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运动对“县域青年”工作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县域论文,启示论文,青年论文,新社会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13)05-0065-06
新社会运动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学生运动、和平运动、反核抗议运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性恋权利、妇女权利、动物权利、选择医疗、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新时代运动、生态运动，等等[1]。在西方新社会运动中，青年作为最活跃的力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社会运动的兴起，震撼了整个西方社会，引发了学界和政治精英的深刻思考，促使他们探索青年工作的新理念和新政策，进而总结出一些较为成熟、有效的应对和化解社会矛盾的经验。这些经验为我们进一步做好青年工作、正确处理我国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学习和借鉴的素材。
一、新社会运动与青年
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提出一个理论判断，“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历史上，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这类运动的时期重合”[2]。新社会运动的历史发展脉络，很清楚地反映出这一有趣的历史现象。
新社会运动的前史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西方青年反文化运动。50年代末，反文化运动最早在美国出现。二战后，美国经济大幅增长，出现了“富裕社会”。在社会急剧转型中，文化和价值观跟不上物质世界的变化速度，即物质和精神价值脱轨，传统价值观备受诟病，而新的价值观却没有建立，价值选择出现真空。正是在价值观的极度困惑中，青年掀起了一场反叛西方主流文化的运动，俗称“嬉皮士”运动，其核心理念是“干你自己的事，逃离社会去幻游”，如性解放、摇滚乐和吸大麻等，发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实际上这是各种越轨违法的反叛行为。到了60年代，美国青年的“亚文化”像传染病一样在西欧广泛传播，发展为“新左派运动”，即以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对当代工业文明社会和当代社会方方面面进行批判甚至暴力改造的激进的社会文化抗议运动，其高潮是1968年法国学生掀起的“五月风暴”。青年在校大学生发动的造反运动从巴黎蔓延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并辐射到整个社会，妇女、工人和相当一部分社会阶层也卷入了这场运动，对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场由青年引发的造反风暴，震撼了整个西方社会。从现在的历史高度看，1968年运动是一个历史拐点，是新社会运动的第一个雏形，它为新社会运动提供了理念，准备了基础，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新社会运动在70年代以后的全面现身。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反对工业社会环境污染的绿色生态运动和反对冷战的反核和平运动为中心，新社会运动在西方大规模崛起。参与新社会运动的主要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劳伦斯·威尔德分析指出，一般说来，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第三世界反经济帝国主义的斗争、反种族主义运动，构成了新社会运动的五种最基本的运动形态。其中，又以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为最成熟、最主要的两大运动形态[3]。我们以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生态运动为例，窥见青年对新社会运动的推动作用。生态运动包括当代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反核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是一种广义的“绿色”思想和运动。196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发起生态运动，随后它作为一种思潮迅速向欧美各国扩展，许多国家出现绿色和平组织或绿党等民间组织或政党或学术团体，使生态运动在世界蓬勃发展，形式亦日趋多种多样。例如，1988年法国、英国、比利时、瑞士等西欧国家保护生态青年组织联合组成西欧保护生态青年组织，民主德国的青年组成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等等。
90年代后期，在西欧发达国家首先兴起的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可视为新社会运动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在这场运动中，各种类型的新社会组织纷纷投入，共同演绎了信息时代的形式多样的文化抗议。与七八十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相比，介入反全球化运动的社会人群更为多元，社会成分更为复杂，但有一点始终没变，青年一直是抗议活动的主体。这一点从体现新社会运动最新发展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可以得到清晰反映。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有人甚至带了帐篷扬言要长期坚持下去。他们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要把华尔街变成埃及的解放广场。示威组织者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竞争及社会不公正。抗议活动迅速扩展，到2012年，已波及美国120多个城市，并蔓延到了法国、英国、希腊等国。在这场波及面广、影响大的抗议活动中，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组织者绝大多数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人来自美国左翼及弱势群体，面临各种经济困境，或失业，或背负巨额贷款，或父母的房产被银行收回，流离失所。
