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演化动力学的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机理研究——以“义乌商圈”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乌论文,互动论文,动力学论文,为例论文,机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1)02-0051-09
一、问题的提出
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显著的经济现象。在关注两者互动关系之前，学术界对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进行了深入的专门研究。[1][2][3][4][5][6]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集聚经济”现象在后发国家更大范围出现与发展，学术界逐渐关注并初步研究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的互动现象。在早期，多数研究都关注到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对彼此的重要作用。[7][8]之后，一些学者主要运用外部性理论、集聚经济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多个角度研究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郑勇军等认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主要通过专业市场的需求集聚效应以及产业集群的供给集聚效应进行互动。[8]陆立军等利用外部性理论论证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主要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带动与提升，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支撑作用这两个方面。此外，许多研究者将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9]例如，李晶通过对湖北汉正街都市工业区的研究论证了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之间互动的成因及表现形式。[10]陆立军等通过对义乌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跟踪研究，认为一个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为核心的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义乌商圈”已初步形成，“义乌商圈”的产业支撑区域和市场销售区域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互动关系。[11][12]然而，现有研究对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互动机理的初步研究，大都是基于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理论阐释与应用，而忽视了两者互动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演化过程，也较少关注两者互动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协同演化动力学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出现了范式危机，经济学分析呈现出从“均衡世界”向“演化世界”发展的趋势，[13]主流经济学的“最优化”、“均衡”范式不断得到改造，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此外，随着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演化经济学者逐渐认识到并更加强调个体与个体、系统与系统等不同主体和层级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协同演化动力学特征及机制，从而形成了众多演化动力学模型及技术工具。[14][15][16][17]鉴于此，基于经济系统的演化动力学特征与机制，本文建构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的理论框架和模型，并结合“义乌商圈”的历史演进过程，实证检验本文的理论模型，进而揭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互动的普遍规律与特殊演化机制。
二、理论分析：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
在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发展过程中，任一主体的适应性策略，任一环境的适应性调整以及系统的阶段性转换，都将改变其他主体、环境、系统的演化路径与功能，而这一变化结果又通过正负反馈机制影响前者的演化方向，从而形成一种由某种核心动力机制带动的协同演化逻辑结构及其过程。
(一)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的核心动力机制与内涵
1.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的动力机制
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看，竞争与合作是生态系统最为常见和基础性的协同演化机制，是系统演化的核心动力。与生物协同演化相类似，竞争合作机制也是经济社会系统内不同要素、个体以及系统之间协同演进的重要动力。专业市场内不同市场主体之间，产业集群内不同企业之间，以及市场与产业之间的不同个体迫于激烈的外部竞争而积极寻求创新，从而促进市场与产业集群整体创新能力提升，实现两者互动过程的升级。此外，频繁的合作有利于资源在它们之间的优化配置，进而有利于创造“合作租”，增强彼此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正是通过不断的竞争与合作，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才可能在相互作用、互促共进中不断实现升级，避免陷入各种风险。然而，在何种阶段采取竞争策略，在何种阶段又采取合作策略，抑或共同使用竞合策略，这无疑与系统演化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除竞争合作协同外，Nelson和Winter、[18]Dopfer[19]、黄凯南[13]等论证了选择机制、学习机制以及动态博弈机制对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动力特征及过程。
2.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的内涵
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协同演化博弈互动是指两者在长期的演化互动过程中，在竞争合作机制、学习机制、选择机制及动态博弈机制等动力机制的推动下，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不同要素、环境、系统在交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因果关联、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协同演化结构及过程。
