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马克思思想的学术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为什么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2)05-0020-07
2011年，伊格尔顿出了一本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当年就出了它的中译本[1]。我想，原因不在于作者是知名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他在某种意义上恰巧完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个子项目。该工程是我国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最重要举措之一，它的目标是认真地面对那些常悬在我们心中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我们是否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马克思是否可能错？如果错，错在哪些地方？等等。客观地讲，从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大会之后这些问题就开始了，正是在此次大会上，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以及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潮，成为工人阶级追求解放的单一意识形态。在其之后产生那些问题，也是自然的。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强调过，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历史研究的指南，是对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科学分析，因此是根据条件转移而灵活运用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无非如此。这意味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都必须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也必须不断发展。这也就提出一个更深层的要求，即如何在时代风云变幻中始终正确地审视马克思本人的学说。我们做国家工程，表明了对问题理解的成熟姿态，但同时也需要明确，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答案。因为，问题不只是学术的、理论的、思想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我们看到，伊格尔顿的回答，是作为一个西方人对自己的时代问题和意识形态做出的反应，他并没有直接触及那个更深层的问题：考虑到政治过程中的党派立场冲突，我们不可能指望全球产生统一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就是说，从党派的立场来看，“马克思是否对的”这个问题都不能达成共识，更不必说“为什么”了。但，我们能否从学术的、理论的角度来回答，并且亦由此说明政治过程中党派冲突的意义？我想这是有可能的。本文的基本任务也就是从学术和思想的角度尝试性地探讨如何来回答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一、从学术角度评估马克思思想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既然是以一种学术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按照标准的学术套路来进行。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审理学术史，把自己的讨论建立在学术共同体建立的共识基础之上。在此，我以一个重要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在于，它来自非马克思主义阵营，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却没有充分重视它。
例子来自汉娜·阿伦特，她是20世纪美国非常著名的女性政治哲学家。1953年的时候，她曾经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对马克思的评论。阿伦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而在海德格尔的学生中，关注过马克思的又不是她一个人，卡尔·洛维特等人，甚至海德格尔本人，都留下过对马克思的不少评论，这是非常有趣的。为什么？下面，我将以阿伦特的回答来说明。为了把握这个例子的特殊的重要性，我希望关注一下阿伦特讨论问题的年份。1953年-1956年这个阶段，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因为它和马克思主义有着非常复杂的相关性。那是美国麦卡锡白色恐怖终结前的最疯狂时期，海德格尔的学生在这种氛围之中去讨论马克思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这样一个语境中，阿伦特非常明确地说：“思考和评论马克思都绝非易事”。不过，阿伦特并没有直接谈论自己的舆论环境之影响。简述马克思的政治和思想影响以及思想界对他的认识起落之后，她强调了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与今天我们面对的困难相比，过去对待马克思的困难主要是一种学术问题[2]274。
这个问题的提法有点怪。因为，这与我们的理解以及今天的流行看法正好相反。这个提法当然具有麦卡锡主义背景(在那背景中政治造成了理论的困难)，这个背景使得过去的困难倒是学术上的了。但是，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将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过去的思想史研究并没有认真地从学术的角度对待马克思。当然，这个提问是针对西方主流学术的，但我们不妨也回顾一下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经验，这将是有好处的。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大会的历史意义，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思想——在现代社会政治过程中具有直接作用的政治思想——开始得到诠释。