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
社会治理之问下社会组织孵化器的悖向依赖逻辑
徐 刚1，2
（1.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2.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资源依赖是现实情势下社会组织孵化器难以避绕的发展问题。以实证研究为依托，发现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作为行政推动型社会组织孵化器在“政府—孵化器—社会”空间场域中呈现出对政府的合法性强依赖和经济性弱依赖以及对社会的合法性弱依赖和经济性强依赖的双重依赖格局，预示的是社会治理之问下社会组织孵化器为谋求情境适应所凸显的顺从性与反顺从性、体制化与非体制化的悖向性逻辑及“制度顺应，抑或组织响应”的冲突性选择。对此有必要从政策原点出发予以破局解悖，由反身性视野处理制度顺应与组织响应关系，在渐进调试中强化组织赋能赋权并激发孵化器自治度和融通力，从而在公共价值导向下使社会组织孵化器摆脱双重依赖困境，实现“共向性”的社会治理格局。
关键词： 社会治理之问；双重依赖；悖向逻辑；政策原点
一、社会治理之问下社会组织孵化器的组织依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进一步明确了在公共服务社会化进程中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资源及整合社会资源的主体作用。但在社会需求多样化和弹性化发展趋势下，社会组织在承接和整合进程中明显力不从心，“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结构如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成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之问。由此，在促动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宗旨下，致力于社会组织能力建设、资源链接、交流互动服务的社会组织孵化器(Non-Profit Incubator ，简称NPI)渐成规模并日益壮大。[1]社会组织孵化器也称之为“非营利组织孵化器”“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作为承接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职能和培育社会组织专业服务能力的公益资源“聚集地”，是从支持型社会组织衍生出来的“神奇的跨界汲取资源的能力的公益培育模式”。[2]然而，尽管社会组织孵化器是现阶段探索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路径，但在现实情势下资源依赖仍然是社会组织孵化器难以避绕的发展问题。
关于社会组织孵化器资源依赖研究，目前主要依附于社会组织专注于与政府的关系研究，通常将政府和第三部门间“资金资助—服务提供”关系称之为合作关系，[3]强调新公共管理思潮下的主流观点是合作主义，认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能够形成具有平等特征的伙伴关系，[4]并以“诺斯悖论”阐释以政府购买服务为载体带给社会组织双重影响的合作主义路径。[5]也有将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解释为市场交易中非隶属的平等契约关系，[6]以“去政治的自主性”来强调支持型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的独立地位，在挑战政府迎合理论中探索社会组织可推广的运作机制。[7]还有的提出法团主义，强调通过国家干预将各社会团体制度化、正式化地吸纳到国家决策结构中自下而上承担利益代表和维护功能，[8]并区分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9]主张专业性社团本身为了维持垄断地位并不积极寻求自主性，而在政府制度化控制下产生“组织外形化”及“准行政化”。[10-12]
相对于与政府关系研究的蔚然大观，社会孵化器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却因边缘化而付之阙如，一般仅探讨公益孵化器的有限功能，主张能给成员带来资金支持、场地支持、信息和治理支持，可促成社会组织特别是草根组织的快速成长，[13]或既不否认孵化器模式的立竿见影快速效果，但也承认盲目推广会导致社会组织发展的同质化，[14]并认为作为政府功能的补充和促进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得到政府支持和援助，但其成长无法摆脱“潜规则”干预和行政色彩的存在。[15]其实，社会组织孵化器作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纽带”，其和社会的关系是需要同等予以关注的方面，为此本文将在“政府—孵化器—社会”的共同空间场域中，突破社会组织孵化器与相关主体的单一关系维度，展开社会组织孵化器的双重依赖关系问题研究。
