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文艺的时代性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时代性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5)01-0116-04 无论是在中国社会史还是在中国文艺史的序列中考察，“延安时期”都是一个创造了奇迹的时期，也是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时期，延安文艺为现代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支撑和历史经验，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家园中一朵艳丽的奇葩。在此意义上，它早已超越了时空向度上的“延安”，成为一种文艺精神和文艺传统的代称。 然而，关于延安文艺的精神价值研究却一直是延安文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只是在每年5月份，作为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纪念，报纸杂志上会不约而同地发表几篇“重温《讲话》精神”之类的纪念文章，之后便陷入沉寂，查询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关于延安文艺精神价值研究的文章寥寥。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论对延安文艺价值与意义的表述则因过分依附政治意识形态而难免褊狭、片面和僵化。今天，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时空距离、丰富的史料和丰赡的研究成果，有必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的精神实质与基本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的光荣传统，这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历史”、总结“中国经验”，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延安文艺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战争年代生成和发展的文艺形态，是整个延安革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历史复杂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延安文艺所呈现的精神内涵也是多层面的，我们不必讳言其具有明显历史规定性的精神特质，如政治功利性、革命斗争性、宣传鼓动性等，但我们更不能因此忽略或无视其超越历史规定性、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的精神内核——鲜明的时代性、深广的人民性、坚实的民族性和始终不渝的创新性。这些精神品质是延安文艺本身丰富而灿烂的精华，使其超越了特定历史时空，具有恒久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其中，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和自觉弘扬是延安文艺最基本、最重要的精神本质，如果说延安文艺是我国文艺史上的“奇观”“壮举”和“伟业”，而它革命性力量的来源就在于对时代精神的正确把握和极力弘扬，延安文艺是时代精神浇灌的艺术之花。 延安文艺鲜明的时代性首先表现为文艺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延安文艺工作者不再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贵族，他们深入部队前线、田间地头，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反映军民抗战，揭露日军暴行，激发边区民众的抗日热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受到边区军民的普遍欢迎。这些作品主题鲜明，格调明朗激越，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发挥了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作用。正如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对延安戏剧活动特点的敏锐概括：观众与演员共享着舞台上的生活，对观众来说，舞台上的流血牺牲、悲惨壮烈并不是“艺术”，而是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是以简陋朴实的形式表达他们自己的戏剧般的经历[1]77。别林斯基说：“凡是在生活的土壤中不生根的东西，就会是萎靡的，苍白的，不但不能获得历史的意义，而且它的本身，由于对社会没有影响，也将是渺不足道的。”[2]414艺术只有以时代的普遍要求为条件，才会得到辉煌的发展。经过岁月的淘洗，延安文艺中那些至今熠熠生辉的作品，都是拥抱时代，投入生活的艺术结晶与精神花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享誉全球的《黄河大合唱》。这部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大型交响乐诞生于1939年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延安，但“它有伟大的气魄，有技巧，有热情和真实，尤其是有光明的前途，而且它直接配合现阶段的环境，提出保卫黄河的重要意义。它还充满美，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3]123。它是唤醒民族精神的激越号角，不仅迅速传遍了延安，传遍了中国，而且飞向世界，其艺术震撼力经久不衰，至今回响不绝。 其中，延安文艺当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最典型的莫过于1940至1942年初，延安戏剧舞台上出现的“大戏热”。所谓“大戏”是指延安上演的国外或大后方剧作家的戏剧作品，艺术水准高，演出难度大，一般与延安当时的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关系不密切。在1940年元旦至1942年初，先后有20多部中外名著被不同剧团反复上演，形成了竞演“大戏”的热潮，而反映边区军民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戏剧则少之又少。尽管“大戏热”的出现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但其偏向和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最主要的就是忽视了戏剧活动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导致戏剧的现实针对性大打折扣，引起了从普通观众、戏剧工作者到中央领导的普遍不满。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大戏热”的偏向被纠正，戏剧工作者深入农村、工厂、部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创作演出了一批时代气息浓厚的新戏剧，推动了延安剧运的健康发展，使中国戏剧在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4]。