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一直都是在政治意义上来进行的，而很少有人严格地从学术的角度把马克思的问题说清楚。尽管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东西方分野产生了后来所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动态，这一动态为从理论和学术角度客观地面对马克思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即“是否能够根据特定时期的公认学术标准说清楚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阿伦特当然不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的。她在强调学术视角重要性的时候，是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理由(我把她的讨论顺序颠倒了一下)。一是政治的，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最终都涉及政治或党派立场的冲突。在这个问题上，矛盾是无法解决的。由于马克思的使命是造资产阶级社会的反，要资产阶级和痛恨革命的人喜欢它，这是不可能的。二是思想史的。思想史上的大师没有一个不引发争论的，这是常态。她提到了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例子，我们补充两个更激烈的例子，马基雅维利和卢梭，几乎其后所有的思想家都会提出对他们的独立解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争论都会风云再起，以至于整个解释史在表面上陷入了绝望状态：似乎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建立某种稳定的理论形象。
阿伦特强调学术，主要是针对第二个方面的，也正是这一方面对我们的研究具有直接而重大的启示。在阿伦特看来，前后不一致，甚至明显的矛盾，正是伟大思想家著作的特色。因为，在那些不一致中，恰恰隐藏着理解他们的最有效线索。二流的思想家就不会产生此类问题。基于此，她回应了人们对马克思的攻击，强调：正是马克思直接回应了在他那个时代日益突出而其后构成全部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劳动和历史问题，并且，只要我们仍然生活在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和历史问题困惑之中——同时由于缺乏在理论上的澄清，它们也就变得更加尖锐了——我们就仍然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2]280。
简单地说，伟大的思想家恰恰因为他们著作中的矛盾而更加伟大，原因在于他们比其他人更忠实地切入一个时代。因此，伟大思想家们著作中的矛盾正是现实的矛盾，他们提出的问题绝不是杜撰①。
在第二个理由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说明马克思正确性的一种必要视野：一个思想家提出的问题，其真实性与可靠性。这种可靠性，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也体现了真诚性。19世纪80年代以来，赞成和反对马克思的斗争如此激烈，在争论中产生的各种误解如此巨大，以至于很难精确地描述争论的每一方到底在想什么，究竟在谈论谁。然而，只要仍然存在着评论历史思想家的必要，就需要我们提出评价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目标，而且也只有它能够提供不受政治立场左右的共识性结论。
从学术的角度看，如果说马克思那样伟大的先贤比我们更深刻地触及了时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我们的时代问题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它们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变化并且影响着人类自身命运的？阿伦特强调这些问题是构成我们进入马克思思想的基础，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以认真研究，我们就无法触摸到马克思的脉搏。阿伦特的这段表述其实也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中一贯强调的观点，如果不真正理解历史，就不可能理解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今天，我们的许多研究都希望把马克思当成一个客观的对象，在学术上突出马克思的文本和表述(作为证据)及其解释技术(作为逻辑)的重要性。这本是一种进步，但恰恰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研究者似乎太执著于“科学”，反而忘记了科学得以发生的基础——历史。他们提出了许多漂亮的命题，但实际上和马克思的思考却没有多大关联。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用马克思的方式去面对马克思曾经面对过的问题。特别是许多在常识意义上就能够理解的命题在专家的解读中反而成为不可理解的思想密码。其结果是，马克思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与这些理解相比，阿伦特是十分深刻的，因为她是从人类命运的高度来思考马克思曾经讨论的问题。理解这一点，就理解这了阿伦特这个例子的意义。阿伦特强调：
马克思是那样一个伟大的先贤，他不仅已经关注到我们至今仍陷于其中的困境，他的思想亦可能为某种形式的极权主义运用或滥用。因此，马克思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回到传统的可靠中介，因为他本人比我们曾经能做的要更深地扎根于传统(甚至在这一时候，他认为自己正在反叛传统、颠覆它或从理论的—解释的分析之优先性逃离进入历史的—政治的行动)。对于我们来说，极权主义必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事件，并因此，传统确凿无疑地中断了。因为马克思注意到一些新的基本事实，传统本身并没有为这些事实提供范畴框架，因此，无论他的成败，我们自己都必须根据这些新的事实来判断传统的成败，即便是在传统道德、法律、理论、实际标准以及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轰然倒塌之前。马克思在我们当前世界仍然如此突出，这实际上正是其伟大的证明。他能够被极权主义所用(尽管我们确实绝不能说他是极权主义的“原因”)，这表明他的思想与极权主义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即便这同时也证明他最终会失败。马克思生活在一个变化中的世界，而他的伟大正在于精确地把握了这种变化的核心[2]281-282。
