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意识与中国美学现代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语境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3]06-0094-03
纵观当下有关美学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有一种普遍性的倾向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人们太多满足于直接搬用吉登斯、哈贝马斯、卡林奈斯库等人的现代性理论说事，而较少关注中国美学现代性的具体发生语境及其理论构成和呈现方式的特殊性。这就造成了如下阅读窘况：你不能说学者们的理论言说不对，因为他们所征引的理论观点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权威乃至经典性的，而且这些理论一般也都有其历史与审美方面的现实材料可资佐证；但你又总是觉得这些源于西方的理论观点套用到中国美学研究中来似乎有些空泛、有点疏隔，没有落到实处。直白点说，正像前些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鼓噪一样，学者们依然是将生成于西方的理论言说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认为只要简单重复一下西方学者的观点就可以轻易地解决中国美学的各种问题，而忘记了任何话语行为都是生成于具体的语境之中的，语境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必然造成话语构成的差异性与特殊性，美学现代性问题自然也不例外。
无论中西，作为现代性叙事的美学研究都是现代规划的产物。因此，对审美现代性及其理论表现美学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都应该置于社会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在与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的某种比较关系或张力结构中加以展开。这可以说是中、西美学现代性研究中相同的方面。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现代化过程发生的时间、动因、速度乃至具体方面各有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孕育生成的审美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又必然是具有多样性、差异性的。我们不可仅看到相同的方面，却忘掉了相异的方面。从美学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层面来看，只有把相同和相异的方面辩证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的认识。
大致说来，作为一种社会设计或制度模式的现代性首先发生于17世纪的欧洲；与此相伴随，随着中世纪宗教世界图景的瓦解，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分化为科学、道德、艺术三个互相独立的领域，在专家的掌控之下，三个领域分别形成了认识——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审美——表现理性结构。在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科学、道德、艺术三个领域虽然各自追求独立，但在瓦解中世纪的宗教世界图景，推动政治民主，促进人性解放等方面又是同盟军，共同集合于启蒙理性的大旗之下。当此之际，艺术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是并行不悖的，甚至是合一的，康德把艺术与道德、美与崇高连通，席勒以审美弥合人性分裂、宣扬美走在自由的前面，黑格尔以艺术调合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弘扬艺术的主体理性精神，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启蒙理性越来越导向了工具理性一面而消解、遗弃了道德——实践理性也就是价值理性，于是审美——表现理性便越来越填补起价值理性阙如造成的空白，并且日益走上与工具理性相对抗的地步。因此，自19世纪中期以降，审美现代性与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社会现代性之间便越来越采取了一种对抗的形式。审美现代性的超越性、批判性、乌托邦性等等均由此而得来。但是在中国，情形就不完全如此。在中国，社会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发生于19世纪中叶以后，这比西方晚许多。这个时期及其之后的阶段正是西方的启蒙理性日益导向工具理性，社会现代性日益显露出其负面价值和影响的时候，而在中国现代性却作为一种拯救社会与人生的新的事物为社会所需求，为进步人士所期盼和鼓吹，工具理性与审美理性都是作为启蒙理性崛起于思想文化领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影响久远的思想启蒙运动，所标举的“德先生”、“赛先生”实为政治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同时期的西方它们成为被反思、被批判、被以审美现代性加以对抗与超越的东西，而在中国则完全是被历史隆重接受和正面肯定的东西。至今，科学与民主依然是张扬新理性精神的中国学者所大力加以倡导和弘扬的。此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仅缘生于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自我积聚和自我冲突，而有着外部强力迫压和干预的因素。因此，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生与演进，一直存在着古今关系与中西关系的双线交织，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座标系的参照下往往具有不尽相同的意义。这样一来，中国美学现代性问题便有了与西方不同的语境，美学视野中的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的关系便有了不同的语义关联。而其不同的语义关联致使中国美学现代性有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异性。在此，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来加以深入探讨。
