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共生:旅游目的地文化生产的结构性困境研究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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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我国的战略性产业之一,旅游业在我国反贫困与促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国务院2014年8月发布《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快旅游业改革发展推动中西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2014年1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要支持6000多个贫困村开展乡村旅游。但我国旅游发展中仍较普遍存在旅游地文化的商品化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旅游地民生改善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果不能破解此难题,盲目加大旅游投入并加快旅游地开发速度反而可能带来潜在隐患。

       相关研究主要从如下三方面展开:(1)旅游地文化的规划开发与宣传展示。此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地理学、旅游经济学与旅游管理学等领域。对旅游地文化的研究服务于旅游地形象塑造及旅游地的开发经营[1][2]。(2)旅游开发对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影响。此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人类学与旅游社会学等领域,关注旅游地文化商品化及其对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的影响[3][4][5]。(3)旅游者对旅游地文化的体验。旅游者旅游体验的实质被认为是对旅游地文化的体验[6](P3),因此,旅游地文化往往被作为被旅游者体验的对象而纳入研究视野,强调旅游地文化体验的符号化及社会建构[7][8]。上述研究尽管从不同角度关注到旅游地文化,但对其背后的社会过程及与此相关的现实问题仍缺乏深入研究①。

       因此,本文致力于探究旅游开发进程中旅游地文化建构与发展背后的社会过程。具体问题包括:旅游地文化的建构主要受到哪些社会行动者的影响?这些行动者组织成了一个怎样的结构形态?这个结构在旅游地文化生产中是如何运作的?存在哪些矛盾和问题?

       二、理论与方法

       (一)理论分析视角:文化生产

       文化生产的视角采用组织社会学的方法,把文化作为一种在社会性的组织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产品”[9](P449)。它强调,在社会环境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总是试图控制文化的内容和特征,以及文化是如何被传播的、由谁来传播的。因此,所有的文化事物,不论是符号的还是物质的,都要从它们的社会起源、它们对于其观众和使用者的重要性去理解[9](P141)。该理论视角认为,在文化生产过程中,文化的阅听人和赞助人会影响到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行动方式以及产品,文化生产者和传播者也以不同的方式塑造和影响了他们的阅听人[9](P218)。旅游地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同样是在一个社会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旅游地文化的生产中,不同行动者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他们为了追求各自目的而不断行动,形成了一个旅游者文化赖以产生的结构框架。本文在对行动者行动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解析这个结构框架的生成和变动过程,以此透视旅游地文化生产背后的社会过程及其实践悖论。

       (二)旅游地文化的界定

       本文所言的旅游地文化意指以旅游开发当地原有的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为基础和依托,在旅游地开发实践中不断被相关个人或群体所建构和生产的一种文化形式,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1)与当地社会紧密关联。它以特定区域的自然、社会和人文条件为基础,其发展过程与当地居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并相互影响。(2)有层次区分。涵括物质、行为和精神等不同层面,不同层面的文化元素以不同方式与旅游者发生互动。(3)具有建构和生产的属性。它是旅游地吸引旅游者的依托,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文化,而是表现出很强的被生产和建构的痕迹,有不同的行动者参与其中。(4)使用和参与对象有双重性。既可以被旅游者所体验,也可以被包括当地居民在内的其他群体所感知、参与或认同。

       (三)案例选取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选个案是海南省知名景区,在海南的旅游地中具有代表性。该旅游区是依托H山的自然地形和历史文化而开发建设的文化景区,是中央政府批准兴建的佛教文化主题旅游区,是国家首批5A景区。该景区的建设立足于三亚H村,所在的旅游地于1998年前后进行开发,全村有两个分队,共计将近1200人。调研的主要实施时间为2011年下半年,之后进行了一次补充调研。观察法、访谈法和文献法为主要资料搜集方法。观察法的使用主要是非参与性质的,包括对景区内主要景点的文化生产活动的观察、对周边居民生活的观察以及对游客和景区工作人员互动的观察等内容。访谈包括对知情的关键人所进行的正式与非正式访谈,基于研究伦理考虑,部分访谈没有录音,而是事后凭笔者记忆及时记录下来,资料分析中的模糊之处,笔者与受访者通过电话予以澄清。

