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锦慧[1]2008年在《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的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史为鉴”,回首世界经济增长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市场经济取向下的金融发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但金融的这种重要性并不意味着金融在不同国家或者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都应遵循同样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其间的缘由在于,在不同国家或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其经济增长条件(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市场和技术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各自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由此也决定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功能要求不同,从而也限定了金融发展的空间。作为服务于经济增长的金融只有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更高效的发挥自身的功能,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才能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否则,如果金融发挥的功能与经济增长的需要相违背(表现为金融抑制或者金融的发展超越了外部条件所允许的空间),则金融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甚至损害经济的增长,最终又使自身失去发展的根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资源的增长及其市场化配置机制的培育,对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金融效率低下、金融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正日益成为制约金融和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障碍。与速度和粗放式发展相比,金融效率问题是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从长远来看,金融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效率,而不是速度,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尤是如此。所以,从经济增长的需要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从金融效率视角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更好地认识二者之间的互动规律,也可以更有效地构建未来的金融体系,以此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上述思想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基点,金融发展(功能)——金融效率(银行效率、资本市场效率)——经济增长。除导论外,本文共分五章。导论阐述了本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的基本界定、研究思路以及结构内容。在金融要适应经济增长的理念指导下,提出适度金融效率的概念。适度金融效率的根本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核心思想是适度。第一章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总结了前人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银行与经济增长以及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为后文的进一步研究作了铺垫。第二章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依据金融功能理论构筑了一个银行、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框架,并结合以往研究从促进资本形成、改进资源配置以及推动企业创新三个方面比较研究了银行和股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功能的异同。为了更清楚地研究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本文引入了金融功能的概念。从功能视角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讨论金融在一定条件下应具备何种功能,如何通过金融功能地充分发挥实现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因此,本文首先研究了金融功能的内涵与金融功能的体系结构。之后,本文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视角来研究金融功能的分类与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现代金融的基本功能可分为四类:促进经济稳定的便利交易和稳定功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员储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以及创新功能。金融正是通过这四类基本功能的实现来影响经济增长,我们称之为金融功能效应。金融要实现其功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手段或媒介体。这些媒介体或手段就构成了金融功能的实现形态,简称为金融形态。因此,从理论上研究金融功能效应,就要研究金融形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将金融形态划分为金融机构形态(银行)与金融市场形态(资本市场),即直接金融形态与间接金融形态两部分。通过研究银行、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研究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章第三节从促进资本形成效应、改进资源配置效应以及推动企业创新三个金融功能实现角度出发,比较研究直接金融(主要是资本市场)、间接金融(主要是银行)功能效应机制的异同。第三章金融开放条件下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在第二章阐述的银行功能效应的理论基础上,首先用DEA方法测度了1994-2006年中国银行业总体平均的效率水平以及四大国有银行和10家股份银行平均效率水平(包括成本效率、配置效率、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整体技术、纯技术和规模效率的水平均高于成本与配置效率水平,整体成本与配置效率的波动要大于技术、纯技术及规模效率的波动;我国银行成本与配置效率在样本期间呈上升趋势,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相对稳定,略有下降;除纯技术效率外,我国股份银行的效率本期间均高于国有银行;国有银行的配置效率高于成本效率;通过对成本效率与配置效率变动的分析,发现贷款质量是影响我国银行成本效率与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加强贷款风险管理是提高银行成本效率与配置效率的重要渠道;股份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比国有银行强,而且受外界影响要小;国有银行规模效率发挥不充分,甚至在有些年度出现规模递减的状况。