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法言》中的儒学观及哲学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史学论文,哲学论文,思想论文,杨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哲学思想之发展，经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至西汉而定于一尊。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不仅顺应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也规范了中国哲学思想在其后发展的基本统序，成为影响历朝历代哲学思想的强大惯性力。
杨雄晚出董氏一百余年，其哲学思考离不开这一基本统序。他在对哲学史各流派的评述中，仍推孔子学说为最，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儒术独尊的地位。不过，同董仲舒相比，他对儒学的强化不是神化，而是“圣化”，或者说较之董氏更加理性一些。同时，对待各哲学流派的态度，也不像董仲舒那样一概罢黜，而是有分析、有批判、有继承。
一、奉孔子和儒学为“悬诸天之日月”
《法言》一书开宗明义，把孔子奉为万古超人，把孔子学说立为“学行”、“修身”之根本。“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学行》）杨雄把人分为三种：众人、贤人和圣人，“观乎贤人则见众人，观乎圣人则见贤人，观乎天地则见圣人”，（《修身》）可见唯圣人能通天地，高出于众人和贤人之上。“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同上）唯圣人具无上智慧，超拔常人，“圣人之言远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圣人矢口而成言，肆笔而成书，言可闻而不可殚，书可观而不可尽。”（《五百》）
与董仲舒神化孔子不同，杨雄则赋予孔子以人的地位，但又不是通常的众人或贤人，而是超乎二者之上的“圣人”。他不同意所谓“五百岁而圣人出”的说法，认为“尧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处汤。孔子数百岁而生。因往以推来，虽千一不可知也”；（《五百》）更不同意用谶纬迷信神化孔子，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君子》）“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重黎》）对古来经典，杨雄也认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发展“或因或作”，不断充实的。如文王演八卦为六十四，孔子治诗、书、礼、春秋，都是有“因”有“作”，“故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问神》）
对于学习儒学，杨雄认为应注重内容，不能单讲求形式，即“文”必副“质”。“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质非也”，“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吾子》）尽管杨雄不像董仲舒那样神化孔子，但在圣化孔子当中，也不免山爱而至于护其短。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极誉道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讥儒家“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一评价虽不无他个人甘苦辛酸之情于其内，但亦属精辟至深之论。而站在正统立场上的杨雄，则极力辩解之。“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曰：若是，则周公惑，孔子贼。古者之学耕且养，三年通一；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磐幢，恶在老不老也。”（《寡见》）杨氏之辩，颇有些“爱屋及乌”了。
二、对诸子之道——“小道”、“它道”的取舍
杨雄在《法言》一书中，论及的先秦诸子有十二家之多，包括孔、墨、晏、庄、杨、申、韩、邹、孟、荀、子思、公孙龙等。在对诸子的评述中，他把孔子奉为最高，但也不像董仲舒那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而是分主次，有取舍。关于孔子之说与诸子之说的关系，《法言》中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1.孔子之道与诸子之道是“大道”与“小道”，“正道”与“它道”的关系。
杨雄认为，孔子之道为大道、正道，而诸子之道则为小道、它道甚至奸道，“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奸道”，“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问道》）杨雄对孔子之道与诸子之说作了一个比喻，他说：“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君子》）所以，杨雄认为，“观书者譬诸观山及水，升东岳而知众山之峛崺也，况介丘乎！浮沧海而知江河之恶沱也，况枯泽乎！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那么，如何入大道？他说：“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吾子》）即把孔子之学作为入大道的唯一门径。
2.对诸子之学“德取愆否”。
虽然杨雄以孔子之学为正道而贬低诸子之学，但对诸子之学也不是完全排斥的，而是有取有舍，取舍的原则即“德取愆否”。“或问：邹、庄有取乎？曰：德则取，愆则否。何谓德愆？曰：言天地人经，德也；否，愆也。愆语君子不出诸口。”（《问神》）。有人以庄子之学设问：“或曰：人有齐死生、同贫富、等贵贱何如？”杨雄回答：“信死生、齐贫富、同贵贱等，则吾以圣人为嚣嚣。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君子》）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杨雄把“言天地人经”看作至善至美。以此为标准和取舍的尺度，他对庄、邹进行了评价，“或曰：庄周有取乎？曰：少欲。邹衍有取乎？曰：自持。”（《问道》）显然，杨雄认为“少欲”和“自持”符合“言天地人经”之德，值得取；相反，“至周罔君臣之义，衍无知于天地之间”，杨雄认为不符合“言天地人经”之德，则是该否的。
3.礼、法并重。
杨雄在《法言》中列举诸子达十几家之多，从思想内容来看，比较集中的是讨论礼、法问题。杨雄认为，礼与法不能偏执一个方面，颇发扬了汉初贾谊的传统。“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如果把法与礼推到极端，就是非法非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五百》）申、韩由法而趋于极端——险，邹衍拘泥于旧礼，不合时宜而竟趋极端——迂，皆非礼、法之士。唯有圣人具全面的人格：“圣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鸟兽草木也。”（《五百》）
尽管杨雄对申、韩作了批评，但同时又作了肯定，“或曰：申、韩之法非法与？曰：法者谓唐虞、成周之法也”，“申、韩不乖寡圣人而渐诸篇，则颜氏之子、闵氏之孙其如台？”（《问道》）认为申、韩受益于圣人，所以具圣人之法。
杨雄还认为，法有大、小之分，“或问：公孙龙诡辩辞数万以为法，法与？曰：断木为綦，棕革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吾子》）他强调的还是圣人的根本大法。
杨雄礼、法并重的思想还表现在，他不像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那样，把荀子的学说视为异端，而是奉荀子为圣，认为他与儒家正宗的子思、孟子仅是“同门而异户”，支派不同而已。“或曰：孙卿非数家之书倍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君子》）对孟子，他认为更是儒家正宗。“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孟子异乎不异。”不仅如此，还认为孟子对孔子学说“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君子》）即既能熟知又能躬行。杨雄自己就极力要效法孟子，为孔子之道的传播开路：“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吾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杨雄回答说：“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