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差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列宁论文,差别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2)02-0022-07
马克思和列宁之间有无理论差别?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从未认真提出过。一个似乎早已不言自明的定论是，他们两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理论差异。如果说有某些区别，那也只是后者以前者的学说为指针，根据新的时代新的情况对前者作必要发展而已。然而这种看法是大可质疑的。事实上，虽然同为革命导师，马列两人不仅在具体的策略问题上有差别，而且在理论方法上也有重大区别，忽视这种区别，既无法真正了解他们各自的理论特性，而且也妨碍我们深刻了解列宁主义指导之下的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和19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因此，对这种区别做一番比较厘定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在开始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时，应当首先抓住他们的思想主流。无论马克思学说还是列宁学说，都是十分复杂的理论体系，他们两人在思想上前后都有改变，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所阐述和发挥的主张并非始终一致。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的比较研究就应当以他们主要的、一以贯之的、对他们时代和后世的理论和实践发挥了重要影响的思想为依据，而不应纠缠在局部的、暂时的和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并不占主要地位的枝节问题上。
一
按照当前许多人的看法，马克思一生可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三段，青年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中年马克思是科学主义者或决定论者，晚年马克思则重返早年的人道主义思想；换句话说，按照这些人们的意见，马克思一生是一个变来变去的过程，而他们真称许的往往是早年和晚年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而不是中年的“决定论者”马克思。本文认为，这是极大的误解。“晚年马克思”同“中年马克思”相比在思想上并无实质变化，企图在这里面寻找“飞跃”实不可能。(注：笔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详细观点，可参看拙作《世界革命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1期)和《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并无联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但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确曾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当时他从“异化”概念出发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以“人的本性的复归”论证未来的共产主义，这同后来写作《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这样一些基本著作时的马克思相比确有很大区别。因此，便产生一个问题：究竟“青年马克思”还是“中年马克思”应当成为我们理解和评价马克思的基本依据呢?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有一种主张，要求把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青年马克思”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予以发扬。我不赞同这种主张。在思想史和现实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的决非早年那个用“异化”概念去批判现存社会的马克思，而是后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去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马克思。如果没有后来这样一个马克思，则“青年马克思”早就湮没在众多对19世纪资本主义持道德批判立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中了。在现代，绝大多数以冷静客观态度对待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学者，即使是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也都是同意这一观点的。例如，很早以前丹尼尔·贝尔就认为：“虽然所有这些(按：指把“异化”当作马克思学说中心思想的做法)都是一种新鲜的甚至是有成果的批判当代社会的方式，但这却不是‘历史上的马克思’……虽然人们可能赞成异化观念，但是如果回过头来又把这个观念当成马克思的中心主题，那就是在进一步地制造神话了。”[1](p235)雷蒙·阿隆也指出：“马克思并不……是一位技术哲学家，也不是像其他人所认为的主张异化的哲学家，他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我坚持认为马克思首先是《资本论》的作者。”[2](p150、153)这两人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看法却是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本文也正是把作为“社会学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资本论》的作者”的马克思，亦即所谓“中年马克思”，当作分析、评价的出发点。
纵览成熟时期马克思的著作，恐怕很难否定这一事实，即强调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并以此作为一切社会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正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本特征。
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在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中，他们必须首先从事谋取生活资料的活动即劳动，因此他们的彼此关系就不能不自然地和必然地适应他们劳动活动的客观需要。所以，“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p32)他们的一切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都必须以与这个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特征不相矛盾为起码条件，不论这些活动看上去与劳动活动有多么遥远，多么远离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当生产力的发展与一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矗立其上的全部社会关系发生矛盾时，变革的需要便产生了。这种需要会越来越清晰和强烈地在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的意识中表现出来，于是经过一番或长或短、或激烈或缓和、或渐进或突然的斗争，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逐步确立起来。这个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观念形态的变化。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历史经历了不断的变革和有规律可循的演进。
当然，当马克思把社会历史当作一个客观必然的过程时，他并不否认而是十分重视和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创造作用。这在后来许多马克思的批评者那里被认为是矛盾的，但对马克思来说却是一致的。他一方面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4](p532)是人们自己主动创造的历史，没有人的活动的历史是根本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们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受到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从而在这些活动中便包涵了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因此，历史在马克思看来是一个充满思想、意识、观念和人们的创造活动但又以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统一的进程。
由上述方法所决定，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考，完全是以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进程发展规律的分析为基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应当是设计、规划出来的“理想”，而应当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客观和自然的发展结果。如果没有这种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不会产生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即使由于各种相互作用的原因，“理想”在社会经济条件发展成熟之前就产生了，也不可能真正改变社会本身的客观发展进程。人们都熟知他的这样一句名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p418)马克思所预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将促进工人阶级对这一社会的批判意识，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也将高度成熟，那时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一场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社会转变，通过由多数人推动的革命，生产资料将顺利地由资本家之手转归全体工人阶级直接管理的社会所有。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发展的客观趋势将会使“自由人联合体”在不长的时期内到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虽然十分重视理论和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但同时却坚决反对由一个政党去“制造”社会主义。直到晚年，他还明确表示，革命始终只能由人民自己推动，任何政党都不能制造革命。