延安“大戏”风波充分说明：艺术永远不能脱离生活，脱离人民，脱离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艺术的根须只有深深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之中，根植于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才能牢牢把握人民的需求和时代的精神脉搏，才能获得时代和民族的共鸣。 其次，延安文艺鲜明的时代性表现为文艺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性和建设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延安文艺继承了中国文艺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的优良传统，使文艺在抗战救国的时代洪流中不仅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揭示出生活的广阔性和深刻性，而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实践功能，成为建构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延安文艺工作者把识字、征兵、征粮、募捐、运输、选举、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反摩擦斗争等各种社会动员任务，化用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乡村巡回演出。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原本思想保守、民族意识淡漠的边区农民，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意识和现代思想观念，积极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来，边区男女青年绝大多数参加了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1939年冬，庆环农村剧团在曲子县三岔乡上演抗日戏剧，观看的自卫军被剧情感染，当场出现了整排、整连自卫军战士参加八路军的热烈场面[5]325。在改造“二流子”运动中，延安文艺工作者编写出《刘二起家》《二流子变英雄》《钟万财起家》等秧歌剧，这些秧歌剧大都取材于真人真事，特别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在1943至1944短短一年间，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6400余人，占原划定二流子总数的三分之二，劳动力迅速增加[6]65。延安时期的“二流子”改造运动树立了劳动光荣的现代价值观，唤醒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的思想觉悟和主体意识，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延安文艺鲜明的时代性还表现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及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准确定位上。延安文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革命战争是当时现实生活的主要内容，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民族解放、过上民主自由的新生活是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精神追求，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反映战争、鼓舞人民、一切为了“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是延安文艺的目的和宗旨。当时的一切文艺组织、团体、刊物以及各种文艺活动的开展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与宗旨进行，这是延安文艺生存与发展的时代语境，也是时代对文艺的迫切要求。这种时代特征是我们考察延安文艺精神实质时必须牢牢把握的基点，偏离或者忽视这个基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遮蔽延安文艺的璀璨光辉。 当时，延安不仅云集了左翼文化界的大批中坚力量，而且吸收了卞之琳、何其芳等唯美诗人以及陈学昭、萧三、冼星海等优秀留学归国人员，随着文化人的大量集结，各类文学社团和期刊纷纷成立或出版，学校以及各种研究机构中的文化艺术活动也蓬蓬勃勃开展起来，延安实际上已经取代上海成为革命文学(文化)的中心。延安文艺协会是延安文艺史上成立最早的文艺团体，它的宣言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进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毛泽东在致辞中号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战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的任务。”[3]23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的校歌是：“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勇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3]69 1936年11月，著名左翼作家丁玲辗转到达延安后，很快实现了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身份转变，她说：“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我们也可以说一支笔是战斗的武器。”[3]3她组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历时六个月，辗转三千里，在戎马倥偬中写下了《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速写彭德怀》《南下军中一页日记》《到前线去》等大量速写、通讯，这些作品生动讲述了红军将士的革命斗争生活，洋溢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应和了革命知识分子以笔为枪、奉献革命的时代期盼。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延安的一年半，冼星海进入了创作巅峰期，先后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经久不衰的作品。他在致妻子钱韵玲的信中说：“在这大时代里我们要把一些自己所能做的都贡献给民族，一切贡献给党，不要时常挂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3]201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民族解放的壮丽事业，在此过程中，成就了自己辉煌的音乐事业。