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小说评点的里程碑——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聊斋志异论文,文言论文,里程碑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9)03-0088-05
中国古代小说可分为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两大门类。就小说评点而言，虽然其肇始——刘辰翁评点的《世说新语》为文言小说，但真正促使小说评点达到巅峰的，则是名家对通俗小说的一系列评点，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等。这一现象既体现了文人文学观念的雅俗更迭——正统诗文地位日渐衰落，作为野史末流的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地位攀升；又与大众趣味及文学商业化倾向有一定联系。事实上，文言小说与正统诗文的关系远比通俗小说密切，其包含的美学意蕴、春秋笔法、史传艺术、屈骚精神等也更有待高水平的文人进一步挖掘和阐释。被誉为文言小说压卷之作的《聊斋志异》一出，随即吸引了众多文人的广泛关注，相应的评点也应运而生。在诸家评点中，王士稹、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四家影响最大。而四家中最具有理论贡献的，当推嘉靖年间的冯镇峦评点。
冯镇峦，字远村，关于其籍贯，一般认为是四川涪陵，依据为《读聊斋杂说》后的落款“涪陵冯镇峦远村氏”。今有学者结合一系列县志史料考证得出冯氏籍贯应为重庆合川，结论确凿可信①。根据其《作令四章》注云“乙丑予年七十”推断，冯氏当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于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任清溪县教谕，卒年不详。关于冯镇峦的生平，史料所载甚少，从喻焜《聊斋志异合评》序言“先生一官沈黎，寒毡终老”可见，他并不像王士稹、何守奇、但明伦等人那样在举试或官场方面有突出成绩，而是同蒲松龄一样怀才不遇，一生潦倒。冯镇峦传世著作较少，如喻焜所言：“没后仅刻《晴云山房诗文集》，《红椒山房笔记》，其他著述今皆散佚无存，惟是书（《聊斋》评点）脍炙人口，传抄尚多副本。”[1]324他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应宗弟之请批点《聊斋》，当时“风雪满天，地炉火冷，童子重为燃煤煨酒，拂案挑灯，至得意处便疾书数行”[1]479。可谓浮白载笔，率性而发。该书脱稿后仅以抄本形式流传乡里。据冯氏自述，当时有人再三索要手稿，结果仅三日便归还，且“无一领会语”，冯镇峦因此发出了“作者难，评者亦不易”的感叹②。可见冯评《聊斋》在当时并未引起很大反响。直到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喻焜的四家合评本刊行，才使冯评广为人知。喻焜对其给予了很高评价：“予于亲串中偶得一部阅之，既爱其随处指点，或一二字揭出文字精神，或数十言发明作者宗旨，不作公家言、模棱语，自出手眼，别具会心，洵可与但氏新评并行不悖。”[1]124喻焜首次将冯镇峦、但明伦的评点相提并论，以后的研究者们也普遍认同这一说法，在研究《聊斋》评点时冯、但并举。因为二人在《聊斋》诸家评点中用力最勤，而且有许多不谋而合、切中肯綮的评语，因此将他们奉为《聊斋》评点的“双璧”也名副其实③。然而另一方面，二人评点又有较大差异。但明伦的评点细致入微（喻焜便称其“批隙导窍”），类似于文本细读式的小说家鉴赏，却难以见出旗帜鲜明、纲领严密的理论构架。相比之下，冯镇峦评点则有效地弥补了这一不足。以往冯但并举、以但为主的研究主潮相对忽视了这一点。近年来，冯镇峦《聊斋》评点的独特之处逐渐引起学界重视，一系列相关论文均表达出重新衡估冯氏评点价值，将其纳入古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主流视野的诉求④。笔者在此不想拾人牙慧，做泛泛之谈，只集中分析前人研究中相对忽略、同时也是冯氏评点中最为独特和重要的两大理论贡献。
一、“有意作文”的评点立场