首先一点，自梁启超鼓吹“三界革命”和王国维、蔡元培于20世纪初介绍德国古典美学以鼓吹美育运动起，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学研究便有着强烈的救世主义倾向，也就是王德胜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人生改造冲动”（参见《21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二题》，《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以致形成了“审美功利主义”的现代传统。审美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的研究，应该如何认识和评判这种审美救世主义或审美功利主义呢？我们知道，审美救世倾向不独出于中国，德国古典美学把美与自由的关系作为核心线索即突出地表现出救世倾向，席勒的美学尤其如此。或许是20世纪初叶的中国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尚处于分裂中的落后的德国有着相似的国情和民生体验的缘故吧，中国现代美学发轫期的思想家们如王国维、蔡元培等人都首先将目光聚集于德国古典美学，从那里获取理论借鉴以资社会和人生改造之用。但与德国古典美学不同的是，由于社会改革的外在迫力过于强大以及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实践理性精神使然，中国美学从一开始起就较少德国古典美学所有的那种形而上学倾向，不是在感性与理性、审美与人性等抽象的理论关系和命题中思辨美学问题，没有把艺术审美与社会道德实践和科学认识活动截然区分开来，在纯然独立的审美王国中玄思人的自由。知识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美学最初是以改造社会和人生为目标的美育为开端的。无论是王国维借美育倡导“完全之教育”，还是蔡元培宣扬“以美育代宗教”，拟或是鲁迅张扬“摩罗诗力”，梁启超倡行“趣味教育”，其宗旨都在于美化国民、改良国家。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从一开始就不那么超然，不那么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而是有着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乃至社会干预意向，从而与历史运行和现实的人生实践有着不解之缘。这种现实关怀和社会干预意向早先表现为借艺术和审美的名义发思想启蒙之声，而到后来随着国内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又一步步踏上了救亡与政治化的旅途。因此，历史地来看，中国文学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便内在地包含了审美与启蒙、审美与政治以及文学的自律与他律，艺术与审美的个体发生和个人自由与社会规约和集体意志等多种关系。对这一类的理论关系，我们固然应该有基于权威理论参照的国际性或全球性比较分析的视野，但这种比较分析的视野不应仅是为了证明某种理论的普遍性，一味地求同，同时更应该有基于中国特殊语境的具体分析与领悟体察，能从同中见出异来，从普遍性中见出特殊性来。像有些论者那样，以西方后期现代性中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的超越关系来评判中国现代文学和美学研究，以审美理性否定工具理性和政治理性，甚至否定一般意义上的启蒙理性、历史理性，似乎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其实，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时代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价值理想来说，基于现代化历史进程基础而产生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所孕育出来的启蒙理性以至工具理性、社会理性以至政治理性，也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是现代性的体现，审美现代性若能正确处理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将它们正确地融含于自身之内，是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积极价值的。当然若处理不好，若将工具理性和政治理性导向极端，排斥以至压制了文学的自律和审美的个体自由，又会给文学和审美带来损害，这也是不待多言的。因此，对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关系，应该作出具体的分析，不能不分语境统而言之。这方面非语境的简单化认识方式只能将中国文学审美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的丰富历史蕴含抽空，从而做出片面化的理论认识和评判。
另外一点就是，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和美学研究的现代性始终难以摆脱与民族性问题的关联。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这种关联几近宿命性的，是任何刻意的超脱姿态都摆脱不开的，同时这种关联又是变动着的，在变动中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性以及思想文化界的精神关注意向和理论认知着眼点。现代性作为一项社会规划工程，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生成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这在思想文化领域和审美领域表现出来，就是对民族性的追求和自我认同。民族主义首先生成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也首先在西方各国得以建立。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和统治以及东方各国自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民族主义观念也出现于东方，并且形成了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性运动。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悠久文明古国，并且很早就形成了历代仁人志士为之成仁取义而自骄无悔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华夏中心主义的迷梦，中国也终被拖入现代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历史洪流之中以后，经历了时代洪流和现代国家观念洗礼的传统民族意识便一跃而演进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观念。自清末维新派和海外留学生最早将“民族主义”一词引入中国之后，“民族主义”便与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紧密纠缠在一起，成为各派人士不得不倍加关注的问题，建立现代化的新兴民族国家成为各界爱国志士所追求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现代教育、文学、艺术、科学和学术文化的发展便与这个新兴民族国家建构理想结下不解之缘。由于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既有其外来压力的动因，又是进步人士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千古变局和世界潮流所作出的自觉选择和追求，因此，民族性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在不同的主体那里和不同的时期便有了不同的意义和语义关联。对保守、腐朽的封建顽固派而言，与现代性相关联的一切东西都不啻为洪水猛兽，而传统的民族的东西则是抵御这洪水猛兽的力量和法宝；对激进的西化派来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传统的民族的东西则是西化的绊脚石，必欲彻底抛弃之而后快。这种将民族性与现代性截然对立起来的极端做法，在100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史的不同时期都能找到其理论表现和代表人物。