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国家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已死论文,话语论文,主义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10年里，所谓“多元文化主义已死”(death of multiculturalism)的媒体话语在西欧被诸多学者所重构。根据这种跨国话语，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然失败，并导致了社会排斥和文化隔阂。其主要论者一直在各国报纸上表达这种话语，言及各自特有的民族遗产和关切。他们在报纸上质疑了以促进西欧国家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存为目的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穆斯林尤其成为多元文化主义话语的讨论主题。他们被模式化为西方的激进他者，被典型化地视为非西方的、文化和道德上的劣等民族。伊斯兰教，特别是伊斯兰教教法，被整体视为一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一种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近的极权政体。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蒂洛·萨拉辛(Thilo Sarrazin)的畅销书《德国自取灭亡》(Germany Abolishes Itself)出版时，有关“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话语在2010年6月1日至2011年3月1日之间达到了高峰。在这部被广泛讨论的著作中，萨拉辛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大量穆斯林移民涌入德国，破坏了德国社会的活力、工作伦理和日耳曼智慧。2010年10月2日，荷兰国会议员吉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在其著名的柏林演讲中对多元文化主义和伊斯兰教发起了猛烈抨击，指责包括安吉拉·黙克尔在内的在任政客们没有保护好西方，导致穆斯林移民及其所谓的伊斯兰化策略流入西方。而另一方面，联邦总统克里斯蒂安·武尔夫在德国统一纪念日(10月3日)的演讲中公开宣布伊斯兰教已成为德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言论引发了德国报界的广泛回应，其中《图片报》还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民众并不认同总统的看法。在2010年10月16日的波茨坦演讲中，黙克尔总理宣称：“这种[多元文化的]路径已经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同样，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在2011年2月5日的慕尼黑演讲中也声称“多元文化主义在英国已经失败”，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促发了种族隔离，成了极端主义的滋生地。在西欧，“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主要代言人都是一元文化论者，他们批评那种试图塑造一个在文化上包含国家认同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并将多元文化主义视为一种分裂力量，是对国家认同和繁荣的威胁。多元文化主义的这些批评者尤其助长了一种一元文化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国家愿景。独特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基督教、人文主义和启蒙精神，被视为国家的标志，因而必须得到保护，以免堕落。人们害怕来自外国(低劣)文化的影响将导致鱼龙混杂。 尽管学者们认识到，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在一些西欧国家已经终结，但这同一种话语却因国家的不同而表现各异，并在各自国家的报纸中反映出来。本文把这种差异理解为以报纸为渠道对不同的国家认同的表述方式。本文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这些表述的重视，因为它们都出现在2010年6月1日至2011年3月1日这段高峰期，都是由“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主要论者以最激进的种族中心主义方式表达出来的。因此，本文期望挑选出一些激进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表述案例，并凸显潜伏在这种话语之下的、貌似种族中心主义的不同面相。本文由此提出两个论点：(1)在荷兰、德国和英国的报纸中，“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话语表明了一种通过对他者——即穆斯林群体——的社会文化建构来强化某种一元文化主义的国家认同的愿景；(2)在不同国家的报纸中，根据其对各自民族国家文化遗产的不同表述方式，“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话语表现各异，对穆斯林群体的模式化描述也相应地有所不同，比如在口号、隐喻和新词使用等方面的表达上。在“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话语中反复出现的三个议题——反文明、文化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都将在本文中得到讨论。 多元文化主义之反面效应的科学话语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那些来自欧洲以外其他国家——尤其是土耳其、摩洛哥——的劳工移民进入西欧各国时，多元文化主义就已经得到广泛发展。