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应相互借鉴，二者尽管各有侧重，前者注重交际的非心理过程，后者注重交际中的心理结构及过程，但二者的共同上义词是“功能”。Harder目前是哥本哈根语言学会的常务理事和该会会刊"ACTA Linguistica Hafniensia"的双主编之一。由于他在科研上的建树，哥大在1997年上学期专门安排他为教师们作了关于科研方法的报告。
该小组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对于修改、完善与发展Dik的理论模式颇具建设性。这也是为什么Dik在1989年推出被称为“扩展的FG模式”的载体《功能语法理论：小句的结构》一书后不久就来到哥大讲学并随后出席哥大主办的第四届国际功能语法大会的原因所在。哥本哈根现被认为是与阿姆斯特丹齐名的欧洲两个FG研究中心。
5.2社会语言学
丹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主要有两个子方向：一是以哥大北欧语言学系F.Gregersen为代表的宏观理论研究，他们试图把微观社会语言学（如语言变异分析等）与宏观社会语言学（如语言社会学，语言规划和语言运用模式等）结合起来，旨在构建一种完整的社会语言学观。F.Gregersen 1991年出版的《社会语言学的可能与不可能性》一书，是从社会史和科学史的角度研究Hjemslev的GT和欧洲主流派结构主义与社会语言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语言学界有一定影响。目前他已研究了多个不同层面上的语言模式及相关的社会通史和专门史，他认为他的研究方法与Halliday的方法密切相关，并与其有较密切的学术关系，1997年春Halliday及Ruquiya Hasan教授应邀作为客座教授在哥大北欧语言学系讲学并合作研究达一学期。
另一个子方向是以哥大丹麦方言学系系主任Inge Lise Pedersen为代表的城市社会语言学研究。由W.Labov等开创的城市社会语言学研究20多年来多有发展，但丹麦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城市化对语言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城市化社区内语言行为的错综复杂性决定了仅仅依靠诸如社会语言学群体、年龄、性别、收入和职业等社会范畴作为建立分析模式的参数是远远不够的，现在需要把更多的解释性变项结合起来运用，不仅需要上述社会学“硬件”，而且需要民族学和心理学“软件”以及具体的传记信息。如I.L.Pedersen关于“语言变异与复合生活方式”的研究视角就颇新颖。她首先把城市化区分为心理城市化和物质城市化，然后利用被试所在的社会网络量度其城市化程度，并以“生活方式”的概念为分析工具解释被试的语言变异。她认为语言变异是个人生活方式与其客观社会地位之间存在压力的一种表达方式，并认为，生活方式分析法强调生活方式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构成，这样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语言和社会同一性之间的关系。（注：Pedersen,I.L.(1994),in Nordberg,B.(eds)(1994),The Sociolinguistics of Urbanization:The Case of The Nordic Countries,pp87-113。）
此外，90年代以来，随着在丹外族人数的增多，外族语言与丹麦语之间的冲突和溶合也成为丹麦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方向之一，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哥大和丹麦皇家教育研究学院。
5.3语用学
丹麦可谓是70年代以来语用学兴起的驱动力量之一。首先，国际语用学会的会刊《语用学杂志》的主编Jacob L.Mey就是丹麦奥登斯大学的语言学教授。20多年来，Mey一直在为语用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不懈努力，因此在丹麦语言学界享有“语用学先生”的美称。Mey强调语言的符号功能，特别是语境之重要。他认为语境对于语言使用者决定语言使用的方式及调节语言的使用具有中心作用。他把语境区分为社会语境(societal context)和社交语境(social context)，前者是由社会机制所决定，后者则是在具体交际中形成的。他甚至认为语用学将来的任务就是“为语言的运用输送至关重要的语境”。（注：Mey,J.L.(1994),How to bo good things with words:a social pragmatics for survival,in Pragmatics4(2).p256。）他主张话语层语用研究，认为句层语用学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充分解释语言事实。针对Leech(1983)和Levinson(1983)之不足，他提出了两种只有在话语层才能捕捉的语用意义：中伤(aspersion)和期待(expectancy)。（注：Mey,J.L.(1987),The Dark Horse of Linguistics:Two recent books on pragmatics,in ACTA Linguistica Hafniensia,Vol.20,p171。）他的《语用学导论》(1993)被认为是第一部从语言使用者而非从哲学或纯理性的角度研究语用理论的专著。“他要求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的使用，这极大地拓宽了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标志着语用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成熟，不再是一个‘废纸篓’”。（注：Luming,M.(1995),Review of J.Mey's Pragmatics(1993),in Pragmatics,Vol.23,No.5,p588。）
其次，丹麦的语用研究始于60年末。Ragnhild S￠derberg 1969年就提出了一种有丹麦印记的语用方法，并使语用学很快就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学科。起初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对诸如广告和公文等语篇的研究，后来Torben Andersen和Peter Harms Larsen等相继展开了对丹麦口语的语用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一些丹麦语言学家综合运用社会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一些研究和解释语言的新思路。如Erik M￠ller结合社会语言学方法对语言交际的社会模式的研究，Ole Togeby利用Dik的FG框架中的语法和语义范畴解释说话人是如何表达语用功能及如何暗示给听众的研究等。
