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与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渐进式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
近二、三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初步成功，各国经济学家几乎都把目光集中到对中国改革模式或中国道路的关注上。有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曾预言，对中国改革模式的理论总结将是未来极有希望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令人激动的研究领域[①]。因为占世界1／5以上人口的中国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不但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应有的影响，也为推动当代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理论素材。国内外一些知名学者已开始纷纷投身对中国改革的理论研究，一个由中国的改革实践所创立并将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学分支——中国过渡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正在一些学者的艰辛探索下日渐形成。
形成这一趋势的直接诱因在于：一是中国的改革绩效有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际比较；二是中国的改革在向纵深发展过程中开始触及到了一些“硬核”问题。在这些问题的探索和争论中，无意识启发了对中国改革模式的理论思考。1992年以前的理论争论，大多集中在关于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上，即，是继续坚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呢，还是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取向。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确立了市场化的改革目标模式，结束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但在由传统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方式上，却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中国必须坚持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这样可以分散改革成本和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的平稳过渡；另一种观点认为，渐进的、局部的改革加剧了新旧体制的磨擦，贻误了改革进机，甚至积累了新的矛盾，因此主张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加速体制过渡。这一争论，打开了人们对过渡问题的认识视野，使人们懂得了，尽管“未来”比“现在”要好，但由“现在”向“未来”过渡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过渡的成本，不同的过渡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过渡成本，只有通过对过渡的代价和过渡以后所能取得的收益进行比较分析，才能清醒地确定某种改革方式的优劣。同时，在争论中，通过和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改革模式的比较使人们认识到了，不同的改革模式是受“路经依赖”[②]或一系列约束条件限制的。有关改革的成本收益分析和改革的约束条件讨论无疑把改革由一般的政策分析推向了系统的理论思考。这一点，对于理性地反思改革的过去，结束改革的徘徊和无序状态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只是提供了在确定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如何运作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并没有给出如何完成体制过渡或实现体制转轨的一般理论指导。因此，中国相对成功的改革实践，无疑是中国人思想智慧的结晶，如果“中国模式”对于处在体制转型时期的国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话，那么，这也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一次难得的契机。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对以往的理论争论进行评判，也不着意对改革进行理论化描述，只是想通过对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改革的指导方针、改革的战略设计、改革的实施序列的分析，来阐明改革的路经依赖和改革是一个多次重复博弈的制度演进过程的观点，并结合中国过渡经济学已有的理论成就来分析改革中的现存问题，以期使中国的改革走上理论预期的扩展台阶。
二、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与改革模式的选择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③]不管改革发动者的初衷如何，按照一般的社会变迁理论，改革应当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和基本的理论指导，有一个酝酿和发动的阶段，但这一切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具备的，中国的改革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触发的，人们对改革几乎没有多少理性的认识。改革之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而仅仅想着眼于调整当时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和低效率的管理体制，以期提高社会主义的活力[④]。