然后,在银行效率测度的基础上,用银行效率值分别采用协整、多元VAR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研究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三种方法所得出共同的结论是:中国银行业的效率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国有银行效率比股份银行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范围更广、作用更大;国有银行规模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产边际递减,而国有银行纯技术效率、成本效率与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边际递增;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多元VAR分析均表明在我国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在国有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表现尤为突出;尽管股份银行现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弱于国有银行,但股份银行通过比国有银行良好的综合管理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且对经济影响力边际递增。第四章金融开放条件下资本市场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与第三章对应,本章在第二章对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理论分析基础上,首先,运用Jeffrey Wurgler(2000)动态扩展模型方法测度了1996-2005年中国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处于较低水平而且波动较大;股票交易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总体上低于发行市场的效率;股票交易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总体波动小于发行市场。然后,用股票市场效率值分别采用多元回归分析、VAR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研究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得出共同的结论是: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无论是股票发行市场还是股票交易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均不显著相关;在一阶条件下,无论是股票发行市场还是股票交易市场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在二阶条件下,经济增长对股票发行市场和股票交易市场的效率影响作用在统计的显著性上大大增加;从VAR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场(无论是股票发行市场还是股票交易市场)均不是经济增长变动的原因;而经济增长是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变动的原因。第五章金融开放条件下银行效率、资本市场效率的增长效应的比较与政策建议。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本章比较研究了我国股市发展、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长期内银行效率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而资本市场效率(股票市场效率)与我国经济增长不存在协整关系,而且回归分析结果也显示资本市场效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且银行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的提高,归根到底是通过规模效率的提高,而不是通过配置效率、成本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的增长。总体来看,国有银行比股份银行在更多方面影响经济增长等重要结论。提高金融效率是促进金融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中国金融改革的主线应该是围绕着提高金融体系效率、最终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来进行。所以在文章的最后针对各部分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提升银行效率、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以及调整我国金融体系形态结构、实现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资金互动的初步想法。希望这些建议能对提高我国金融效率、指导金融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范奇芳[2]2007年在《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内部资本市场是对企业集团财务资源进行整合和重新配置的场所,其本质是市场行为内部化,它具有减少企业与外部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和激励摩擦、降低筹资成本和提高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效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集团优势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已有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对多元化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资源分配特征、效率等问题的分析,本文选择经济转型期的国有企业集团作为研究对象,与已有研究对象相比,国有企业集团在产权属性、所处的经济政治背景、投资特征等方面有自身的特点,以分析这些差异化的特点为起点,来考察我国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以企业委托代理理论和企业集团内部资本配置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首先,借鉴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国有企业集团的委托代理机制,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所导致的多层代理问题将引发各种寻租行为、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掠夺行为;分析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配置理论对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研究的启示。然后,结合内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和国有产权特性的影响,分析了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涵义、国有产权特性及政治特性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并结合其他影响因素,建立了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影响因素的综合模型。最后,通过选取适当的样本和指标对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根据前文的分析结论,提出通过采取适当措施来降低两类代理成本、完善财务公司投融资功能,以提高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效率。