新社会运动的历史演进雄辩地证明了新青年在新社会运动中的强力推动作用。究其原因，青年易冲动、自我约束力差、易受外部影响的特性决定了其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原因之一；但笔者以为除开青年自身的内部原因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客观原因。其一，青年高失业率。经济边缘化的失业青年是造成社会政治动荡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青年失业问题一直不容乐观。《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欧元区失业率再创11.4%的新高，失业人口一年增加了214万，目前已经超过1800万，且随着危机国家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就业形势仍将继续恶化；特别是青年就业面临巨大挑战，25岁以下青年平均失业率为22%。重债国的情况尤为严峻，如意大利、葡萄牙、斯洛伐克的青年失业率为30%，西班牙和希腊甚至高达50%。卡里·菲林汉姆认为，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正在世界各地埋下不稳定的因素，因为经济边缘化的失业青年是造成社会政治动荡的重要因素。从历史上来看，青年高失业率和政治不稳定及社会动乱往往同时出现[4]。其二，文化冲突。人类社会是经济、文化形态的有机统一体，人类文明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体。社会的进步理论应是物质与精神同步发展、相互支撑，但在历史实践活动中，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急剧动荡时期，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很难同步跟上物质世界的变化速度，往往是旧的价值体系打破了，而新的却未及时树立，造成物质和精神价值脱轨、现代生活和过去的传统文化价值的游离。思想的迷茫很容易让青年走向反叛，从新左派运动、法国青年学生运动到绿色生态运动都说明了这一点。其三，诉求渠道梗阻。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成功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因为它能够将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适时宣泄与表达，能够适时调适与消减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强度与烈度，有助于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避免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而保障社会稳定局面。设若诉求渠道梗阻，青年人参政意见诉求表达不畅，不被重视，就会通过其他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新左派运动即是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科技万能的“神威”下，个性消失感越来越强的青年人，面对人性需求的冷漠，在毫无人情味的机器的控制下，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加之对越战厌恶和参战的恐惧，终于催生了新左派运动。
二、“县域青年”与民众抗争事件
1.“县域青年”的内涵。“县域青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单光鼐近期提出的一个概念，专指那些从小在县里成长的孩子。他们多是“80后”或“90后”，学习不好，求学无门，工作无着，常年游荡街头，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很容易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子。其人员构成主要有以下三部分：第一，新生代工人。新生代工人是指出生在1980年后，从农村进入城镇工作的这一代工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有农民工约1.5亿人，其中“80后”青年农民工占到了60%以上，总数约1亿人，而且规模呈持续扩大的趋势。他们之中有85%以上来自于比较贫困的农村和一些小乡镇。这是“县域青年”的最主要部分。第二，有打工经历的返乡者。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最典型的路径之一仍然是回乡。据“城市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问题研究”的调查，总数3015个有效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在1843名“80后”青年农民工中，未来定居去向选择在打工城市的只有280人，只占总数的15.2%[5]。这是“县域青年”的另一个重要群体。第三，“蚁族”。即来自于非直辖市或省会的贫困家庭，毕业后经常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他们地位卑微，人群庞大，全国逾百万，是“县域青年”中的出类拔萃者，期望通过自己的拼搏进入主流社会。第四，乡镇或县城的中学生。近几年，由于升学率低、上好大学难、大学毕业就业难，弃学弃考现象屡见不鲜，农村孩子不愿跃龙门[6]。所以，这里讲的中学生涵盖在校就读的及已经失学后闲散于社会的这一年龄段的青年。这是“县域青年”中最年轻的成员。