二、社会组织孵化器的情境适应分析——一个理论框架
（一）理论框架
社会组织孵化器尽管承担着实现资源链接和整合的功能，但是其物质基础较为薄弱，生存能力较为脆弱，还不具备自主获取资源及规避社会组织成长困境的强大生命力，其实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组织，需要从周围环境中吸取资源，需要与周围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才能达到生存目的。[16]依据资源依赖理论，由于组织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包括财政资源、物质资源以及信息资源，都是从环境中获得的，所以组织不得不依赖于提供这些资源的外部提供者。而社会组织孵化器所依赖的主体资源主要包括两个：国家和社会，其中国家包括政府、执政党、业务主管部门，社会则包括企业、基金会、媒体、社会组织、民众支持度等。同时，由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通常会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或逻辑——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17]或是效率逻辑与政治逻辑，[18]一方面强调组织的效率性和专业性，另一方面强调组织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并对规范系统或合法秩序的构建形式及其制度、文化及观念层面的控制形式的存在普遍接受和认同，[19，20]因而社会组织孵化器所依赖的客体资源也可归结为两个：合法性和经济性，合法性强调社会认可基础上的权威关系，而经济性则强调成本节约基础上的收益状态。[21]由此，在社会组织孵化器资源依赖上，可从国家和社会的主体资源与合法性和经济性的客体资源的双重维度上分析组织对资源的需求程度、使用权限及资源的可替代程度。
校长舆情领导力是在网络推进教育舆情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崭新命题，是校长领导力在学校舆情领导上的衍生。综合教育舆情和校长领导力的相关概念，校长舆情领导力是以校长为中心的学校管理团队，在应对和处理学校舆情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能力。
在当前社会治理环境中，社会组织孵化器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寻求制度环境的认可和支持，这必然使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对政府存在合法性强依赖关系，毕竟在成立和运营上没有政府的参与，培育基地很难成立并快速壮大。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是Z市民政局作为主办方依托Z市社区服务中心运营打造的，在成立之初即是政府为激励民间办“社会”的重要工具，培育基地场地为政府部门捐赠，并已通过明确培育基地的党委领导强化其工作的政治预设。
图1 社会组织孵化器的情境适应模型
（二）案例选择
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及社会组织联合会、义工联的领导班子都来自于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基地的运作和资源的整合全权交由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运营，在人事管理上也基本上听从上级部门的安排，所不同的是培育基地的资金全部是财政拨款，而联合会和义工联则是自负盈亏。（20180308对培育基地负责人之一B某的访谈）
表1 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入驻的实体名单
1.对政府的合法性强依赖
三、行政推动型社会组织孵化器的双重依赖格局
图5中展示了两个算法KNN分类准确率的结果。在这个数据集上，ST-SNE的分类准确率高于BH-SNE，当K增大时优势更加明显。这个结果也印证了可视化结果中ST-SNE识别出了更多的特征。
2.2 加权共表达网络构建及枢纽模块确定 总共29例肾透明细胞癌样本用于构建共表达网络。选择β=7(R2=0.88)作为软阈值(图1A)，确定8个不同的基因模块(图1B)。引入临床信息，显示棕色模块与肾透明细胞癌进展(grade)相关性最大(图1C)，选择棕色模块作为枢纽模块以进一步分析。
（一）对政府的双重依赖格局：合法性强依赖和经济性弱依赖
本文之所以选择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在于其成立发展的代表性，也在于获取资料的便利性。而在资料获取上，本文主要通过网站浏览、参与式观察、非结构式访谈等方法获取研究所需材料。2018年3月笔者以兼职形式进入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到其各类工作之中，以工作日志方式充分记录所观察到的培育基地运行状况并予以现象表征梳理，同时也不定期地对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工作人员进行了非结构式访谈，围绕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具体工作内容及访谈对象工作经历深入探寻社会组织孵化器的资源依赖状态及情境适应逻辑。