吴剑雄[3]2012年在《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为此需要通过多种政策工具加以引导，其中，证券市场就是重要的制度安排。本文将开放条件下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关系以及在我国的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对资本市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原理、作用机制、作用路径及外部条件等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理论研究的结果表明,资本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根源于资本逐利的本性，趋利性资本流动使得具有普遍稀缺性的资本在效率不同的产业间流动，资本会自发地由利润率低的产业流向利润率高的产业，进而使得产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并趋于合理化。这就意味着，资本必须通过高效率的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资本市场必须对国内外各产业、投资者和融资者开放，也就是资本可以在产业之间自由流动，换言之，没有产业进出壁垒，比如行政性禁令、行业垄断等,在全球条件下，还需要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市场功能与产业结构调整必要条件具有天然的耦合性，表现如下：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能够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所需的资金；资本市场的产权界定功能为资源在产业间的有效配置提供了基本前提；资本市场的风险定价功能能够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基本导向；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功能有助于促进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实现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资本市场优化产业结构的机制包括，第一，资本市场具有有效的遴选甄别潜力主导产业机制；第二，资本市场通过本身固有的融资功能，推动具有成为未来主导产业潜质的新兴产业形成主导产业，并通过扩散效应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为系统化地定量判断我国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与增长的现状，本文对资本市场调整产业结构的市场效率、资本市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资本市场促进我国三次产业调整的实际绩效、资本市场促进我国制造业优化的实际贡献、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和金融业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缺乏效率，对产业结构优化作用甚微。通过对我国中小板及创业板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及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以下几个命题：第一，中小板及创业板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机制基本有效；第二，相比较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主板上市公司，以创新型中小公司为主的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表现出更高的成长性；第三，中小板及创业板为风险基金提供退出通道的机制基本有效；第四，中小板及创业板对培育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龙头作用效果明显。通过对我国股票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作用效果的实证表明：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性、成长性、盈利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其规模经济作用效果尚不明显。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一章为导论，该部分阐述本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结构内容。第二章为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着重梳理关于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对有关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文献进行梳理，接着对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关系理论文献进行梳理，最后介绍我国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与增长的相关理论研究。第三章论述资本市场调整产业结构一般原理与机制。本章首先阐述了产业结构调整及资本市场各自的相关理论，进一步重点论述了资本市场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原理、作用机制与路径和作用条件，强调资本市场开放的必要性。第四章为实证部分，利用我国资本市场与产业调整及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对我国资本市场调整产业结构的实际效果进行实证。本章进一步理论阐述及实证以下几个问题：我国资本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是否具有效率，从而实证我国资本市场是否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我国资本市场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我国资本市场是否促进了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第五章进一步对我国主要产业与资本市场关系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证，主要包括，我国资本市场是否促进了我国最重要的产业——制造业的优化；资本市场与房地产业关系的理论关系论述与实证；资本市场与金融业（银行业）关系的理论关系论述与实证。第六章为资本市场、高新技术产业与产业高度化，其核心问题是实证我国资本市场是否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本章首先论述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关系，接着对我国中小板与创业板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关系进行实证，进而证明资本市场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实际效果，最后，对资本市场与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关系进行实证。第七章为开放条件下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理论探讨。本章首先从理论上阐述资本市场开放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关系，接着以英国和台湾等高度开放的资本市场为例，提供了资本市场开放优化产业结构的经验性证据，最后对QFII、QDII、国内企业海外上市及国际板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进行分析。第八章为结论与对策建议。本章根据前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论，针对我国资本市场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作用不能发挥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王成秋[4]2004年在《投资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投资活动是企业财务活动的核心,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根本。企业价值的增加从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取决于投资效率的提高。因为只有科学的投资决策,高效率的投资决策,才能带来更多的现金流量折现值,从而增加企业价值。但现实是残酷的,我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正是基于以上思虑,笔者在借鉴西方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企业的角度对投资效率的基本概念、投资效率的理论框架以及投资效率创造的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系统地研究,以求丰富和发展投资理论,推动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 本文研究的内容由导论和八章内容构成,其层次结构、主要内容如下: 导论部分。本部分首先论述了研究投资效率问题的背景;其次,对国内外有关投资效率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第三,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第四,阐述了本文的逻辑思路与研究框架;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一章是投资效率概述。