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义与实证主义幻象：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理论研究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地理学论文,实证主义论文,幻象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3)01-0014-06
修订日期：2012-12-21
1 引言
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中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兴起[1]，到1950年代后经济地理学的一家独大[2]，再到1980年代起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复兴乃至中西研究交融[3，4]，中国人文地理学在曲折发展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然而，居安思危，在当下中国的特定学科架构和制度背景下，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仍有许多困惑，如研究指向上的学术与应用[5，6]、科学与实用[7]、内生与外生[8]之惑，研究规范、方法论上的科学和人文之惑[9]等。西方人文地理学大都属于社会科学，而中国人文地理学则属于自然科学，二者具有不同的范式。在研究文献的解读时，我们很容易进行统计、罗列式的综述，但一旦具体到其背后的思想逻辑整理，就不得不采用避虚就实的策略。这是当前影响中国人文地理学吸收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西风东渐之际，中国地理学如果不想只成为学术的“世界工厂”，就必须要对学科发展的理论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尤其需要加强理论思辨。
实际上，在此之前，许多学者已从各自的视角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总结。如保继刚对中国旅游地理学发展30年道路进行的回顾和整理[10]，顾朝林对中国人文地理学与西方交流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解读[11，12]，朱竑等对大陆台湾两岸人文地理学发展状况的对照分析[13]，方创琳等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成果的归纳[14]等。这些工作使我们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内外地位及其现状认识更为深刻，但仍有意犹未尽之感。尤其是对理论发展的正面分析，笔者感到略显不足。基于此，本文对《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和《地理科学进展》6个主要地理学刊物的理论性论文及涉及的一些相关著作进行了学习，以求对近三十年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演进形成一个系统理解。基于文献解读，本文将中国人文地理学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从理论演进的视角对其主要特征和问题进行了粗浅的总结。以下是就此形成的认识。斗胆言之，主要是抛砖引玉，期望引起同仁对相关论题的重视。
2 近三十年中国人文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快速发展期。基于理论视角可将其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即理论引进、理论消化和内生与外生并存阶段。
2.1 1980年代的理论引进阶段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文地理学重获新生，学科重建。当时的地理学者结合自身的语言或资源获取优势，首先对苏联、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理学理论进行了学习和借鉴[15-20]，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建设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地理学家根据自身的学习和研究积累，积极就学科性质、任务、方向等发表研究倡议，在总结既有研究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思路[21]，并开始积极开拓分支学科，如工业[22，23]、城市[24]、乡村[25]、计量[26]、旅游[27]、历史[28]、区域[29]、政治[30]、行为地理学[31]等。
总的来说，此时的研究在理论上主要是以学习西方理论为主，对西方理论具有较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当然，也有一些基于中国问题的实证研究开始展开，如在城市研究领域[32-37]，但相对较少。
2.2 1990年代的理论消化阶段
这一阶段随着学科框架的初步建立，对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回顾和展望也开始多起来，尤其集中在经济地理学[38-40]、城市地理学[41-44]和旅游地理学[45，46]领域。在此基础上，学界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和教材[47]。在引入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学者开始运用规范的实证方法，包括GIS等新的分析工具展开研究[48，49]。总的来说，西方理论的消化和应用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同时，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推进及城市化的快速展开，也使得地理学者有机会直接参与到各类实践项目之中[50]，这也为相关理论的运用和提炼创造了条件。
2.3 21世纪以来的二元结构阶段
进入21世纪，随着研究者数量的增长和对外交流的频繁展开，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也日益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一方面随着国外文献获取渠道的增多，更多的西方论著和流派、主义、转向被及时介绍至国内[11，51-65]，更多的统计、模拟等空间分析方法被学习和应用于中国现象的分析[66-70]；另一方面，则是地理学者更深入地扎根于地方实践，参与到国家、地方的政策实务当中，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本土研究范式和表达方法[50]。当然，此时仍有一些学者试图整合学科基本概念和范式，对学科发展方向进行统合[71]，但面向国内本土实践和面向西方理论的研究之间的二元格局此时已经形成，这已成为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结构，即“外生地理学”和“内生地理学”[8]。