不过对于社会组织孵化器和环境资源的依存与互换所形成的不平衡依赖状态和非对称依赖关系，通常认为不应仅局限为做遵从制度要求的顺应者，也应考虑做组织作为的响应者，由此社会组织孵化器可通过与环境的充分互动以垂直型、水平化或多元化策略不断地调适与其它组织的共生式依赖，从而在具体情境适应中充分维持组织自身的自治度和发展力。新制度主义理论由组织行动角度，认为组织在应对社会环境变化时可以做出适应性反应，[22]并依据其程度的不同可以归结为五种反应：沉默、折中、逃避、对抗、操控。其中，沉默有三种形式：习惯、模仿和遵从；折中包括平衡、平稳和讨价还价三种情况；逃避分为隐藏、缓冲、逃离；反抗主要分为解除、挑战和攻击；而操纵包括影响和控制两种形态。[23]本文对于社会组织孵化器的情境适应逻辑则将结合中国实际境态在社会治理之问视域下予以分析，会区分关系逻辑和功能逻辑双重维度来具体分析社会组织孵化器与政府和社会的结构关系以及在合法性和经济性上的功能取向，从而形成组织和制度双重逻辑下对政府和社会的合法性和经济性如何适应的情境适应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
在经营管理中，由于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及其培育下的市社会组织联合会、市义工联的领导班子都是从Z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调任过来的，因而其组织架构和服务中心组织架构基本保持一致，其日常职能发挥也均依靠业务主管单位相关部门的工作授权和资源的授予，而在人事管理上也受到业务主管单位较明显的人事干预，整个管理团队均遵从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非正式渠道的委任。
鉴于“行政推动”现实国情，本文将着力于对社会组织孵化器中较具代表性的由政府主导资源供给并“嵌入式”监管的行政推动型社会组织孵化器展开研究。[24，25]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即属于典型的行政推动型社会组织孵化器，是全国第一家由政府主导、依托民政事业单位运作的社会组织孵化器，并且作为Z市唯一的市级培育基地，是Z市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和能力建设的主要阵地。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于2010年成立注册，挂靠市民政局并依托Z市社区服务中心（Z市社会组织服务交流中心）运营，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旗下指导Z市社会组织联合会、Z市义工联等社会组织。目前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的培育服务工作日益制度化、品牌化发展，正积极开展组织孵化和能力建设、政治引导、网络构建、政府职能转移等多元资源供给活动。截止2017年底，培育基地先后引入209家社会组织入驻接受培育，目前成功培育孵化29家社会组织，服务116家正式登记注册，累计为逾2000家社会组织提供支持服务18500余次。具体见表1。
经计算，其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所采用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在统计意义上相符。每条时程曲线计算所得结构底部剪力均大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的65%，且3条时程曲线计算所得结构底部剪力的平均值大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的80%。
2.对政府的经济性弱依赖
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对政府的经济性依赖一般体现于政府资金资助和合作平台搭建，不过由于体制限制培育基地会更多地倾向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经济资源，因而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对政府只存在经济性弱依赖关系。依据《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方案（征求意见稿）》，培育基地必须在社会组织孵化器认定得到民政局核定之后的次年才能获得资助，资助按照培育基地场地面积和社会组织入驻数量进行设定，资助年限不得超过三年，并分两期予以支付，见表2。可见，政府资金资助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性，额度上存在零散化，社会组织孵化器并不能在组织成立之初获得资助以解决燃眉之急。