2.“县域青年”与民众抗争事件。与新青年推动西方新社会运动极其类似，“县域青年”在近几年我国频发的民众抗争行动中也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介于国情不同，我国近些年发生的抗争事件总体上还没有达到社会运动的水平，但频发的群体性事件、集体行动等与新社会运动同属于自下而上的制度外集体性政治行为，这就给我们搭建了一个比较的平台。以我国近年发生的两件标本性事件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县域青年”在我国社会抗争事件中的极大影响力。第一件就是发生于2008年6月28日的贵州瓮安事件，无论从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造成的影响看，这起事件被学术界一致视为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事件的导火索是一名14岁女生的落水死亡，为其申冤的游行队伍最初成员主要是学生，参与打砸抢烧行动的更不乏众多青少年。第二件是发生于2010年5月的南海本田罢工事件，1900多名参与者中有1700名就是“80后”农民工。这次新生代工人的集体行动也被称为中国现代工人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因为上一代农民工只在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时才采取行动，但他们是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主动采取集体行动，这一点与上一代农民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上可窥见，“县域青年”已是我国民众抗争事件的主体，他们正在并继续深度影响着我国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
毛泽东曾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7]什么原因让这部分社会最积极的力量变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源？根据恩格斯的合力理论，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均是多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县域青年”问题也不例外。譬如，县域青年相对较为窘迫的生存现状、相对不畅的社会上升通道、日渐强烈的认同困惑、对资源继承的较强仇恨，等等，都是其中的因素。社会学研究表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不满情绪主要根源于“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是由美国学者S.A.斯托弗于1949年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关于群体行为的理论。1982年，朱迪斯·布劳和彼得·布劳夫妇在合写的《不平等的代价：都市结构与暴力犯罪》一文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相对剥夺理论。其基本观点认为，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这种剥夺是相对的，因为人们不是与某一绝对的或永恒的标准相比，而是与某一变量相比，这个变量可以是其他人、其他群体，也可以是自己的过去。即使自身实际利益并没有受损，但在比较别人的优势时，也会不自觉地产生不平衡的感觉。有时，即使某一群体本身处境已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程度低于其他参照群体的改善程度，相对剥夺感也会产生。作为一种负面的心理性体验，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相对剥夺感”一旦产生，就往往决定着行为人以后的行动。如果这种负面心理感觉无法得以有效消除，而被逐渐积累，很容易外化为违法行为，甚至发展为群体性事件。在当前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县域青年”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来自于其所处的真实困境。第一，经济困境。就收入而言，县域青年整体上可以称得上是底层，以“蚁族”为例，其平均每月收入1903.9元，支出1867.7元，其中房租支出411.4元，三餐支出615.9元，交通支出107.2元[8]。收支基本相抵，几乎没有盈余。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也是一样的窘迫，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调研资料显示，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特征是收入更低、消费更多、结余少、出现透支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对资源继承仇恨较强，而且并不认为自身因素是造成现在生活窘境的主要原因[9]。第二，社会困境。这一困境一是源于社会关系链断裂而致的身份认同困惑。他们离开农村或城镇，脱离了原先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但一时又无法融入以业缘为主的城市社会网络，这一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更为突出。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其接纳；根在农村，却又日益疏远，尴尬地流动在城乡间，非工非农的身份处境是他们无法排解的认同困惑。二是源于其遭受的社会排斥，包括经济排斥、社会排斥和政治排斥：经济上没有获得同等的就业权利，稳定性差，工作环境恶劣，工资水平低，经济权益难以保障；社会上享受不到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城市人的各种社会保障尚未普及到他们身上；政治上其政治权利更是近于“真空”状态，是事实上的“政治边缘人”，因为法定的政治参与形式虽然很多，但他们可利用的方式却极为有限。这种排斥后果很严重，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多拉德提出的“挫折——攻击假说”，人类的攻击行为是由挫折引起的，强烈的社会排斥势必造成他们同样十分强烈的不满足感和被剥夺感，并且由此形成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为了排解内心的无力感，他们想要通过“攻击”的方式来报复这种排斥。在长期遭遇不公而又没有改变现状的可能性时，“县域青年”的这种怨恨情绪就会越积越多，直至酝酿出难以预料和控制的结果。于建嵘指出，当前最应当关注的是县域青年的意识形态可能正在形成，也就是所谓的“愤青”意识。与主流价值观不同，这个意识形态反映了他们共同的社会认知，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是造成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基本根源[10]。