1937年8月，周立波从西安给周扬写信说：“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毫无顾虑，也毫无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3]69在华北战场，他写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这是一本全面深入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模范事迹的优秀报告文学集，作品歌颂了八路军的英勇顽强精神，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的觉醒，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该书1938年6月由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与他后来写成的《战地日记》《南下记》并称为“战场三记”，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敌占区广为传播。 诗人艾青则以诗的语言表达了贴近时代、顺应时代、拥抱时代的兴奋和壮烈：“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它的前面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首创作于1941年12月的诗歌《时代》表现了诗人对时代命题的集中思考。艾青认为，诗人不能只陶醉于“个人的哀叹与自得的小欢喜”，“沉湎于空虚的遐想”和“对于花、月、女人等等的赞美”，而“必须鞭策自己把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联系在正经历着艰苦的革命事业一起，日夜为这事业而痛苦着去寻觅真实的形象——真实的语言——真实的诗”[7]173。应该“为这民族的斗争发出赞颂，为这民族的光荣前途发出至诚的祝祷”[7]166，“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7]160。是否体现时代精神成为艾青评价伟大诗人和最高艺术品的基本标准。 总之，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延安艺术家们无论以前有怎样的艺术个性、创作经历和文化背景，都自觉地贴近生活现实、呼应时代需求，以弘扬时代精神、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尤其是在1942年5月文艺座谈会之后，在《讲话》精神指导下，延安文艺家们经过文艺整风和下乡运动的精神淘洗，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到革命文艺的创作实践中来。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准确定位，使延安文艺工作者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透视生活的本质，赋予文学和艺术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强大的社会实践功能，为延安文艺灌注了一股朝气蓬勃的强大生命力。 正如硬币的两面不可切分一样，与时代精神的血肉联系一方面赋予延安文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过于急切的政治功利诉求必然伤害文艺自足性和自律性，加之革命战争年代特殊时代语境的限制和要求，延安文艺的不少作品没能经过仔细酝酿、构思、精雕细刻，艺术上的简单、粗糙在所难免，延安文艺也因此被艺术至上者始终诟病甚至不屑一顾。前面已经讲过，考察延安文艺的精神实质必须牢牢把握它生存发展的时代语境，只有充分考虑到时代对延安文艺的迫切要求以及延安文艺对时代的有力呼应，就不会仅仅以“审美性”“文学性”等“纯艺术”尺度来考量它，就会发现延安文艺实践不仅是中国文学艺术历史长河中的奇葩，而且也是世界文学艺术历史长河中的奇葩，是时代精神滋养和浇灌的奇葩。 强调文艺的时代性不是说文艺作品中要充满时代性的服饰、发型、消费观念、话语方式等时尚流行元素，也不是那种表现短时期社会心理、审美倾向的具有明显时行特征的时行文学，如齐梁时代的“宫体诗”、五代的“花间词”，而是那些能表现更持久、更深厚时代特性的作品，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曹雪芹、鲁迅，他们的作品无不是在更深厚、更广阔的意义上体现了丰厚的时代内涵。 文艺当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也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机械模仿和简单复制，而是对生活的艺术表达和重新创造。强调文艺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不是要否认或淡化文艺的审美品格与艺术特质，否定文学艺术创作的自足性和自律性，而是要警惕“为艺术而艺术”，使文艺成为象牙塔中的自言自语，更是要警惕文艺的商品化、低俗化、娱乐化，使之沦落为牟利的工具和欲望展演的舞台。莫言说：“应该在更广泛的、代表了我们中国最基本的发展方向这么一种层面上，这样一种高度上，来正确地理解和认识我们这个时代，正确地理解和表现我们这个时代。”[8]作家对时代病症和社会弊端的鞭笞，对人性、情感和心态的深刻感悟，对人的生存、命运和精神的追问，对完美艺术形式的孜孜探索，是文学艺术能够以它的永恒性超越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根本原因。 文艺的时代性与文艺的个性化并不矛盾。个性的力量是伟大的，但它不能成为纯粹私人性质的个性，只有当这种个性与历史发展的某种内在趋势达成契合时，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否则，过于私人化的个性也不免流于庸俗和浅薄。瑞典戏剧家、小说家、诗人斯特林堡，被视为怪人、疯子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莫言认为，他是一个“从自我出发，以个人经验为创作源泉的作家”，但由于他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纠缠在一起，个人的痛苦和矛盾恰好与时代的痛苦和矛盾相吻合，因此，“他的那些即便是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作品，也就突破了个人经验的狭小圈子而获得了普遍的社会意义。他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也就成为了人民的呐喊和为人民的呐喊”[9]114。 总之，强调文艺要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要呼应时代需求，要以弘扬时代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不是要忽视文艺的自足性和自律性，消弭文艺的独创性和个性化，而是要防止文艺陷入顾影自怜、无病呻吟、自说自话、玩弄技巧、媚俗猎奇、浅薄庸俗的泥沼。因为人类的弱点会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借着文学的媒介而透露，并显现为艺术的形式，从而可能改变人们对艺术品格的期待，并进而反作用于人类的行为与精神。“这正是总有一天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反躬自问，在社会上发行、传播小说、诗歌、故事……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活动?”[10]这是法国思想家福柯对后现代语境中文学存在状态的忧虑，他提醒我们思考：如何使文艺成为一种建立人类美好精神家园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正处于急遽现代化和商业化的社会转型中，文艺创作的私人化、商业化、娱乐化盛行，在此时代语境中，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鲜明的时代性，使文艺成为人类建立美好精神家园的有效手段和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正当其时且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