首先，冯氏旗帜鲜明地肯定了《聊斋》乃“有意作文，非徒纪事”。《读聊斋杂说》开篇言：“柳泉《志异》一书，风行天下，万口传诵，而袁简斋议其繁衍，纪晓岚称为才子之笔，而非著述之体。皆誓言也。先生此书，议论纯正，笔端变化，一生精力所聚，有意作文，非徒纪事。”[1]479当时纪晓岚主张，小说应以魏晋六朝志人志怪式的笔记体为宗，直述见闻，信而有证，粗陈梗概即可，不应随意装点。而《聊斋志异》许多篇目的叙述详尽入微，情节曲折离奇，分明是传奇笔法。因此，《聊斋》乃“一书兼二体”，只能算“才子之笔”而非“著书者之笔”。纪氏主持编纂的《四库总目提要》也对《聊斋》置若罔闻，未予载录。他的这一态度在《聊斋》接受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俞樾《春在堂随笔》、邱炜菱《五百洞天挥麈》、平子《小说丛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著述中均被提及，他们有人赞同纪氏的观点，有人则为《聊斋》鸣不平。在纪氏之前，袁枚也曾对这种现象提出非议，其《子不语·序》云：“《聊斋志异》殊佳，惜太敷衍。”对《聊斋》叙述委曲的传奇笔法表示不满。事实上，抛开小说“拟唐”、“拟晋”在语言表现力上的优劣不论，单就文体观念而言，纪氏的批评以及后人莫衷一是的看法实际上反映出“小说”这一文体在古今概念流变上的差异与混乱。我们知道，在《四库全书》四部中，小说属于子部的支流，下分杂事、异闻、琐语三类，而并未收录传奇作品以及明代以来日渐流行的长篇白话小说。这一分类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官方立场的保守小说观，仍然停留在正统观念对小说“小道”、“正史之余”、“琐闻短语”等认识的层面上，纪晓岚、袁枚等人的小说观即是代表。而按照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确立的现代小说观念，站在今天广义小说的角度回顾古代小说发展史，可以看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明清时期已经日渐成熟和独立，从《史记》的“以文运事”到《水浒传》的“因文生事”，明确地表明了小说与史传的不同之处：小说更多地倚赖作者的虚构和艺术加工。换言之，“文”才是小说的核心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冯镇峦的“有意作文”观无疑肯定了小说创作中“文学性”因素的积极意义，调解了一直以来小说“尚实”与“尚虚”的纷争，为小说自立门户，摆脱正史之补的附庸地位创造了条件，顺应了小说观念古今演变的潮流。他在《读聊斋杂说》中借绘画艺术原理来解答纪晓岚、袁枚等人的异议：“文有设身处地法。昔赵松雪好画马，晚更入妙，每欲构思，便于密室解衣距地，先学为马，然后命笔。一日管夫人来，见赵宛然马也。又苏诗题画雁云：‘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此文家运思入微之妙，即所谓设身处地法也。《聊斋》处处以此会之。”[1]482冯镇峦没有局限于当时人们对小说的狭隘理解，而是用类似刘勰所谓“神与物游”的创作状态（设身处地法）来解释《聊斋志异》叙事状物“细微曲折”的传奇笔法的原因，这种对小说文字技巧及艺术表现力的大胆肯定，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同时，他进一步肯定了《聊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一书兼二体”现象之合理性，以及这种叙述方式对《聊斋》普及流传的重要作用。
远村曰：《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弊实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竟传矣。虽有乖体例可也。纪公《阅微草堂》四种，颇无二者之病，然文字力量精神，别是一种，其生趣不逮矣[1]485。冯镇峦认为，正是《聊斋》灵活采用了“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的手法，对故事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才保证了叙述的生动有趣，达到“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的雅俗共赏的效果。这也是当时历史语境下，随着市民经济的繁荣和说话及戏曲艺术的影响，小说发展不得不顺承的必然趋势。例如《连城》篇，写乔生与自己心仪的女子连城先后殉情而死，在阴间管事的好友顾生帮助他和连城一起复活。这时乔生又哀求顾生，让他再帮连城的小妹宝娘复活，顾生十分为难。在“生又哀顾，顾难之，峻辞以为不可”一句之后，冯评道：“若一求便允，天下容有此事，才士断无此文，嫌其太平也。故文人之笔，无往不曲，直则少情，曲则有味。”在这里，冯氏强调了“事”与“文”的明显区别，并指出“才子文人之笔”就是要使故事曲折生动，富有情调和趣味。再如《鲁公女》篇，写张生在仙人的帮助下返老还童，以实现与转世投胎的鲁公女的爱情约定。在张生“额秃面童，宛如十五六时”句后，冯评道：“此事为天下所无之事，在此段书为人意中所有。人情即天道，何妨谓实有是事。”更是抛开事件本身的真实与否，而站在读者期待视野的角度强调“情”对“文”的决定作用。此外在《江城》、《王六郎》、《聂小倩》等篇目的评点中同样可见他对小说家“有意作文”的理解与赞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冯氏的“有意作文”观并非滥觞于《聊斋》。