三、西方新社会运动对我国“县域青年”问题的启示
我国现在的状况与西方新社会运动启动前极其类似，社会急速转型，价值观更替，青年的价值观多元化，社会道德滑坡，青年对国家和社会的信任度下降，网络“愤青”也越来越多，等等。面对当前新形势，我们应研究和借鉴国外应对新社会运动，特别是强化青年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社会现实，切实解决好“县域青年”问题。
1.着力转变观念，理性看待“县域青年”问题。西方新社会运动启示我们，青年运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社会整体和谐稳定的状态，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否定其积极意义，要以理性的眼光看问题。比如，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反文化运动对社会形成极大冲击，一定程度上打破稳定发展的局面，但青年们不畏权威，敢于表达自己的社会诉求和愿望，敢于向社会的不合理因素提出挑战，这种文化自省与自觉意识对西方社会及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大加快了其民主进程。同样，目前我国“县域青年”也表现出很多不容小觑的问题，如对腐败和社会不公恨之入骨，对国家和政府相关政策不透明而产生的不信任，对应试教育弊端的不满及网络非理性的“愤青”行为，等等，但这些问题其实正是他们爱国的一种反应。假若中国青年一代对国家民族发展的一切都失去了激情，不再关注，那才是真正的大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科学把握当今世界青年运动变化发展规律，将青年发展作为国家发展重要战略，处理好国家、社会与青年发展的关系，认真研究“蚁族”、“蜗居”、“群体焦虑”等青年社会现象，认真研究“县域青年”新特质、新变化，维护好不同群体青年利益诉求，在就业、婚姻、住房、家庭福利等社会保障方面加大对青年的倾斜政策，真正促使青年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而不是蜕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破坏因素。
2.着力强化德育和核心价值教育。价值观是影响社会进步的核心因素之一，无论是一个民族，抑或是某种社会群体，谁拥有了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就拥有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和强大动力。对青年来说，价值观是其精神活动的中枢系统，是其人生和事业中最重要的精神追求、精神支柱和动力所在。任何社会都承担着对青年进行价值观教育的重任。美国应对“新左派运动”就是典型例证。青年反文化运动后，美国政府意识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德育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的缺失。因此，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力促德育教育回归和价值观的重塑。为了使学生“增强成功的民族精神”，“富有爱国精神”，强化“公民教育”、“宗教教育”、“国家历史教育”等，灌输“仁爱、忠诚、正直”等核心理念。在价值观教育的方法上，美国采取价值澄清法等创新性举措。这种方法就是教育者根据学生品德发展的时机和需要，借助各种有效的方法使学生在自我理解、自我探索、自我选择、自我实践中获得正确价值观的方法。这种方法特别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进行价值观教育，强调学生的价值推理、价值分析、价值选择、价值实践等因素在价值观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系列的措施，加速了青年反文化运动的衰落，使得美国青年的价值观重新回归主流社会。当前，面对“县域青年”的诸多心理困惑，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其奋斗精神、亲情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尽力形成全社会理解、关心、鼓励“县域青年”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要加大中学、大学教育改革力度，特别是对德育和价值观教育应给予高度重视。历史已经证明，价值观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只有真正成为社会意见的最大公约数，成为群众身体力行的原则和标准，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团结、凝聚、引导的作用。我们也只有通过创新教育方法，强化“隐性教育”，多措并举，培养青年正确的政治、思想、道德、科学、知识、人生、审美等方面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并使之形成相应的伦理价值观、科学价值观、审美价值观、人生价值观。
3.着力创新青年工作机制。西方新社会运动对西方政党的执政方式形成了极大冲击，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些运动所表达的对抗并不是阶级对抗，而是指向非阶级的权力关系，于是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新青年引领的文化对抗上，也正因如此，西方各国政党在新形势下更加重视青年工作，不同程度地加大青年工作的力度。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2002年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布的纲领文件中，把发动青年一代作为自我革新的核心动力，将青年工作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法国社会党在2004年赢得全国大区选举胜利后，更强烈地意识到做好青年工作对于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提高党的影响力的重大意义，提出要改变在党的机构内缺乏青年群体代表的状况，建立一个更具活力和代表性的政党。与此新理念相适应，强化了青年组织工作。