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白区工作的转变与张闻天的领导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区论文,中共论文,作用论文,领导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国统区）工作开始转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策略方针指导下，此前遭到极其严重破坏的白区工作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在当时，中共国统区工作的转变首先是从中共中央北方局开始的。对于时任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近年来学术界作了较多的论述和很高的评价，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对于当时作为中共总的负责人并直接负责白区工作的张闻天（洛甫）在此一转变中作为主持者、领导者乃至理论策略的指导者的重要作用，人们却不甚了解，学术界也论之甚少〔1 〕，本文拟就此作一论析。
一
从近年来的大量研究，我们知道，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为贯彻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新的策略路线，实现白区工作的转变，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而与此同时，从近年公开的大量材料，我们还进一步看到，上述转变和工作的卓有成效的开展，既是刘少奇和中共北方局艰苦努力和大量工作的结果，又都是在张闻天的领导部署和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据现有的材料，张闻天在其中的领导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人选和工作方针作了正确而果断有力的部署、安排。
瓦窑堡会议之后，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根据张闻天的提名，决定派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前往领导北方局的工作〔2〕。当时北方局管辖范围很大， 除北平、天津、河北省以外，同满洲、山西、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是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地方。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急需派得力的干部前往主持，张闻天对此作了认真的斟酌。考虑到刘少奇富有从事白区工作和工人运动的经验，善于从实际出发，而且在30年代初即主张纠正“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因此，张闻天认定刘少奇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会议之前，张闻天还专门同刘少奇作了仔细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张闻天在会议上正式提出委派刘去主持北方局工作，以“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的名义，“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3〕
对于刘少奇及北方局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张闻天在会上作了部署，指出：“主要的是党的新的路线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此外，对于刘少奇的主要任务，如要“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要大胆运用党的策略”，“要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要找出各种社会关系加以利用”等等，张闻天也都作了明确的指示。〔4〕
1936年3月，刘少奇化名“胡服”，潜往天津， 就任中央代表（后任北方局书记）。到天津后，刘少奇按照中共新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按照张闻天和中央的布置，积极地纠正“左”倾错误，进行了一系列工作。此后，北方的学生运动、群众救亡运动、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中共的秘密工作，都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开展。
其次，对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的白区工作策略原则作了深刻明晰的阐述，以及对北方局各方面工作作了具体的部署、指导。
此一时期，张闻天除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总揽全局外，按照中共中央常委会议的分工，他又直接负责白区工作。对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乃至中共的整个国统区工作，张闻天始终予以密切的关注和及时、具体指导，除了对有关统一战线的路线策略及原则予以强调和阐述外，又不断地以信件、电报等方式对有关问题作出具体的安排和指示。其中，张闻天于1936年8月9日给刘少奇的指示信，即是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情况的一件第一手的重要材料。从信中可看到，张闻天对于如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影响，迅速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如何灵活地运用各种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方式，巩固和保存白区党的力量，以将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局及国统区的整个工作转变到统一战线上来等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和具体的指示。
