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关系的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社会关系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理论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诠释，在讨论和诠 释中有一个特点，即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主要定位在自然资源(包括环境)的可持续方面 ，虽然各类文章也涉及到了社会关系协调发展的讨论，但对其重要性的理解却很不足。 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内在地包含着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关系可持续两 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关系发展的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同时遭遇自然和社会二个方面的困难
韩康在《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再认识》(注：韩康：《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的再认识》，《新华文摘》2004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我国已经历了三个主导性经济 发展战略的实施阶段，这三个战略分别是：建国后到70年代末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80 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战略以及9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可持续发展战略。
韩康认为，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战略性难题所决定的。这 两个难题是：第一，人均资源占有率低和人口就业巨大压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给中 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带来一系列难题。第二，人均资源要素占有率低的先天不足和 现有经济增长方式的矛盾。我国的人均资源要素占有率非常低，但在这样一个资源低水 平的国力条件下，却长期维持着一个“两高、两低”的增长—发展模式，即高投入、高 增长、低产出、低效益。这种增长—发展模式显然是难以为继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战略，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人与自 然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两高、两低”的增长—发展模式使人们在试图征服自然的同 时，往往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被自然征服的对象。对自然资源的滥采滥用及对环境的破坏 和污染加剧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人类的今天和未来之间的矛盾。据中科院可持续发 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教授的计算，我国GDP的高速增长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扣除这 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而日本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时，扣除生态损失后的纯GDP 为86%”。据估计，我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 为4000亿元。其实，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生态资源的破坏，是我国经济可持 续发展所遇到的第一大困难。
因此，韩康的看法无疑是切中要害的，我们所要补充的是，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另 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实现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 展所遇到的第二个方面的困难。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施工业化赶超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将二元结构推 向极至，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我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开始实施国家 工业化，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工业化原始积累和高速发展(以农养工)阶段，从农业中 汲取剩余是其资金的主要来源。在1952——1989年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 差”和税收，从农村汲取资金7000多亿元(扣除国家支农资金)，约占农业新创造价值的 1/5，超过当时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从1950年到1996年，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 化和城市发展提供资本积累总额达2万多亿元，约占中国全社会资本存量的2/3(李锦，2 001.12)。其次，二元分割的结构还造成工农、城乡之间利益的高度对立，形成农民与 城市居民阶层以及社会管理阶层(干部)之间的高度紧张关系。农民数量大，就业机会少 ，是中国农民的悲剧，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难题。
另一方面，工业化赶超战略的实施造成三大社会阶层内部平均主义严重。过去，我们 实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管理体制，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职工的积极性，在表面 上轰轰烈烈的掩盖下，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低下，并在 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中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负面影响：一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贫富 差距进一步扩大。二是在很多人眼中，发展似乎就是增长，从而造成了经济高增长、社 会低发展的失衡局面。我国经济增长了，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调整却严重滞后 ，社会事业还没有得到相应发展。三是在经济日趋活跃、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 ，社会经济秩序的规范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起来。四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经济发展要讲究“效率”，社会发展要讲究“公平”。现在的情况是，一些地方往往只 重视效率，不重视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尤其是1997年以来，在亚洲金融危 机的阴影里，我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虽然面临种种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下来。高速增长虽然消解了许 多旧的社会矛盾，但在另一方却产生了诸多新的问题。比如，目前我国各类不稳定因素 在大幅度增加，过去五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年平均增长30%以上，几乎每3年翻一番。 又如，1996年底我国传统民政系统统计的“三无人员”只有50万人，到1997年底我国仅 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简称低保对象)便达到89.2万人；到2002年1月底，全国享受低保人 数达到1235万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倍，其中90%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 全国没有纳入低保范畴的仍有约500万人。2002年1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近 14倍。这些社会指标增长率都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造成了大量的外溢性影响，使社会承受着各种片面发展 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社会成本的沉重负担，加剧着效率和公正、自由和平等、速度和效 率、质量和数量、私人和社会、城市和乡村、富有者和贫困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 危害性突出表现在(注：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 新探求(www.tanqiu.com)经济频道)：