多元文化主义试图通过双重国籍计划、国家资助少数民族社团、为多元文化主义议题提供公共广播时间等手段来保留本国人民与“新来者”之间的文化差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一直在见证如下事实：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尤其是那些关于移民的正面话语，那些把移民描述成容易受到伤害、值得同情的群体的观点，那些认为移民是容易受强势群体控制和剥削的弱势群体的观点——一直在受到攻击。外来劳工打算留居务工国家的事实一旦明确出现，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反面效应”(multiculturalism backlash)就凸显出来，而外来劳工则日益被认定为穆斯林群体。20世纪90年代末，移民的形象和对移民的刻板印象日益负面化，反伊斯兰教的民粹主义开始猖獗起来。到2000年，这场“多元文化的戏剧”(multicultural drama)的社会构建得以完成，直到近10年，多元文化主义被宣布死亡。 普林斯(Baukje Prins)解释说，在20世纪90年代，媒体话语和公众讨论文化多样性问题的风格都发生了变化。媒体中“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主要论者开始变得言辞犀利、直截了当，在政治上往往刻意犯错；他们明确把文化多样性问题定义为“多元文化的戏剧”；他们声称为那些面临过与移民共同生活之问题的人代言，反对文化相对主义，并且向文化相对主义发起了猛烈抨击。普林斯把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媒体风格称为“新现实主义”的典型特征。在过去的10年里，这种风格在新闻媒体中已经被强有力地模式化了。穆斯林移民已经成为报纸广泛报道的标准化政治的关注点。他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家庭生活、学校教育、宗教信仰等诸方面都已经变得令人吃惊地统一和极度危险地怪异；人们声称，必须采取措施保卫国家，防止这种在媒体中已经成为“常态”的肆意妄为。这种话语的提出者将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启蒙”运动(包括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描述成一种文化复合体，这种复合体要比文化落后的伊斯兰教优越得多。由于被高度模式化，穆斯林内部的差异和争议以及伊斯兰教的多样性在有关“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话语中完全被忽视了。在报纸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成一种具有高度统一性的文化——一种愚昧、褊狭的民族所拥有的落后文化，这样的民族根本不具有进步的文化潜质。 在过去的20年里，“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主要论者一直在巧妙地利用新闻媒体攻击多元文化主义，并表达出对西欧国家伊斯兰教现状的种族中心主义式的批评。比如，在这种话语的语境中，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的建设都被贴上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标签，它们成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潜在滋生地。伊斯兰伊玛目(imams)①的仇恨言论，如英国的阿布·哈姆扎(Abu Hamza)、荷兰的艾尔·穆尼(El Moumni)、德国的梅廷·卡普兰(Metin Kaplan)，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报道称，穆斯林学校定期开展关于宗教、种族和社会隔离的教学，培养学生褊狭的态度。伊斯兰教教法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被描述成在道德上令人无法容忍。穆斯林的遮盖物——头巾、面纱和罩袍——变成了那些不合法的性别不平等、男性压迫女性的象征。割礼，尤其是女性割礼，被视为道德上应受谴责的行为。逼婚、童婚、一夫多妻、近亲结婚、伊斯兰私刑等都作为典型的、不道德的伊斯兰教教法行为而被引证。报纸中公开讨论“taqiyya”②这种“合法的谎言”，认为它是一种普遍化的伊斯兰宗教欺骗活动。在这种种族中心主义的媒体话语中，人们普遍认为穆斯林是不可信任的。关于穆斯林的这种模式化形象反映在大众媒体中，为蛊惑人心的反伊斯兰教煽动行为提供了象征性的语境，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看法。 社会民主党的一元文化论者在报纸上警告读者说，西欧国家必须谨防犹太人居住区环境所产生的伊斯兰极权主义，以保卫国家。在这一“多元文化的戏剧”中，《新鹿特丹商报》专栏作家保罗·舍夫(Paul Scheffer)声称，来自土耳其和摩洛哥的外来劳工在荷兰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社会下层阶级，过着类似种族隔离的生活。多元文化主义早已失败，因为它以福利再分配为代价，将移民身份的识别作为优先考虑，因此，尽管对移民身处社会下层的处境不闻不问，多元文化主义却准许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作为少数民族存在。保守派的代言人强调说，穆斯林群体往往具有伊斯兰主义倾向。就如伊朗政权、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实践所表明的那样，伊斯兰主义被重构成新的共产主义，用欧文·路易斯·霍洛威茨(Irving Louis Horowitz)的话来说，就是“伊斯兰布尔什维主义”。