马克思的上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迄今为止并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原因很值得研究，但在这里对我们重要的是，不能为了现实的需要而随意改变马克思的本意，不能把后来的历史经验和从这些经验中得出的理论(哪怕它们是成功的)强塞给马克思，以致混淆了历史。
二
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谙熟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并反复宣讲过这些观点。但列宁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所逐步形成和系统化的一整套策略体系，却使自己在理论上具有了重要的和独特的品格。
当19世纪90年代前期列宁开始其革命生涯时，他还只是一位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表现出后来的那些思想特点。到了20世纪初，列宁根据自己对俄国社会特殊性的了解，开始形成了一整套后来被称作列宁主义的革命战略体系。首先，他提出了关于革命理论“灌输”的重要观点。在这方面，他吸取此前由考茨基提出的主张，但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考茨基曾发挥过社会主义意识并非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自发产生，而是从外部由思想家灌输进来的思想。但在考茨基看来，社会主义意识毕竟与工人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是有相互依存关系的。列宁接过了这一观点但予以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工人运动本来是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而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的，因而社会主义意识只能由这些意识的创造者和拥护者从外面灌输给工人。这样一来，意识便具有了独立自存的历史运动的原动力的意义。而“自觉意识”的握有者也在革命运动中具有了高于“阶级群众”的决定性的重要地位。
进而，列宁自然要赋予社会主义“自觉意识”的化身——“革命家集团”以极大的意义。他认为一个高度集中、分工细密、步调一致的“革命家组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只要这个组织中的成员是严格选择过的，严格培养的，彼此间具有“充分的同志信任”，也就是说，只要他们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其余一切条件，例如“广泛民主制原则”等等，就都不过是“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5](p418)列宁认为，这样一个革命家集团应当是整个革命运动中关键的一环，它充当着全部事业的鼓动者、宣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列宁用一句名言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主张：“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5](p406)
列宁在“灌输”论和“革命家集团”理论的基础上，完全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他的革命转变论。在1905年革命中，列宁提出了这样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把革命引导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不彻底性和叛卖性?”[5](p528)这意味着，有了“自觉意识”，社会主义者将能够大大改变历史发展的一般程序，甚至能够自己去代替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然后直接把这一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自觉性”使得历史进程大大缩短了，换句话说，当“自觉意识”出现后，先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客观历史现在变成了为“自觉意识”所追求的理想目标的铺垫。沿着这一逻辑，势必导致历史的跳跃式发展。1905年时，列宁为有别于托洛茨基要求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急躁主张，还没有直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合一的主张，但这一主张的基本要点已经完全提出了。到了1917年二月革命后，面对十分有利的政治形势，列宁便在“四月提纲”中明确地宣布了一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综合以上所说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归根结底强调的是历史运动的客观性、必然性，人的主观能动活动固然重要，但却是历史发展本身的产物，事实上是历史客观必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手段；而列宁在自己的政治策略主张中体现出的则是高度强调富有自觉性的主观意识和组织力量的历史创造力。
那么，列宁是否违反了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精神呢?在国外学者中，关于列宁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历史观、放弃了“经济决定论”而走向“革命唯意志论”的批评久已有之。但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不能靠简单的思想对比回答，而要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回答。应该看到，当列宁提出他那些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大胆革命策略时，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政治革命方面，而很少书斋式地考虑他的这些策略的哲学含义。但这不是说，列宁就完全置马克思主义于不顾。作为有很高理论素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总是尽力使自己的策略具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依据。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的理论变通手段。例如他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薄弱的俄国已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条件，经常求助于“时代”这样一个普遍性论据，即通过确认他所处的时代总体上已进入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一肯定判断来证明俄国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种论证方式在20世纪初的国际左派社会主义者中是颇具代表性的。早在1905年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人物帕尔乌斯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左翼代表托洛茨基，就都曾借助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来论证俄国革命超越式发展的必然性，这在托洛茨基那里甚至被总结为著名的“联合发展规律”。大体上沿着相似的思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通过分析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一体化和腐朽性与垂死性，在心理上为确信俄国社会主义者有权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发起革命打下了基础。在1917年俄国的政治发展中他又使这一思路大大地具体化，制定了先在俄国夺取政权然后引发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革命”战略。这一战略使列宁的政治策略理论具有了一种超越民族界限的世界总体历史观依据，从而也使他自己的革命策略主张在最抽象的层面上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取得了一致。
然而经过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几年努力，预期的西欧普遍革命终未发生，西欧资本主义重新走上稳定的发展道路，而苏联则不得不在被封闭的一国孤立状态下开始试验社会主义。这时候，先前理论中全部潜存着的真实意义方才显现出来。因为到这时俄国已不可能指望从经济发达、无产阶级力量雄厚的西方那里得到先进的物质生产力和与此相应的精神文化成果的支持，而只能在本国经济和文化都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时除了依靠少数革命家的“自觉意识”及其组织载体之外，便不可能有别的有效手段。这样，苏俄在客观上不能不走上后来它所走的道路，同时也就把列宁与马克思的理论差别十分明白地突出了出来。
三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理论差别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具有怎样的意义?