(二)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的结构与过程
演化域(evolon)是结合了结构与过程演化的分析单元，不同演化域之间的联结构成了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演化的结构—过程。[19]因此，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协同演化互动也可以主要概括为结构上的多层级性与过程上的多阶段性。
1.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的多层级性
Kurt Dopfer认为经济系统的结构可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层级，微观层级主要是由组织等个体生发的协同演化过程，而宏观层级则是由系统生发的协同演化过程。[19]据此，我们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系统分为两大层级内部的互动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其一，微观层级，它由异质的微观实体组成。它们既遵循规则行事，又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微观层级上，在一定的由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文化环境、产业环境、科技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耦合而成的外部演化环境中，市场经营户、企业、金融机构、创新中心、政府及中介机构等各类实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适应，构成了协同演化的微观层级互动主体，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协同演化，从微观层面促进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其二，宏观层级，即由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两大系统构成的互动层级。例如，需求偏好改变促使专业市场整体系统演化，宏观层级的互动机制则使产业集群依据需求变化进行整体性的适应性调整，而这又给专业市场带来新的变化，从而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发展。
2.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的多阶段性
如前所述，不同微观主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适应性行为驱动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协同演化互动过程，因此，可以依据微观主体之间竞争与合作程度的差异来表征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模式，并据此分析两者互动的阶段与特征。如表1所示，依据微观主体在互动中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程度，我们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博弈互动分为以下三种模式：合作协同型互动、竞合协同型互动、竞争协同型互动。上述三种互动模式分别对应于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博弈互动的萌芽形成期、成长发展期以及成熟再发展期。
在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博弈互动的萌芽形成期，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以及相关微观主体刚刚进入市场或行业，导致市场经营户、企业以及其他微观主体不敢贸然参与市场竞争，而是选择与有限的几个固定合作伙伴展开合作(如表1所示，竞争系数区间小于合作系数区间①)，大量小范围合作的叠加形成了互动者之间的合作协同型互动模式。在此阶段，微观主体之间的微观层级互动占据主导地位，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系统生发的互动还远未形成。相应的，此时互动的动力机制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此外，由于创新的复杂性与高风险性，企业和市场经营户相当谨慎，它们主要采取利用性学习方式，着力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款式，突破式的探索性学习尚未成为该阶段的主要学习方式。在该阶段，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可或缺，发展规划和政策扶持等权威选择机制十分重要；市场竞争程度虽然也在上升，但毕竟尚未成为主要的选择机制。中小型商户受潜在利润的引导，逐渐进入市场领域。与此同时，由于微观主体的合作伙伴数量不多，合作范围较小，而且合作关系较为固定，因此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较为固定，经过多次的重复博弈容易使小范围内的微观主体形成一种较为规则的博弈格局，博弈尚未成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的主要力量。
当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进入成长发展期，互动模式与阶段性特点也发生了相应的转换。此时，不同微观主体的互动对象、互动范围不断扩大，原先主要依靠几个老关系开展合作的形态逐渐演变为在不同层级、不同范围互动者之间开展既竞争又合作的协同演化式互动，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间的互动也演化为竞合型互动，微观主体之间竞争合作强度差异不大，竞争系数和合作系数对市场经营户、企业等的成长发展效应显著。在此阶段，互动层级也不再停留在微观实体之间，而是逐渐从微观跃迁到微观与宏观相互耦合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企业、市场经营户等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包括制度环境、技术环境在内的环境变量对各类实体的反馈效益也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探索性学习开始成为互动过程的主要学习方式，市场与集群的创新潜力进一步显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网络结构，促进了各类知识的转化与积累，知识创新日趋加快，行业的专用知识进一步增多，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市场与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部分大企业凭借长期的知识积累，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在其周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与中小市场经营户以及企业紧密相连的协作网络。此外，市场选择与企业家选择的力量不断加强，竞争性力量与企业家之间社会性网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政府权威选择的内涵却发生了转换，它逐渐以改善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发展环境为己任，注重优化制度、政策环境。