       三、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②

       (一)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社会背景与政府的主导推进

       据史志记载:琼州(海南岛的别称)自古就有观音出巡南海之说。《崖州志》载:“光绪六年(公元1881年),三亚鸭仔塘村(H山的东南麓)忽自产莲花,叶甚茂,三年乃谢。光绪二十三年复产,愈产愈甚,至今愈茂。”与H山有关的佛教历史文化故事还有“鉴真东渡”和“空海西来”。这些文化故事构成了H山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原初依据。在H山作为一个旅游地的发展过程中,佛教文化始终是一个核心内容。2006年4月24日,H山景区开发主推人、海南原省委书记RCW在三亚市委“H山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佛教文化研究是H山景区的‘安身立命’之本,‘鉴真东渡’是H山景区的‘缘起’。”

       H山景区的开发依托于特定的时代条件与社会背景,2010年4月23号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中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部分阐述③。据该文介绍,20世纪90年代初,海南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全国倒数第一,工业兴省之路被打断,资金、技术和人才瓶颈制约着海南发展。1993年1月,中央调国家劳动部部长RCW任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RCW上任第一个月即提出以旅游为龙头带动海南发展,并在海南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中明确了旅游业的龙头地位。这一新战略引发了海南的“旅游开发热”,H山景区便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H山景区产生的时代背景注定它不是一般的旅游景区,而是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据记载,“H寺项目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各方重视。1993年7月26日,HSX等6人专程进京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了H寺筹建情况。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佛教组织Z均表示同意H寺筹建。1994年1月24日,全国宗教团体领导人座谈会在三亚召开,60余名佛教界、建筑界著名人士赴H寺址考察;佛教组织Z的会长ZPC当场将亲笔题写的‘H寺’额扁赠给H寺。1995年6月,H山真正开始了大规模开发建设。三亚成立了H山文化区管理委员会,由副市长PJJ任主任,具体的开发经营由三亚H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④

       H山景区从一开始就担负着政府和佛教界的双重期待。地方政府为实现对景区的主导,成立了专门组织机构,并由时任三亚市副市长任一把手。政府的主导推动、佛教界的配合及公司化运作构成了H山景区的最初组织形态,标志着H山旅游地文化生产过程的启动。

       (二)佛教组织的参与及佛教文化的生产

       H山景区从建立之初就被定位为一个佛教文化区,佛教组织Z从H寺筹建之时便期待“把H寺建成弘扬佛教正信的清净庄严的佛教道场”,在景区建设中,H山公司⑤和地方政府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寻找景区在佛教文化领域的地位与合法性。佛教组织通过宗教仪式、资源动员与合法性赋予等参与到H山的旅游地文化生产中。H山景区在建设中得到佛教组织Z的大力支持。作为佛教界的重要机构,佛教组织Z的支持极大推进了H山景区的佛教文化生产。在佛教组织Z的参与中,最显著的是会长ZPC的支持,由RCW倡议、H山公司编写、反映H山景区发展历程的《H山纪事》中这样评价ZPC:“从H山的缘起、规划、建设和发展进程中,无不倾注了ZPC的心血与智慧,没有ZPC就不可能有今天的H山。”

       H寺作为其中最关键的佛教文化项目,在H山的佛教文化生产中承担着主导性角色,由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公司的参与所形成的新利益格局以及发展旅游的导向,H寺的宗教活动逐渐偏离了佛教组织Z的初衷。据实地观察,H寺展现出浓厚的利益气息。汇总起来,H寺获取信众“功德”的主要方式有:(1)佛塔捐瓦。游客捐了功德之后,自己和家人的名字就会被书写在瓦片上。(2)出售佛教书籍、音乐光盘及相关旅游物品。(3)“祈福带”。游客交20元钱,可把名字写在祈福带上。(4)出售“开光法物”,包括各式各样的宗教用品和其他旅游地也常见的旅游产品如手链和挂件等。(5)常年举行各种法务,价位随法会档次而不同。(6)佛像和观音像的出售。(7)摇签处。游客交钱后可以摇签算命。(8)请烛处。宣传词为:“燃气酥油灯:求得功成大业、财运亨通;求得身体健康、安享百龄;求得仕途通达、运气通明;求得旅途平安、马到成功。”与人生相关的各种祝愿都列举在内⑥。

