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 杨洁
摘要：本文从自下而上的文化理解出发，分析了近年来安龙村进行的修建的一系列景观如生态农业、白鹭洲、农家碾等空间过程。一方面社区的应对方式是经营生态农业，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确保自身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社区也通过也通过开展农家乐、区分经济理性与文化理性、恢复传统仪式生活等形式，展开地方再造的努力。通过“地方—空间紧张”的分析进路本文认为，安龙村全家河坝的命运取决于外部力量与社区双方更精细的空间协商机制。
关键字：乡土诗学；景观政治；地方感；安龙村；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2016ZYXS72）研究成果。
一、问题与解释路径
（一）水源污染及其解决措施
2005年，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CURA）对成都市的水质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府南河作为成都市居民用水主要来源，其水质污染严重，为了彻底清洁府南河的水源质量，河流研究会决定从根源开始清理，于是乎，河流研究会来到府南河的上游——走马河进行水质检测。走马河是都江堰的一个支流，主要流经郫县，因郫县作为农业大县，农药化肥广泛使用，这也是水质污染的主要因素。为了彻底解决水质问题，河流研究会决定在安龙村全家河坝推广生态农业种植。随着河流研究会的进入，其他社会公益组织也将视线聚集在安龙村。2011年世界自然遗产基金会（WWF）在安龙村实施了“河流保护项目”，在当地修建了白鹭洲、农家碾、观鸟亭等景观，以恢复重建湿地植被生物的栖息地等；2012年某房地产公司试图以城镇商品房住宅用地的形式来改变当地的土地性质进行商业开发。
在一次访谈中，当地的一位村民跟笔者说：
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河流研究会致力于保护河流，是一个环保组织。因为一个机缘来到安龙村，安龙村的村边有一条走马河，它是成都城市河流的上游，是都江堰的下游，经过全家河坝。当时，他们对走马河的水质进行了检测，发现水体的污染是非常严重。这条河在安龙村，整个成都平原还算是上游。而且，上游也没有工厂，排污也非常少，水看起来是很清澈的。一经分析就发现，主要是因为农村在种植过程中的农药化肥造成的水污染。这些东西通过雨水冲刷都冲到河里去了，而且地下水跟这些东西也是相通的，共同导致水体污染很严重。这时，河流研究会就跟当地的村民，特别是河流两岸的村民，就跟大家一起商量。河流对城市很重要，而且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河流跟地下水是相通的，河流污染了，沟渠里的水也不能用，地下水也是受到污染的。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就是地下水。我们小时候直接把沟渠里的水澄清就可以喝，现在不能喝了，现在都用井水。虽然井水看起来要好一些，但其实井水也是受到严重污染的。那时候，河流研究会跟大家一起商量，那我爸还有村里的一些老年人，他们那时候不使用农药化肥，我们喝的水，吃的东西都很健康。他们就开始响应，不使用农药化肥，开始生态种植。
尽管河流研究会最初进入安龙村是为了治理河流水质才指导当地村民种植生态农业，经营“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以及，随后NGO组织在该地修建一系列景观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安龙村经历了：外来力量的干预（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香港社区伙伴等）——地方认同改变（留守老房子、搬至安置房）——去地方化（农家乐、生态农业配送）。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这些外部力量干预的过程中，安龙村逐渐由日常生活中的“绝对空间”转变为现代化的“抽象空间”。
（二）“地方——空间紧张”的分析框架
地方与空间是人类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常用的两个基本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以来[1]，空间成为宰制性的概念，地方则不再受重视。传统上认为地方是具有特殊性的意义中心，而空间是抽象和理性化的；地方具有使用价值，空间具有交换价值；空间包含地方。但是段义孚认为地方和空间同等重要，二者相互定义、相互补充和相互转化[2]。在这个基础上泰勒（PeterTylor）提出，“取决于不同的视角，任何一个特定区域潜在地既是地方，也是空间，因此空间生产者（space producer）和地方创造者（place maker）”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地方—空间紧张（place-space tensions）”[3]。
乡土社会的瓦解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最为突出的表现，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正迅速消失。[4]然而在褪去其原有的“乡土本色”之时，乡土景观的塑造却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空间生产（space production）与地方制造（place making）的一项主要内容，而由此衍生的景观诗学与政治表达也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中地方感（senses of place）塑造机制与特征之重点。