马克思的伟大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他就把握了历史变化的核心，也正由于这一点，马克思可能面临着被我们滥用的危险。当然，我们都心存一个善良的愿望，要把马克思主义用好，用它来创造更加美好和公正的世界，同时防止对它的滥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学术重要性出现了，因为没有一个学术的支撑，我们就不可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不被滥用。
阿伦特以及其他例子都说明：在面对马克思的时候，为了防止误读和滥用，坚持学术路线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一路线旨在为自己奠定在理论上能够经得起检验的基础。
二、学术评估何以证明马克思仍是我们时代未能超越的地平
既然学术视角是如此重要，那么如何进行呢？或者怎样做才算是严格的学术呢？
还是让我们以伊格尔顿为例来进入讨论。伊格尔顿在他那本书中提出了十个命题，分别涉及马克思的过时论，对马克思解释过程中的反市场经济的问题，未来的宿命论，经济决定论，唯物主义，阶级斗争预言，暴力革命崇拜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崇拜，最后一点就是新激进主义对马克思的超越问题。
从第一个问题问马克思是否过时，到第十个问题问今天是不是存在着比马克思更厉害的人物，这些问题，正是西方理论界流行的围绕马克思的争论所触及的最普遍和最重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再上升一步说，它们也是第二国际以来在理解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因此也是我们所面临的基本难题。伊格尔顿的回答是根据西方学术界的实际表现来进行的，我们肯定不会满足于此。因为正如前面阿伦特所暗示的那样，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效理解，实际上是维系于对时代问题的判断。
按照学术程序进行检验，还必须做一些转换。在此，我们简要讨论四个层次的基本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立的时空条件是否改变了，这个改变是否大到了这样一个境地，使马克思成为了古董。在西方学术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表述，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时空条件的产物，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19世纪有着至关重要的差别，这个差别大到足以使我们认为19世纪形成的西方知识和思想基本上都走到了终结点，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例如，福柯就多次提到，马克思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李嘉图那样是19世纪的人，他们的话语是属于古典知识型的[3]。沃勒斯坦也主张对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进行“否思”，只是他认为马克思和布罗代尔是帮助我们摆脱19世纪禁锢的思想家②。
第二，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在逻辑上是否成立。如果说我们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部分是历史科学，那么这种历史科学在逻辑上与其他的——在他之前出现的他已经替代的以及在他之后出现的试图替代他的那些自称历史科学的——话语，能不能在同一逻辑上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还是马克思更优越。
第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革命的预言是否有效。如果说第二条牵涉一个逻辑和理论的检验问题，那么第三条就是现实检验。学术当然要尊重事实。
第四，一个更严肃而复杂的问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是不是证明马克思是错的。说这个问题严肃，因为我们仍然处在这一事件的效果史之中；说其复杂，乃是因为涉及历史，而历史正是政治的工具之一。由于问题的这一性质，试图在其上达成共识异常困难。不过，也正是因为困难，按照学术共同体规则提供真实而有力的答案便是回答它的唯一正途。
现在，我们以通行的学术方式尝试性地回应这四个问题。
第一种方式是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即分析其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影响力。这种检验，每个人都可以去做，我们不多论。在此需要回应的是对这种做法的反驳。或许有人会说，SSCI最多只是重要性的证明，而重要性不等于真理性。确实如此，但我要提醒的是与之相关的两个事实。其一，无论是对孔子，还是杜威，都不能假定以单一的真理来证明他们简单的对错，相反，都是以重要性来表明其价值；其二，正如阿伦特含蓄地表明的那样，一个思想家引起的关注程度是其对真正的问题接触程度的标志。就此而言，曾有人如此为弗洛伊德辩护过，如此众多德高望重的思想家围攻他，这本身就证明了他比别人更深地触及了问题的本质。这个辩护同样可以用在达尔文、马克思等思想大师身上。简言之，通过SSCI体系，我们可以确定马克思在今天有影响力的社会研究中的地位，从而判定其生命力，以简单的和技术性的方法回答其是否过时了这类问题。在更大的范围内，我们将看到，尽管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亦遭遇了重大的意识形态挫折，职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研究活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并因此大大萎缩了，但与时同时却存在着一个悖论性的“马克思的回归”问题，即解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限制，它反而更广泛地受到人文社会研究各个领域的更充分的重视。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马克思似乎成为对资本主义无害的可以为不同政治派别和学术立场加以引用的全球化预言家[4]3-4。这一现象让人回想起熊彼特在60多年前对马克思的评价，马克思的伟大与其理论的生命力是联系在一起的[5]43。