新疆油田自1999年以来，从石油院校、专业技术公司引进不同版本的油井工况分析和参数优化设计专业软件。经使用发现每款软件计算输出指标均有局限性，要么以泵效为目标不能完全反映综合指标；要么以定产设计为基础，系统效率为目标，不兼顾产量设计；要么定产设计只显示系统效率部分指标，不显示产量等其他关键指标。部分软件还需用户提供不易获取的抽油机参数、油藏地质参数等，给用户的使用体验带来诸多不便。新疆油田针对上述问题，汲取各专业软件的优点，结合油田实际生产情况，开展新软件研发工作。
表2 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资金资助标准表
除获取政府资金资助或税收优惠外，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会更多利用与政府的关系搭建平台寻求与企业、基金会合作以获取经济性资源。因而，通过政府的桥梁纽带、非正式承诺等渠道，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承接了较大数量的政府转移项目和政府购买服务，对非系统内的草根组织甚至其他官方社会组织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当然，由于政府牵线搭桥促使培育基地获取经济性资源只是缺乏正式规制权威的非稳定性的临时活动，必然会使社会组织孵化器有很强动力保持“有组织的仪式主义”，只在“合谋”利益契合度越高的情况下承接政府转移项目及政府购买服务的可能性才越大。
（二）对社会的双重依赖格局：合法性弱依赖和经济性强依赖
1.对社会的合法性弱依赖
正因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基本动机必须考虑政治性，其行动范围内通常会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首先是目标单一，基地公益资金的投入主要聚集在短期性、社会效益见效快的社会组织;其次是功能单一，基地功能主要聚焦在组织培育，项目承接、公益创投及组织评估等都转移到其他社会组织；再次是活动单一，基地活动主要是组织及义工、社工能力培训，其他类型的组织活动则相对缺乏。见表3。
儿童诗中，生字都散落在诗中的各个角落，教师有意识地帮助学生进行归类认读，便于学生高效地掌握和理解。如《田家四季歌》中，在学生初读的基础上，归类出多音字（花开草长、稻上场、采了蚕桑、一年农事了）、儿化韵的词（麦苗儿、桑叶儿）、与农活有关的词（插秧、耕作）、ABB结构的词（喜洋洋、笑盈盈），引导学生集中识字，大大提高了识字的效率。
行政推动型社会组织孵化器由于先天性的“体制”烙印，通常主张政府权威的承认和认可比社会公意的承认和认可更为重要，强调充分迎合政府要求而对社会合法性的关注较为缺失，因而对社会只存在合法性弱依赖关系。Z市社会组织孵化器因为总有政府为其工作善后，也有基金会为其提供资助，在行动策略上会限囿于政府服务职能框架而既回避社会组织倡导性功能的追求，也排斥草根组织政治性倾向的诉求，其成立之初的愿景有些转为实际内容，有些则仅为抽象理念。[26]
表3 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2017年度活动类型
2.对社会的经济性强依赖
社会组织孵化器作为为社会组织提供多元资源渠道的平台不仅需要有获取资源的途径，更加需要有整合资源的能力。尽管在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也曾获得过政府的资金扶持，但是政府的经济援助毕竟是有限的，所以为谋取更多经济资源必然会在“政治性回避”中不断寻求资源获取途径。由此，培育基地十分注重社会组织产业链的构建，将入驻基地的社会组织作为其“赚取”经济资源的重要工具，以期通过完善入驻基地的社会组织建设构建较强的社会资源操纵方式。
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内发展的社会组织可区分为专业型、草根型、初创型和支持型四种类型，不过由于草根型和初创型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公共职能及扩展公共服务方面能力和专业性十分不足，培育基地只能转而重点培育能力较强、规模较大的专业型和支持型社会组织，从而导致基地受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的两极分化，支持型和专业型社会组织专业能力持续提升，产业发展不断推进，成为培育基地重要的经济性依赖。[27]
组织生存的关键是能持续性地获取和维持资源，社会组织孵化器在“政府—孵化器—社会”的共同空间场域中的生存首先必须抓到政府这根“救命稻草”，但同时也不能断缺来自于社会的“生存源泉”，而在所有的“稻草”和“源泉”中，合法性和经济性是社会组织孵化器必不可少的依赖资源。不过在社会组织孵化器对政府和社会的双重主体依赖中，由于资源的重要性、可替代性及受控制性程度不同所形成的依赖度差异明显存在着状态不均衡、关系非对称的双重资源依赖格局。
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旗下的Z市社会组织联合会是打响Z市社会组织培育工作的重要品牌，连续两年受委托举办Z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等，从而实现了培育基地通过操纵Z市联合会达成自身在经济资源上的发展需求，因为这些组织活动是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社会孵化工作的重要成绩，也是培育基地规避“官方身份”不便而谋取社会经济资源的重要“武器”。（20180313对培育中心负责人之一A某的访谈）