以上讨论涉及到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乡土社会面临空间模式改变的现状，笔者以安龙村自2005年河流研究会引入生态农业以来的一些列“地方——空间”张力为线索，详细论述地方空间变化的过程、途径以及地方村民的应对措施。
（三）研究方法与材料获得
本研究基于笔者2015年、2016年在郫县安德镇安龙村为期四十天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笔者绝大部分时间住在安龙村的一个种植生态农业的村民家里，广泛参与社区的日常生活与劳动，和当地干部群众形成了密切的联系。主要信息来源包括：一是书面材料。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笔者通过查阅网络、报纸等有关当地发展的文章，另外通过访问镇、村政府有关部门，获得了许多相关文件资料；二是参与观察和开放式访谈：除了日常生活劳动以外，笔者还为村里经营“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几户村民做了详细地口述史，同时还访问了前来参观的城市居民形成了丰富的田野笔记；三是针对部分数据进行了小规模问卷调查。
二、地方感
（一）田野点介绍
安龙村，位于安德镇城区东南面2公里，近郊郫县，地处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成都西部温郫都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内，东紧邻成都市繁华市区，距成都市三环路25公里，成都市市区32公里；西紧靠都江堰风景名胜区，距都江堰21公里。幅员面积约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540亩，有18个农业合作社，农户1125户，人口3399人，其中劳动力个数2210人，常年外出劳动力337人。主要产业是花卉苗木和生态蔬菜的种植，引进大型花卉苗木公司10家，实现产值上千万元，带动安龙村600人以上劳动力就业，至2012年底，安龙村共计花卉苗木种植面积1900余亩，生态蔬菜种植近百亩。是成都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示范村”。
（二）历史记忆
在安德镇城镇的西南面直至走马河边，有一块富饶美丽的土地。土地上农渠毛渠自西向东，密如蛛网，渠密桥多，星罗棋布。历史上最有名的桥有三座，即：西部的如意桥，中部的安龙桥，东部的苦工桥。三座桥连着东西3公里，南北2公里的土地，形成川西平原常见的村庄。村中那条安友路，自古就是一条通衢大道，是从安德镇向南经龙家湾往温江方向去的。途中那座石拱桥北头连着安德镇，南头连着龙家湾，人们从两头各取一字为桥命名，叫安龙桥。1950年废保建村时，人们以桥名村，取名安龙村。
安龙村是一个地理位置特殊的村，横跨以前的两县两镇（乡）的三个小村庄，三个小村先后合并成今日的安龙村。1950年废保建村时，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三个村，都是以桥名村，分别为郫县西路口乡苦工村，崇宁县安德乡安龙村和如意村；1958年崇宁县合并到郫县，公社化期间安龙村和如意村合并为安德公社第一大队；1966年改名胜利大队；1977年恢复为一大队；1981年改名为安龙大队；1984年废安龙大队建立安龙村。公社化期间两路口乡的苦工村改名为永兴公社永丰大队，取永远丰收之意。1984年废永丰大队建立永丰村。2005年两路口镇（原永兴乡）合并到安德镇，安龙村和永丰村合并为安龙村（全家河坝以前就属于永丰村）。2013年初全村占地3.9平方公里，有耕地3540亩1111户3349人。
三、空间过程
（一）生态农业
2005年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对走马河的水质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水污染特别严重，其中化肥农药是首要污染源。于是河流研究会就跟安龙村的村民商量，不使用化肥农药，种植生态农业。河流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像当地村民介绍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社区支持农业（CS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
当地经营生态模式的高大哥告诉笔者：
2005年下半年到2006年，整个全家河坝参与者共有11户，大家都抱着做实验的心态，自己拿出一些地做实验。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就发现，菜种出来虫害特别严重，病害也是很严重。在这个过程中，我爸妈还有权伯伯、范伯伯，他们这几个主要是老年人，他们是比较坚信，但是，年轻人好多就不干了。年轻人好多觉得我们放弃使用农药化肥就种不出来了，他们陆陆续续地就开始放弃了。我爸他们在他们的印象里，在八十年代以前，不使用农药化肥一样可以种植东西，所以，他们就坚持了下来。还有我妹妹，她2006年之前就一直在外面打工。2006年的时候回家里帮忙，跟父母一起做这些事情，前几年是比较艰难的。我呢，是在成都打工，2008年的时候下定决心，下定决心也是因为城市里的压力比较大，还有就是我自己的身体不太好，特别是肠胃不好，所以我就开始考虑是否放弃城里的工作，回家里跟父母一起种地。回去以后，主要是帮家里送菜。因为从2008年就开始给城里的朋友配送蔬菜，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CSA的模式，有一点类似，又不完全像国外CSA的模式。
