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出波动、需求转移与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个基于中国出口面板数据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出口论文,出口退税论文,面板论文,需求论文,效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8年年底爆发的发达国家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导致了世界出口贸易的急剧下滑。根据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和前景展望2010》报告，世界贸易总额在2004～2007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8.6%，2008年增速降至3%，而2009年世界贸易总额缩减了13%，全球总出口额的减少量占全球生产总值的3.5%，其中转型经济体、欧盟15国、日本、东亚和南亚国家面临的需求冲击超过各自GDP的4%。直到2011年，世界经济仍然复苏缓慢。
经济危机导致世界需求的下降，也使得中国的出口面临较为严峻的局面。在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出口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开始出现扭转，从2008年10月份开始中国月度出口额持续下降，到2009年8月，前8个月的出口额同比下降20%左右。外需萎缩给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困难，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出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8年下半年起连续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并且针对不同产品实施不同的出口退税率，重点促进优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高频率出口退税调整有力地稳定了中国出口的增长，从2009年9月起，中国的出口开始回暖，到2010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WTO规则允许的政策工具，为许多国家政府所采用。尽管出口退税本身是一项中性的政策工具，但是一国政府仍然可以在WTO框架下，通过对不同的出口产品设置不同的出口退税率，从而达到调节出口增速，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目标。那么，中国出口退税的调整是否影响到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出口增长，这是政策制定者与理论研究者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与出口退税调整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世界经济紧缩与繁荣期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是否存在显著的不同？如果不同，那么如何根据这种产出的变化来选择危机时期与承平时期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方向？理解与研究这些问题对一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重要的贸易调节工具，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兴趣，Chao等（2001）研究了出口退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他们认为，对进口中间品实行关税退还可以通过扩张上游与下游行业来促进出口增长，出口退税率、外国收入和汇率波动都对中国长期出口具有显著影响，而短期内只有出口退税的作用是显著的。Chen等（2006）建立一个古诺竞争模型研究了出口退税对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上升将扩大本国企业出口产品的产出，提高本国企业出口。
郑桂环、汪寿阳（2005）选用事件分析法研究出口退税的结构性调整对行业的影响，发现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Chao等（2006）考察了出口退税政策对本国出口量及本国企业选购中间品的影响，并利用GTAP模型模拟和分析了出口退税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和福利效应。结果显示，出口退税整体上起促进出口作用，但是对农产品、食品以及自然资源部门有负面的冲击。谢建国（2008）通过建立一个出口决策模型研究了出口退税对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出口退税能促进中国工业制成品的长期增长，出口关税退还和出口增值税退还的效果存在行业差异，出口关税退还对于SITC7类产品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以上文献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出口激励效果，对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然而，这些文献也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出口退税效果的影响。实际上，承平时期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与危机时期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存在显著的不同，而这种差异对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探讨了产出波动以及外部需求变化对中国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影响，我们首先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研究了出口退税政策的绩效，然后，采用2004～2009年中国分行业出口月度面板数据对中国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
三、基本模型
假设世界存在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分别生产同类但不同质的产品，本国生产产品记为1，外国生产产品记为2。两个国家生产产品都部分出口，部分在国内市场销售。本国（外国）产品的市场需求为Q'（Q）。两国产品在本国市场上反需求函数为：
将（1）至（6）式代入（7）、（8）两式，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两国在不同市场上的最优销售量：
当本国加大出口退税政策力度，即出口退税率上升，两国最优出口量和内销量的变化如下：
由此可见，当本国出口退税率上升，本国企业内销量和外国企业出口量不受影响，本国企业最优出口量增加，外国企业内销量下降。同时，由于总有
，即本国增加一单位出口退税对本国出口的促进要大于对外国内销的抑制。因此有：
命题1：不考虑外需变化时，本国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本国出口规模，并降低外国企业在其本国市场的内销售量，前者的边际变化大于后者，而本国企业内销量和外国企业出口量不受影响。
（9）式中，Q和Q'分别表示了外国和本国市场的产品需求，考虑外需变化Q对出口的影响，有：
即有：
命题2：当出口退税率不变，随着外国市场需求膨胀，本国企业出口量和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的销售量都随之呈正向同幅增长，而本国企业的内销量和外国企业的出口量不受影响。
命题3：当其他条件不变，本国货币贬值（e上升），则本国企业内销量和出口量均上升，外国企业内销量及出口量均下降；本国货币升值（e下降），结论恰好相反。
相当多的文献（McFadden，1980；Berry,Levinsohn和Pakes，1995）探讨了差异产品的需求问题，这些文献都认为，由于一国实际的总需求是消费者个体需求的加总，而消费者的个体需求又取决于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与收入。因此，消费者效用函数与收入的分布决定了差异产品的需求，当消费者收入变化或者收入分布发生变化时，差异产品间的可替代程度也发生变化，如果考虑这种需求变化对产品替代的影响，则有：δ=δ（Q，Q′）。如果需求的变化影响了不同产品的可替代程度，则由（10）式，可得外需变化对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影响为：
