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共生: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结构性困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地论文,结构性论文,困境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我国的战略性产业之一,旅游业在我国反贫困与促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国务院2014年8月发布《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快旅游业改革发展推动中西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2014年1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要支持6000多个贫困村开展乡村旅游。但我国旅游发展中仍较普遍存在旅游地文化的商品化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旅游地民生改善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果不能破解此难题,盲目加大旅游投入并加快旅游地开发速度反而可能带来潜在隐患。 相关研究主要从如下三方面展开:(1)旅游地文化的规划开发与宣传展示。此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地理学、旅游经济学与旅游管理学等领域。对旅游地文化的研究服务于旅游地形象塑造及旅游地的开发经营[1][2]。(2)旅游开发对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影响。此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人类学与旅游社会学等领域,关注旅游地文化商品化及其对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的影响[3][4][5]。(3)旅游者对旅游地文化的体验。旅游者旅游体验的实质被认为是对旅游地文化的体验[6](P3),因此,旅游地文化往往被作为被旅游者体验的对象而纳入研究视野,强调旅游地文化体验的符号化及社会建构[7][8]。上述研究尽管从不同角度关注到旅游地文化,但对其背后的社会过程及与此相关的现实问题仍缺乏深入研究①。 因此,本文致力于探究旅游开发进程中旅游地文化建构与发展背后的社会过程。具体问题包括:旅游地文化的建构主要受到哪些社会行动者的影响?这些行动者组织成了一个怎样的结构形态?这个结构在旅游地文化生产中是如何运作的?存在哪些矛盾和问题? 二、理论与方法 (一)理论分析视角:文化生产 文化生产的视角采用组织社会学的方法,把文化作为一种在社会性的组织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产品”[9](P449)。它强调,在社会环境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总是试图控制文化的内容和特征,以及文化是如何被传播的、由谁来传播的。因此,所有的文化事物,不论是符号的还是物质的,都要从它们的社会起源、它们对于其观众和使用者的重要性去理解[9](P141)。该理论视角认为,在文化生产过程中,文化的阅听人和赞助人会影响到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行动方式以及产品,文化生产者和传播者也以不同的方式塑造和影响了他们的阅听人[9](P218)。旅游地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同样是在一个社会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旅游地文化的生产中,不同行动者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他们为了追求各自目的而不断行动,形成了一个旅游者文化赖以产生的结构框架。本文在对行动者行动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解析这个结构框架的生成和变动过程,以此透视旅游地文化生产背后的社会过程及其实践悖论。 (二)旅游地文化的界定 本文所言的旅游地文化意指以旅游开发当地原有的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为基础和依托,在旅游地开发实践中不断被相关个人或群体所建构和生产的一种文化形式,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1)与当地社会紧密关联。它以特定区域的自然、社会和人文条件为基础,其发展过程与当地居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并相互影响。(2)有层次区分。涵括物质、行为和精神等不同层面,不同层面的文化元素以不同方式与旅游者发生互动。(3)具有建构和生产的属性。它是旅游地吸引旅游者的依托,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文化,而是表现出很强的被生产和建构的痕迹,有不同的行动者参与其中。(4)使用和参与对象有双重性。既可以被旅游者所体验,也可以被包括当地居民在内的其他群体所感知、参与或认同。 (三)案例选取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选个案是海南省知名景区,在海南的旅游地中具有代表性。该旅游区是依托H山的自然地形和历史文化而开发建设的文化景区,是中央政府批准兴建的佛教文化主题旅游区,是国家首批5A景区。