在我国文言小说发展的道路上，这一创作观念可追溯至唐传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写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2]54鲁迅又转引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的话：“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并解释说“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2]可见“有意作文”的创作理念古已有之。然而，唐传奇和《聊斋》的创作背景与动机截然不同，其意义也必然迥异。唐传奇只是作为文人“温卷”、“润笔”的消遣，并未摆脱为人轻视的“小道”地位。即使在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中，也可见到这样的言论：“《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3]17评点者对创作动机的理解，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小说这一文体在当时文人心中的地位。冯镇峦则肯定了《聊斋》乃蒲松龄“一生精力所聚”，寄喻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渴望。因此这里的“有意作文”之“意”，便不仅仅是技巧性的，而更是精神性的。因此，虽同为“有意作文”，与鲁迅等人评价唐传奇相比，冯镇峦对《聊斋》的认识实际上还包含了小说创作理‘论中更为重要的意义，即随着小说地位的提升，这一文学样式的“有意作文”观不仅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完善，更有利于实现作者的人生价值与理想寄托。从这一层面说，冯氏的“有意作文”观才真正把小说创作看作一种严肃与自觉的文学活动，对其价值意义进行了更大限度的提升。可以说，冯镇峦的这一观点，看似针对纪晓岚、袁枚等人对《聊斋》的非议，而实际上却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
二、“作品—历史”的宏观视角
冯镇峦《聊斋》评点的另一特点，便是善于从大处把握《聊斋》的艺术特色，从作品的宏观结构上探讨其审美意蕴。《读聊斋杂说》结尾的“读法四则”其一云：“是书当以读《左传》之法读之。《左传》阔大，《聊斋》工细。其叙事变化，无法不备；其刻画尽致，无妙不臻。工细亦阔大也。”他独具慧眼地意识到，《聊斋》笔法变幻万千，遥相呼应，所以虽各为短篇，但却于工细之外而不乏阔大之处。这就使冯镇峦在评点过程中能既“入乎其内”深入分析单篇作品的优劣，又“出乎其外”注意考查作品之间的整体联系，把《聊斋》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时常提示读者将意境风格相似的作品参照阅读。例如《王成》一篇，写王成欲将自己训养之鹑以高价卖给亲王，亲王爱鹑心切，出价六百金。这个价钱大大超出王成的期待。他此时惴惴不安，惟恐亲王反悔。在“成心愿盈溢，惟恐失时”句后，冯评曰：“写得栩栩欲活，似从台上演出，真妙笔也。与《促织》一篇同妙。”又如《跳神》的总评写道：“此篇诘曲聱牙，于全部中另为一体，与《金和尚》一篇同看。”同时冯镇峦注意到，《聊斋志异》虽然是短篇小说集，却不能忽视各篇作品的整体布局和风格特点的合理搭配。《读聊斋杂说》云：“《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张一番精神。如福地洞天，别开世界；如太池未央，万户千门；如武陵桃园，自辟村落。不似他手，黄茅白苇，令人一览而尽。”[1]482他认为《聊斋》的一大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合理地安排了不同篇目的风格面貌，追求“各具局面”、“意境翻新”的效果，从而更加引人入胜，达到和谐统一的“化工”境界。此外，人们多重视《聊斋》的长篇故事，对短篇往往较少关注。而冯镇峦则对一些笔法凝练、含义隽永的短篇小文推崇有加，并将其放置于整部《聊斋》中来思考这些作品的美学意蕴。例如《头滚》篇，正文仅54字，冯镇峦却在总评中不惜笔墨地写道：“短篇文字不似大篇出色，然其叙事简净，用笔明雅。譬诸游山者才过一山又开一山，当此之时不无借径于小桥曲岸、浅水平沙。然而前山未远，魂魄方收，后山又来，耳目又费。虽不大为着意，然政不致遂败人意。况又其一桥一岸、一水一沙，并未一望荒屯绝徼之比。晚凉新浴，豆花棚下，摇蕉尾，说曲折，兴复不浅也。”在这里他把短篇文字作为长篇故事之间的衔接过渡，把长篇比作崇山峻岭，短篇比作“小桥曲岸”、“浅水平沙”，把读者阅读整部作品的过程比作一次游山玩水的审美体验，用感悟性话语取代篇章结构的逻辑分析，在对作品结构以及读者体验的分析把握上体现出中国古典诗论的传统特质。这种对作品之间参照阅读以及篇章之间合理搭配问题的重视，形成了冯评《聊斋》独特的作品整体观。可以说，把一部短篇小说集以宏观视角进行关照，并用评点串联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冯镇峦评点区别于《聊斋》其他诸家评点的一大特色。