四、行政推动型社会组织孵化器双重依赖的悖向关系逻辑
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对政府合法性强依赖和经济性弱依赖以及对社会合法性弱依赖和经济性强依赖双重依赖格局，表征的是行政推动型社会组织孵化器在“政府—社会”空间复杂关系中依据资源依赖稀缺性和可替代性而选择的生存状态，实际预示着行政推动型社会组织孵化器为谋求情境适应所凸显的与依赖主体的结构关系逻辑，并展现为权力利益博弈中的“顺从性—反顺从性”悖向机理。
（一）政府依赖的顺从性
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作为民政局发起的体制内社会组织，其潜在关系维系轨迹中具有明显的“政府迎合性”，在合法性规制上对政府会采取顺从性的默认态度。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政府依赖的顺从模式突出体现于党建活动，高度强调 “三孵化、三同步”原则，即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与党建指导同步、社会组织发展成长与党组织作用发挥同步、品牌社会组织建设与党建工作品牌创建同步。而且，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工作人员在申请调研、组织活动及开展培训等活动中都会一再强调其与政府的关系，甚至强调“为政府解忧”的行动倾向，通过表明与政府立场的一致性而让组织发展“更加顺利”。
经CA-074预处理后再使用LPS打击，相比于单纯LPS打击，WT及TLR4-/-CA-074+LPS组小鼠的生存时间显著延长，WT CA074+LPS组最长生存至60 h，TLR4-/-CA074+LPS组最长可生存至132 h（图1），即抑制组织蛋白酶B活性可以进一步缓解致死剂量LPS的作用，表明组织蛋白酶B在LPS导致脓毒血症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在接受政府经济援助中也不断寻求可替代性的资源以尽量减少单向依赖，在经济性资源上对政府实际是顺从性的妥协态度。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秉承“政策引导、精心培育、扶持发展”的运营理念，致力于打造政府与社会沟通互动、社会组织之间交流共赢的平台，不断创造渠道和机会推动内部社会组织参与宣传推广、公益创投、服务竞标等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不是单纯出于政府的需求，而是在于两者发展目标的一致性，通过培育基地愿意接受、政府愿意帮助的协商合作状态，不断开拓培育基地链接社会资源的空间。
（二）社会依赖的反顺从性
理想状态下受孵化的社会组织目标应该和社会组织孵化器目标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共同孵化而成的，但现实生活中因社会合法性的次要性、多样性和可替代性而影响不够明显，社会组织孵化器则对其不够关注，在合法性要求上会对社会采取反顺从性的漠视态度。在社会组织培育上，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将自身定位为链接受孵化社会组织与政府目标的中介，主要基于社会组织与政府发展方向一致性而非孵化器发展目标首要性及社会组织发展能力可开发性作出判断，选择性培育能够承接政府转移服务的社会组织。
马尔库塞通过对比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异同来阐释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在他看来，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不同在于一个是有关社会和历史的，一个是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而二者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社会组织孵化器的产业发展通常并非一开始就实现了很大工作进展，也是经历多次扩展和改革，在与各方力量的合作和博弈中逐渐培育和开放社会组织获得的，在经济性资源上体现了对社会反顺从性的操纵态度。面对培育基地涉及的多元主体，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采取各种不同的控制策略以谋求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希望通过操控和影响的方式获得社会中更多的经济资源，从而弥补政府经济资源支持乏力的缺陷。
培育基地的利益相关者很多，首先是主管单位Z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其次是同行社会组织、企业，还有基地内的专家团队、外界新闻媒体，我们基地会竭力在各种活动中与各种利益相关者交涉，至少来说增多了我们表达诉求和寻求资助的机会，以及获取社会关注的渠道。（20180316对培育基地部门主管C某的访谈）