改革初衷的这种设计是受改革的初始条件约束的，后来改革模式的形成，改革速度的特征也无不与此相关，因此，认识改革起步时的初始条件对理解改革模式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改革的初始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改革发生在领导集团更迭、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非常时期。在集权体制下，社会变迁很难存在一个公开的酝酿和发动过程，社会矛盾只能处在潜伏或积累状态下发展。一旦发生领导人的更迭，便是触发社会变迁的突破口（像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时推行的改革）。这种情况，一方面会使社会变革缺乏充足的思想准备和社会动员，另一方面在权力交替之际也很容易酿成社会动乱[⑤]。但中国非常幸运之处在于：毛泽东的逝世并没有导致党的政治领导核心解体，因而没有出现深刻的社会危机；“四人帮”时期的极左路线统治，从反面促使人们对“变革”达成了强烈的社会共识；华国锋执政时期的徘徊局面也为提出改革路线提供了参照和社会心理缓冲。这些是中国改革能够被提出并能够加以实施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加上当时严重的经济形势压力，改革已没有更多的时间等待。也正如邓小平讲的，“如果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⑥]。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在非常时期触发的改革尽管具备一定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但难免带有缺乏各方面准备的缺陷，改革的进程和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握最高决策权的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后来改革中出现的摇摆和停滞局面也说明了这一点。
2.改革是依靠传统的制度规则和组织体系操作运行的。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首先来自于党内，其它任何力量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不具备提出改革的合法地位和推动改革的能力，所以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的改革策略只能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下进行选择。所谓的制度约束，包括正式制度约束（如宪法和各种法规政策）和非正式制度约束（如意识形态）。如果第一行动集团采取过激进的改革策略，势必会打破旧的制度规则，这不但会降低社会对改革的宽容甚至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因此，改革只能在既要利用传统的制度规则和组织体系又要对之进行制度创新的两难地步中选择。尤其是在拥护改革的社会力量或新的行动集团未充分成长起来时，改革发动者为不使改革的合法性丧失掉，并尽量减少改革的阻力和风险，必然要明确规定：“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的进行”[⑦]。这无疑是一组关于改革的权利界定，是一组正式的行动规则。但是，一旦当改革难以推动时，改革的行动集团又会利用改革的合法权力，强调解放思想，来不断地冲击传统的制度约束边界，为改革开辟道路。这样，中国的经济改革势必在改革力量和“保守力量”的多次重复博弈中表现出渐进式的改革特征。
3.改革是在“利益重新分配”的艰难选择中推进的。改革的实质是个利益重新分配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有效地建立起体制中的激励机制。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经济体系中，每个人都希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由于个人在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不同，所以每个人都在寻求对自己或自己所属集团的最有利的改革方案。而改革并非完全都是“帕累托改进”（即一部分人得益并不导致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非帕累托改进”（即，使既得利益者受损，使改革者得益），要不然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因此，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必然引起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尤其是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此更为敏感（因为失去利益总比得到利益更让人“痛苦”）。改革的全部风险几乎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同时，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又使得政府和职工之间形成了一种未成文的契约关系，即，你接受低工资干活，我保证你的福利和就业，一旦职工的利益受损，就相当于政府对职工违约。从中可以看出，改革一起步就背负着沉重的既得利益包袱，改革方案只能在承认与照顾既得利益的基础上逐步推进。这一约束条件，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有“利益诱导性的制度变迁”[⑧]特征，经济改革只能先于政治改革，改革必须寻求一种“利益可替代的战略”来推进。