第二种方式是思想史的评价，就是比较马克思和其他竞争者在真理性能和知识学上的优先性。说到这个问题，可能有争议。因为，有人会主张，理论的真理性或知识学上的优先性，维系于其反映的事实，不是理论家之间的相互比较，而是实践才是检验其的标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专门讨论。在这里，首先强调的是，理论有其自身逻辑，在诉诸实践检验之前，有可能且必须通过逻辑的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在相当长时间遭受压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在这里，引入一个参照。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今天十分流行的“范式”(paradigm)概念，他指认了科学共同体和科学进步之间的关联，指出常态科学和科学革命这两种不同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他非常清晰地说明了思想史之中的变革发生的意义。简言之，范式也就是规则，科学的范式只是一群从事科学的人结成的共同体所共同定下的大家共同接受的规则而已，而科学革命就是规则的改变。如果库恩的研究为大家所接受了，并且由此产生了对思想史变革评论的一种范式，那么能不能用库恩的范式来解释马克思在欧洲思想史上所做的工作和产生的变革？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有一个人做出了重要的尝试，那就是阿尔都塞。他在1965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中，从科学发展史的结构和变迁出发，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科学。当然，阿尔都塞的研究还比较粗，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在细节上深化的必要。在此，我用建筑的比喻来进一步说明这种思路的意义。众所周知，无论是大楼还是桥梁，建筑越高，要求的基础就越深。最坚固的建筑基础，要穿越地表风化产生的砂岩，直接打到花岗岩岩面上去。如果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马克思历史科学，就会发现，历史科学的竞争之一就在于看谁对历史基础确定性的回答更优越。
与他之前的欧洲思想——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的哲学——进行对照，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历史的叙述要从历史由以开始的那个地方开始。但究竟历史是从何时与何处开始的呢？人们在犹豫。不过，人们唯一能够接受的共同的基点就在：人之为人，他应当区别于动物，因此历史的起点与人与动物的区别是重合的。这个区别又在哪儿呢？思想家们做了一个一致性的假设，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思想、理性，因此人的高贵性就在于人的思想。所以，与笛卡尔同时代的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便说，人是一棵能思想的苇草。马克思是在这个文化之中成长起来的思想家，但是他在最后恰恰拒绝了这个文化传统关于人的论述。
现在，我们回忆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其中，马克思认为历史作为一个科学对象，如果它是确定的，那么这个确定性必定来自于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简单地说，马克思实际上把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那些灰尘全部扫掉了，从而找到了历史的人类学前提。
如果马克思在历史的理解上非常深刻，但是马克思讨论的问题又和我们没有多大的关联，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直接的需要又不一致，那我们是不是可能去追随马克思？这时学术检验的第三个问题——切近性——就出现了。切近性，就是与我们每一个人命运的联系。
这个问题，许多人都有论述。在此，我们仍然以汉娜·阿伦特为例。实际上，汉娜·阿伦特之所以要去讨论马克思，就是因为她和她的导师海德格尔一样，试图把当代人类命运说清楚。她去理解这些命运的时候，和她的老师一样发现，在他们之前有一个人已经把人类命运说清楚了，这就是马克思。在汉娜·阿伦特看来，马克思的学说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命题：第一，劳动创造了人；第二，暴力是新社会诞生的接生婆；第三，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是这三个命题恰恰切中了现代性之中的人的基本命运：劳动的命运、社会变革的方式和思想家的使命。如果说这三者构成了现代性命运，那么所有的现代性中的人都不能逃避。马克思伟大的地方在于，在现代性刚刚开始展露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命运给阐发出来了。当然，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这就是现代人的自由命运、现代社会的命运和现代思想活动的命运。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四种学术评估方式，即理论预言与历史发展实际，也就是惯常所称的“实践”标准。由这个标准进行评估的时候，需要做一些辅助工作。
我们先来看理论界提出的一些问题。苏东社会主义垮台后，许多人认为，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著名的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却出其不意地指出，《圣经》关于人类历史的最终未来有着非常明确的预言，这些预言到今天也没有实现，但《圣经》在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和基础地位却从未动摇，《共产党宣言》正是与《圣经》类似的文本，并不能因为它的直接预言没有实现就否定它的意义[6]。