本章首先界定了投资效率的含义,指出投资效率是企业投资所取得的有效成果与所消耗或占用的投入额之间的比率,也就是企业投资活动所得与所费、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关系。但此处的投资活动所得和所费比经济学中的投入与产出在范畴上要广泛的多。其次,讨论了投资效率的形式特征。指出投资效率标准的多样性、投资效率实现过程的跨部门和跨领域性以及投资效率的外部性是投资效率的最根本特征。第三,论述了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第二章是投资效率的环境分析。与投资效率相关的环境因素很多,但资本市场效率和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其特殊性。资本市场具有效率性和混沌性,而资本市场效率的高低会间接影响到投资效率的提高,但我国的资本市场却是在以低效率运行,故而论文提出了有效提升我国资本市场效率,营造理想投资环境的措施。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则会直接关系到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投资效率提高的保证,是提高投资效率的内在动力。但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也存在着许多缺陷,笔者在此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第三章是投资效率的目标。投资效率的目标具有多层次性,具有综合性。因而给投资效率目标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件困难的事情,但可以通过多元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论文将投资效率目标分解为风险性与收益性的均衡、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最大化和投资所需的资本成本最小化三个子目标。 第四章是投资效率的评价体系。本章首先探讨了投资效率的价值标准,并对传统的投资效率评价体系进行了评析;其次在此基础上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美国和我国企业的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比较,发现我国企业在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不理性,回收期指标的高频率使用,折现指标的倍受冷落应该是比较贴切的概括;再次,针对我国现状,构建了理性的投资效率评价体系。 第五章是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率。从这一章笔者开始论述投资效率创造的途径。本章主要探讨了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指出我国企业进行投资规模扩张势在必行。但我国企业在规模扩张过程中存在许多的误区,针对我国企业规模扩张的误区,笔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第六章是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上)。本章主要探讨的是投资的时序结构。首先对投资结构进行了划分,界定了本章对投资结构的研究范围,即时序结构;其次,论述了投资时序结构的特性;再次探讨了投资时序结构的理性选择。 第七章是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下)。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多元化投资结构。关于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分析,重点放在本章多元化投资结构上。本章首先对多元化投资结构进行了界定;其次,分析了投资结构的收益和风险;第三,阐述了有效投资结构的选择;第四.讨论了投资分散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第五,在分析我国企业多元化投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企业的多元化投资的模式—在核心专长与核心产业支撑下的有限相关多元化模式。 第八章是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的协调效率。本章首先分析了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的矛盾与冲突,而后论述了投资规模与结构的协调趋势又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协调的绩效、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的协调,最后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的对策与思考。【关键词】投资效率投资规模投资结构评价体系多元化投资
陈梦根[5]2005年在《转轨经济中证券市场的成长与制度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早期的一批企业发行股票以来，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走过了萌芽、诞生和初步成长的二十余年历程，沪深两所成立也已有十余年的历史。中国证券市场在这段历程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市场规模甚至可与发达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相媲美。但是到现在，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证券市场虽已初具规模，但市场效率还有待于提高。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尚处于一个不断变迁的动态演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制约证券市场走向成熟的因素，而且随着市场的成长，一些潜在的制度性缺陷和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和尖锐化，导致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运行与理论功能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如何迅速提高市场效率，推动证券市场的下一步发展和迅速走向成熟，这是一个极为紧迫而又重要的研究课题。 已有的文献对证券市场成长的系统性理论研究还比较少，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问题——对策”这样一个较浅的层次上，而国外的有关理论大都是建立在发达国家成熟证券市场之上，对象中国这样的新兴证券市场成长的解释能力较差，对实践的指导能力就更为有限。本文深入考察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成长路径与制度演进，旨在发现转轨经济条件下证券市场成长的一般规律，为下一步发展与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的政策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作为转轨时期中国社会经济体系中发生的一项重大变革，证券市场的演进变迁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本文将证券市场成长看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非市场因素对市场的成长与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基于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在沪深两所成立后的几年中，政府强力介入了证券市场的成长，中国证券市场从此走上了强外生性的成长道路，演变为一个不完全的证券市场，市场功能发生体制性变异，市场效率受到严重制约。中国证券市场的下一步发展必须启动和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努力效应，全面推进以效率为核心的市场整体创新，使之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全文共分9章，从内容上看，主要研究了以下六个问题：①关于转轨经济条件下新兴证券市场成长的一般理论；②经济转轨进程与证券市场的成长；③中国不完全证券市场的生成与化解；④中国证券市场效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刘杰文[6]2003年在《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效率影响的研究》文中指出机构投资者的迅猛发展是近一、二十年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特征。