该景区的建设立足于三亚H村,所在的旅游地于1998年前后进行开发,全村有两个分队,共计将近1200人。调研的主要实施时间为2011年下半年,之后进行了一次补充调研。观察法、访谈法和文献法为主要资料搜集方法。观察法的使用主要是非参与性质的,包括对景区内主要景点的文化生产活动的观察、对周边居民生活的观察以及对游客和景区工作人员互动的观察等内容。访谈包括对知情的关键人所进行的正式与非正式访谈,基于研究伦理考虑,部分访谈没有录音,而是事后凭笔者记忆及时记录下来,资料分析中的模糊之处,笔者与受访者通过电话予以澄清。 三、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② (一)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社会背景与政府的主导推进 据史志记载:琼州(海南岛的别称)自古就有观音出巡南海之说。《崖州志》载:“光绪六年(公元1881年),三亚鸭仔塘村(H山的东南麓)忽自产莲花,叶甚茂,三年乃谢。光绪二十三年复产,愈产愈甚,至今愈茂。”与H山有关的佛教历史文化故事还有“鉴真东渡”和“空海西来”。这些文化故事构成了H山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原初依据。在H山作为一个旅游地的发展过程中,佛教文化始终是一个核心内容。2006年4月24日,H山景区开发主推人、海南原省委书记RCW在三亚市委“H山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佛教文化研究是H山景区的‘安身立命’之本,‘鉴真东渡’是H山景区的‘缘起’。” H山景区的开发依托于特定的时代条件与社会背景,2010年4月23号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中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部分阐述③。据该文介绍,20世纪90年代初,海南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全国倒数第一,工业兴省之路被打断,资金、技术和人才瓶颈制约着海南发展。1993年1月,中央调国家劳动部部长RCW任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RCW上任第一个月即提出以旅游为龙头带动海南发展,并在海南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中明确了旅游业的龙头地位。这一新战略引发了海南的“旅游开发热”,H山景区便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H山景区产生的时代背景注定它不是一般的旅游景区,而是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据记载,“H寺项目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各方重视。1993年7月26日,HSX等6人专程进京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了H寺筹建情况。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佛教组织Z均表示同意H寺筹建。1994年1月24日,全国宗教团体领导人座谈会在三亚召开,60余名佛教界、建筑界著名人士赴H寺址考察;佛教组织Z的会长ZPC当场将亲笔题写的‘H寺’额扁赠给H寺。1995年6月,H山真正开始了大规模开发建设。三亚成立了H山文化区管理委员会,由副市长PJJ任主任,具体的开发经营由三亚H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④ H山景区从一开始就担负着政府和佛教界的双重期待。地方政府为实现对景区的主导,成立了专门组织机构,并由时任三亚市副市长任一把手。政府的主导推动、佛教界的配合及公司化运作构成了H山景区的最初组织形态,标志着H山旅游地文化生产过程的启动。 (二)佛教组织的参与及佛教文化的生产 H山景区从建立之初就被定位为一个佛教文化区,佛教组织Z从H寺筹建之时便期待“把H寺建成弘扬佛教正信的清净庄严的佛教道场”,在景区建设中,H山公司⑤和地方政府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寻找景区在佛教文化领域的地位与合法性。佛教组织通过宗教仪式、资源动员与合法性赋予等参与到H山的旅游地文化生产中。H山景区在建设中得到佛教组织Z的大力支持。作为佛教界的重要机构,佛教组织Z的支持极大推进了H山景区的佛教文化生产。在佛教组织Z的参与中,最显著的是会长ZPC的支持,由RCW倡议、H山公司编写、反映H山景区发展历程的《H山纪事》中这样评价ZPC:“从H山的缘起、规划、建设和发展进程中,无不倾注了ZPC的心血与智慧,没有ZPC就不可能有今天的H山。” H寺作为其中最关键的佛教文化项目,在H山的佛教文化生产中承担着主导性角色,由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公司的参与所形成的新利益格局以及发展旅游的导向,H寺的宗教活动逐渐偏离了佛教组织Z的初衷。据实地观察,H寺展现出浓厚的利益气息。汇总起来,H寺获取信众“功德”的主要方式有:(1)佛塔捐瓦。游客捐了功德之后,自己和家人的名字就会被书写在瓦片上。(2)出售佛教书籍、音乐光盘及相关旅游物品。(3)“祈福带”。游客交20元钱,可把名字写在祈福带上。(4)出售“开光法物”,包括各式各样的宗教用品和其他旅游地也常见的旅游产品如手链和挂件等。(5)常年举行各种法务,价位随法会档次而不同。(6)佛像和观音像的出售。(7)摇签处。游客交钱后可以摇签算命。(8)请烛处。宣传词为:“燃气酥油灯:求得功成大业、财运亨通;求得身体健康、安享百龄;求得仕途通达、运气通明;求得旅途平安、马到成功。”与人生相关的各种祝愿都列举在内⑥。 