       可见,佛教组织在H山景区的佛教文化生产中扮演关键角色,对建立H山在佛教界的地位与合法性有很大帮助。H山景区作为一个旅游地的定位使佛教文化生产注意考虑游客需求及旅游收益,逐渐偏离纯正的佛教文化,而逐渐走向以佛教文化为线索,夹杂旅游和商业文化的综合性文化生产活动。

       (三)公司化方式的运作与旅游职能部门的介入

       H山景区在筹建之初就实行了公司化的运作方式,尽管后来发生过股权结构的变化,但由公司化运作所搭建起来的利益格局从总体上影响着H山景区各主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制约着H山景区的旅游地文化生产。据H山公司某中层管理人员说,“H山景区最初是用股份制来开发的。政府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开发,土地股占35%左右”。《三亚市H山文化旅游区管理办法》对H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建立和组织属性进行了规定:“设立三亚H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山公司’),负责H山文化旅游区内的开发、经营和不属于政府管理权限的日常管理工作。H山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2亿5千万元。H山公司对H山文化旅游区拥有独家开发和经营权。”⑦

       随着景区的发展,公司的股权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整个景区管理公司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据一位管理人员说,“2002年首旅集团以75%的股权控制了景区运作。现在的公司名称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最初的‘H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在仍占25%的股份。首旅集团进来后,H山又增加了几个投资公司”。据相关资料⑧,首旅集团与H山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2002年10月进行,首旅称将陆续投入10亿元开发建设H山景区。直到现在,首旅集团都是H山景区股权结构的主导方,目前的“H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自2002年引进首旅之日起成立,行使着整个景区的管理权。首旅集团与后来引进的投资经营方⑨一起,形成了H山景区公司化运作的基本框架,构成了H山景区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利益格局。

       旅游局作为旅游管理的职能部门,主要是以行业管理的方式参与到景区的实际运行中,对H山旅游地文化生产所起的作用较为间接。据三亚旅游局某负责人介绍,H山景区作为5A景区,是三亚的重点品牌。旅游局日常主要对它的服务质量、服务标准进行检查与审核,并给其项目开发指导意见。H山景区主要依靠股份制的方式推进日常运作。旅游局不干涉景区具体运作,H山的日常运作主要是几个参股公司内部的利益协调问题。

       (四)导游的利益诉求及其行动方式

       在H山景区的旅游地文化生产中,导游扮演着“文化解说员”的角色,以其特别的利益诉求和行动方式参与其中。海南旅游业的发展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导游的利益诉求,近年来激烈的行业竞争导致海南的旅行社一哄而上拼价格,多年来都是零团费或负团费⑩,导游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高额购物回扣。导游带游客进去景区后,会去看哪些项目以及如何解释这些项目,基本上以收益多少为准则。导游是影响旅游地运行的关键行动者,他们的利益诉求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旅游地文化的生产及其与旅游者之间的关系。

       依据文化生产的阅听人理论,旅游者是旅游地文化的阅听人,在旅游活动中,导游解说不仅部分承担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功能,也构成影响旅游者体验旅游地文化的重要力量,他们对景区的解说,对各种文化标示和宗教礼节的意义解释,甚至具体到指导游客如何请香、跪拜和照相等,都会对旅游者产生影响。旅游者缺乏相应的知识,导游解说在旅游者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不同的导游对景点文化意涵的阐释参差不齐,比如一个导游对景区大门牌匾上“不二法门”的解释就存在错误,他的解说词是:“‘不二法门’这个‘不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教‘四大皆空’的意思”,但“不二法门”的意涵并非如此。在随后访谈中发现,导游的解说并没有统一规定,很多时候取决于“心情问题”(11)。