在信中，针对过去不注意争取广大群众参加，不注意利用合法斗争和公开活动形式，崇尚空喊“左”的口号，以及不注意将秘密工作与公开活动相结合的错误倾向，张闻天明确指示：“在工人运动中，一切旧的关门主义传统应该克服。”〔5 〕对于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洛佐夫斯基要求中国工人运动通过掀起罢工浪潮，“争取公开存在的权利”的冒险主义主张，张闻天作了明确的否定，指出：“工人运动中一切赤色小组应该取消，所有同志应到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中去活动。过去洛佐夫斯基的所谓争取公开的方针，实际上是错误的。其实问题不是争取公开，而是利用公开。……一切可利用的公开组织，都应利用。一切合法条文，可以利用的，也应尽量利用。”〔6〕在信中， 张闻天要求：“在工人运动中，同在别的运动中一样，要注意建立坚固的堡垒与保存有生力量，一切没有群众的少数人的斗争应坚决停止。”〔7〕
关于学生运动，信中指示，“在学生运动方面……党必须及时估计到目前形势的特点，迅速转变斗争的方式。……应使学生同志懂得，除了示威游行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8〕信中指出， 由不熟悉学生的党的区委去做学生的工作是不妥的，“对于学生运动，我们不应该交由普通的区委去领导。……我们应该在省委下成立学生委员会，领导学校各支部与学联的工作。这些负责人应该都是学生中的优秀分子。”〔9〕
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步伐的加速发展，在信中，张闻天对于加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作了特别的强调和具体的部署、指示，要求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通过各种途径同实力派及社会名流、学者等接洽，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争取他们加入到统一战线中来。对于作为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力量的“法西斯派”即蒋介石派系，信中指出，不应放弃对它的工作，而应该“用一切方法瓦解它，争取在它影响下的一部分优秀分子到抗日战线上来，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工作”，〔10〕过去忽略对于他们的工作，“现在应该转变”。〔11〕
在信中，张闻天对共青团工作的转变也作了专门指示。此外，对于北方局的工作方法与工作重点、“省委的组织方式与领导方式”、领导人员的调动与训练，以及对白军的工作等等，张闻天在信中也作了具体指示。〔12〕
不难看出，作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和国统区工作的直接负责者，张闻天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及整个国统区的恢复、发展及其在各方面的转变，都提出了基本的原则，对各个重要问题还作了非常具体而切实的布置或指示。显然，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转变和迅速得到恢复、发展，与张闻天的组织、领导之功是密不可分的。
二
在将刘少奇派赴天津以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的同时，中共中央和张闻天又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国统区工作的恢复、发展及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决定派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以恢复同上海地下党的联系、恢复中共中央对上海工作的领导。冯雪峰是30年代初期张闻天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担任宣传部长时的助手，机警精干，富于地下工作经验，熟悉文化宣传工作，与鲁迅、茅盾及进步文化界有较广泛的联系。1936年4月，张闻天将正在河东的冯雪峰调回，布置新的任务， 令其前往上海。
行前，张闻天亲自向冯雪峰交代任务：第一是“外交”，即同南京方面联络，促进联合抗日；第二是同上海各界救亡领袖及群众团体建立关系，传达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扩大统一战线的组织；第三，恢复中共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恢复和开展党的工作；第四，开展文艺界方面的工作。当时，周恩来也亲自交给冯建立一个电台以同中央联系的任务。张闻天还专门叮嘱冯雪峰，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先了解一下情况后再与地下组织联系。〔13〕
冯雪峰到达上海后，以“李允生”的化名开展工作，很快建立了与陕北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建立了上海——西安——陕北的交通线，并成立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重建了上海的中共组织，恢复了中共中央对上海地下工作的领导。同时，还与从苏联回国同国民党洽谈国共合作事宜的潘汉年、胡愈之接上了头，相互配合，开展工作。
按照中央和张闻天的布置，冯雪峰到上海后，将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作为重要任务，积极开展工作。5月31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制订了“抗日救国初步政策”，其宣言响应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当时在上海文化界，来自中共党内和“左”翼的关门主义偏向仍非常严重。其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展开激烈论争，以及对赞成统一战线的鲁迅、茅盾加以无端的攻击、排斥。对此，在1936年8月9日给刘少奇的指示信中，张闻天即指出，在对于文化界的领导方式上，应该注意与文化界代表人物共同协商、共同处理问题，“过去党团决定一切的方式，应该改变。或者不要党团的组织更好。对于文化工作的同志，我们更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与机动的领导方式。”〔14〕上述指示，为中共在国统区文化界工作的转变划出了基本的轨迹。冯雪峰到上海后，按照上述指示和关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新的精神，对文化界“左”的偏向加以校正，也进行了有成效的工作。