根本原因应当从时代的差别去找。19世纪是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欧突飞猛进的时代，工艺、技术、科学和工业化的发展给人们以极深刻的印象。但从社会组织结构的角度着眼，当时的资本主义仍处在自己的早期阶段。它显示给人们的，首先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尖锐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由于社会缺少适当的自调节机制，而表现为一种威胁社会自身的绝对破坏性力量。置身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继承以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给这种批判灌注以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19世纪是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的许多重要思想家都认为运用科学的方法寻找事物的规律性是自己的主要任务。直接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学说也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产儿。但马克思学说与黑格尔哲学以及其他众多体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不是从精神生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一方法促使马克思学说把注意力集中在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细密研究，确信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在最近的将来达到顶点，从而不可避免地趋于崩溃，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历史描写为一个合规律的客观发展进程，是马克思学说的全部力量所在。
无可否认，马克思学说像其他任何思想体系一样，也带有它的时代所给予它的优点和局限。其中一个主要的局限是，它没有充分估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的自控制、自调节能力，这种能力在后来的历史中愈益发展起来，通过对资本主义矛盾实行自我调节——从“看不见的手”的无意识随机调节到有意识的社会自觉调控——使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把自身的固有矛盾转变为发展的动力，从而使这一社会具有了比人们的想象更久远的生命力。这一点已为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所证实。因此，马克思学说后来在预言资本主义灭亡这一点上经常遭到批评。也正因此，它那关于历史发展具有内在规律必然性的理论经常受到指责，被人们嘲笑为早已“贫困”和破产的历史宿命论、经济决定论。然而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使马克思学说在今天仍能成为社会分析的有力武器。它是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即不仅可以用来支持它所从属的学说本身，而且还可以用于揭示同一学说中包含的局限和错误。例如，马克思学说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预测有重大失误，这是一个事实。但只有当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去重新发掘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时，我们才能对与马克思的预测大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延续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才能合理地说明为什么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同样，列宁学说也是它的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列宁主义是在20世纪开始的世界整体性、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发展相互依赖性大大加强的时代背景上，西方社会思想与俄国社会思想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众所周知，俄国无论在地理、社会组织结构还是文化上都处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历史上既受西欧的影响，又受东方的影响。俄国之所以能在1861年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决定性原因来自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刺激。俄国资本主义是一种外诱型的资本主义，其特点是专制国家迫于外部压力，不得不强制性地引入资本主义因素来促进经济，促使社会向专制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互结合相互支持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固然能在短期内帮助经济迅速起飞，甚至在工业化的某些方面取得耀眼的成就，但无法有效地使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转化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就无法阻止社会思想界对它的强烈批判态度。而这种批判必然从先进的西方社会思想成果那里吸取力量，煅造武器。全部19世纪俄国社会思想史就是一部俄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社会思想进行对话和做出反应的历史。由此决定，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大大超前于实际社会生活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在知识视野、分析方法和社会批判角度等所有方面同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都具有极大优势的、特殊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19世纪60-70年代民粹派到80-9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构成一个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发展序列，他们彼此间可以展开激烈争论，后来者可以尖锐地嘲笑和揭露前辈们的错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把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进程推向前进。列宁后来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进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5](p318)列宁的这段话极其重要，它一方面指出了俄国社会思想发展之于社会发展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因这一发展的超前性而具有的思想上的优越感。
正是在俄国社会思想的这一超前发展中，养育了列宁的思想体系。立足于“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而产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基础之上，列宁自然倾向于高扬“自觉意识”的独立性，自然确信“自觉意识”负有对它所要代表的阶级进行理论“灌输”并对其实行思想和组织领导的历史责任，自然要求利用这种思想的和组织的优势去加速落后社会的跳跃式发展，自然认为能动的意志可以克服“客观必然性”的被动局限，按照自己的理想目标去重新设计历史的发展过程。总而言之，是世界整体化时代中俄国社会发展与思想发展的不平衡性，造就了列宁学说的基本特色。
两相比较，列宁学说高度强调主观能动意志的作用，从而在20世纪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搞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功效，作为一种现实斗争武器，它是有力的；而马克思学说则以其深邃远大的哲学眼光，对于历史长期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种种客观趋势具有深刻的透视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它至今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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