比如五四运动时期就既有激进派的彻底反传统，也有《甲寅》、《学衡》派的一味死守传统。再如当前学术界也有一些人或是一味张扬西学话语，或是固执守持狭隘民族主义立场。这是特殊的情况。一般的情形则是，由于引发民族性的历史机缘不同，民族性问题以及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往往呈现出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意义和关系格局。就美学研究而言，在中国美学发展的早期，美学研究的显在价值取向是追求现代性，所张扬的是现代的审美观念、现代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但这种追求是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要解决的是中国的社会、人生和审美问题，所以它并不排斥民族性，或者也可以说它隐在的价值取向又是民族性的。比如梁启超的新民说引进介绍了大量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观念，但其意图是新中华之民，而且他最早引用了“民族”这个概念。王国维从德国古典美学引进了现代新的美学和美育观念，但他又用这些新观念研究《红楼梦》，改造传统的意境理论，甚至去发现孔子思想的美育意义。梁启超和王国维的这些努力，就使得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追求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民族性的烙印，他们的文学和美学研究，既是现代性又是民族性的。尽管中国现代美学是在痛苦地认同中国历史的西方发展道路和西方学术的基础上发端的，但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追求一开始就没有抛却民族性，而是给予了民族性以应有的位置和肯定性价值，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惜的是，中国美学在五四之后的发展中，越来越偏向了现代性的一极，而所谓现代性在大多情况下也不过是倒向对外来话语的一味搬运和模仿，以致患上有的学者所谓“失语”的病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界，曾在文学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思考，但这种思考又因为政治现实和政治思维的干扰而常常摇摆不定，没有展开更深入的理论探讨，结出更丰硕的理论果实。此外，像宗白华、郭绍虞、钱钟书等一批学者虽在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诗学和美学方面做出了不菲的实绩，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构成中国现代文论和美学的主流，他们在文论和美学民族化方面的贡献也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这其中的原因和教训值得总结与深思。
至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欧美现代派文学和理论观念的引进，文学的现代性（当时也称现代化）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又以不同的理论思考（如中国文学要不要现代化？中国应不应有自己的现代派文艺？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如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还是说民族性是一个纯然防御性的口号？）浮上学术台面。而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近年来又成为学术界包括文学理论和美学界思考的热门话题。实际上，全球化乃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最新表现形式，所以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仍然是一个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但就中国而言，这一问题又有了不同的语境。如果说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在落后挨打的现实教训下起动的，带有相当被动的成分，所以民族性的建构既可能成为现代性追求的主体动因，也可能成为既追求现代性又防止现代性沦为全盘西化的文化制衡力量，当然也有可能成为拒斥现代性的主观理由，但无论如何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和理论认同的文化精神和理想模式，相对于民族性而言是占有了时代优势与话语优越性的。而在今天，中国虽在社会现代化的程度上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距离，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持续进行现代化建设也已成为全民族自觉主动的选择，这时民族性问题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蕴含。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民族性，已不是落后挨打时渴望自身强大的民族性构想，也不是闭关锁国年代盲目排外的民族性的自大和自狂，而是在自强、自信的基础上与世界各民族平等交往、共谋发展中既能够推动全球现性性事业的发展，又能在其中显示出中华民族卓而不群的实力、贡献与风貌的民族性。因此，在今天，现代性相比于民族性并不具有特别的时代优势和话语优越性。正如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中心的建立，不意味着西方化，相反却意味着中心的缺失，意味着联合与分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发展。可以说，当今的全球化已非单向度的西方化，它一方面意味着现代性工程的世界性展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民族国家更多参与世界事务包括文化共建的可能性。换言之，在今天，现代性工程是全球性的，也必然是民族性的，是需要由各民族的共同参与来实现的。因此，中国人今天来谈论民族性问题时，不会再有那种面对强敌，感觉万事不如人时的自卑或自弃心理了，当然也不必且不应再有以往那种对于现代化可能流入全盘西化的戒备心理了，那种既向往又惧怕的矛盾心态了。一种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性的现代民族文化的建构图景正在现实地展开。美学研究也同时共存于这一现实图景之中。对美学研究者来说，问题在于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究意能够从什么角度、在多大的深度上切入美学研究领域，我们又能提出和解决哪些缘自我们民族自身发展境况而又具有世界性关联的时代性课题。美学作为一门感性认识的科学，从根本上说是生成于对人类感性生活的体验和认知。美学研究要成为既是现代性又是民族性的学术建设工程，就既不能脱离开现代的观念、视野和思维，也不能脱离开民族感性生活的母体和根基。而从人们通常仍然习惯于用西方学者的观念和理论言说美学问题来看，美学的民族性建设的确还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任务。它与美学现代性的共生关系和互为依存的内在理论格局问题也还需要美学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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