如果罗蒂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挫折并不能说明它在理论上是失败，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非常活跃的时候，英国非常著名的思想史研究大家柏林则提出过相反的问题，即实践上的成功可能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柏林看来，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决定论，但是马克思恰恰改变或者影响了其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因此这个现实否定了马克思的理论[7]。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两种不同的认识呢？我想关键在于检验涉及了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怎样看待理论预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第二，怎样看待现实；第三，怎么样去检验。过去，我们在谈论现实检验时并没有区分这些问题以及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怎样看待理论预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要提一些特别是做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太关注的问题。其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预言的效应。一种预言可能会产生两种效应，这两种效应的结果，一个与预言本身一致，另一个恰恰相反，但都可以证明预言的有效性。
第一种效应叫做预言的自我实现，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曾经谈到过④。它的机制，简单地说，是信则有。人们常用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故事来说明。用中国一个成语来描述这个故事，便是“一语成谶”，一个预言被人们相信了，它就会自我实现。在今天的金融投机中，这种现象也很多。
第二种是统计学的逆效应。这一逆效应的前提与第一种效应一样，预言都要有人信，不同的是，它的结果正好与预言相反，那是因为人们采取了有效的防范措施。在今天，许多关于经济、教育或文化的危机预言都可能会出现这种效应。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国今天的人口控制政策的前提也是来自关于人口发展的统计学预言。
在检验马克思主义预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会同时遇到这两种效应。社会主义的产生属于第一种，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属于第二种。但是他们都恰恰证明了马克思预言的有效性。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虽然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点也是说得通的。卢森堡等人早就对布尔什维克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提出过批评，并做出了预言，但这些预言在斯大林期间不仅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相反个人崇拜愈演愈烈，从而为苏联的失败埋下了复杂的历史种子。与苏联相反，美国却十分重视马克思的预言，甚至产生了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在总体上，如果没有如卢卡奇所言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专家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取(这对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确实很难想象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简言之，在预言与现实的关系上，没有简单得像白开水那样清晰的因果逻辑，而是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怎样看待现实。这个问题比较好说明，我们集中于一个例子，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学者喜欢重复的西方社会理论家提出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观点：中产阶级化。我认为，这是伪问题。因为，尽管马克思预言的劳资两大阶级简单的和直接的对抗并造成资本主义的转型并没有发生，但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两极分化恰恰是今天的基本现实，只是对立的方式和分化的程度及表现形式与马克思时代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花旗银行，在2005年出版了一份产业报告，它直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未来的世界是由财阀统治的世界。它列举的美国数据表明，在净财富、金融财富和收入这三个项目中，阶级分化程度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并且随着所谓的新经济发展而日益加强[8]。通过其他机构提供的数据，我们看到，在全球水平上，大约1%的银行支配了40%的工业财富。在国家水平上，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至2000年左右，它的生产力增长了45%，工人的工资报酬增长了1%，家庭债务增加了100%多，破产的人增加了600%，犯罪率直线上升，抗忧郁的药物的销量增加了3倍。在整体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一方面是资本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则是廉价劳动力。一般来讲，农产品、经济植物和轻纺工业品，其生产者在毛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不超过3%，同样，以苹果iPad和iPhone产品为例，许多电子产品则不超过2%。
正是这些经济数据说明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基本格局。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要正确地认识现实，就要善于去读数据。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有点实证科学研究的精神，要善于利用实证科学的数据和它的分析工具。不能一味重复马克思的话，甚至简单地认为，资本家都是莎士比亚戏剧里面夏洛克这样的人。其实，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更复杂，因为我们面临的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代表的非常复杂的资本主义。