此外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冯镇峦不仅注意到各篇章风格、长篇短篇的合理搭配这一横向维度的问题，还注意到《聊斋》同前代文学作品、古人事迹的密切联系这一纵向维度的问题。《读聊斋杂说》云：“读《聊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汉。惟读过《左》、《国》、《史》、《汉》，深明体裁作法者，方知其妙……小说，宋不如唐，唐不如汉。《飞燕外传》云：‘以辅属体，无所不靡。’《丽娟传》云：‘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不欲以衣缨拂之，恐乱体痕也。’故读古书不多，不知《聊斋》之妙。”[1]484基于这一认识，冯氏十分注意揭示《聊斋》同古代文化、历史传统之间的联系。如《采薇翁》总评：“《史外》一书卷终有《采薇子》一篇，与此稍异，史外注有典著也。”《金姑父》总评：“宋之王朴、范质，元之赵孟頫，明之危素，明季之钱谦益，皆梅姑类也。”而对于《聊斋》中遣词造句的古文笔法，冯镇峦更作为评点的重要内容，将其展示给读者。《读聊斋杂说》云：“《聊斋》于粗服乱头中，略入一二古句，略装一二古字，如《史记》诸传中偶引古谚时语，及秦、汉以前故书。斑驳陆离，苍翠欲滴，弥见大方，无一点小家子强作贫儿卖富态，所以可贵。”蒲松龄虽科举失意，但其高超的古文笔法则历来为人所称道，并引得后人竞相模仿。然后人续仿《聊斋》之作，多为东施效颦。俞樾《春在堂随笔》便称赞《聊斋》笔法“古艳”，而后世仿作则流于“俗艳”。冯镇峦也讽刺这些作品没有技术含量“转瞬而弃如敝屣，厌同屎橛”。在具体的评点中，冯镇峦十分注意将《聊斋》的古文笔法揭示出来，令读者领会其妙。如《宫梦弼》篇，作者写宫梦弼销声匿迹，用了“而宫灭迹匿影，去如黄鹤矣。”冯评道：“用唐人‘一去不复返’句。最喜聊斋不多用古书，每掇拾一二字，便觉古色斑斓，复活脱灵动。”《霍生》篇首句为：“文登霍生，与严生少相狎，长相谑也。”冯评道：“《左传·襄六年》：‘宋华弱与乐辔少相狎，长相傻，又相谤也。’聊斋用之。”通过同《左传》句式的对比，让人们了解了《聊斋》对于前代作品句式的借鉴。再如《黄九郎》篇“君为弟也兄者”句后，冯镇峦明确地指出该句拟用了“《檀弓》句法”。这种涉及古文、古诗、古事的评点方法，在冯评中不胜枚举。而《聊斋》的其他评点者如但明伦、何守奇等，乃至评《聊斋》以外的金圣叹、毛氏父子、张竹坡等名家虽然也用此法，却不及冯评中比重之大。以总评为例，据粗略统计，冯镇峦共在《偷桃》、《野狗》、《成仙》等30篇故事结尾进行了总评，这30条总评中，涉及古文、古诗、古事的便有20条之多。而对《聊斋》评点最详的但明伦共有144条总评，同冯评类似的追忆历史的评点仅有18条⑤。同时，一些考据、旁证性评点同样也可管窥到《聊斋》同文学史的整体联系。如首篇《考城隍》“上坐十余官，都不知何人，惟关壮缪可识”句后，冯评为：“缪非美谥也。一说缪与穆通。本朝定谥忠武。”《野狗》篇总评云：“彭磬泉叙《蜀碧》，亦有此一段事。”《江城》“渠虽不贞，亦未便作夜度娘”，冯评：“夜度娘，倚声也，见《古乐府词》，欲作妓女替身字用。”这种考据、旁证式评点，虽没有多少理论贡献，但可以使读者增长知识，扩展视野，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这种回顾文学史的宏观视角，为我们定位冯镇峦《聊斋》评点的理论坐标提供了有效参照。这种批评模式实际上源于古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独特传统，即前代历史和文学遗产常常被作为后世借鉴的权威。正如《文心雕龙·事类》所言：“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引用前人的文辞和事例来说明道理，才符合圣贤的文章标准和经典的通用规范。文人的嗜古、复古情结便是这一传统的表现。历史发展至清代，文学与历史的充分积累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沃土壤和宽广视野，也是冯氏评点得以呈现出以历史为参照的宏观视角的先决条件。诚如梁启超所言：“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4]2此外，清代特殊的学术风气也对冯评产生了巨大影响。众所周知，考据学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虽然是以古籍为研究对象的窄而深的“朴学”，但其“不攘人之美”的宗旨，“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治学态度，已深深融入了清代乃至后世的学术精神。据推断冯氏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并于嘉庆十五年任清溪县教谕，可见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清代考据学风最为盛行的乾嘉时期，他《聊斋》评点中广泛涉及文学史的现象同当时学术风气的密切联系便十分明显了。