4.改革面临着文化传统和知识不足的约束。改革是一场制度创新，而有关新制度的知识需要人们花费一定的精力和时间去学习掌握。新的制度规则和惯例不光为设计者所了解，而且要使全社会的人在思想、情感、行为习惯上接受和适从。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发生在一个非常时期，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先天不足。当改革这一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提出时，几乎是谁也不知道怎么改，谁也不知道往哪儿走。[⑨]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⑩]。随后，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而这一思想的具体内涵也是在以后的改革实践中逐步丰富起来的。那么，在中国为什么会产生改革实践超前于改革理论、制度创新可以借用旧制度的基础来进行的独特现象呢？这恐怕源于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中，沉淀着一种超然于世俗力量之上的“理念规则”，好多事情必须先“说清楚”，然后才能干；而中华文化讲求“天人合一”，无外在于人类之上的“理念规则”，好多事情可以通过“通融”与“变通”的方式加以处理，不需要修正正式的制度规则，邓小平的“不争论主义”就是这一文化特色的反映。这一文化特色既有利于“体制演进”，也有利于“体制复归”。改革中出现的体制创新“走样”、“扭曲”、“变形”的现象，大概无不与此有关。
通过对上述改革初始条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决不是人为的选择，它是在一系列初始条件的约束下，通过传统体制和传统历史文化的“路径依赖”演化而成的。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实施战略与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
前面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形成，而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也就决定了改革战略的框架和改革战略的实施时序。有人讲，中国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把市场化作为改革的目标取向，[①①]这显然是不符合改革的实际进程的。改革在正式制度约束尤其是非正式制度约束下，不可能提出彻底的改革目标；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形成了政府与官员的未成文合同（终身制）和政府与职工的未成文合同（铁饭碗）又决定了改革在利益重新分配方面的困扰。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使改革面临巨大风险。这些因素，就决定中国经济改革始终贯穿着一条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战略主线，我们可以把它总称为“替代型”的改革战略。这一战略是通过下列几种策略和时序选择实施的。
1.由易到难的推进改革。这种策略，就是选择阻力最小和风险最低的领域作为改革的起步环节，以达到积累改革经验，取得改革成就，“拿事实说话”[①②]，让人们感到改比不改好。人所共知，中国经济改革是以农村作为突破口的。这是因为，文革以来，农业生产已处于严重停滞状态，吃饭问题已成为大问题，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其次，农村和城市处在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改革不直接影响城镇经济的运行系统和居民的既得利益；再次，由于农业的组织化程度最低，因而监督成本最高[①③]，政府要管制会付出高昂的管理费用，所以，这种情况导致政府力量在农村相对薄弱，因而也就容易造就出市场关系；最后，农村改革的阻力最小，成本最低，由于政府对农村一直采取“管而不包”的政策，改革不需要对农民进行利益补偿，只需要进行政策投入就可以推进，加之农民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是旧体制的最大牺牲者，因此，适当地放开农民手脚，让农民的利益有所增进，全社会会有一种同情感，不致于招致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嫉妒、不平和反对。
农村改革最深远的意义在于：在组织化最低的农业部门优先进行制度创新，不但制度创新成本最低，而且最容易形成激励机制。改革前的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实行集体出工劳动的“团队生产”，每个社员的劳动状况很难有效计量和监督。因此，在集体生产活动中普遍存在着偷懒、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的倾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使得农户个人劳动的好坏直接和农户的农业收益联系在一起，“交够国家的，留下来全是自己的”，农民完全占有农业剩余索取权，从而形成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并使得偷懒行为内化为农户自身的成本。这一制度创新，不但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农村见了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改革”[①④]。这就是先易后难，也是“利益诱导”改革策略的充分体现。
2.通过“利益补偿”化解改革阻力。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分属于两个系统，一个是非计划系统，另一个是计划系统[①⑤]。计划系统内的单位和个人长期享有计划分配资源和计划分配消费品的好处，从而形成了一种资源享有特权，而非计划系统内的单位和个人却长期受计划系统利益的排斥甚至剥夺。如果使受损者继续受损，使得益者继续得益，这种状况则不叫改革；如果让原来的受损得益，让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受损，那么利益刚性就会招致对改革的激烈反对，使改革的风险、阻力急剧上升；如果选择一种“帕累托改进”的改革既不使一些人的利益受损，又能使另一些人的利益有所增进，那么改革阻力和风险就会相对降低。中国经济改革选择的就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在放开非计划系统束缚的同时，对计划系统给予适当的“利益补偿”。例如，对农产品提价，就得给城市居民增加副食品补贴，就得允许与农产品相关的工业品相应地提价；非计划系统内的人的收入增加了，就得允许计划系统的人的相对损失通过提高工资，多发奖金来弥补。用“利益补偿”这种办法，确实有效地推进了改革，但也形成了严重的利益攀比困扰。因为，既就是一些人的利益不受损，但由于另一些人利益长进了，就会使其感到自己的相对利益下降了，从而会引起心理上的失衡感、失落感或红眼病。这种状况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曾经严重导致“比价复归”，“收入差距复归”或“大锅饭复归”，“人人碗里有肉，但人人端着碗骂娘”，结果使改革形成了“利益僵持”的局面，人人都不想承受改革的代价，人人都想按自己的利益要求来理解改革。为了打破这种僵持局面，后来不得不采取“利益替代”战略，即在旧体制内部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在旧体制外围培育一种效率较高的新体制（非国有经济），使得大家看到在新体制中闯天下比在旧体制中争利益更有前途。这样，旧体制内的人可以在体制外寻求“第二职业”来弥补收入不足，从而逐步解决了人们收入和就业对旧体制的高度依赖问题，有效缓解了旧体制内部的利益冲突。这种通过体制外部循环，实现利益替代的改革战略，体现了中国成功地推进改革的显明特色。