在安龙村共有7户村民经营CSA模式，其中有六户相互协作，共同销售，有一户村民自己找消费者单独送货。
（二）农家乐
安龙村全家河坝位于走马河畔，河流自东向西，夏季河水充沛，很多城市居民驱车前来漂流。住在河畔的几户村民就顺势办起了农家乐，让前来游玩的居民顺带体验农耕生活。这些居民可以带着孩子过来进行亲子活动，种菜，摘菜，插秧等；也可以租一小块地自行种植，等收获季节再过来收菜，期间菜地主人会帮忙管理。村里没有种菜的村民，则趁着夏季市民前来漂流时，开起小卖部和茶馆。临近的一些住家户，也将自家的空地打理出来当做停车场，在走马河边我们“停车十元”的牌子随处可见。
笔者在安龙村调研期间偶遇几位从成都前来体验农耕生活的家庭，当笔者问起来意时，其中的一位家长告诉笔者。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农耕社会，老祖宗们就是靠这一片黄土地繁衍至今，但现在离土地却越来越远，像他们（指着几个小孩）都没见过稻田，所以我们几个家长商量，利用假期带他们前来感受感受，让他们知道平时吃的米饭是从哪儿来的，是怎么长出来的。
四、再地方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对地方创造（place making）的关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从特定的地域空间中创造地方时，文化是必备的要素，地方创造被视为对空间的“文化区域化”（“cultural territorialization”of space）实践。[5]考察地方创造需要特别关注本地居民的文化实践，以及文化实践如何通过特定的景观体现出来。正如前面已经述及的，社区具备通过话语实践和社会行动来“填充容器”的能力，从而实现地方再造。
安龙村自21世纪初，在政府和NGO组织合作下，陆续修建了很多乡村景观，在这些景观的修建过程中，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绝对空间”逐渐变为现代化商业性的“抽象空间”。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土地不仅仅是祖辈们维持生计的资产，更是联结当地文化、社会结构的关键。
五、结论
空间与地方关系引发的是对现代性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当代人类学倾向于把地方塑造成逃离“无人情味的交换、市场理性、工业化时代异化”、实现“意识形态和情感满足”的场所，而环境（空间）则意味着腐化、疏离和污染。本研究试图突破这种对立框架的不足，指出在空间过程中，国家与社区各有其灵活的让渡机制，国家表现出对次级区域社会文化联系多样化的兴趣和宽容，比如关于苏木、嘎查的设置，对敖包的重新鼓励，延后实施禁牧政策等；社区也能迅速接纳并创造出并接的空间形式，比如新生代蒙人开办的养殖公司与家庭草场共存，重建敖包、恢复祭祀时的时空象征资源重组、仪式性净化等。但不可否认当代抽象空间仍然居于支配地位，空间改造的进程也远远没有结束，巴肯嘎查的个案揭示了乡村社区生态退化的深层原因，描绘了当代对地方性（locality）缺失的普遍焦虑，表明国家与社区之间需要建立更为精细的空间协商机制。
参考文献：
[1]何雪松.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J].社会.2006（06）.
[2]Tuan,Yi-fu. 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
[3]Taylor,Peter J.Places,Spaces and Macy’s: Place-Space Tensions in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Modernity,[M]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99.
[4]费孝通.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5]Gupta, Akhil & Ferguson,ames,Culture, Power, Place:Ethnography at the End of an Era[M]. in Akhil Gupta & James Ferguson （eds.）, Culture, Power,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作者简介：
杨洁（1991——）：女，25岁，汉族，籍贯安徽，西南民族大学2014级民族学，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论文作者:杨洁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7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10/27
标签：安龙论文; 河流论文; 地方论文; 空间论文; 研究会论文; 郫县论文; 村民论文; 《文化研究》2016年7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