第一，城市中存在的大规模下岗失业人群，为社会稳定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埋下了潜在 的危机因素。“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 少1648万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这相当于一个韩国总人口。
第二，农村中农民收入增幅连年下降，农民积极性严重受挫，与此同时，农民各种税 费负担愈来愈重，大大地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福利。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4年 下降(累计下降22%)而遭受大幅度损失，估计在3000—4000亿元。
第三，腐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 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行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作的初步估 计，在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在1 3.3-—16.9%之间；根据对国家各部门公布的数据(将其分为10类系统性腐败)，仅1999 —2001年期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GDP的14.5—14.9%。
第四，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 及性十分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 三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已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 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根据长期从事中国收入分配研 究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的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由1988年的0.35上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其 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0.49。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 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二、社会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
将发展理解为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在充分利用人的、社会的、自 然的各种资源的同时，也为人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 的基本要求，也是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本要求和启示。
1.社会关系的可持续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条件、基本要求。
唯物史观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社会生产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包括生产关系的 生产。两种生产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都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指出：“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 仅生产商品，……，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注：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第63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恩格斯也曾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 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 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 无稽的空话。”(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0页，人民出 版社1971年版。)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包括什么内容呢?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需要的满足和“新的需要的产生” 、人自身生产三个因素，统称其为“生命的生产”，并指出其“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 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3卷第31-33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把人自身的生 产置于重要地位，与物质生产同等看待，认为在阶级产生之前人自身生产关系是社会结 构的决定性因素。可见，社会再生产亦即社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社 会关系再生产的统一。
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统一。任何一种 社会形态存续的依据都来自于它的社会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能继续容 纳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关系能否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关系本身是否趋向僵化 ，是否还具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在此，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中的那段经典论述是很有意义的，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 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 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 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 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 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 便由生产力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 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3卷，第7～11页。)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述，对本文讨论话题至少包 含着三个方面的启示：①社会关系是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 关系是同一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②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形态一方面决定社会关系的具 体的历史形态类型，但另一方面社会关系也对物质生产有反作用；③这种反作用的最极 端形式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要打破这种桎梏，需要运用革命的手段，而革 命的社会后果却是人所共知的，即社会动荡、生产力发展的停顿。由此，我们可以推导 ，人们特定的社会关系的可持续，是特定的生产力历史形态、特定历史形态下人与自然 关系可持续的基本条件、基本要求。
2.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再三表明社会关系可持续对生产力发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1997年，泰国突然爆发一场货币危机并发展成一个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且，很快波及 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连一向被称为是发展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也逃脱不了这场厄运。 危机中，大多数东亚经济的货币和资产价值跌落了30%—40%。东亚地区的银行和企业陷 入空前的财务困境。泰国、印尼和韩国不得不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援助。到199 8年，所有受到影响的地区，包括金融和企业素质相对良好的新加坡和香港，都陷入了 严重的经济衰退。