5.4语音学和实验语音学
语音学研究和教学在丹麦具有悠久的传统，1881年Vilhelm Thomsen就在哥大开设普通语音学讲座。1905年Otto Jespersen在其10年研究基础上将语音学规范为常设课和现代语言方向硕士课程的必修课。实验语音学研究在丹麦则可追溯得更为久远。1781年C.G.Kratzenstein在哥本哈根建成第一架元音合成器；1933年哥大建成了第一个“语音实验室”，1966年专门成立了语音学系。即使在60和70年代丹麦语言学的低谷期，实验语音研究也照常进行且有一定发展，可谓“经久不衰”。究其原因，除了传统因素及E.Fischer-J￠rgensen、J.Rischel和H.Baseb￠ll等人杰出的研究和组织才能之外，注重研究的开发和应用也是关键所在。如始于60年代中期现在仍在进行的言语合成项目，先后得到丹麦国家电信技术实验中心，丹麦人文科学研究会，丹麦技术科学研究会，IBM丹麦分公司和丹麦盲人学会等机构和企业资助，其研究也从最初的重“生成”发展到开发言语分析与生成之间的亲和。现在他们将其视为计算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以推进技术环境中的人机对话为目标。（注：Holtse,P.,et al.(1991),Survey of the Project of Speech Synthesis.In Copenhagen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Vol.1,pp145-187。）除此之外，较集中的研究子方向还有：旨在帮助说话人深入了解说话过程而改进语言使用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旨在改进外语学习和教学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旨在帮助残疾人矫治和恢复听说能力的听说病矫治学等。为丧失听说能力的残疾人研制其所需的语音装置是他们的一个突出的研究特征。
在语音学领域，J.Rischel是继Fischer-J￠rgensen之后的领导人物。他既继承了Rask等人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又融进了当今的音系学，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方法，在泰国Mlabri语和格陵兰语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多成果。1994年哥本哈根语言学会在其60诞辰时专门为其出版了专集，专集中称他“在丹麦语言学非常困难时期发挥了中坚作用，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自身的研究领域”。
6.一点启示
以上是对后哥本哈根语言学派发展及研究状况的粗线条勾勒。在研究和成文过程中，笔者深感尽管丹麦语言学界“近期不可能出现新的Hjemslev”，（注：Rischel,J.(1991),Densk Lingvistik I Fortid,Nutid og Fremtid,in Sprogvidenskabelige Arbejdspapirer Fra K￠benhavns Universitet,Argang 2,1991,p27。）但是由R.K.Rask至Hjemsley所开创的重创新、倡论辩的丹麦语言学传统仍在继续。Hjemslev曾经说过：“R.K.Rask所开创的丹麦语言学传统就是把创新、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三者的有机结合。”（注：Hjemslev,L.(1959),Essais Linguistiques,TCLC Vol.Xll,p15。）他还说：“丹麦语言学的传统就是不囿于传统。”（注：Hjemslev,L.(1959),EssaisLinguistiques,TCLC Vol.Xll,p12。）作为旁观者，Meillet也曾针对当时丹麦语言学界“标新立异”的创新局面不无褒扬地说：“你们丹麦人犹如座座独立的冰山。”（注：引自笔者1997年7月14日采访Eli Fischer-J￠rgensen院士的谈话记录。）要创新，就要独立思考，就不能盲目随波逐流。当今的丹麦语言学界仍然十分强调“要有自己的观点”，尽管自己的观点在形成过程中有必要汲取他人的有价值的成分。其次是倡论辩。论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与静态思考相对但与其互补的动态思考方式，是一种特殊的交流，任凭思想火花碰撞，往往可收豁然贯通之效。当然论辩只是形式，目的在于加深理解，理顺思路。Hjemslev作为一个“杰出的辩论家”至今在丹麦语言学界广受赞誉。他在哥本哈根语言学会所开创的“论辩”传统至今得以发扬。笔者应邀参加该会活动数次，每次2.5-3个小时，每次的活动主题提前通知会员，主题演讲至多不超过一小时，除一刻钟休息外，余下时间均用于质疑，讨论和辩论。尽管质疑者的穷追不舍往往令主讲人瞠目，质疑者之间也往往“火并”，但共同受益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视这种“论辩”为新观点、新方法或新模式必经的“初检”，是"reshaping"的前提。该学会现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F.Gregersen调强调："This is a WORKING circle,of DEBATING circle,not a circle in name."（我们这个圈子是个工作的圈子、辩论的圈子，不是个名义上的圈子）
最后，笔者愿借Peter Harder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每个人不仅应独立思考，而且还要乐于吸收别人方法中有价值的东西，如此相互借鉴，语言学界的整体水平才能逐步提高，语言科学才能不断发展。”（注：Harder,Peter(1990),in Fortescue,M.et al.(eds),p12。）
作者通讯地址：Copenhagen University,Engelsk Institut,Njalsgade 80,DK-2300,K￠benhavn S,Da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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