五、行政推动型社会组织孵化器双重依赖的悖向功能逻辑
行政推动型社会组织孵化器在“政府—社会”空间复杂关系中建构的双重依赖状态不仅凸显其情境适应目标框架下与依赖主体的结构关系逻辑，更凸显社会组织孵化器情境适应路径选择中对依赖客体的功能取向逻辑，并展现为资源禀赋争夺中的“体制化—非体制化”悖向机理。
（一）合法性依赖的体制化
由于行政推动型社会组织孵化器与政府的亲缘型关系，政府有意向地过度“嵌入”培育基地的组织运作，[28]其后果必然是培育基地 “职能行政化、运作行政化、服务行政化”， [29]在行政惯性力量作用下产生约定俗成、日趋稳固的框架性形态，形成了对政府合法性依赖的体制化思维。[30]在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组织架构中，其综合、咨询、服务、培训及财务等机构都对应着上级单位职能部门，而在培育基地的活动开展中也存在明显的官僚运行方式，有专门平台负责与政府沟通联系和事项对接，并且工作报告要求向政府报送备案且格式一致。
作为新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具有无历史包袱、决策链条短、贴近市场一线、机制体制灵活等优势。但由于受到面向的“三农”、产业的弱质性、面对客户群体的复杂性、所处社会信用环境的脆弱性等因素制约，村镇银行强化内部审计策略开展内部审计显得非常必要。
表4 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组织机构与业务主管部门对应表
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举办的组织能力培育、义工培训、社区管理能力培训等，多是委托给受孵化培育的社会组织承办，但邀请政府官员出席几乎成为业内惯例，显现了对社会合法性依赖的体制化思维。在培育基地大型活动中，业务主管部门甚至民政局工作人员会出席并有重要谈话，而其他省市来到Z市培育基地进行考察，社会组织管理局的相关领导也都会陪同指导，而在过往举办的专家讲坛中，政府官员也成为重要的专家推荐人选。
（二）经济性依赖的非体制化
虽然经济资源对培育基地发展极具重要性，但因为身份的非营利性，既不能收取会费获得收入，也不能和企业走得太近，只能通过发展基地内的社会组织增加获取经济资源的渠道，显现了对政府经济性依赖的非体制化思维。于是，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将培育基地内社会组织品牌作为重点工作，希望通过发展内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来提高培育基地的社会话语权，并且也能避免身份上的“尴尬”。
虽然社会组织培育基地的官方背景很难直接从社会中谋求收入，但是可以通过发展旗下的社会组织，多方面多角度自主性拓展社会资金的来源，体现了对社会经济性依赖的非体制化思维。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会不断发展内部社会组织的产业，致力于支持型社会组织发展，还将领域延伸到智库型社会组织的发展。此外，因为地域上临近港澳台地区，培育基地也会与港澳台社会组织机构取得联系，甚至以此为媒介获取参与国际社会组织的机会，并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援。
Z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的收入合计达到580万，其中提供服务收入占到78%，成为最重要的收入。培育基地支持单位包括政府部门、各类基金会、企业及社会组织等24家，而媒体宣传工作上仅2017年受到主流媒体报道共140多篇等，直接给培育基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收益。（Z市社会组织2017年度发展报告）
经过处理后，模型（Ⅲ）即为考虑风险厌恶因子和单个资产投资比例控制因素而建立的新模型（Ⅱ）的具体形式，模型更清晰、更具有可计算性。
六、结论：从政策原点出发
伴随社会组织不断回归于社会治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规制日益减少但对社会组织服务需求却益愈增多，鼓励民间力量发展和转变民间控制方式的悖论思维下政府形成了极大动力促动社会组织孵化器的涌现。[31]行政推动型社会组织孵化器的依赖格局和适应状态并不是对政府、社会及孵化器关系的重构，而只是新情势下的一种空间再生产，[32]毕竟其发展目标和行动策略并不能改变政府和社会环境，只能是谋求更好地在适应“政府—社会”空间环境中选择最为理想的依赖空间格局。而这种双重依赖尽管渗入了各方协调的色彩，但仍然是不平等的合作关系或非对称的依赖状态，并且其在适应逻辑上展现为权力利益博弈中的“顺从性—反顺从性”的组织机理和资源禀赋争夺中的“体制化—非体制化”制度机理。而这种逻辑机理中的顺从性与反顺从性，以及体制化和非体制化在与政府、社会依赖主体及合法性、经济性依赖客体多维度交织和立体化共生，展现了社会组织孵化器对制度要求的顺应与对组织行动的响应双重价值取向。