除了众多的经济因素之外，东亚国家爆发危机的原因与其国内的政治、社会关系的不 和谐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得瑞克在总 结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公式：经济增长 = 负外部冲击×(潜在社会 冲突 + 冲突管理机构)。(注：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 定》，新探求(www.tanqiu.com)经济频道)
该公式表明：(1)外部冲击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外部冲击如亚洲 金融危机、石油危机或世界经济衰退均属于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随机事件；(2)潜在 的社会矛盾越多，冲突越大，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越大，例如收入差距越 大、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民族矛盾越剧烈，那么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就越大，社会 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大；(3)在给定的外部冲击和现存的社会矛盾状况下，社会管理机构 越脆弱，其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越低，在全社会进行公平分配的意愿越小，人民广泛参 与政治民主和利益表达的机会越少，弱势群体越容易受到忽视，那么，一旦遇到经济动 荡和外部冲击，就会加剧原有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
以韩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为例。首先，韩国政府动员机制造成了经济集团化与垄断。 在政府动员机制的推动下，韩国历届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特别是通过政府主导 型、间接融资为主的投资体制，将经济资源集中于政府关系密切的由家族管理的大型“ 财团”的手中。目前，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的财产占了该国国民财富的1/3。这些财团 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实行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战略，使韩国经济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这样 ，一方面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运转缺乏灵活性；另一方面，大企业集团 之间激烈竞争造成了经济规模的极度膨胀，形成“泡沫经济”。只要由于某种原因，经 济快速扩张的条件被削弱，这种“泡沫经济”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韩国的金融危机就 是由于财团经济的过度膨胀，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而引发的。而韩国经济过度膨胀的根 子则在于集权政体下的政府动员机制。
其次，集权政体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韩国集权政体在工业化过程中利用政权力量 强制实现社会稳定的同时，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地积累、加深和加剧。1961年5月18日 ，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后称“国家再建最高会议”)的 名义宣布禁止一切工会活动。此后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均遭到了强行压制。政府对 工会、各类政治团体及普通公众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以暴力 为基础的严格的社会管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矛盾的公开表现，但绝不能消 除社会矛盾，反而在不断地积累和激化社会矛盾。
第三，集权政体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运作和完善，引发严重的政治性腐败。集权政体一 方面没有韩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得到及时的缓释和解决；另一方面制造了一个 与经济界联系密切的庞大的官僚体制，成为严重的权力腐败的温床。在集权政体下，政 府广泛干预经济，政、企关系密切，进而造成了经济运行中的二元调节模式。在这种模 式下，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两种性质、方法和目标均不相同的调节机制的左右，即政府调 节和市场调节。韩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普遍、持久而严重的腐败现象为上述理论分析 模式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韩国的三星、现代、乐喜金星、大宇、鲜京、双龙和韩国火 药等七大财团中，出身于政界、军界的经营管理人员占其副经理以上的主要经营者总数 的近17%。有资料表明，韩国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退职后几乎都有在财团企业担任 高级职务的经历。官、商人事结合化解了对经济活动的种种监督制约机制、废弛了法律 ，使腐败大行其道。腐败强化了发展的盲目性，从总体上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在经 济扩张时期，韩国众多的财团和企业通过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广施贿赂，大搞人情贷款、 优惠贷款，结果造成了不良贷款的迅速膨胀，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在这次金融危机 中腐败对经济及社会的危害暴露无余。
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直至无法调和，最终在外因的刺激下，韩国爆发了此次金融危 机。可见，政局稳定、生产关系发展协调，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作 用。目前，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的外部政治环境仍存在不利因素。虽然依靠广大的内部市 场，我国经济应该能够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凡事需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一旦 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或者外部挑战强烈冲击，就很容易引起中国内部社会矛盾冲突；一 旦金融体系运转出现重大障碍，失业和下岗劳动力规模过大，城镇日益扩大的贫困阶层 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社会将陷入动荡状态，国民经济将因负增长而蒙受巨大损失。
有学者认为，不能简单用加速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王绍光、胡鞍钢 、丁元竹，2003)。社会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不稳定的根源。因此，提 倡社会生产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 个社会伦理问题，还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问题。对一 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 硬道理，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也是硬道理。
3.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决定了在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要同时实现社会关系 的可持续发展。