一些学者注意到，反对伊斯兰恐怖行为(其目标锁定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已经取代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 多元文化主义是已经僵死的话语，在新闻媒体中被一元文化主义所主导，应被心照不宣地理解为西欧媒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的抵制多元文化主义的高潮。自那时起，媒体就将穆斯林界定为国家中“激进的他者”，即把穆斯林与未开化或文化落后、文化帝国主义(伊斯兰化)、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在西欧的新闻媒体中广为传播。接下来的几个部分将在“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话语——一种在高潮期具有很强的煽动性的媒体话语——中深入分析西欧国家各自不同的国家认同。本文将重点探讨“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主要论者在当时所发表的那些煽动性言论，尤其要努力揭示出在“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话语高峰期各个国家特有的表述方式。 “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话语同时存在于国家与跨国两种语境中。它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包括现存的社会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因此，持“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论调的“政治企业家们”(political entrepreneurs)——即“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论调的提出者——不但表达了他们的政治倾向，而且反映了各国报纸上论争话题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植根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关系之中。他们精通煽动的艺术，可以娴熟地利用媒体。本文旨在揭露“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中那些基于各个国家语境的具体煽动性修辞、假设和定义。这些表达方式、假设和定义为“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民粹主义论者所运用，反映在各国报纸中。报纸文本被认为是“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积极生产者。它们对持久性地延续这种话语起到了核心作用，在数量上是通过阻止其他声音，在质量上是通过“常态化”种族中心主义的修辞。在本文中，报纸本身被视为正在参与一种文化和政治斗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持“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论调的关键人物们在报纸中发表的言辞根源于更为广泛的共存文化的冲突。 本文认为，国家报纸已成为一种渠道，这种渠道正被“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论者在“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话语语境中用于传播和宣传种族中心主义的言辞。因此，报纸被视为宣称“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传播器和发动机，包括那些特定的口号、固定的模式、具体的术语(如“文明教化”、“伊斯兰化”和“极权主义”)，相关者对这些表达感同身受、广为理解、普遍认可——它们强化了国家认同的特定意象。“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话语在2010年6月1日至2011年3月1日期间达到了高潮，当时，这种话语突然被激进化，其原因是各种事件(如萨拉辛的著作出版、黙克尔和卡梅伦的演讲发表等，在这些事件中充分运用了“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修辞表述)。按理说，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盛行尤其具有学术旨趣，因为它捕捉到了那些只有在爆发高峰时期才有可能出现的隐匿的情感和思想。那些最为极端、最为坦率的表达方式有助于揭露种族中心主义的目的和价值观，而这些目的和价值观在更为温和的话语中并非清晰可见。 本文重点考察了来自以下六种报纸的75篇报道文章，它们是：《独立报》、《太阳报》、《法兰克福广讯报》、《图片报》、《新鹿特丹商报》、《电讯报》。这些报纸可被划分为两类：自由—保守的报纸和小报。本文力图发现2010年6月1日至2011年3月1日期间持“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论调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并对这些差异进行分类。从总量为217篇的文章中精心挑选出的75篇文章被划分成普通文章(包括专家访谈)(31篇)和新闻简报(44篇)。这75篇文章被认为最为明确地引导了“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话语，最为清晰地传播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修辞，比如文化的落后性、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等。 报纸上的这些文章典型性地出现在本研究所选定的特定时期内关键事件正在发生的语境中，如相关论者们所发表的有关“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不同演讲。选择这六大报纸不是出于比较的目的(比较不同的新闻媒体)，而是要获得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合理性全景图。