3.通过“价格双轨制”来演绎市场关系。可以说，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特色之一，也是一项最有争议的改革。现在，回过头来历史地看待这一改革，不难发现其中一些必然性的东西。在改革初始条件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改革既要运用旧体制的权威和运行系统来推进，又要改革旧体制的弊端，这是一种极其矛盾的选择。但改革的“利益替代”战略启示我们，有许多在旧体制内部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在体制外寻求到解决的途径。价格双轨制之所以能够推行，其原因在于，随城乡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农村乡镇企业的崛起，产生了对资源的规模需求，但在计划一统的体制内是分配不到资源的，这些新兴企业只能通过支付高价或行贿的办法来满足对资源的需求，这就无形中演绎出一个“灰色市场”；当计划系统感受到非计划系统与其争原料和争市场的压力时，非计划系统已成长为一定的规模，难以取消；在这种情况下，1984年中央正式承认企业的超产自销权利，价格允许浮动20%，1985年又宣布取消对计划外价格的限定，从而正式形成了价格双轨制的运行状态。即国有企业继续享有计划价格的好处，非国有企业可以公开地利用计划外价格取得生产资源。尽管这一改革导致了“官倒”盛行，招致了一片反对声，但其成功之处无疑在于它悄然无声地制造出了市场关系。这种市场关系自然有利于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尽管付出成本较高，但总比不能发展要强），而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又进一步扩大了业已形成的市场关系，为实现用市场替代计划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一改革，后来不断地运用到其他领域内，如实行汇率双轨制、工资双轨制、房价双轨制及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等，进而还成功地运用双轨制思路，通过“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政治及主权问题。
4.通过“分权”来转移改革成本，促进竞争。改革前，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极其有限。这种状况导致地方政府无多大积极性，好多事可以少干或者不干，而中央政府必须包揽一切；中央政府为了有效地控制经济与社会的运行，必然不断增加部门设置和管理费用，从而为改革积累下了相当大的阻力，中央各部委对任何削弱部门权力的改革有着一种本能的抵触。中央政府为了有效地推进改革，采取给地方政府以适当分权的办法，承认地方利益，调动地方积极性，在政府内部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使地方政府成为改革的有力推动者。例如，实行财政包干看起来是一项微不足到的改革，但它是促进政府权力平衡和竞争关系形成的主要手段。财政包干要求“交足国家、地方自留”。这样，地方经济越发展、地方政府获利越大，反过来，地方政府越有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这一制度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有利于形成地方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一些地方政府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花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并千方百计地保护地方的新兴市场和新兴的工商业利益。没有政府提供的这种保护，地方经济的发展将是十分艰难的；当然过渡的保护，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央政府必须在分权与集中方面寻求一种均衡。
5.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与渐进式改革模式相适应，中国经济改革一开始就采取改革试点、以点带面的做法。比如，1979年7月，中央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央决定将上述四个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1984年5月中央又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的建议，1988年4月，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又批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这种做法，有利于积累经验，降低改革风险；同时，局部制度创新的示范效应会自然带动制度创新的扩张，从而会大大降低改革的实施成本。
6.选择正确的改革时序，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改革之所以能成功地推进，与正确选择改革的时序是分不开的。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较好地处理了以下关系：一是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这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策略。邓小平一贯主张实行不争论主义，目的就是绕开政治改革，通过经济发展的事实来说服人、教育人。二是正确处理稳定与改革的关系。邓小平多次讲到，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倒退是不行的，人民是不答应的，但改革只能在稳定的基础上进行，离开了稳定，一切事情都无从做起。三是正确处理发展与速度的关系。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大国，离开了一定的速度就谈不上发展。所以在改革中必须保持一个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速度慢了就赶不上别国，中国就会出问题。但速度不能盲目，超过了资源支持的速度就会造成通货膨胀、经济不稳定，反而不利于发展。所以，从根本上讲，“发展才是硬道理”[①⑥]。