在版本繁多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表述通常 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但鉴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社会生产，不仅 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 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3卷第322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以及张昆仑等学者提出的对传统社会主义 生产目的的重新界定，我们赞同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表述为：为了满足每一位社会公民 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促进他们个性全面自由发展。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表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一定的社会生产目的需要一定的生产 手段与之相契合。而一定的社会生产目的和实现其生产目的手段，都是由一定社会生产 方式的性质所决定的。生产方式又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统一体。
我们主张新的表述是因为它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 客观要求，也符合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人类生产，在物质内容上体现的是人与自然 改造与被改造的物质变换关系。人类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处，必须注重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促进每一位社会成员个 性全面自由的发展，既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前提条件，也要以人与人的和谐共处 为基础；否则，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是不利于人们的生理健康发育，日益激化的人与人 之间关系也不利于人们全面自由的发展。有人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只要 追求经济的发展就行了，但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我国历史来看， 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也会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 公正的增长会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换言之，物质需要乃至文化需要的满足，固然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但是社会主义还 有更为广泛的目标要求，实现法律地位平等、政治民主、社会公平、公正理所当然地包 含在社会主义的目标体系中。反之即便有富足的物质需求满足，但人们生活在一个等级 层次分明、社会关系紧张的社会环境中，岂不也同样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更 何况紧张的社会关系还会危及生产目标的实现。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除 了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实现社会生产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否则，社会主义的 生产目的就不可能完整实现。
4.虽然在最为广义、最为基本的层面上讲，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生产关系(人 的社会关系)，但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否认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他们曾多次指出，那种 将生产力，将经济因素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而否认上层建设对经济基础、生产关 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观点，是与他们的辩证法观点相背悖的。实际上，在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相互关系上，马克思有一个最为基本的观点是：生产力作为人类自己发展的手段 ，是为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服务的，生产力的手段性质是它的固有本质；但是在马克 思所生活的那个时期，生产力却成了人的一种异己力量，与人相对立，这是由当时的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性所决定的。这也就是说，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关 系。运用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分析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过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样一种 逻辑关系：排除部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因为认识和智力欠缺之外，大量的 人与自然是之间关系紧张的现象之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例如，为什么有那么多 的破坏环境的企业尤其是那些国家明令不准开工的企业在那里生产?为什么当前城市化 和工业化何以如此轻易地进入“大跃进”状态，可以让农民在这一进程中支付大量的经 济和社会成本?在这背后，不是还有社会关系方面的深层原因值得我们去探究吗?在表面 上经济高速增长和高效率之下，难道不存在对谁有效率或对谁更有效率，是谁在支付成 本或是谁在支付更多成本的问题?如果没有当前的这种收益和成本支付格局是否还会有 高速增长的局面?进而是否也同样会出现当前人与自然之间如此紧张的关系(如世界上20 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16个在中国，全国有44%河流未能达到最低水质环境标准等等)吗 ?其实，答案是现成的，它是由社会关系造成的。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生产 方式同样取决于人们的相互关系，取决于人们的物质利益分配关系。换言之，人与自然 之间关系的严峻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严峻状况造成，而人与自然 之间的恶劣状况又反过来彰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劣状况。要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 关系，仅靠科技进步(如缓解资源紧张)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首先要缓解人与人 之间的紧张关系。如确立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等同地享受自然资源的权利，将 会形成对制造环境污染的企业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进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总之，通 过深入分析人与自然和人的社会关系这二者之间逻辑联系，则可明了科学发展观、可持 续发展范畴，不仅内含着社会关系的可持续，且社会关系的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
三、深化改革，建立社会关系可持续发展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宏观的经济体制层面 提出“五个统筹”、“五个坚持”，依据我们的理解，其重点和核心在于建立和培育社 会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有机体系。而要贯彻好、落实好“五个统筹”、“五个坚持”，在 现阶段要着力于解决以下四大社会问题，实现四大转变。(或者说解决好这四大社会问 题，将为贯彻、落实“五统筹”“五坚持”铺平道路。)
1.要实现等级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化
中国现代的人口管理制度及户籍制度，把近13亿中国人划分为两大块：一部份称“非 农户口”，主要指各大、中、小城市、城镇人，占30%左右；另一部份称“农业户口” ，包括除城镇以外的广大农村、牧场、山区人，占70%上下。
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即通常所说的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区别——使得中国 人从出生那天起，就因出生地不同而享受不同的待遇，包括医疗卫生、上学、就业、养 老保险、失业救济等等。似乎城里人先天就比乡下人优越。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后的土地革命运动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获得了土地，并基本打破了旧的宗法关 系对人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束缚，为农民的自立自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此后的农村合作 化、公社化运动和城市化运动还进一步清除了旧的人的依赖关系。但是，在另一方面却 编织了一张更大的网：户籍分割制度把个人束缚在固定的狭隘的地域范围内；在狭隘的 地域范围内人们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单位”里，相应地，人被划分为农民、工人(包括 非工业企业、单位的职工)和干部三大阶层，三个阶层之间基本不能流动。户籍分割和 身份制度，既是职业分工又是身份等级分工，它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且由血缘传袭(干 部身份不能自然承袭)，从而将农民世世代代限制在土地上，隔离在城市之外。再加上 非农户口中又有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京、沪等直辖市与一般城市；沿海特区与内地等 种种区别限制，把整个城镇人口也分出许多不同的等级。农民到城里谋生求职，甲城人 到乙城工作、经商，要办理暂住证、交外来人口管理费等多种本地人难以想象的名目繁 多的费用，像京、沪等一些大城市还规定了一些行业和一些工种只能用本地户口的人， 禁止使用外来人……