《读聊斋杂说》云：“读古书不多，不知《聊斋》之妙”，“非深于古者不解”，冯镇峦即是带着这种浓郁的嗜古情结和强烈的自信品评《聊斋》。在文中夹批和各篇总评中，旁征博引式的、以及考据旁证式的评点随处可见，这些都体现出当时“尚实”、“重据”学风的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大致可划分为明万历年间的萌生、明末清初的繁盛、清中叶的平稳发展、清末民初的式微四个历史阶段⑥。在此期间，几乎所有优秀的文言及通俗小说均被纳入了评点视野，有的作品更是被几代文人反复品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实践，小说评点既有着“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的桥梁作用，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评点者的小说观及理论出发点，对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也正因为它是一种紧密依附于作品的文学批评实践，以体悟为主的思维方式及道德教化的正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小说评点的理论内涵，使大多数评点难以超越作品鉴赏与导读的瓶颈。随着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与成熟，其地位与影响不断扩大，一些宏观性的理论体系和形而上的学理问题浮出水面，传统的小说理论形态逐渐不能满足小说迅猛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中国社会新旧更迭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矛盾更加突出，也加速了小说评点的日渐衰亡与以《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专题论文的产生。回顾小说评点发展史，反思小说评点的长处与不足，可以帮助我们在小说评点个案研究中，更加公正与准确地衡量某位评点家的理论贡献。冯镇峦的《聊斋志异》评点，与其他《聊斋》诸家评点、乃至评点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名家相比，无疑具有十分独特的理论内涵。他“有意作文”的评点立场、作品—历史的宏观视角，体现出宽广的批评视野及严整的理论构架，既继承了小说评点的独特传统，同时又顺应了小说观念的现代化进程，在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08-11-13
注释：
①关于冯镇峦籍贯的考证，见李胜《冯镇峦的“涪陵”籍贯与〈聊斋〉评点》（《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9期）。
②此情节见于《读聊斋杂说》，原文如下：是书遍天下无人不爱好之，然领会各有深浅。往日有一人闻予评文，索之再三，不肯出以相示。后索之不已，三日见还，无一领会语。噫！作者难，评者亦不易。惟建南黄观察见而称之。
③参见陈洪《〈聊斋〉评点的双璧——冯镇峦、但明伦评点衡估》（《蒲松龄研究》1994年第4期）。
④如孙树木《浅谈冯镇峦对〈聊斋志异〉的评点》（《淄博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段庸生《冯镇峦评骘〈聊斋志异〉的意义》（《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董玉洪（《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学术价值》（《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张稔穰《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光明日报》2006年1月13日）、《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建树》（《蒲松龄研究》2007年第3期）等文均认为冯镇峦《聊斋》评点的理论贡献大于但明伦，对其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⑤该数字统计以任笃行辑校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济南：齐鲁书社，2000）为依据。
⑥该阶段划分依据谭帆的观点。参见谭帆《古代小说评点简论》“小说评点之流变”一节（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