它使传统的以银行为中介的金融体系发生深刻变迁，机构投资者主导的资本市场大有全面取代占据传统金融中介核心地位的银行体系之势，并引发了理论界关于机构投资者与银行未来发展地位的学术之争。无疑，机构投资者正在改变金融市场的结构与行为，并且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这种变化并非仅局限于某些发达国家或地区，而是以一种“先进制度”的面目为新兴市场和转轨国家所接受并迅速复制。但这种变化太过迅疾，以至于人们并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它的真实效用，因此它的持久性以及真实性值得怀疑。 中国的资本市场成立虽不过十年出头，但发展迅猛，已成为国民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证券市场上引人注目的是，在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快速发展的示范下，中国证监会提出了“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战略构想，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主导下，我国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近年来快速发展。但从证券投资基金对证券市场的实际影响来看，效果却并不理想，投资基金也未得到想象中的市场广泛认同。这显示出中国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政策与市场当前的内在要求并不相符，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层对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认识可能存在误区。因此对于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作用有必要作出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作的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分析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效率的真正影响，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作一些有益的探索。全文共分八章。 第一章导论，阐述本文选题的背景、研究范围和对象，并给出研究的思路、框架，并对一些重要概念及假设作出说明，介绍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强调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逻辑推理与归纳分析统一并用的研究方法，以取得全文逻辑体系的严密与完整。 第二章阐述资本市场效率理论。在分析了传统经济学对效率、经济效率以及资本市场效率定义的基础上，我们探讨了新制度经济学对效率的定义。并且对传统的标准金融理论主要是资本市场有效假说(EMH)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作了回顾和分析，指出标准金融理论由于其过于理想的假设条件，它已无法解释现有的市场现象，不能作为我们的研究工具。因此我们尝试重新构造了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的理论框架，强调指出对中国资本市场效率问题要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来考察。 第三章是分析机构投资者的经济法律特征，探讨了机构投资者的种类及各自特点。指出机构投资者是一种集合投资，从法律上来说是一种契约关系，机构投资者具有比较特殊的两级契约关系，机构投资者的委托代理问题是理解其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四章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机构投资者行为对市场证券价格以及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影响。指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证券价格并非完全是证券内在价值的反应，证券价格甚至证券基本价值本身很大程度上会受各方投资者行为的综合影响。而投资者行为决定于两方面因素，首先行为受制度环境的约束，其次行为受投资者自身心理和情绪的影响。指出事实上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并不能确保比个人投资者更为理性，相反，机构投资者更有可能发生非理性投资行为，比如羊群行为、投机与操纵等。因此，机构投资者能够影响证券价格，甚至可能长时间使证券价格完全偏离其内在价值，从而使资本市场的价格相对无序，降低资本市场效率。 第五章从三方面探讨了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宏观效率的影响，首先探讨了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资本市场是否会取代银行金融体系核心的地位，机构投资者是否能促进储蓄水平的上升?其次考察机构投资者是能促进上市公司的业绩即上市公司的社会产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对于公司的经营业绩有很大影响，而机构投资者凭借其大股东的地位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可以发挥较大作用，那么以往都是采用“用脚投票”的机构投资者是否能够转变策略通过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第三是研究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因为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给整个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因此，机构投资者的日益崛起对于资本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始终是各界所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己有的大多数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确实会加剧市场的波动性，特别是在市场处于暴跌的时候。 第六章分别探讨了美国日本中国三个国家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并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异同。指出三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环境差异极大，资本市场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发育程度和安排也不一，但三个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对于本国的资本市场都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对于本国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由于机构投资者所处的制度环境的不同，不同国家机构投资者所造成的危害程度是不一样的。 第七章指出机构投资者的行为是受制度约束的，很大程度上来说，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差异是对不同制度安排的适应性反应。因此机构投资者是否能发挥其对市场有利的作用，而抑制其有害的一面，要看资本