以上几点构成了指导中国经济改革走向成功的宝贵经验，也充分体现了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基本特色。通过17年的渐进式演化和替代战略的贯彻，改革的目标模式也在人们的认识上日渐清晰，目标模式赖以确立的社会条件也得以成熟。所以，市场化改革目标是渐进式改革演化的必然结果。
四、中国过渡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及其逻辑起点
不管人们对改革的理论有多大争议，但就是靠那些办法使改革走到了今天，而且实现了在改革中的高速增长，这就是以往理论的意义所在。也许还有更好的东西，但毕竟没有成为历史的现实。因此，我们只能从以往的理论和实践出发，来建立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理论框架，以更好地指导中国任重道远的改革事业。值得欣慰的是，中国17年来经济改革丰富的实践经验为过渡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已初步建立了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1.过渡阶段和过渡经济学。过渡阶段是指社会赖以运行的制度发生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是社会形态的变迁（比如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是某些体制的变迁（比如前苏联在20年代由准市场经济全面向计划经济过渡）。任何社会形态或体制的转变、过渡都必将存在着一个时间耗费，不可能一步跨越，由此便构成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阶段。这个特殊阶段对历史发展的性质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人们往往熟知社会过渡之后的历史，对如何完成过渡，完成过渡付出了哪些代价，当前的过渡对未来历史的影响等问题都了解甚少。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迄今人们仍未找到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有效药方。[①⑦]所以，系统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途径和方法，以尽可能低的代价和尽可能短的时间完成过渡，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转变将是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历史使命。
2.中国过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同任何学科一样，过渡经济学的产生首先要进行概念革命，并以此做为其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从而才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或独特的理论分支。在这一点上，樊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提出的““改革成本”[①⑧]的概念，使得“过渡经济学才真正获得了正统经济学的概念基础”。[①⑨]我们知道，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改革过程始终贯穿着一条利益重新分配的主线，有些人之所以拥护改革，是因为能从改革中得益，有些人之所以反对改革，是因为改革会使其利益受损。我们可以把改革带来的好处看作是“改革收益”，把改革所付出的代价看作是“改革成本”，这样，改革能否进行就取决改革收益与改革成本的比较，最佳的改革道路选择问题将归结为改革成本最小化问题。
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改革成本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从而也丰富了过渡经济学的理论内涵。樊纲曾在1993年年初就提出将改革成本划分为实施成本和磨擦成本。所谓实施成本（也叫操作成本或技术成本）是指在实施改革中，人们要重新签约，要学习新知识，要进行新体制的设计、要搜索制度的供给和需求的信息、要消除人们对变革的防卫心理等方面花费的代价。实施成本可以看作是改革激进程度的递减函数，改革速度越快，时间越短，人们对新制度很快就要建立的预期越强，改革过程的信号扭曲就越小，从而越有利于降低成本。从这一角度看，激进式改革有明显的优点。但从磨擦成本角度看，问题却表现为另一种情形。磨擦成本是指为克服改革阻力所付出的代价，它是改革激进程度的递增函数。改革越激进，招致反对的人越多，改革的阻力就越大，从而耗费的成本就越大，显然，渐进式的改革可能最优，成本最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改革方式的价值判断已赋予了经济学的逻辑意义。
当然，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发展仍处在起步阶段，它的实证分析材料需要进一步补充，它的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扩展，但它毕竟为理性的分析和指导中国改革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五、如何认识未来的改革
我们肯定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及其实施战略，并不是承认其一定最优，而是认为它是在改革初始条件约束下的一个历史存在，而且有着相当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渐进式改革和替代型战略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下了一系列“体制硬核”问题，这些体制硬核问题表现在：