3 西方主义和实证主义
回顾中国人文地理学近三十年的演进历程，理论似乎并未脱离学者的视线。但是，为何中国人文地理学在理论发展上停滞不前、理论贡献上微乎其微，而且还同时形成了相互割裂的横向的“内生—外生”结构和纵向的“人文—科学”的认知分歧——前者以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为基础，而后者则相对注重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了提供一种更为普遍和深刻的反思，本文认为，有必要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对此加以系统性的探讨。
3.1 理论分析的视角
从科学哲学到各个学科的导论，对理论探讨的文献多如牛毛。总体上，理论可以理解为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它能够更快地沟通、更容易地解释复杂问题、涵盖更广泛的现象、带来更有用的信息。这种思维方式因其有效而使得主体能够实现从个体到总体、从有限到无限的认识跳跃[72]。科学范式下，理论包含以下几个核心要素：概念、视角、假说、推理、测度和检验。前三者主要侧重理论的本体论，表现为不同的思想流派；而后三者主要侧重方法论，表现为不同的实证模型(如图1)。如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用，假设是效用会边际递减，对此的检验涉及具体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动；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合约，假说是私有产权和竞争约束下合约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据此张五常检验台湾土地改革后佃农的生产率变化等。
图1 理论的构成要素
Fig.1 Decoding“Theory”
但是，概念假说的实证逻辑在理论上也并非完美无缺。概念只能是某些性质的集合，它必然存在无法定义的部分(即测不准原理)；而视角不仅涉及看待世界的方式，还隐含着较为明确的目的性——涉及规范和社会正义；假说也是经验观察的结果；而验证也必然面临着能否证实和如何证实的方法判断。因此，某种理论提供的只是一种认识和思考的方式，理论的发展必然要知晓其潜在的缺陷和根植的背景——否则，理论就成为单纯对概念的套用而没有系统的联系，实证则成为方法的复制而没有理论的对话。不幸的是，这两类问题在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都存在，笔者将其定义为“西方主义”和“实证主义”。前者只注重概念和假说而忽视其理论及现实背景，而后者则只有方法和检验而很少考虑有效的假说。
3.2西方主义
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一书中指出，西方对东方的解释存在强加的帝国主义态度和建构的旧式偏见，而与那些国家的真实面貌几乎无关，具有“敌视”(xenophobic)和“异域”(xenophilic)的双重特征[73]。与此相对，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中则存在另外一种相反的倾向，即对西方新概念、新理论或新方法的过分热情和崇拜，笔者称其为“西方主义”。西方主义是个矛盾体，它将东方主义中的“敌视”转变为一种不加判断的接受。具体到中国的人文地理学，西方主义在外生地理学和自然科学观的双重影响之下，一方面表现为对欧美学界各种“主义”、“流派”和“转向”的热衷，在“超越”口号背后暗藏着一种盲从和自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在强调地理差异和“中国特色”的同时却抹杀了中西方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上的不同。西方主义下，外生的人文地理学理论(多为偏人文思辨的理论)与内生的本土实践问题(多为偏技术工学的需求)之间形成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的显在化正是当前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特征之一。尽管西方主义下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追求对“中国特色”的解读，企望提出原创性的、涵盖“中国特色”的新理论，但在拘泥于“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概念或关系”的问题中，这可能成为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一方面，对这类建构的“特殊性”的实证是当下流行的研究技术，但这也使得西方主义下的研究被日益诟病，“中国特色”似乎蜕变为对有何研究贡献的“挡箭牌”或如陈金勇所称的“陈腔滥调”(cliché)[74]；另一方面，在更多地问“是否”而不问“是什么”的研究里，中国研究不仅越来越被西方人所主导，更使得中国的研究失去了深层理论背景的同时也丧失了系统关联。比如，经济地理学中的“区位论”基于对距离成本的优化而形成韦伯的工业选址模型和中心地模型，但是两者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下解释力逐渐减弱，而信息则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针对这一过程西方发展了基于“制度厚度”和非正规交流的集群理论和全球城市概念。但是，在中国距离是否不起作用?企业家选址是否基于非正规的交流?答案很可能是要更多关注政府的力量，但是鲜有研究基于上述事实对西方理论加以否定并提炼出新的理论模型。再如西方的“管治”概念本扎根于市民社会和新自由主义战略，而进入中国后，它已成为分析中国区域和城市实践的一个重要范式。基于管治理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政府作用无一例外会被扣上“过度介入”的标签，但这显然有悖于我们的经验。类似地，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缺乏对现代性积淀和对个体性的包容，因而远不如像农民工、户籍制度这类朴素的说法更具解释力和影响力。如此等等，中国人文地理学目前正是徘徊于这些外来理论和本土实践的矛盾之间，而这一融合过程无疑是一场持久战。
3.3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是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理论流派，但在中国则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和作为人文科学的地理学双重属性较量妥协的产物。实证主义源于希腊语的positivus，主要指运用可观察的事实通过假设—检验的方式对命题进行确证或证伪。从August Comte、John Mill、Herbert Spencer等的第一代实证主义，经由Ernst Mach的经验要素说到1920年代后以Moritz Schlick、Hans Reichenbach、Rudolf Carnap等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Karl Popper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变化的内涵[75]，但核心仍是强调可被观察和检验的经验事实(empirical facts)的基础性作用，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方法论[76]。