1936年8月， 鲁迅发表著名的长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提出“这两个口号的并存”的主张。此后，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渐趋平伏。10月1日，21 名著名作家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上海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对于上述工作，张闻天给予了直接的指导。近年研究者在历史档案中曾经发现一封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指示信〔15〕，即反映了其中的一些细节。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张闻天、周恩来对白区工作指导的正确、及时，以及他们对改变中共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左”的倾向所作的努力。同时，还可以看到他们在处理有关问题上冷静慎重的态度及其所具有的极高的策略水平。〔16〕
此信之后，1936年7月下旬，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并将“上海工作”作为会议议题之一。在会议上，张闻天指出，今后上海工作的主要任务，仍是扩大统一战线；目前对黄色工会的策略转变还不够；文化界的团体及救国会等统一战线的组织，尚较狭隘；对南京方面的活动也要扩大。会后，张闻天又按此精神给冯雪峰写信，对有关问题作出具体指示。
会后，在张闻天的直接主持下，对上海工作在组织上和领导人员的安排上，均作了加强。1936年9月， 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为中共谈判代表赴上海，后又任命他为中共驻沪办事处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闻天又将刘晓派赴上海加强领导。〔17〕
通过以上工作，中共在上海、南方的白区工作乃至整个白区工作均得到巨大的恢复、发展，并在当时及此后的国共谈判和整个统一战线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的策略路线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和组成部分。
三
考虑到巨大规模的抗日民族战争的日益迫近，张闻天从一开始即把对白军（国民党军）的工作作为白区工作乃至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极重要部分，显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战略家的清醒明智的高远目光。
还在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之时，张闻天即在当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中共要将国内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就要加强白军工作。〔18〕11月中旬，张闻天更为明确地指出：为“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要根据战略任务的变化实现策略转变，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下层统一战线，也包括上层统一战线；上层统一战线的重点对象，是各派军阀的武装队伍，共产党和红军决不拒绝同他们订立作战协定，必须寻找每一个可能的同盟者，大胆地推动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到前线去〔19〕。随着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张闻天又屡次对白军工作予以强调。1936年4月， 他在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文章指出，在白区，中共“应该把争取白军的官兵到抗日战线上来，当做目前形势下比职工运动还要来得重要的任务”。〔20〕此后，在给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信中，他也明确指出“估计到目前的时局，白军工作现在特别重要”，要求北方局以“最大的力量去进行”白军中特别是那里的二十九军中的工作。〔21〕
根据当时的形势，张闻天和中共中央正确地将联合张学良、东北军作为白军工作的重点。1936年2月和3月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在东征前线指导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同王以哲、张学良先后举行“洛川会谈”。2月21日， 首先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达成共同抗日的五项局部性口头协定，内容包括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交通、红白通商等，保证了东征红军的后方安全。
随着对东北军工作的推进，张闻天及时地对此一工作作出新的部署。1936年5月1日，张闻天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过去对东北军工作的重点，是王以哲的六十七军，现在则应进一步加紧争取五十七军。在5月23日的常委会上，张闻天在总结性发言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是要巩固、壮大东北军。”〔22〕他的意见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支持。在会议上，张闻天还对关于东北军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通过5月份召开的多次会议， 中共中央决定将当时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放在西北，首先在西北实现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争取首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并使红军、第十七路军、东北军结成“三位一体”。