       综合而言,H山景区的建设过程充满着政府和佛教界的合作,佛教组织在实际行动中与政府和旅游开发公司相互配合,使佛教文化生产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纯正的宗教文化,走向以佛教文化为线索,夹杂着旅游文化和商业气息的综合性文化生产活动。代表景区的H山公司、投资经营方、地方政府、旅游职能部门和导游这些不同的行动者有合作也有矛盾,其行动相互关联,形成了H山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图1)。

      

       图1 H山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

       四、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

       在景区内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同时,景区外也发生着一个与此相背离的组织过程,本文称之为“反组织过程”,参与此过程的行动者包括地方政府、开发公司、村领导和普通村民(12)。政府和开发公司基于地方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希望能够创造条件吸引游客,拉动旅游收益的增长,但现实状况总是难以让它们如愿,它们创造旅游繁荣的同时,也总是同时创造一些让它们苦恼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它们发展旅游的目标相背离,现实表现是景区周边屡禁不止的小商小贩、乱搭乱建、宰客和拉客等,这不仅有悖于政府与开发公司的需求,也让试图寻求美好旅游体验的游客感到反感。上述问题展现出了另一个组织过程,这个过程仍属于旅游地文化生产的范畴,与当地旅游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一)旅游开发的介入与村民生活的突变

       景区开发之前的H山村村民主要靠上山砍柴和种瓜菜果树为生。H山景区最初建设的那块地主要是防护林和田地,村民们用来种芒果、菠萝、玉米、甘蔗、桉树和青瓜等。景区开发之前的H山村民过着祥和平静的生活,大海和群山的资源哺育着他们,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比较简单,村民的日常观念也比较淳朴。但是,旅游景区的开发和土地的征用成为了H山村农民社会生活的重要转折点,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使其原有的平静生活受到旅游开发和商业文化的猛烈冲击,使他们的生活从此走上了另外一条轨道。

       景区开发之初的征地事件是引发政府、开发公司、村领导和村民之间各种利益关系和冲突产生的导火索,征地中存在的不公平使平静的农村社会变得不再平静,不仅村民的生活被改变,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领导的关系也随之而改变,拉客宰客、卖香队伍和路边小商小贩等让开发公司和政府头痛、让游客反感的现象开始出现,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被启动。相当多村民由于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贫困问题开始显现。农村既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在旅游开发所引发的利益冲突推动下逐渐发生改变。

       (二)土地征用及由此引发的利益纷争

       H山1村和2村在土地征地方面的情况大同小异,村民在这个过程中均表现为在信息、权力和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全面弱势状态,政府和开发公司的强强联合使得整个征地的过程缺乏平等商量的余地,成为了一个强迫和被强迫的不公平过程,村民因此怨声载道。回忆当年的情况,H山1村的老队长对土地征用的问题颇感愤慨:“我们村是97年征地的。当时没写什么字,只是嘴巴说说,2村也是这样。后来,我们的土地费都不给,只给青苗费。我们去问H山公司,他们说让我们找政府,我们去找政府,它们又推来推去。我们闹了几次,每次闹他们都说去办,搞到后来就没有了消息。”

       随着土地的失去和补偿款的缺失,村民们开始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权。在最初的利益斗争中,村民在整个过程中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弱势一方,不能主动地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加上村领导的“无知”及妥协,村民的力量变得更为薄弱,这是他们的土地最初能够以很低价格被征用的根本原因。随着土地价值的日益增长、景区开发的日益红火以及村民相对贫困生活的日益恶化,村民意识到土地资源的珍贵并开始捍卫自己的权益,并希望能够从旅游开发收益中得到一种分享。他们开始加入了开发公司、政府和村领导的关系体系中,开始了改善生活、争取权益的漫长斗争过程。拉客宰客、路边经营和“乱搭乱建”等一系列让政府和开发公司头痛、让游客反感的旅游地文化事实开始在景区周边不断涌现。