这种因出生地不同、户口种类不同而使公民受到不同待遇的歧视性政策，有违国人平 等待遇，从宪法上看，也不符合“中国公民一律平等”的宗旨。社会平等，主要有机会 均等、条件平等和结果平等三方面的内容。虽然目前无法实现每个公民条件上和结果上 的均等，但至少应从各方面努力：在政治上、法律上落实公民的权利平等地位。这是现 代法治的一个标志。但这一问题在现实中还没有解决。身份等级制现实和潜在的危害是 多方面的，也是深层次的。从历史形态的视角看，身份等级制属于前资本主义范畴，现 实生活中的等级制是传统社会身份等级的复活，与社会主义本质相冲突；从社会发展动 力的视角看，等级制严重扼制了社会各阶层尤其下层阶层的积极性、创造性；从社会稳 定和和谐的视角看，等级体制将是孕育社会革命的最广大的土壤。
因此，要实现社会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实现我国由等级身份社会向法治社会、公 民社会的转变。这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
2.加大反腐败力度，实现社会清明。
随着市场经济理念和运行规则的深入人心，经由合法合理途径取得的高收入和扩大的 收入差距，逐渐被人们理解、认同和接受。引发不满的是体制外的灰色收入和法制外的 黑色收入。腐败，特别是一些官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的严重事件，引起了 群众的公愤。
腐败，在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下，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权力得不到必要的限制 和监督，法律和制度的不完善，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缝隙”，长期专制主义社会中 遗留下来的特权思想和种种陋习，等等，都是腐败得以孽生的土壤。腐败不仅造成巨大 的经济损失，还严重危害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
检察机关的工作报告所公布的查办腐败案件所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数据表明，从1983 年到2003年20年间累计金额达491.3亿元，平均每年25亿元左右。我们可将之视为20年 腐败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但这仅是冰山一角，根据案件的平均查处率(或腐败黑数) 来反向推导实际的腐败数量，并以此为基础来估算腐败的经济损失：那么如果假设腐败 案件的查处率为10%，实际的腐败数量就是官方披露数量的十倍，其经济损失也相应地 有十倍左右的变动。运用这一方法来推测我国1983年到2002年的腐败损失情况，我国腐 败的直接总经济损失当为5000亿元上下，平均每年250亿元。这还不包括间接损失。(注 ：倪星、王立京：《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新华文摘》2004年第 3期)
同时，腐败严重破坏社会稳定。这一丑陋的社会现象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损 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使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如 果任其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纷争、动乱、乃至四分五裂。腐败还压制了群众的民主 权利，侵害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特别是损害广 大群众对党的信仰、信念和信心。因此，要实现社会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大反腐 力度，并从制度建设的源头抓起，根治腐败这一社会毒瘤。
3.限制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先是思想界，后是政府，都推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指导思 想，它是针对大锅饭平均主义带来效率低下这一传统体制的弊端，旨在建立市场经济体 制，用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办法，促进效率提高和经济发展。
1985—1995年，我国经济增长处于最快的时期，大多年份的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然 而，就是在这个时期，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1985年最高收入户为最低收入户的2.92倍 ，1995年扩大到3.92倍，绝对差距由839元扩大到5614元，扩大了6.69倍。若用基尼系 数来考察：1978—1995年，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基尼系数分别由0.212提高到0.340 和由0.16提高到0.28；同一时期，我国的城乡收入比率由2.36提高到2.97；仅从这些表 示收入差距的数据来看，就能够得出我国个人收入差距在改革之后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是，在估计我国收入差距时还必须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即不断增加的非法、非正常收 入对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越来越大。若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那么我国的收入分 配差距会比按正常收入数据估计的值更大。但是，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下，我国 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1978—1995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达9.94%。在 统计的18年里，有9年的增长速度超过10%。解释经济增长的这种趋势，可以找出各种原 因，但我把经济增长的这种状况与相同时期的收入分配变化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在改 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而之所 以如此，其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推动了一个消费品结构升级替代的进程。
拉开收入差距，支持消费结构的升级替代，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在我国的经济增 长史上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是不会长期存在的。1995年之后，我国经济 增长速度逐步回落，从1996年的9.8%降至2001年的7.3%。一般认为，出现经济增长速度 的这种回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为治理通货膨胀而进行的“经济软着陆”政策、 国有经济改革深化、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在这里，要提出的是另外一个原因，即收入分 配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使收入分配由过去的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转向不平等不利于经 济增长。因为当经济发展带动经济规模增大到一定程度后，继续实现经济增长就不可能 依靠一部分人的高收入引起的高级消费品消费来带动了，而要求更多的人能够消费得起 高级消费品，这需要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 平等化。我国在1995年之后，经济增长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呈速度递减，这时个人收 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不平等的程度进一步加深，现在，我国经济生 活中普遍的生产过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加深，严重制约了消费需 求的进一步提高。但是，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 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并不相同。