实证主义追求一般规律，具有严谨的形式，但当其面对人文现象，面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的时候，仍然出现了诸多的混乱。一方面，由于实证主义具有一定的还原论倾向，因而其严谨的形式并不必然保证结论的可信性，更不必然促进理论的进步[77]。国内很多基于统计的地理学研究往往忽略了计量模型所依托的假设条件，在不了解误差结构和样本特征的情况下很多对变量的取舍十分随意。而更为严重的是，对统计模型的依赖抹杀了对理论假说的敏感度，并且很多时候违背了地理学的基本假设。例如，很多“以××为例”的研究究竟是样本还是特例?如果是普遍现象那么究竟有没有地理差异?如果是特例又是什么决定了这种特殊性?另一方面，尽管承接康德对自然与精神的划界，实证主义强调其“价值中立”，但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指出，实证主义由于片面强调科学的“自我构成”而未能解决科学的反思问题(self-reflection)，它所把握是经过中介了的事实，而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价值，承认现状意味着肯定和维护现实世界，放弃了否定向度[78，79]。正如启蒙除了拥抱善也见证了恶，这样的后果极有可能产生诸如政治地理学在纳粹时期被滥用的问题。哈维在《论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宣言》中说过，地理学必须是“人民的地理学”[80]。当下的实证主义如何应对社会需求，如何面对价值观的多样性问题?避开这些问题，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研究难以获得重大进展，在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此类问题今后将会日益突出。
4 背后的实用主义
笔者以为，从根本上说，强调西方理论、实证方法，与强调回应本土实践、满足国家需求一样，其背后体现的其实都是一种“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主要指对理论发展不感兴趣，仅选择性地截取对自身研究快速见效的部分而避开短期难以形成直接效益的工作。与上述理论构成要素相对，实用主义往往只看重概念、假设和模型的“成品”，而省略背后的假设、推理、历史等背景和相互之间的联系。这具体表现为不愿去探求理论的源流而更倾向于短期见效的应用；希望迅速引进西方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却不愿对其进行复杂性的解读；运用实证方法，却过滤其背后的哲学与论证过程[81，82]；这样，虽然各种理论、方法的最新进展都被及时应用于实证研究，但很多只是把“经验材料”换成了“数据”、把“经验看法”换成了“数理方法”，把复杂的、批判性的理论演绎成了线性、工具化的守则。这导致很多实证研究停留在描述层面而缺乏理论贡献，只关注问题的答案、现象的表达、指标的联系而非背后的解释，理论研究蜕化为文字的游戏，实证也蜕变为所谓的“虚证”[8]。
实用主义的另一特征是对权威的建构，为了维护研究的合法性甚或只为了达到发表的要求，而不断强调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先进性。在“西方主义”背景下看该理论“在中国是否如此”(概念的解释能力)、在“实证主义”语境下看该方法“对某现象是否适用”(模型的拟合优度)，却不问“该现象或理论是否是这么回事”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必然造成深层的理论性探讨缺乏，丧失对问题的批判性，并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投机主义。可想而知，如果实用主义态度一直持续下去，中国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最终将窒息其自身的创造力和对理论创新的贡献。
5 讨论：如何理论
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在发展中迅速吸收和接纳了诸多西方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当前的二元并立时代。展望未来，那是否会迎来一个理论爆发的时代?对此，笔者的认识略显悲观，理由就在于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背后的实用主义。西方主义和形式上的实证主义，以及内生和外生并立的二元结构都是实用主义下的表现。如果这种状况延续，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建设无疑是困难的，因为实用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选择性接收”——即追逐应用而忽略理论，注重眼前而忽略长远。这将导致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世界工厂”和“中国作坊”地位难以改变。而矫正这一问题，必须首先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深对西方既有理论研究的基础性理解，加强批判性的研究，去伪存真，在得到适合中国的理论视角的同时真正加入世界的学术话语体系；二是必须根植于自身的观察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炼自身的概念体系。
就此问题，之前笔者已提出重振“区域地理”和“科学—实用融合”的想法[7，8]，但现在看来，已有策略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规范性，而不是针对其背后的实用主义。因此如果从推动理论研究的角度，还应重视以下方面的应对：
第一，从内生—外生融合的角度重新划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学科领域。即按照归纳法，逐一确认目前已经形成的学科分支领域及其研究内容，而不是从西方人文地理学框架中演绎产生，这是一个思维的转换。
第二，强化真正的区域研究，按照国际学术规范和本国文化传统建立明晰的调查研究，以区域调查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推动形成调查报告、区域实证研究、理论方法研究等多层次的研究体系。
第三，改革现有学术成果考评体系，建设包括区域考察、实证研究、理论探讨在内的多样化成果体系，包括分支学科刊物、学派刊物、主题刊物在内的多样化的学刊体系，建立以理论贡献和发现为核心的多元化学术评价制度[83]，形成以应用导向的政策研究、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和发现导向的区域研究相得益彰的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