换句话说，分析所选报纸文本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辨认出“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论者在该话语盛行时期构建文化排斥理念的共同方式；其二，理解这些话语，并把它们与这些国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语境联系起来。为了领会这些共同方式和特定的修辞表达方式，尤其是其特有的种族中心主义模式，主要关注点被限定在具有特别文化承载意义的几个术语上，包括“多元文化主义”、“伊斯兰教”、“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化”、“少数民族底层”和“整合”。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在“我们”(文明开化、自由民主的西方人)与声名狼藉的“他们”(野蛮的、帝国主义和极权的东方人)之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而这六个术语被认为是揭开这种本质主义神秘面纱的关键词。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够公开揭露文化帝国主义所特有的表现形式的根源。 媒体中的野蛮人形象 第一种有影响的模式化形象是将穆斯林人描述为在文化上保守落后，就像其整个民族一样。这种模式化形象在英国、荷兰和德国持“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论调的圈子中颇为流行。诸多学者已经揭示了“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特征，即伊斯兰恐惧症或文化种族主义，这意味着“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论者巧妙或公开地使用贬斥的言辞，将穆斯林描述为愚昧无知之人。从2010年6月1日到2011年3月1日这一话语的高峰期，“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论者们曾使用过的有关文明教化(enlightenment)的特定表达具有国家性：它们是民族国家的表达方式。作为西欧国家的文化理想，文明教化被嵌入到民族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之中。大卫·卡梅伦是“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论调最主要的公开代言人，他经常出现在报纸中，尤其是在他著名的慕尼黑演讲之后更是如此。卡梅伦用“强有力的自由主义”(muscular liberalism)一词来定义文明教化，他认为这是一种坚定的英国自由主义，可以取代各种被动的宽容。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主义能够战胜非英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卡梅伦的修辞中，多元文化主义受到猛烈批评，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正在强化着反对英国、反对自由主义的倾向。在“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高峰期的英国报纸中，那些被认定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穆斯林移民们被描述为反自由主义者(褊狭、憎恨牧师、极端、具有暴力倾向)，并因此成了反英者。 卡梅伦用“强有力的自由主义”这一修辞手法描述了英国人面对涌入英国的陌生者所具有的一种强烈感觉。正如英国报纸所说的那样，卡梅伦对这种坚定的、本质主义的“集体认同”的描述是一种话语手段，企图把他者纳入到“强有力的自由主义”的英国种族中心主义体系之中。“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高峰时期的其他论者也使用过类似的表达方式。比如，颇有影响的《独立报》专栏作家克里斯蒂娜·帕特森(Christina Patterson)提议建立国家义务教育体系，意在反击所谓的反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病态习俗，穆斯林学校被认为正在培养这些不良行为。不但穆斯林学校被报界认为是反对自由主义的，就连监狱也被描述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一些小报如《太阳报》报道称，与穆斯林囚犯同住的某些英国囚犯已经皈依伊斯兰教，据说只是为了“更轻松的生活和更好的食物”。这些是报界在“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高峰时期对文化落后和反文明的一种极端认同。 在荷兰的报纸中，反伊斯兰党领导人威尔德斯是“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高峰时期患有伊斯兰恐惧症的最主要政治企业家。自2004年建党以来，威尔德斯一直坚定地将穆斯林群体视为不受欢迎的、文化低劣的“他者”。威尔德斯比其他任何坚持“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论者都更为坚定地认为，穆斯林群体(对他而言主要是指摩洛哥人)是一种不良的道德因素。在“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高峰时期，荷兰报纸经常将摩洛哥的年轻人描述成行为不良的麻烦制造者、种族主义者(尤其是仇视非洲的少数民族)、反犹太主义者、同性恋迫害者、女性歧视者，并且往往支持伊斯兰的恐怖行为。伊斯兰教被描述为一种道德粗暴、心胸褊狭、扰乱荷兰国家道德根基的宗教。威尔德斯反复强调《可兰经》是一本散布仇恨和不宽容的书，尤其是一本对犹太人、其他宗教、同性恋者和妇女抱有偏见和仇恨的书。威尔德斯指出，《可兰经》中所包含的在道德上粗暴反对犹太人的段落会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的段落还要多。