就我国来说，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由过去的平均主义转向 目前的收入差距扩大，在这同时，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增长。把两者联系起来，显而易 见，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按照以上的分析，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可以分 为两个时期。1978—1995年，这个时期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这时的 收入差距扩大支持了消费结构的升级替代，进而有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同时，收入差 距的扩大促进了储蓄的增长和投资的增加，这又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从1995年开始 ，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使它对消费和投资的作用走向反面，并且由过去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因素转变为制约因素。不难看出，在我国2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收入分配趋于不平等 的演变导致经济增长呈倒U轨迹变迁。
我国政府在90年代中后期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不是偶然的。我们认为，这正是我国 政府认识到了这样的事实：通过扩大收入差距所推动的第二个发展战略(高速增长战略) 已难以为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无法由扩大的收入差距来维系。因此，提出可持续发 展这一战略本身就表明(或可说包含着这样的意蕴)：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 求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必然要求社会生产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要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础上逐步加重公平的份量，先减轻基尼 系数扩大的幅度，再适度降低基尼系数本身，逐步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 效率与公平并重”或“公平与效率的优化结合”过渡。按照经济发展战略要求预测，我 国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时，人均GDP将达3000美元以上。在此之前大约2010年左右 ，人均GDP将达1500美元左右。在此时段，基尼系数必须倒转为下降趋势，唯有如此，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将趋于完善。
所以，要实现社会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大力消除社会中收入差距加剧的问题。
4.逐步消弭二元结构的裂痕，实现社会成员经济权利一体化。
第一，要抓紧出台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关系、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政策，加快城镇化 步伐，以调整社会结构、城乡关系、改革户籍制度，对9亿农民是一种解放，农业剩余 劳动力才能顺利地转向二、三产业，向城镇顺畅地转移，农民工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 解决，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才有希望，城镇化步伐才能加快，社会结构才能得到 调整，目前存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才能得到遏制，当然要解决这些大问 题，还要有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相配套，但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是瓶颈，要抓紧解决。
其次，国家和地方政府都要扩大对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改革目前政府投资过度偏重 于经济建设而对社会事业偏少的财政二元分割体制。
二元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不允许作为国有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农民和市民共同占有国有 生产资料，所以造成了城市居民独占国家资源和全民财产的事实(因为这些资源和财产 都集中在城市)。农民无法实现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而生产资料是会为其占 有者带来收益的。这样，农民就被排除在全民所有者的实际名单之外。农民只是国家资 源和全民财产的名义所有者，他们要对国家承担缴纳税费等义务，但在分配红利时，却 无法获得相应的权益。于是，城市居民就成为国家和全民的唯一代表。这样的社会结构 造成了政府在财政收入分配上的二元投入。
城市居民以国家资源和全民财产为基础来发展城市，并且独享城市发展的经济和文化 成果，国家(包括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成为城市居民独有的财政收入，仅用于城市 的建设和市民的发展(包括体质、技能、文化程度、精神状态等方面的提高)；而农民却 只能依靠农村集体所有的资源和财产来求生存和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发展完全由农民 自己解决。由于人数相对较少的市民占有着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且能够增值的、能够带 来最大利润和税收的现代化大工厂、大企业、大公司等国家生产资料，而人数较多的农 民却只拥有部分的不完全的且难以增加的社会资源(19亿亩土地)。在这种资源配置严重 不合理的前提下，城市和农村各自独立发展，其结果可想而知。
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必须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但是，目前政府财政转移 支付并没有充分注重消弥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如1994年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对地方政 府的税收返还额是根据上年的基数来确定的；且政府向居民的转移支付主要集中在城市 。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国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但用于农业(不包括林业、水利)的份额很低。1998—2001年，中央安排国债资金5100亿 元，其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为56亿元，占1.1%，仅能满足同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的10%左右(农业部，2002)。随着改革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迫在眉捷，可 政府却没能负担起应负的责任，资金投入往往不够，广大农村居民实际上是在被排除在 保障范围之外的(国家每年对贫困人口有一定的扶贫资金除外)，这也是农村许多人收入 严重不稳定的一个原因。
财政的二元分割体制带来了从政府到地方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投入倾斜，同时也造成 了政府财政投入对农村和农民的不公平。国家应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调整政 府对个人转移支付的方向，来扶植农业和农村产业化的发展，着力提高农民的收入。
行文至此，我们将全文作一简要的概括。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理论、党的十 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五统筹”“五坚持”的基本精神，以及历史经验、教训的启示 ，在将自然资源(环境支持)理解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还应把社会关系的可 持续发展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在贯彻、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注重社 会矛盾的解决、平衡社会各阶层之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营造社会关系的和谐秩序，建 立、培育社会关系可持续发展体系。
作者附言：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龚昌成、周明二位学长的指点、帮助，并将他 们的意见吸收在文章中，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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