       (三)村领导与开发公司的合作及其与村民在补贴发放上的纠葛

       村领导作为村庄的管理者与代言人,行使着村庄的公共职能,但由于其在征地和利益协调等方面的特殊作用而使其社会角色逐渐发生了变化,在旅游地利益格局中逐渐与开发公司有更多的合作,并由此在补贴发放等问题上产生了与村民的矛盾纠葛。H山2村的地全部被征用,村民每个月可以从开发公司获得200元的生活补贴,但这个补贴是一个硬标准,不管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都按这个固定标准执行。一些村民对这个补贴并不认可:“每个月给每户200块钱,不管你这一户有多少人,反正是200块,从没有增加过,如果你跟爸妈分开住了,就没有这个钱了,200块钱能干什么用呢?这个标准从一开始就没有改过,我们老百姓去闹也没有用,H山公司可能当时是跟我们村领导‘沟通’好了。”这方面的情况H山1村稍微轻一些,但也存在开发公司对村领导的“格外照顾”。据村民说,“最初的时候,每个春节就给穷困户一点补助,二三十斤的米一袋和一壶油,这几年就没有了,村领导他们可能有。普通村民就没有了。生活都靠自己种瓜菜,出去干工。”(13)

       H山2村村民介绍,补助的发放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农户有200元的补助,有的又没有。H山公司每年到时候就让村领导签字把钱领回来。H山公司发的时候是每家每户都有,但村领导拿回来后,很多农户就没有钱了。村民找过H山公司两次,第一次还让他们看名单,好像每一户都有钱,但第二次就不让他们看名单了。可见,村领导在旅游开发中角色的特殊性使其有了自己的收益空间和权力发挥的自由余地。他们虽然是村民的代表,但也逐渐被开发公司拉拢,在征地和利益协调等方面存在与开发公司的合作,在补贴发放上与村民存在着纠葛,这种状况的持续无疑会增加村民对村领导及开发公司的不信任和不满。

       (四)景区路边经营中的矛盾与冲突

       为了维持生计,很多村民选择了在景区入口的路边做生意,试图依靠H山景区的繁荣获得一些收入,但这条路也并不容易。据一个村妇说:“现在做小生意也不好做,开小店主要靠村民有收入,才有人买东西,现在村里人都没有钱,谁来买东西呢。当时征地的时候H山公司给我们说,以后你们做点小生意也够吃了,但后来就不让弄了。”

       村民曾经在路边靠做生意有着不错的收入,但后来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了:“以前有生意做,村里人的生活条件还不错,现在没有生意做了,加上消费水平高了。有些人的地已经征完了,又没有生意做,就比较糟糕。没钱的家庭就到外地打工。”(14)为了维护良好的景区形象,增强景区对游客的吸引力,政府和开发公司对路边小生意进行了整治,村民生活受到了严重冲击:“村民在路边摆小生意,他们就让你摆进去,说摆在路边不好看。那么靠里面,谁还去买东西呢。人家在那里做个小生意,挣个生活费,他们也不让,一毛两毛钱都不给你赚。他们(景区工作人员)看到了就打电话给政府,让政府来管一下。”(15)

       总体看,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以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和利益纠葛为核心缘由,以景区建设发展中出现的冲突为基本线索,其倾向性和现实表现与景区内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有很大程度的背离和逆反,不断生产出旅游地文化的另外一面,这部分内容有悖于政府和开发公司美化景区、吸引游客和获得收益的旅游发展目标,使得旅游地文化的生产过程部分地超越政府和开发公司的操控范围。透过此组织过程,可发现景区周边诸多问题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其背后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化过程(图2)。

      

       图2 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

       五、结语

       可见,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与反组织过程并非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两者彼此关联又相互背离,统一于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社会过程,使旅游地文化的生产陷入一种结构性困境。一方面,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被政府和旅游开发公司主导,在实际运行中倾向于吸引游客及提高景区的利润回报,它不断生产的那部分旅游地文化存在于景区内,表现为整洁的景区环境、浓厚的商业气息等。另一方面,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在实际运行中倾向于阻挠景区扩大建设、丑化景区外部形象以及增加旅游地开发的成本,不断生产着旅游地文化的另外一部分内容,表现为景区周边的拉客宰客、乱搭乱建、小商小贩等“消极负面”现象,这些展现出了旅游地文化中不被政府、开发公司乃至游客喜欢的一面,政府和开发公司总是试图控制和削减反组织过程的影响力,但由于其背后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政府和开发公司总是难以如愿。