作为组织萌芽和生长的土壤，组织环境对于各国青年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德国的做法颇有借鉴意义。德国青年组织系统分为政府和民间两个部分，政府方面，联邦和各州设有青年部，各州建立有青年理事会；非政府民间青年组织方面，有自然环境保护青年组织、青年与体育联合会、青年宗教团体等。德国青年工作重心在基层，也就是由州及州以下政府主导政策，州及州以下基层组织负责具体工作，呈现自下而上的工作模式。德国法律规定，政府不能直接实施青年工作项目，各级青年事务部门必须同非政府组织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承担青年事务，青年工作的资金由政府保障。正是有了政府做强力后盾，德国的青年工作有声有色，颇受青年支持。我国政府也一向重视青年工作，但相比较而言，我们的青年组织还不够完善，按照非营利组织具有六大要素，即正规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公益性和志愿性来衡量，目前我国的国内非营利组织及青年自组织寥寥无几，社会作用发挥得也很不够。因此，当前应着力发展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在政策支持和规范行为等前提下切实发挥其作用，这是构建社会对“县域青年”救助和保护体制的必要步骤。同时，应尽快建立以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以社区服务、社会各类组织的社会服务为基础的立体的、多层次的社会保护网络，最紧迫的是要发挥城市社区在“县域青年”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社区发展的指标体系中明确规定对于“县域青年”社会性服务机构和内容的要求，真正发挥社区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形成全社会关注“县域青年”的合力。
4.着力解决“县域青年”的突出问题。第一，更加关注“县域青年”充分就业问题。“平等的工作机会”是“县域青年”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2013年是“最难就业年”，全国毕业生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的699万人，而2013年计划招聘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接近15%，这一增一降更加大了就业的难度，许多大学生走出校门，就必然成为“县域青年”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县域青年”队伍的迅速壮大和其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如何打赢这场“青年就业保卫战”，德国的经验很值得学习。德国把就业问题视为一个全社会的系统工程，由政府、高校和社会三方组成。其典型做法，一是采取双重职业教育体制。超过半数的中学毕业生不能进入大学，选择了职业教育，学习成绩相对优秀者才能进入大学。二是突出市场导向，调节人才供需。双轨制中的实践教育在企业中进行，由企业承担费用。因此，企业对本企业中的职业培训方向、培训规模、培训方式等有很大的自主权。这就充分运用了市场机制，发挥了市场的导向作用。三是突出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德国建立了纵横交错的青年就业创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政府主要以项目化运作的模式，向社会团体出资购买促进青年就业创业的公共服务，社团开展创业指导，创造就业机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德国做法，我们亟待解决的是：积极探索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培养机制，构建就业观念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引导机制，同时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联动机制。第二，更加关注“县域青年”身份认同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养成了都市生活方式，拥有更为强烈的城市情结，要解决他们的认同困惑，使其走出边缘化，真正融入城市。一是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身份差别，把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权利归还给公民，特别是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以市民身份和权利，平等的政治民主权利才不会空置。二是尽快落实农民工的“企业公民”与“社区公民”身份。“企业公民”是指农民工在企业里不仅仅是劳动者，同时还享有“公民权利”，有权提出自己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其他相关问题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集体议价机制。而“社区公民”身份主要指农民工有权享受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包括农民工及其子女有权在城市平等地享受教育、医疗、住宅等各种公共服务。三是提升组织化程度。新生代农民工处于社会分层的底层，要想在政治社会中摆脱边缘化，必须借助一定的组织形式，拥有话语权。当前最迫切的就是创新工会组建模式，夯实工会工作基础，提高工会依法维权的主动性。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宏伟愿景，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人民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县域青年”的梦自然也在其中。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各界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为青年创造良好的成长成才氛围。我们一定要贯彻好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切实做好“县域青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