随着市场进入者的大量增加以及许多产品生命周期逐步进入成熟期，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这导致微观主体，尤其是中小型经营户与企业之间主要存在竞争关系，由此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形成了一种成熟再发展期的竞争协同型互动关系。在此阶段，竞争系数与合作系数的影响力恰好与互动的萌芽期相反，竞争的抑制效应，尤其是过度竞争格局非常不利于协同演化互动。此时，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层级出现了分化的可能性，这也决定了转型再发展的成败。例如，能否推动互动关系的转型和再发展，非常关键的一点是能否实现互动层级的外延式跃迁，引导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走向具有更高适应性的国际化阶段，促进企业、市场经营主体等各类要素在更广阔的交易和创新空间内互动式合作与发展，实现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国际化跨越式提升，从而避免恢复到此前的单纯微观层级互动，甚至导致互动的停滞。另外，此时已经发展起很成熟的互动网络结构，市场知识与企业家认知之间的知识转换异常迅速，尤其是微观主体的专用知识进一步增加，知识的可编码化程度更高。然而，随着市场和企业的发展步入成熟阶段，市场竞争环境更为严峻，创新的市场风险也增加了。因此，此时知识的高流动性与分散性难以促进创新增加；相反，模仿行为却容易发生，探索性学习开始弱化。面对这种创新潜力变弱的情况，尤须加强干预，将创新的外部收益内化为创新者的内部收益，防止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间的互动陷入创新停滞陷阱。为此，在这一阶段，政府应适时转变发展思路与战略，有效引导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在更高水平上创新，促进二者在协同演化互动中转型再发展，顺利实现互动模式的阶段性跃迁与融合。
三、案例讨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的“义乌商圈”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区位和资源优势都不明显。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一个以义乌小商品城市场为核心，义乌专业市场体系与区内外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的开放性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义乌商圈”已初步形成。[11]
(一)“义乌商圈”的形成与演进
从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视角分析，在支撑体系与外部环境不断优化的条件下，“义乌商圈”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互动的萌芽形成与“义乌商圈”的孕育期(1982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第一代小商品市场(1982年)到第四代小商品市场(1992年)的发展，以及在本地或周边地区“家庭工厂”的出现，“前店后厂”成为这一时期专业市场与块状经济(产业集群的雏形)互动的萌芽形式。分散的作坊式的小规模企业与市场内有限的几个市场经营户交易合作，微观主体之间的规则型博弈导致他们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合作成为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交易关系，因此，此时开始出现初始的微观层级协同演化博弈互动。一方面，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小规模家庭工业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分散的生产者源源不断地向专业市场提供价格低廉的商品，有力地支撑了市场的形成与累积性发展。由于面临较为不确定的市场进入环境，市场经营户和家庭工业主要采取利用性的知识学习方式，市场知识向产业专用知识的转换较为缓慢，集群企业诞生与成长较慢。但较高的创新收益预期吸引了较多的潜在进入者加盟市场，一些比较殷实的市场经营者开始进入创新收益更高的产业领域。此时，政府不但主导建设、扩大了有形市场，而且通过有关政策日益规范市场服务管理体系，有效发挥权威选择机制对专业市场发展的导入作用②。因此，萌芽于义乌专业市场与本地产业的初级合作的“义乌商圈”处于重要的孕育期。
2.互动的成长发展与“义乌商圈”的形成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随着第四代小商品市场一期、二期的陆续建设，义乌逐渐形成了篁园、宾王两大市场群，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商品门类日益增多，微观主体交易的灵活性、随机性也日渐增强，各个主体互动的对象与范围都得以扩大，竞争合作因素越来越重要。同时，微观互动者逐渐与市场体系内的众多经营户开展合作，互动者成为外部环境的积极塑造者，互动者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逐步增强，互动层级逐渐由较为初级的经营主体间的微观互动向宏观层级互动过渡与跃迁。此外，义乌本地和周边逐渐形成市场导向的各种制造业集群，一些在专业市场上打拼多年的实力型商户开始投资产业领域③，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多层级互动日益生成并强劲发展④。这一时期，政府的战略规划与引导作用同样功不可没，它与企业家社会网络和市场竞争发挥了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选择功能。1994年，义乌市委、市政府果断提出了实施“引商转工”、“以商促工”、“工商联动”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引导一大批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经商大户，迅速转向发展与市场关联度较高的轻工产品生产，从而及时、有效地促进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发展⑤。与此同时，通过优化政策环境、培育市场体系、改革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实行市场“管办分离”、组建国有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城集团”)等为市场交易提供了稳定规范、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体制框架，有力地推动了市场发展。另外，随着大企业出现，产业与市场组织结构优化，创新式学习成为主要的学习模式，知识快速转换为企业家认知，丰富而灵活的社会网络结构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市场上产品种类的丰富、质量的提升，促使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发展。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时义乌市场体系与产业支撑区域开始向更为广阔的周边地区、包括省外乃至国外扩展，“义乌商圈”得以真正生成。