1.国有企业改革步履艰难。国有企业虽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试点等一系列改革，但经营机制未能得到根本转轨，目前已面临严重困境，企业亏损面达60%左右，企业冗员估计在20～30%，企业负债率已达75%以上，其中资不抵债的占47%[②⑩]。这种状况使得相当数量的职工收入无保障，面临失业危险；企业极高的负债率极易引发严重的信用危机；政府为缓解国有企业的困境不得不给予政策倾斜，70%以上的信货资金投入给国有企业，结果产值仅增长30%，造成大量资金沉淀，这不但加重企业债务链，而且大大助长了通货膨胀。同时，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难以进行，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的流失日益严重，一些掌握企业财产支配权的有关领导不断使个人消费成本化（即公款消费通过成本冲销），企业利润个人化，国有资产演化为部门所有、单位所有甚至个人小集团所有的现象已非常严重。但时至今日，国有企业改革还无法走出误区。
2.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下层社会不但相对贫困加剧，而且亏损企业的职工的绝对贫困化也日益加剧。与此同时上层社会却利用自身的权力优势、信息优势和知识优势聚敛财富。而社会一方面不能有效地制止非法掠夺财富的行为，另一方面又缺乏调节社会不平衡的能力，这必然助长人们的社会心理失衡和对抗情绪，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
3.经济波动幅度增大。由于健康的、完善的市场机制还未从根本上建立起来，一些人利用体制转型时期的各种空子，大肆从事各种投机活动。近几年出现的股票热、房地产热、集资热，使经济生活中的投机倾向日趋严重；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性日益加剧；通货膨胀已达建国以来的最高点，而且还居高不下；社会公众对未来的不安定感增加；而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又非常有限。
4.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加剧。给地方政府以必要的分权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但在地方利益的刺激下，地方保护主义日渐抬头，“诸侯经济”[②①]特征已严重显露，形成了所谓的倒逼机制。而经济落后地区面临政策环境不平等和自身发展能力的局限性，难以与发达地区竞争，经济差距日益扩大。
5.政府转换职能难以推开。政府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处于核心的支配地位，但由于政府自身的既得利益，政府一直把企业作为改革重点，而很少把政府自身作为改革对象，即就是实现了职能转换的一些部委，也不过是翻牌公司，而且还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性和竞争的不规范性；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步入正轨也与部门利益制肘密切相关；同时，当面临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时政府不得不加强政府的管理权威，从而导致“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
我们列举上述问题并不是想否定改革，而是想提醒人们来正确的估价改革，正确的认识改革。我们认为渐进式改革的最大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对旧体制的改革，而在于在旧体制外围发育了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对旧体制的改革正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和巨大的风险，不改革，无法真正实现体制过渡，想绕开也不可能。要改革，就必须适时地调整转换改革模式。所以，时至今日，认真看待过去改革的经验教训，并使之进入到理论总结阶段，必将对未来的改革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注释：
①见1994年10月16日《经济学消息报》。
②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债效》，上海三联1994年9月版。
③、⑥、①②、①④、①⑥《邓选》第三卷，第113、133、130、378页。
④见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⑤邓小平针对这一点多次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不正常的”，“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他身体力行，反对过份宣传他的作用，并坚决请求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保证党和国家制度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参见《邓选》第三卷，第317页，第325页。
⑦见《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⑧这一概念是由林毅夫在1989年提出的。
⑨张维迎，1995年3月，《中国经济改革：一个历史的观察》。
⑩邓小平、赵紫阳多次谈到这一问题，并把它视为改革的基本方针，见《邓选》第三卷，第78页。
①①见李铁映1994年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演讲。
①③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1993年版。
①⑤这一概念引自于加尔布雷思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见《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
①⑦诺斯访谈，《改革内参》1995年第8期。
①⑧樊纲：《改革的两种成本》，《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①⑨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1994年6月版。
②⑩以上数据引用高尚全关于1994年改革情况的报告。
②①见胡代光访谈，《改革内参》，199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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