袁小露[7]2017年在《多元化角度下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世纪中期,美国掀起了一场并购重组和多元化经营的巨浪,自此提出内部资本市场(Internal Capital Market,ICM)的概念,企业集团内部各分部之间围绕资金进行的竞争态势叫做“内部资本市场”。但有趣的是,自从1980s以来,美国出现了多元化集团解体,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过度多元化不能带来企业集团价值增值。而21世纪以来,市场中出现了那么多的多元化企业集团,为什么它们仍然能够以多元化细分市场开展业务而做大做强呢?原因就在于,研究影响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因素,从而最大化有利因素,削弱不利因素。但更加重要的是,必须以适度的多元化程度为前提。因此,本文特别从多元化的角度解释如何发展多元化,才能更加有利于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从而提升企业集团的价值。我国企业集团融资渠道有限、企业和外部资本市场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显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集团通过多元化经营而建立起来的内部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首先概括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及其效率和多元化的概念,又以内部资本市场理论和多元化为理论基础,为下文研究多元化角度下的内部资本市场进行铺垫。然后,通过对我国企业集团现状的描述,解释了我国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低下的原因。之后,本文以上海实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为案例,介绍了上实集团的研究背景,并且分析了上实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形成过程和运营模式,随后运用经营绩效和现金流敏感性分析法,对多元化战略修正前后上实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进行评价,指出多元化角度下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变化的原因。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如下:上实集团过度多元化导致其内部资本市场基本无效,资源配置不合理,而有限多元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内部资本市场的效率。由此可以得出多元化战略的改变影响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另外,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整体上是有效的,但是效率有待提高。目前阶段我国集团的多元化能力来讲,专业化经营的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要低于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在一段时间内,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与多元化程度是同向关系。根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我国企业集团多元化发展应该适度,程度较低的可以发展多元化经营,以体现其在内部资本市场中的正面作用。当然还要进行相应的外部监督、强化管理层激励和完善相关机制等措施来增加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本文从现金流敏感法、经营业绩评价法和多元化角度下的影响因素分析三个方面对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进行了分析,完善了内部资本市场分析角度。第二,将案例从多元化角度进行剖析,并分析了多元化战略修正前后效率由负转正的原因,这对提高上实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有很大的作用。第三,分析了我国企业集团现状,然后针对我国内部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意见,包括健全企业分部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外部监管环境和建立集团内部金融中介等。同时,本文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一是本文案例选择单调,没有进行多案例研究,片面的代表了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测算结果。二是上实集团案例分析只根据旗下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上实集团整体资本市场效率敏感系数值,此过程中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其结果可能有误差。
李雨欣[8]2017年在《集团多元化、产权性质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控制多家上市公司的企业集团不断涌现,让自有的子公司上市或以投资的形式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等手段层出不穷,成为他们高效吸收资金和扩充资产规模的方式。以往单一形式的企业主体渐渐被母子公司多法人主体替代,集团业务越来越多的下沉至下属公司,这些新的经营特征必将影响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然而,以往有关多元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研究大多是在单一主体框架下,探讨上市公司的多元化。很少有学者关注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的结构特征,研究集团内部的业务分布、多元化程度、产权性质等特征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关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研究也仅停留在上市公司层面,没有将集团层面多元化与其控股上市公司层面多元化结合起来研究其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针对以上研究不足,本文拟从集团制企业出现的特征角度出发,将集团层面多元化与控股上市公司层面多元化结合起来,运用相关理论和经验证据,研究其对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对现有研究作出补充。即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为:集团整体的业务分布模式如何影响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集团企业层面到上市母公司层面的上层内部资本市场和上市母公司层面到控股子公司层面的下层内部资本市场如何优化资本配置?进一步,从代理角度出发,本文考察了集团层面多元化在不同产权约束下对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影响存在差异的原因。本文利用A股上市公司构成的企业集团的2008-2014年的集团层面多元化、控股上市公司层面多元化、产权性质和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研究发现以下几点:(1)我国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总体有效;(2)集团层面多元化程度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成正相关关系,集团控股上市层面多元化程度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负相关;(3)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是随所归属的国资委级别的上升而递增的,同时地方国资委控制的企业集团效率要低于民营集团;(4)对于地方国资委控制的企业集团来说,其集团层面多元化程度较低,且集团层面多元化程度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正面影响随之减弱。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1)以上市公司构成的集团为研究对象,直接研究集团多元化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与企业绩效或价值的关系;(2)同时考虑集团层面多元化与其控股上市公司层面多元化,分别研究他们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整个集团内部的业务分布特征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3)考虑代理角度,考察集团层面多元化在不同产权约束下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影响存在差异的原因。