然而，威尔德斯所拥有的话语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报纸是展现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渠道。反对党领导人认为，不良的道德因素是威尔德斯，而不是穆斯林群体。乔布·科恩(Job Cohen)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阿姆斯特丹前任市长。他在荷兰报纸上运用最为有力的伦理表达方式从道德上抨击威尔德斯，将威尔德斯的当代伊斯兰恐惧症类比为20世纪30年代的反犹主义。作为回应，威尔德斯指责他想要把荷兰整个国家拱手让给道德邪恶的陌生人。 在德国，“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辩论高峰出现在2010年。当时，持“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论调的人包括安吉拉·黙克尔、克里斯蒂娜·施罗德(德国联邦家庭事务、老年、妇女及青年部部长)、霍斯特·希霍夫(Horst Seehofer)(基督教民主党)和蒂洛·萨拉辛。这些人都强调指出，德国主流文化受到了不愿融入到主流文化中的穆斯林群体的危害。在德国报纸中，黙克尔运用强有力的本质主义的表述方式，坚持认为日尔曼人的感觉与基督教价值观密切相关，而那些不接受基督教价值观的陌生者(主要是指土耳其人)在德国是没有地位的。换句话说，由于德国基督教与他者的伊斯兰教之间的竞争，德国的自我—他者之间的关系是由宗教关系来界定的。“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论者们使用贬斥的语言抨击伊斯兰教，认为它愚昧无知，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毒药。在“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高峰时期，萨拉辛颇为引人关注，因为他警告说，根据人口统计趋势，具有犯罪可能性的底层穆斯林移民的数量将会超过德国人的数量，这些穆斯林移民子女成群，几乎不会或根本不会讲德语，依靠社会救济在德国勉强维生。在11月26日《法兰克福广讯报》的访谈中，克里斯蒂娜·施罗德声称，科学研究已经表明，穆斯林青少年要比其他非穆斯林青少年更有可能具有暴力倾向；她还暗示，伊斯兰的宗教狂热与野蛮暴力的大男子主义之间具有相关性，后者被认为促进了伊斯兰野蛮暴力的合法化。 尽管在“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的高峰时期德国报纸辩论的特征是伊斯兰教恐惧症，但是报纸中也表达了与此针锋相对的声音。尤其是联邦总统克里斯蒂安·武尔夫在德国统一日(10月3日)所发表的演讲被广泛认为是对萨拉辛那本被人们热议的畅销书的一种反对声音。武尔夫公开宣称，德国的主流文化曾经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并存，但现在“伊斯兰教”已然成为德国社会的组成部分，并且穆斯林群体的宗教信仰在德国是受到欢迎的。然而，新闻报纸继续传播“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话语，发布反移民言论。《图片报》在2010年10月5日对读者开展了一项调查，问他们是否同意“武尔夫有关伊斯兰的言论”，结论是，德国民众不同意他们的总统试图将世界三大宗教等而视之的言论。而在德国统一日前一天，威尔德斯也在柏林发表了演讲。德国报纸认为他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是一个企图分裂德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者。 新极权主义的到来 “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的兴起在“多元文化主义已死”话语高峰期的报纸上被广泛报道，尽管这个矛盾的概念已经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含意。在柏林演讲中，威尔德斯将伊斯兰教视为“新共产主义”，因此明确将“政治伊斯兰”视为“伊斯兰布尔什维主义”——冷战后对自由的新威胁。但是，更为普遍的是，政治伊斯兰在报纸中被视为伊斯兰主义，在本质上被称为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英国，卡梅伦在慕尼黑演讲中强调：“我们必须清楚：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教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他又坚决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因为它使年轻的穆斯林移民感到“无所归属”，从而易于演变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卡梅伦宣称：“在国家多元文化主义的信条下，我们一直倡导，不同的文化需要彼此不同的生活……我们甚至一直在宽容这些被隔离的社群，他们的行为方式与我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卡梅伦在其慕尼黑演讲中用“强有力的自由主义”这一修辞手法表明了其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强硬姿态，也就是说，政治伊斯兰被视为英国价值观的绝对对立面，所谓的英国价值观包括自由、法治、宽容以及不分种族和性别的权利平等。 《独立报》为诸多“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论者提供了机会，使得他们可以传播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伊斯兰形象。最近，荷兰前国会议员、原穆斯林教徒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的反穆斯林著作《流浪者》(Nomad)再版。书中写道，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倡导暴力的生活方式。