由上式可以看出，需求变化对出口激励效果的影响取决于需求因素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如果dδ/dQ＞0，则需求下降会弱化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抑制）效果；如果dδ/dQ＜0，则需求下降会强化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抑制）效果，因此有：
命题4：考虑需求的结构影响后，外部需求的变化考虑会强化也可能会弱化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
四、中国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实证分析
1.检验模型
根据命题1至命题4结果，本文设定的检验模型为：
EX=EX（e，Q，Q'，TR）
其中，e、Q、Q'、TR分别表示汇率、国内需求、国外需求与出口退税。为了检验外部需求对出口退税出口激励的影响，我们还引入了外部需求与出口退税的交叉项，检验设定的模型为：
EX=EX（e，Q，Q'，TR，Q×TR）如果外部需求的下降强化了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则Q×TR符号预期为正；如果外部需求的下降弱化了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则Q×TR符号预期为负。
2.变量及数据的选取
本文采用中国2004年1月到2009年12月的分行业月度数据。按照联合国SITC Rev.2标准，国际贸易中的有形商品共分为10类：食品及主要供使用的活动物（SITC0）；饮料及烟类（SITC1）；燃料以外的非食用粗原料（SITC2）；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SITC3）；动植物油脂及油脂（SITC4）；未列名化学品及有关产品（SITC5）；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6）；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7）；杂项制品（SITC8）；未分类的其他商品（SITC9）。我们一般把0到4类商品称为初级产品，把5到9类称为制成品。本文被解释变量为按SITC标准的二位数分类中国各行业月度出口额（EXPORT），从SITC00到SITC89是10个大类下的63个章类，单位为千美元，数据来自中经网海关月度报表。解释变量分别是：
分行业出口退税率（TRR）：月度出口退税率是在中国出口退税率查询网（http://www.taxrefund.com.cn/）查询得到的分行业月度出口退税率基础上按SITC二位数分类标准整合得到，由于原始出口退税率为八位数分类，在整合的过程中采用了加权平均法。
实际有效汇率（REER）：使用实际有效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的原因是实际有效汇率包含了国内外市场的相对产品价格，反映了一国出口的实际成本。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IFS数据库。
国外需求（GDPF）：我们采用外国加权GDP来表示外国市场的需求波动。计算方法如下：从国家统计局的网站获取每月中国出口到10个主要国家的出口额（10个国家或地区分别是东盟、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日本和韩国，其中东盟指的是最初的东盟五国，欧盟指的是欧元地区的国家）。分别计算每季度10个主要国家或地区从中国的进口额占10国总进口的份额，然后从IMF的WEO数据库获得这10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季度GDP，并将季度GDP以各国或地区所占贸易份额为加权分解为外国加权GDP季度数据，再以发达经济体每月工业增加值数据对其分解，最终得到国外加权GDP月度数据，单位是千美元。以上10个国家（或地区）2004～2009年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例为80%左右，它们的GDP加权总和基本代表了外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
国内GDP（GDPC）：由于国内只公布了GDP季度数据而未公布GDP的月度统计数据，在实证分析中，我们按国内工业增加值月度指数把中国GDP的季度数据分解为月度GDP数据，单位是千美元，GDP季度数据与国内工业增加值月度数据来自国研网数据库。
需要指出的是，为消除数据的季节趋势对模型结果的影响，本文所有季节趋势变量数据在进入模型分析前均经过季节平滑处理。
3.实证检验及结果
尽管对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已经是实证研究中的一个常规处理技术，但是对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直到近年来才得到关注。我们使用LLC（Levin，Lin和Chu,2002）、IPS（Im,Pesaran和Shin,2003）方法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详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EXPORT、REER、TRR以及GDPC存在单位根，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单位根消除。考虑到面板单位根的存在，下面的问题就是，这些面板数据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考虑到除GDPF序列外，模型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均为一阶非平稳，根据协整检验规则，需要检验这些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表2与表3显示了Kao残差协整检验与Johnson协整检验结果。Kao残差协整检验与Johnson协整检验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我们接受中国的出口与出口退税、实际有效汇率、中国GDP和国外加权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假设。
4.出口退税与中国出口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立了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模型，在实证分析中，为了克服可能的遗漏变量以及变量内生性对模型结果的影响，我们在解释变量中还增加了被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项以控制相关因素的影响。在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上，我们首先采用多余固定效应对数似然率检验以判断选择混合回归模型还是虚拟变量回归模型，如果是虚拟变量回归模型，我们进一步采用Hausman检验以判断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最终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看出，虽然模型采用了不同形式，但是模型各个变量的符号及其取值基本保持稳定，模型的DW值也均达到理想水平，说明模型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由表4，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国内产出能力的上升，显著促进了中国产品出口的增长。由表4可以看出，在所有模型中GDPC的系数值均为正值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理论上分析，一国国内GDP的增长对出口将会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国内GDP的增长意味着国内有效需求的上升，而上升的需求中有一部分需求是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因此，国内GDP的上升有促进进口增加而出口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国内GDP的上升也意味着一国产出能力的上升，而产出能力的上升无疑将导致一国出口的增加与进口的减少。前一种效应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国内需求效应，后一种影响可以看做是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表4回归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产出扩张效应要大于国内的需求扩张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产出的增长伴随更大规模的出口上升，而非国内需求的上升。因此，对现阶段的中国政府而言，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升国内需求水平，让国民分享增长的福利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国外产出的波动与中国出口的波动成正相关性，国外产出的上升将导致中国出口的上升，而产出的下降将导致中国产品的出口减缓。其中，国外市场需求每缩减1%，国内出口则同向变化0.1%～0.2%，国外市场的需求萎缩会给国内出口形势带来更为严峻的考验。但是，由表4可以看出，相对于国内产出波动而言，模型的国外产出变量系数显著性程度并不高，国外产出波动与中国的出口增长呈弱相关性。这一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直接驱动因素更多地来自于国内产出能力的上升而非外部需求的上升。