以期能拓展现有的多元化和资本配置效率的理论的研究,并为企业集团及其控股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策略和经营模式提供一些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1)为集团层面多元化经营和集团控股上市公司层面多元化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关系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经验证据;(2)实证分析结果对集团及其控股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策略、业务分布、经营模式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的研究对当前的央企并购重组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朱萍[9]2008年在《多元化战略的价值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关于多元化战略的价值效应,理论界主要存在多元化折价和多元化溢价两种假说,而存在于多元化企业内部的资本市场被广泛地认为是此价值效应的解释视角之一。基于内部资本市场理论,部分学者认为,多元化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能够为其价值带来正面效应,如财务协同效应、节约外部融资交易成本等;但部分学者却认为,多元化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将为其价值带来负面效应,如部门间的交叉补贴、部门经理的寻租行为等。那么,多元化战略的价值效应如何?其是否可用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进行解释?因为度量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数据收集限制等原因,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实证分析甚少。因此,为弥补国内学者在多元化战略价值效应成因解释中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视角的欠缺,同时为多元化战略价值效应成因的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假说提供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本文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视角对多元化战略的价值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基于多元化战略价值效应成因的内部资本市场假说,主要研究两个方面问题:多元化战略的价值效应、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视角的多元化战略价值效应成因解释。前者通过检验不同的多元化战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来进行,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通过进行一步检验不同的多元化战略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关系、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来进行。其中,对于多元化战略的研究均从多元化程度、多元化类型两个角度进行。以期通过此两个层次的研究揭示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是否是多元化战略影响企业价值的途径之一。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最终得出如下三组研究结论:多元化程度与企业价值负相关,非相关多元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次于相关多元化;多元化程度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负相关,非相关多元化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次于相关多元化;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与企业价值正相关。由此说明,多元化战略尤其是非相关多元化战略存在折价效应,且这种折价效应与低效的内部资本市场同时存在,而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因此低效的内部资本市场是多元化折价的解释之一,即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是多元化战略价值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研究结论支持多元化战略价值效应成因的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假说。在对此结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结合自身资源特点谨慎选择多元化战略以及加强多元化公司内部资本市场建设的建议。
苗振洲[10]2006年在《中国资本市场效率问题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完善的资本市场条件下，资本市场价格对相关信息做出准确、及时的反应(定价机制)，实现定价效率；在此基础上，通过价格信号的有效传导(价格机制)，实现资本的高效流动，以此来发挥资本市场对社会金融资源的动员、引导与合理配置作用。然而，建立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相同机制运行的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在缺乏清晰的产权边界和良好的信用基础环境以及政府严格控制下的资本市场中，即使定价机制能良好的发挥作用，价格机制也不能实现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求。 本文紧紧围绕定价机制和价格机制这两种逻辑关系，重新构建了资本市场效率研究的理论框架，分别说明了定价机制和价格机制高效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指出定价效率主要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微观结构，包括市场交易制度、参与者结构、风险管理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司法制度和微观经济制度因素——产权约束、信用约束和政府管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的效率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低的结论。随后，分别从定价机制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具体分析中国资本市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得出股权分置、交易制度单一、投资者结构不合理和缺乏风险管理制度使定价效率低下；资本市场层次结构单一、微观经济制度不健全和司法不严，不重视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使价格机制很难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的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研究[D]. 王锦慧.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2].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D]. 范奇芳. 长沙理工大学. 2007
[3]. 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研究[D]. 吴剑雄.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4]. 投资效率研究[D]. 王成秋. 天津财经学院. 2004
[5]. 转轨经济中证券市场的成长与制度变迁[D]. 陈梦根. 东北财经大学. 2005
[6]. 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效率影响的研究[D]. 刘杰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7]. 多元化角度下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研究[D]. 袁小露. 江苏大学. 2017
[8]. 集团多元化、产权性质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D]. 李雨欣. 北京交通大学. 2017
[9]. 多元化战略的价值效应研究[D]. 朱萍. 南京财经大学. 2008
[10]. 中国资本市场效率问题探析[D]. 苗振洲. 郑州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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