艾德·侯赛因(Ed Husain)的著作《伊斯兰教主义者》(The Islamist)也在报纸中得到讨论。侯赛因是一位穆斯林移民，她试图激发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推进穆斯林群体中的宗教多元主义。她声称，伊斯兰主义以经院式的刻板、固执、褊狭和暴力为基础。侯赛因注意到，文明之间的真正冲突远不如伊斯兰教与西方异教徒之间的冲突严重，也不如温和派穆斯林与极端派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严重。在《太阳报》中，卡梅伦的慕尼黑演讲及其对伊斯兰主义的零容忍得到了支持。在2011年2月7日的一篇文章中，《太阳报》公开宣称“赞赏所有种族和宗教中接受英国的价值观、遵守我们的法律、珍惜我们对自由的热爱的那些人”。然而，《太阳报》补充说，不仅是穆斯林极端主义者，任何类型的极端主义者，包括白人种族主义者，都应该受到零容忍。 在被威尔德斯所强势主导的荷兰报纸中，伊斯兰教被广泛描述为一种极端主义者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新鹿特丹商报》上，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区别消失了：暴力和野蛮的伊斯兰圣战被描述为伊斯兰教的内在要素。前乌特勒支大学教授、阿拉伯语言学专家汉斯·詹森(Hans Jansen)在《新鹿特丹商报》上将2010年新组建的、获得威尔德斯支持的荷兰少数派内阁比喻为组织起来打败伊斯兰主义的盟军部队，就如同当年在诺曼底登陆打败纳粹德国的盟军一样。因此，汉斯战略性地运用了一种历史比较，将政治伊斯兰界定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与纳粹德国的恐怖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对他来说，伊斯兰主义就像纳粹主义一样，是战时的敌人，必须以自由的名义战胜伊斯兰主义。在他看来，新组建的内阁将被视为西方世界的救世主。《电讯报》还使一些反对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移民代表得以发表其观点，比如，在2010年10月3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荷兰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的文章中，探讨了社会民主党人、国会议员艾哈迈德·马考夫(Ahmed Marchouch)的著作《我的荷兰梦》中的表述。人们认为，他指出了摩洛哥移民生活在荷兰是“幸运的”，并且表达了他的担忧：如此多的摩洛哥年轻人无法抓住荷兰提供给他们的机会。报纸还援引马考夫的话指出：“荷兰社会绝不能接受来自摩洛哥文化的各种问题，摩洛哥人对此必须清楚。”“不文明本身表现在[伊斯兰主义者]对妇女、同性恋者以及信仰其他宗教的公民的看法中。” 《新鹿特丹商报》和《电讯报》广泛报道了威尔德斯的柏林演讲。在柏林演讲中，威尔德斯将伊斯兰教视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就像曾经的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一样危险。威尔德斯将1933年垮台的魏玛共和国与当今德国伊斯兰教的兴起进行了类比，暗示德国如果拒绝击垮“政治伊斯兰”的话，就会再次受制于极权主义。威尔德斯引用了分别来自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专家的观点，试图表明伊斯兰教并非一种宗教，而且也不仅仅是一种堕落的法律制度，它还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一种“以宗教为借口”追求世界伊斯兰化的帝国主义运动。政治伊斯兰具有极权主义的所有特征：只接受一个党派——伊斯兰党；对人民实施胁迫和灌输；取消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区别；为艺术、文学、科学和宗教制定规则；辱骂对手，尤其是非穆斯林的对手；将政治视为权力的表达；反犹太人。在其柏林演讲中，威尔德斯宣称：“伊斯兰教是今日的共产主义。”对他而言，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都肯定、迎合和推进了盲目的信徒们富于侵略性的狂热。 在德国的报纸中，政治伊斯兰也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在《法兰克福广汇报》中，政治伊斯兰被描述为是一种对日尔曼主流文化的激进攻击。在2010年9月23日《法兰克福广汇报》的一篇文章中，出版商爱丽丝·施瓦泽(Alice Schwarzer)将自己作为女性主义的代言人。她认为，政治伊斯兰试图完全战胜对手，就像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在11月8日的一篇文章中，土耳其裔德籍女性主义者内克拉·克勒克(Necla Kelek)批评伊斯兰教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根本不能与德国宪法的价值观共存。所谓歧视妇女的性别隔离制度就是反对民主基本精神的例证。克勒克指责她的批评者们并不真正了解“伊斯兰教文化”，并进一步指出，西方式的现代化，包括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价值观，如自主性、解放、自我实现、言论自由和性别平等，在伊斯兰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她看来，穆斯林融入到现代西方世界也是不可能的。 在德国的报纸中，人们广泛认为伊斯兰主义内在于伊斯兰教之中，尽管伊斯兰教同时具有一张激进的面孔和一张温和的面孔。媒体传递着这样一种暗示：即使是温和派穆斯林也容易变成伊斯兰主义者，就如同离开家园的普通德国人曾经轻易地变成纳粹主义者一样。在一次演讲中，联邦刑事警察局局长齐尔克(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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