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都城地理格局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城论文,格局论文,古代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是一定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标志。透过历史发展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就会发现中华民族发展的每一个时期，其文化特质与内涵，大都集中体现在城市，特别是国都的建设上。
轩辕黄帝与城邑萌芽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已出现过许多有关“”城字的形象。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轩辕黄帝时期城邑的萌芽。他说：“黄帝者姓公孙，名轩辕。”那时“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吕征不亭。”先与“炎帝战于板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其后“黄帝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邑于涿鹿之阿”。黄帝“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
在辽宁西部牛河梁、东山嘴发现距今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其布局和性质与今天的北京天坛、太庙和十三陵很相似，有象征“天圆地方”的祭坛和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的建筑群。这些都是中国城邑萌芽的佐证，古史文献与考古发现证实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城邑萌芽的国家。
夏、商时期国都依黄河支流而转移 城墙是“城”最为直接的标志，象征着中国“城”的传统特征。据《史记》所载，禹是夏初的历史人物，此时约公元前21世纪。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尸沟乡发现了夏代的宫殿群。在山东历城县的城子崖村和河南登封阳城的王城岗发现当时的城堡。古史载：“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当时国家政体的完善、城郭的出现和古史文献、考古发现是吻合的。夏朝400余年间，迁都不下10次，其都城的确切面貌， 至今尚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不过可以肯定，当时都城大都依黄河及其支流而转移。
商朝存在于公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中叶。商都迁徙也有“前八后五”之说。考古发现与古文献印证，汤都西毫（河南偃师西南），仲丁迁隞（河南郑州商城）都在黄河岸边。商末盘庚迁殷（河南安阳）在当时黄河支流洹水之宾。殷都以水环之，码头就在城边。享有近水之利，可以通过黄河航运上下联系。商以华夏族的东支为主干，文化观念以“尊天命、敬祖宗”为本。宫殿、宗庙是当时人们礼仪性的聚汇点，也是人们集聚朝觐的目标，在城市结构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商也纳入了周边众多的方国。因此，《诗经·商颂》里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描述。民族融合、祭天、敬祖、车马、礼乐、宗庙、社稷、城郭、宫室都健全起来，从而创造了辉煌的城邦历史与文明。
《史记·周本纪》等古文献认为：“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先周时期，周人屡迁都邑，其中邰（武功县渭河北岸）、豳（泾水南岸）、岐（漆水、千水附近）、丰、镐（均在沣河中游）是人们所公认的。其中周的先祖古公亶父，迁居歧下立国，在此建立都城为“京”。这里北倚岐山，南临渭水，是为周原。都城建立在渭河支流汘河、漆河之滨。当年有凤凰泉、润德泉、龙泉等众多泉水涌出。至西周开国之前，文王伐崇进一步将都城迁往丰京。武王伐商之后，又作镐京。丰、镐二京位于沣水与渭水交汇之处。这里位于关中平原中央，是关中平原最为开阔的地带，享有水上交通的便利，可以与诸侯国进行便利的经济、文化往来。周的强大发展是和它一次又一次从黄河三级、四级支流上逐渐向二级支流即渭河边转移的过程分不开的。
西周至唐末的东西两京制度与东西文化轴心带《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篇说：“考十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这是西京。以关中平原为根据地的周王朝灭商之后，以渭河、黄河的航运为通道，大力向黄河下游拓展。东西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成了当时的主旋律。在伊、洛河畔，这“天下之中”营建洛邑，即“周公小洛”建立了东京。东京北有邙山为屏障，南有伊阙耸立，西望秦岭，东临嵩岳，伊、洛、湹、涧四水绕流其间，是山河拱载的形胜之他。由沣水、渭水、黄河、洛河的航运连接起来的东、西二京，沿着关中盆地、伊洛盆地延伸连接，从而形成了东西文化轴心地带。这一地带成为全国经济、政治的中心枢纽。通过这一枢纽把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的西部经济文化区与华北平原为中心的东部经济文化区连接起来。
其间，“秦”的称号始于先祖非子，他因功受封于秦邑（甘肃清水县西北）。周宣王时代秦庄公破西戎又有功，被封为西垂大夫，迁都尤丘（陕西兴平东南）。西周末年平王始封秦襄公为诸侯，迁沂（汘水之滨）、再迁平阳（岐山县西）、三迁雍（凤翔南）的雍水之宾；回迁栎阳（泺水滨）。此时秦孝公招贤纳士，修德行武，用商鞍变法，又迁都于渭水之滨的咸阳。这也即由黄河的三级、四级支流一次又一次向渭河畔转移，经过自西南东的七次迁都，最后鼎定于咸阳。在咸阳建都100多年间，依赖渭河、黄河航运， 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并进而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废封建，立郡县”的郡县制国家。这一东西文化轴心带的格局，从西周初年开始至秦汉完成。此后至少延续到唐末，前后经历了2000多年。这一经济文化轴心带的建立，也完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二是诸夏的融合与汉族的形成。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譬如黄河水系乃一大主干，逐渐容纳许多支流的水体，逐渐化为一大主流。
五代及两宋国都的游离状态 中唐以后气候的变迁，黄河、渭河泥沙大增，渭河及黄河三门峡一带漕运十分困难，致使天子也常常不得不“逐粮而居”，就食东都洛阳。关中已失去了容纳国都城市的经济基础。国都城址向经济文化发展更为有前途的东部转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公元10—13世纪间，国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先后建都的城市有北宋的东京（开封）、南宋的临安（杭州）、扬州（今扬州）、建康（南京）；西夏的兴庆府（银川）；辽的中京大定府（内蒙宁城县大明城），上京临横府（内蒙巴林左旗南）、东京辽阳府（今辽阳）、西京大同府（今大同）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等和金中都（今北京）。
这时的国都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商业活动在国都城市里的巨大活力，冲淡了王权的力量，尤以东京和临安为显著，形成了中世纪全世界壮丽无比的大都会市场。两宋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是空前的，即便此后的元、明、清也难以比拟。此间，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无一例外地继承发展了由孔子总结的夏、商、周文化的传统精华。
元、明、清的南北经济文化轴心带 元统一中国后，北京终于上升为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北京位于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地理单元的接洽处。经过辽、金、元、明、清五代，从陪都发展成为首都前后也近1000年。这里处于北方民族文化交流的有利位置。为了连接中国另外两大地理单元，即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特别是得到长江流域经济与文化的支持，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成为历届政府关切的大问题。元世祖忽必烈把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也为我国运河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南北经济文化重心及南北大运河形成了南北轴心带。特别是明朝将南京也定为都域或陪都，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都城地理格局的总特点。
元、明、清三代行省制度的确立，又掀起了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至清代，一个多民族的多元文化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