       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旅游地文化在实际的建构和生产过程中不仅表现为层次上的区分,也表现出导向性和实际内容上的差异乃至相悖。这正如文化生产理论所言的那样:“在社会环境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总是试图控制文化的内容和特征,以及文化是如何被传播的、由谁来传播的。”[9](P141)但是,由于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存在和作用,“文化生产的既定秩序整体对于不同有着功能性的后果,并且这种后果独立于任何个体、组织或阶层对于秩序的控制能力。不同的个体、组织或阶层从既定秩序中机会不均等地得到某些利益。”[9](P219)H山景区的旅游地文化生产恰恰体现了这种不均衡性和矛盾性。

       注释:

       ①笔者2010年3月曾对周庄进行了调研,发现周庄的旅游地文化建构充满矛盾与问题,比如商业氛围浓、江南水乡的韵味消失殆尽等。调研的部分成果已公开发表,参见李耀锋、吴海艳《呵护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推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载《中国旅游报》,2010~05~26。有研究也关注到类似问题,指出周庄的商业气息比文化气息更浓厚,很多江南民居变成了毫无特色的商店,损害了周庄淳朴和恬静的生活氛围和文化格调。参见《刘敦荣.旅游文化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6页。

       ②研究发现,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充满合作与冲突等复杂关系,涵括两个相互关联又背离的子结构,为更清楚地阐释其运行逻辑和矛盾状态,本文把两个子结构分别称之为“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和“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以便在两者比较基础上更全面地揭示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结构性困境。

       ③参见钟良:《三十年,海南的奋斗》,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0~04~26。该文针对2010年3月20号在三亚开幕的“2010博鳌国际旅游论坛”所写,是“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下对海南近三十年发展历程的考察,有利于理解海南旅游开发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展现出H山景区开发的社会背景。

       ④H山景区的规划和建设始于1993年,距今已有20多年,由于文献和知情人的缺乏,获得开发之初的资料非常困难。本文在此引述景区开发主推人、时任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RCW的追述性文章展示H山旅游地的酝酿启动过程。参见RCW:《H山佛教文化旅游区建设回顾》,载《海南日报》,1999~10~16。

       ⑤“H山公司”是指负责整个H山景区开发建设和日常管理的公司,最初是“三亚H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后来演变为“三亚H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H山公司”是当地人群对它的习惯性称法。

       ⑥激励信众捐功德的方式还有很多,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列出了其中一部分。

       ⑦三亚市人民政府[1998]152号文件,三亚市H山文化旅游区管理办法,1998年8月19日发布。

       ⑧首旅斥巨资开发三亚H山[N].中国旅游报,2002~10~11。

       ⑨景区内H寺之外的A、B、C三个主要文化项目分别有两个投资公司运营,篇幅所限,不再详述。

       ⑩零团费指仅向游客收取极低费用甚至免费让游客参团,旅行社依赖游客购物的佣金来维持成本和收益。

       (11)对海南某旅行社导游XJ的访谈。所谓的“心情问题”其实不是简单的情感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心情”好坏的基本逻辑是:游客在H景区内消费多,导游有钱赚,他们的心情就好,否则心情就不好。

       (12)与H山景区直接相关的有两个村,本文称为“H山1村”和“H山2村”,两个村在区位上相互毗邻,人口大体相当,都有五六百人,都属于黎族,相互间有较多亲戚和朋友往来,旅游开发后面临同样的旅游文化冲击和社会情境,为了更完整剖析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本文把两个村的情况综合起来阐述。

       (13)对H山1村村民FYL的访谈。

       (14)H山1村村民LPZ的访谈。

       (15)对H山1村村民DLP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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