实际上，社会组织孵化器尤其是行政推动型社会组织孵化器在现实国情下也天生注定存在于现实的悖向机理之中，权力利益博弈中的“顺从性—反顺从性”的组织逻辑和资源禀赋争夺中的“体制化—非体制化”制度逻辑直接凸现了社会组织孵化器组织依赖上的消极性组织顺应机理与积极性职能响应机理。一方面，政府主要通过目标、资金、人事、行动策略等非制度性的隐性干预实现对社会组织孵化器的控制，从而也要求社会组织孵化器呈现“制度顺应”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孵化器通过对合法性危机和经济性困境上的“合作主义”而获得较强的自主性，通常又会呈现出“组织响应”状态。其实，社会组织孵化器在“政府—孵化器—社会”空间复杂关系中形成的行政推动型社会组织为谋求情境适应所凸显的既要“制度顺应”，又会“组织响应”的悖向性机理，也预示着社会组织孵化器在适应性发展中的“非平衡—平衡”循环困境中的冲突性选择。
其实，社会组织孵化器是如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成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之问下的探索方式，而其在“制度顺应”与“组织响应”并存的状态下如要实现状态的一致性而选择其一，则必然会出现“制度顺应，还是组织响应”的冲突性选择，而这又充分映射了现行具体国情下社会治理之问的关键症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党的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而如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动力来自社会认同，预示着政府和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不可或缺。[33]因而，“制度顺应，还是组织响应”双重价值取向即是要求社会组织孵化器在复杂的生存图式中应不断协调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并适时作出合理的决断，否则就会对组织生存发展带来致命的危机。由此，关于“制度顺应—组织响应”的冲突性选择也成为构建社会组织孵化器良性治理的基础路径。
对此, 直面“制度顺应，还是组织响应”疑思，有必要基于现实“悖境”的知性逻辑绝对化根源，由情境反思予以破局性解悖，针对“共建共治共享”的政策要求下的现实悖境之问，应从“共向性”的政策原点上审视政府和社会的合法性与经济性情势，而这也是对核心公共价值的充分回应。公共价值作为在盛极一时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式微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背景下的新趋向，不仅是客体的公共效用、主体的公共表达，更是规范的公共导向。公共价值在改革实践时常作为资源配置决策、公共绩效测量和服务系统选择的标准，其超越科学管理与人本主义的抽象对立，强调合法性与经济性相统一，并实现效率性与民主性的融合，从而以追求多元化平衡共生的共同性满足了治理理论核心价值诉求，并通过公共性规范政府、社会、第三方组织多方共治格局以实现公众偏好的成功递送，也内在地印证了构建社会共同治理格局的政策指向。
为应答社会治理之问，应当在公共价值导向下，在“共向性”立意和共识中以强调主体和客体间相互决定和互动影响的反身性思维融通“制度顺应—组织响应”关系。尽管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互动合作的契合点，界限也是波动变化的连续体，但仍可以社会组织赋能为目的，依据公共服务承接度对政府和社会的合法性权限和经济性资源予以适度界分并渐进调试。进而，通过强调赋予社会组织孵化器有效度的自主选择权限，[34]以鼓励人员系统培养、提高社工人员地位、减少组织入驻干预、丰富购买服务类别、增强多元合作方式、拓宽运营资金来源等激发社会组织自治度和融通力，从而使社会组织孵化器摆脱双重依赖困境，并实现与“政府—社会”的共向性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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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9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160（2019）06-0126-13
收稿日期： 2019-07-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简政放权情境下经济发达镇公共职数配置异质性研究”（项目编号：17YJAZH097）；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广东省基层政府人员对向性配置研究”（项目编号：GD17CGL17）；佛山市人文社科项目“佛山市高层次人才高地特色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FS2019092）
作者简介： 徐刚，男，江西九江人，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制改革、社会组织人才发展。感谢研究生李桃的资料贡献。
责任编辑：王赞新
标签：社会治理之问论文; 双重依赖论文; 悖向逻辑论文; 政策原点论文;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