最后是检验问题。我们已经在前面强调了怎样看待预言问题，这本身就是检验问题。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检验的时候，需要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把它视为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纲领还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预言，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会带来不同的检验。我们用萨默斯的个人例子来说明。他当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也当过世行的首席顾问和哈佛大学的校长，很著名，影响力也很大。
为什么要提到萨默斯？我们在前面提到，西方的主流思潮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都会认为它是一种乌托邦，而自己所做的是现实。所以，当另外一些理论家按照这个思路去辩护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困难，好像乌托邦总是在谈不切实际的东西，而主流则总是在处理现实。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经济学家也模仿西方的经济学家讨论过一个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基本看法，内容是，经济学们的任务是如何把蛋糕做大，而乌托邦或者其他人才讨论怎么样把蛋糕分匀，因此经济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是现实的，无可指责的。但，恰恰是萨默斯的例子告诉我们关于经济学家们的真相。萨默斯曾基于经济学的完美逻辑为世界银行做了一个鼓励把更多污染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的建议，这个建议泄密后引起轩然大波⑤。
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经济学在规范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使用的是现实主义话语，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逻辑。它所以表现为现实主义，是因为它获得了权力支持，从而有实践的机会去改变世界，而其他乌托邦思路则没有这种机会。
通过这个例子，我要说明的是，检验绝非拿某种理论先前做出的结论或预言与今天的现实对照一下这么简单，在其中必须考虑的事情是，理论都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而我们的现实究竟选择或排斥了何种乌托邦思路。同时，亦必须考虑到理论本身的适用条件，以凯恩斯主义为例，为什么它在战后是有效的，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又被新自由主义抛弃了，这里便存在着条件的转移问题。所以这一些都说明，正是在检验问题上，需要马克思主义更加严肃地对待社会科学研究本身。这构成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发展的基本任务。如果检验并不是为了外在地证明一条永恒真理，而是为了推动理论创新，从而推动世界不断朝着更加完美和公正方向发展，那么，不只是检验问题，而且在这里讨论的所有的从社会科学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创新和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三、余论
前面我们试图在严格的学术语境中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我们认为存在着证明方法的反省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结论中，我想从思想跳跃到行动，试问一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应该如何？对于这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答案。这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一个标志。不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不得不面对：马克思主义旨在改变世界，但马克思的理论旨趣还没有实现，这个世界仍然需要我们去改变。
在承担这个使命的过程中，有两个基础性工作需要我们时时记住：第一，能不能在理论上做到充分的自信。做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自信，而不是一味地退守。这依赖于马克思主义者能否真正在学术上做出让学术共同体尊重的理论创新。这正是本文讨论的现实意义所在。第二，能不能在实践上创造多样的可能性。只有创造出多样性的可能性，才能推动人们不断地积极地去改变世界，才会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这是后话，但学术和理论将为实践创造提供可靠的保障。从这一角度说，在当代学术生态中，基于共同体逻辑认真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注释：
①越是清晰的似乎就越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思想著作。这看起来很荒谬，然而却是事实。水至清则无鱼。从这一角度来说，试图通过澄清概念就能够达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显然倒是肤浅的做法。
②参见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导言”。
③后来，我们把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通俗地“还原”为劳动，或者更直接地从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概念出发，还原为物质(财富)生产，也由此还原为今天的财富形态(商品)的生产，这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决定论。这不是马克思的过失。马克思讲得很清楚，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通俗的方式概括的那两种生产理论，强调的都是人类物质生活构成历史内容。
④参见罗伯特·K.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0章。
⑤关于这个例子，参阅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