3.互动的成熟再发展与“义乌商圈”的转型拓展期(新世纪初至今)。随着微观层级互动向多层级互动跃迁，以及互动的空间范围进一步扩大，义乌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协同演化互动步入随机性更强的成熟再发展期，微观主体之间的竞争因素不断增多，互动对象与范围的随机性，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强了，“义乌商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一时期，随着第五代小商品市场即国际商贸城一、二、三期市场相继建成，小商品制造业集群、市场服务性(会展、博览会、电子商务、物流等)产业集群迅猛发展，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相互支持、共促共进，两者互动的空间更趋跨区域、国际化、网络化，互动范围和层级大为提升，导致“义乌商圈”稳定发展并日趋成熟⑥。与此同时，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与引导下，包括“义乌指数”等在内的信息平台建设、互动主体多层级网络的构建，导致了知识增长与扩散大大加速。然而，由于互动系统内创新性学习与模仿性学习并存⑦，这使创新激励成为这一时期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由此相对应的人才引进、技术创新、企业管理等问题也逐一“突现”。所以，在这一新的更趋成熟的互动转型期，“义乌商圈”要想取得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就迫切需要走上以国际化、现代化、创新化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转型发展之路。
(二)“义乌商圈”协同演化互动的定量分析
借鉴Lotka-Volterra演化动力学模型⑧，结合“义乌商圈”的演进过程，以下给出一个“义乌商圈”协同演化互动计量模型，以定量分析其历史演进的阶段性特征与规律。
结合上文的分析，我们的样本数据基期为1982年，此时定义t=0，样本末期为2009年，此时t=27。为了揭示义乌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进而“义乌商圈”协同演化互动的阶段性特点，我们将样本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82-1992、1993-2002以及2003-2009，以此对“义乌商圈”的发展历程进行分阶段的回归分析。样本数据如图1所示。
图1 1982-2009年义乌市工业总产值、集贸市场成交额变化图(单位：亿元)
运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上述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如表2所示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中较高的Adj-
表明，联立方程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同时大多数系数都通过了T检验，这表明回归系数能较好地解释各内生变量的动态变化。
如表2所示，“义乌商圈”的形成与演进过程具有十分显著的阶段性特征，这与本文上述理论分析相吻合。
首先，对样本数据的整体阶段回归表明，无论从专业市场对产业集群的竞争合作效应，还是后者对前者的竞争合作效应来看，在“义乌商圈”演进的全过程中，合作效应大于竞争效应，合作是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主要动力。这一演化过程与结论证明了在整个协同演化互动过程中，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主体协同演化，创造了一种有利于彼此开展互动合作的外演化环境与不断完善的互动支撑体系，这对于“义乌商圈”的拓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其次，分阶段来看，在“义乌商圈”的不同发展时期，以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博弈互动为内在核心过程的个体和系统的生发，具有适应于演化环境的多阶段演化特征。(1)如表2所示，在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萌芽形成期，双方的竞争系数都较低，而合作系数较高，这反映了互动初期，市场经营户、企业等主体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更愿意建立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彼此之间的博弈范围与对象都是相对有限且固定的。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期，专业市场对产业集群的合作效应要小于产业集群对专业市场的合作效应(0.699<0.726)，这表明在“义乌商圈”的孕育阶段，培育适应市场需求的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作用，这是确保“义乌商圈”从孕育走向形成、发展阶段的必要环节。如果缺乏坚实的产业基础，“义乌商圈”的历史演进将被中断。(2)当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进入到成长发展期，“义乌商圈”的演进也逐步进入形成发展阶段。本文的计量回归结果较好地证明了上述理论分析的逻辑过程。如表2所示，在此阶段，无论专业市场生发的，还是产业集群生发的竞争效应与合作效应都较为接近，两者对“义乌商圈”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主要的动力作用。在这一时期，市场经营户、企业等主体之间既存在广泛的合作，又存在着与各自利益相联系的竞争关系，它们之间既围绕演化资源展开竞争，又与其他主体就市场战略、产品创新、物流与会展等方面进行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市场与企业规模的扩张，合作的范围已超出本地、区际范围，各类主体逐渐向省际乃至国际化方向发展。这种拓展，反过来又进一步支持了市场与专业化分工集群的互动发展，通过“聚爆”而形成跨区域的分工协作网络——“义乌商圈”。(3)如表2所示，“义乌商圈”初步形成后，需要在诸多方面转型与拓展。现阶段，竞争效应在某些方面开始大于合作效应，例如市场过度竞争非常不利于产业集群中企业的合作创新，模仿盛行导致企业缺乏创新激励，从而使产业集群陷入创新停滞，并最终导致市场凋敝或消亡。然而，从回归系数整体来看，目前“义乌商圈”虽然出现了转型升级的阶段性特征，但合作效应仍然具有无可代替的地位与作用。由此可见，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仍然是实现“义乌商圈”转型提升的重要路径，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发展的出路在于不同层级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