（3）出口退税显著促进了出口的增长。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模型出口退税的符号均为正值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出口退税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引入出口退税和外部需求的交叉项后，出口退税和国外加权GDP的系数方向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交叉项的系数始终为负且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不同外部环境下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存在明显的差异，危机时期的出口退税政策比承平时期出口退税政策的激励效果更强。这一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它说明，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当出口面临外部需求不足、出口增长乏力时，出口退税的调整对出口的促进比承平时期的调整效果更加直接有力。由命题4可以看出，需求下降强化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抑制）效果条件是dδ/dQ＜0，即国外产出下降导致了中国出口产品对其他国家产品的消费替代。姚洋、张晔（2008）研究了中国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较低，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仍然处于世界市场的低端环节，他们认为，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后再大规模出口导致了这一结果。裴长洪（2009）也认为，低附加值、低端工业制成品以及高端工业制成品的低端环节是中国出口结构的主要特征。理论上分析，与高技术产品不同，对低附加值、低技术产品的需求具有较低的收入弹性，当收入下降时，由于预算限制，消费者将降低对高端产品的需求而增加对低端产品的需求，从而引起低端产品对高端产品的替代。本文实证结果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出口产品低技术含量与低端产品为主的结构特征。中国出口产品的替代特征表明，努力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也是影响我国出口的重要因素。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会促进出口扩张，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则会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长，这与命题3的结论相同。模型结果同时显示，与外需变化的影响相比，目前汇率的变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更加显著，这说明汇率的调整仍然是影响我国出口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措施。
尽管国外GDP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经济的景气状况，但是单纯地以GDP衡量国外需求水平仍然有失偏颇。实际上，在危机时期，除经济增长会影响到消费者需求外，通货膨胀、就业水平以及对未来经济的预期都会导致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中国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承平时期与危机时期出口退税激励效果的差异，我们引入了一个虚拟变量
来反映这种环境差异。其中：
表5结果进一步证实前文的假定，表5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显著促进了中国出口的增长，国内产出的增长与中国出口显著的正相关。出口退税显著促进了中国出口的增长，而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在承平时期与危机时期有显著的差异，在危机时期的出口激励效果显著高于承平时期的出口激励效果。这一结果表明，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时，伺机调整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出口促进政策。
五、结论
在一个出口价格竞争模型基础上，本文研究了不同外部条件下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并使用中国2004～2009年分行业的出口月度面板数据，对中国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出口退税对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出口的激励效果在不同的时期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危机时期的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果显著高于承平时期的出口激励效果。这一结果表明，在危机时期适时提高出口退税率是刺激我国出口增长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措施。
研究同时发现，国内产出的增长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出口能力，但是国外产出的波动与中国出口增长却只呈现一种弱相关性。这一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直接驱动因素是国内产出能力的提升而非国外需求的上升。因此，努力提高国内的产出能力与产出效率无疑是维持中国出口长期增长的根本措施。
文章的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也是影响中国出口重要因素之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将降低中国的出口水平，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将显著的促进中国的出口增长。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汇率水平与中国的出口能力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这种论断并没有得到本文实证的支持。
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当前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借鉴，当然，本文的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拓展：首先，我们没有考虑出口的行业区别，实际上，出口退税的激励效果与行业的差异有很大关联；其次，尽管我们认为危机时期出口退税政策的激励效果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这种激励效果持续的时间以及其从短期促进向长期均衡演变的过程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