可见,佛教组织在H山景区的佛教文化生产中扮演关键角色,对建立H山在佛教界的地位与合法性有很大帮助。H山景区作为一个旅游地的定位使佛教文化生产注意考虑游客需求及旅游收益,逐渐偏离纯正的佛教文化,而逐渐走向以佛教文化为线索,夹杂旅游和商业文化的综合性文化生产活动。 (三)公司化方式的运作与旅游职能部门的介入 H山景区在筹建之初就实行了公司化的运作方式,尽管后来发生过股权结构的变化,但由公司化运作所搭建起来的利益格局从总体上影响着H山景区各主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制约着H山景区的旅游地文化生产。据H山公司某中层管理人员说,“H山景区最初是用股份制来开发的。政府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开发,土地股占35%左右”。《三亚市H山文化旅游区管理办法》对H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建立和组织属性进行了规定:“设立三亚H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山公司’),负责H山文化旅游区内的开发、经营和不属于政府管理权限的日常管理工作。H山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2亿5千万元。H山公司对H山文化旅游区拥有独家开发和经营权。”⑦ 随着景区的发展,公司的股权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整个景区管理公司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据一位管理人员说,“2002年首旅集团以75%的股权控制了景区运作。现在的公司名称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最初的‘H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在仍占25%的股份。首旅集团进来后,H山又增加了几个投资公司”。据相关资料⑧,首旅集团与H山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2002年10月进行,首旅称将陆续投入10亿元开发建设H山景区。直到现在,首旅集团都是H山景区股权结构的主导方,目前的“H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自2002年引进首旅之日起成立,行使着整个景区的管理权。首旅集团与后来引进的投资经营方⑨一起,形成了H山景区公司化运作的基本框架,构成了H山景区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利益格局。 旅游局作为旅游管理的职能部门,主要是以行业管理的方式参与到景区的实际运行中,对H山旅游地文化生产所起的作用较为间接。据三亚旅游局某负责人介绍,H山景区作为5A景区,是三亚的重点品牌。旅游局日常主要对它的服务质量、服务标准进行检查与审核,并给其项目开发指导意见。H山景区主要依靠股份制的方式推进日常运作。旅游局不干涉景区具体运作,H山的日常运作主要是几个参股公司内部的利益协调问题。 (四)导游的利益诉求及其行动方式 在H山景区的旅游地文化生产中,导游扮演着“文化解说员”的角色,以其特别的利益诉求和行动方式参与其中。海南旅游业的发展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导游的利益诉求,近年来激烈的行业竞争导致海南的旅行社一哄而上拼价格,多年来都是零团费或负团费⑩,导游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高额购物回扣。导游带游客进去景区后,会去看哪些项目以及如何解释这些项目,基本上以收益多少为准则。导游是影响旅游地运行的关键行动者,他们的利益诉求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旅游地文化的生产及其与旅游者之间的关系。 依据文化生产的阅听人理论,旅游者是旅游地文化的阅听人,在旅游活动中,导游解说不仅部分承担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功能,也构成影响旅游者体验旅游地文化的重要力量,他们对景区的解说,对各种文化标示和宗教礼节的意义解释,甚至具体到指导游客如何请香、跪拜和照相等,都会对旅游者产生影响。旅游者缺乏相应的知识,导游解说在旅游者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不同的导游对景点文化意涵的阐释参差不齐,比如一个导游对景区大门牌匾上“不二法门”的解释就存在错误,他的解说词是:“‘不二法门’这个‘不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教‘四大皆空’的意思”,但“不二法门”的意涵并非如此。在随后访谈中发现,导游的解说并没有统一规定,很多时候取决于“心情问题”(11)。 综合而言,H山景区的建设过程充满着政府和佛教界的合作,佛教组织在实际行动中与政府和旅游开发公司相互配合,使佛教文化生产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纯正的宗教文化,走向以佛教文化为线索,夹杂着旅游文化和商业气息的综合性文化生产活动。代表景区的H山公司、投资经营方、地方政府、旅游职能部门和导游这些不同的行动者有合作也有矛盾,其行动相互关联,形成了H山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图1)。博弈与共生:旅游目的地文化生产的结构性困境研究_文化论文
博弈与共生:旅游目的地文化生产的结构性困境研究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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