四、结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相互作用这一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独特现象给予了关注，但少有学者对两者的内在互动的机理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从演化动力学视角出发，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揭示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一般机理与特殊演化机制，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1)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是一个由竞争合作协同机制驱动的协同演化结构与过程。微观要素、要素与环境以及宏观系统之间的相互协作、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内生性地推动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模式从合作协同型、竞合协同型向竞争协同型转换，由此促使两者互动的层级从微观主导向微宏观耦合进而向国际化多层级融合跃迁，与此同时，互动阶段从萌芽形成期向成长发展期再到成熟再发展期的转换与递演。(2)在微观互动层级上，两者的互动是一个由专业市场内的微观主体(如市场经营户、商贸企业、中介机构等)之间、产业集群内的微观主体(如企业、创新成果产业化中心等)之间，以及跨越专业市场或产业集群的微观主体之间的竞争合作协同演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尤其是跨越系统的集群企业与专业市场主体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形成了寄生型、合作型与依存型协同共生关系，由此助推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层级向宏观系统协同演化跃迁；在宏观层级上，到一定的发展阶段，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两大系统之间实现了互促共进、相互依存，同时也为各类微观主体之间的长期协同演化动态互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演化环境，微观与宏观层级的协同演化互动因而实现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正循环反馈。(3)从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角度来看，“义乌商圈”是一个由义乌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多层级协同演化互动形成的开放性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对“义乌商圈”演进过程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表明，“义乌商圈”是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的典型案例，因而实证地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模型。同时，也应看到，“义乌商圈”正处于非常关键的转型提升与战略机遇期，迫切需要利用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会展经济、品牌经济等新型业态推动市场、企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产业与市场的协同合作效应，大力支持“义乌商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国际化、创新化、现代化拓展。而这显然既取决于政府等外部力量有效干预的他组织能力，更决定于互动系统内生演化环境的适应性，以及互动层级与阶段转换的自组织能力。
注释：
①竞争系数是指微观主体间的竞争强度，合作系数则反映微观主体之间的合作强度，其一般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为与合作正效应相对应，我们假定上述协同演化模型中所涉及的竞争只具有负面的抑制效应。
②这一时期，义乌市政府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政策措施支持和引导了专业市场及其与产业集群的萌芽式互动：(1)“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2)开放城乡商品市场，积极建设市场基础设施；(3)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扶持鼓励发展市场专业户和重点户。
③例如，义乌当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企业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市场进入到产业投资领域的，如浪莎袜业(1995年)、三鼎织造(1994年)、芬利集团(1994年)、新光饰品(1995年)、王斌集团(1994年)、梦娜袜业(1994年)等。这些大企业及其周边所形成的分工协作集群为专业市场输入了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同时，专业市场的共享式销售平台不仅为义乌本地产业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销售渠道，也有利于本地大企业以较低的交易成本组织自己的分工协作网络，促进自身跨越式发展。
④义乌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多层级互动式发展，促进了两者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例如，据统计，2002年义乌的工业总产值和“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分别是1992年的10.82倍与11.2倍。
⑤经过这一关键发展时期，在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下，义乌本地出现了以浙江义乌经济开发区为核心的各类企业集聚区，从而为市场与集群的多层级互动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平台。截至2002年10月，形成了以浙江义乌经济开发区为核心，12大特色产业园、义西南以及义东北两大工业带多极联动的产业集群体系。
⑥时至今日，义乌不但形成了众多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区、产业园区、开发区等产业集聚区，集聚区内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集群与各类专业市场进行多层级互动发展，而且一个以来料加工、中间贸易、展示贸易、市场或集群区外投资、产品代理销售和推介等方式扩展而成的跨区域产业与市场分工协作互动式网络——“义乌商圈”日趋成熟，进一步推动了义乌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多层级互动发展与跃迁。
⑦2007年本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义乌市场中企业产品每月无更新的商户仅占19.82％，而80.18％的商户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产品更新，但是，这种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企业模仿其他企业后的二次创新。
⑧美国学者Lotka(1925)提出了描述种间竞争模型，而Volterra在1926年提出了以下关于猎食者与猎物(Predator-Prey)双物种的生态学模型，试图解释亚德里亚海某些鱼类数量的起伏现象，该模型与Lotka研究模型相似，因而被称为Lotka-Volterra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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