为进一步加强领导，在此前后，中共中央根据张闻天的建议，除指派南汉宸、王世英、刘澜波、贾拓夫、阎红彦等一批干部专门从事东北军、西北军工作外，还先后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工作委员会，前者由周恩来任书记，后者由贾拓夫等组成，直接由张闻天领导。1936年7月27日，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提议在中央成立白军工作委员会或白军工作部，其任务是根据国民党各派部队的实际情况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并提议“这一工作以恩来同志负责”。〔23〕据此提议，会议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作为统一的白军工作领导机构。
在联合东北军的同时，张闻天积极推进对西北军和其他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工作。在1936年4月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张闻天指出，杨虎城是持联共抗日主张的可靠同盟者，因此，同十七路军“我们可以诚恳谈判，困难要设法同他解决”，当其“受威胁时”，红军“可配合行动”。〔24〕根据张闻天的指示，中共中央先后派出王世英、张文彬、汪锋等前往进行对杨虎城和西北军的工作；后又成立贾拓夫等组成的西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张闻天直接领导。〔25〕上述工作，对于西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及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也均起到直接的重要的作用。
在上述4月5日的常委会议上，张闻天还将对张、杨以外各实力派的联合工作也及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并作了重要的指示。张闻天指出，在抗日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对各种派别的态度现在要转变，应该相信在抗日问题上可以结成联盟，要通过我们的努力，争取同他们在抗日或某些问题上订立协定。关于具体的工作，张闻天也作了指示，如“马占山部队中可大大活动”，“阎（锡山）、宋（哲元）、孙（殿英）等部分可分化其部队”，“孙部我们不是去替他招兵买马，主要活动在抗日问题”等。〔26〕此次会议之后，中共对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广泛开展起来。到1936年夏秋，红军已先后同宋哲元、刘湘、傅作义、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部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27〕
四
为了推动白区工作的转变和恢复、发展，有必要总结中共长时期以来国统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对国统区工作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予以归纳、升华和系统化。为此，张闻天在对包括自己和刘少奇等杰出的白区工作者长期斗争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理性的总结思考的前提下，于1936年秋在保安举办的白区工作训练班上，亲自为学员作了《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的系统的白区工作理论讲授，此后，又于当年10月，将讲稿以相同题目用小册子印行。这是中共第一部系统的将马列主义原理同白区工作实际相结合的文献，对中共嗣后的白区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讲授和文章中，张闻天对于中共白区工作所涉及的各个基本方面或基本问题，如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领导群众斗争的基本原则、白区中共党组织的建立与恢复、干部的训练培养等，均作了深入明晰的、系统的理论阐述。
关于白区工作中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张闻天指出：“有自己的独立的秘密的组织，而同时又需要在群众中进行公开的活动”，这是白区工作中必须正确解决的一个首要的任务。“要正确的解决这一课题，必须清楚的分别党内工作方法与群众工作方法的根本不同”，只有这样，“才能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划分清楚，不相混淆，并且把它们正确的联系起来”，才能避免使秘密组织与公开组织都坍台破坏，使党的工作受到极大的损失。张闻天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旗帜之下，中共的白区工作应有根本的转变，“共产党员应该决然取消那些最少数的先进的秘密的群众组织，如像共产主义青年团、赤色工会、社联、左联等团体”，而进入到各种公开、半公开的群众团体中去进行抗日救国活动。而为做到这一点，就要走进群众之中去，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条件，做到：“那些群众团体事实上我们领导之下，而外面却不知道他们是在我们领导之下，以至团体里面的群众也不必知道他们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28〕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原则。张闻天指出，懂得领导群众斗争的原则，是完成战胜日寇汉奸、争取民主革命胜利这一伟大任务的关键。必须在了解当地具体环境和群众要求的前提下，提出为群众所拥护的适当的要求与口号，找出适当的斗争方法与手段；要注意发动时机的选择，避免胜利后的冒险主义或尾巴主义；在斗争之中，要注意在具体条件下斗争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适时地调整斗争的性质从防御到反攻或者进攻。
关于白区党组织的建立与恢复。张闻天指出：“估计到中国地区的广大，环境的复杂，交通的不便利，过分的集中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使地方组织带有更多的独立性，培养有独立工作能力与不怕负责的干部。”〔29〕为此，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的领导方式，“现在必须有彻底的改变。”〔30〕围绕着这一转变，张闻天进一步从地方党和上级党部的关系、管理几省的中央局和管理一省的省委的关系、地方党委和它下属的各种专门委员会的关系、党的支部和它之下的干事以至小组长的关系等方面，对于它们各自的职责、权限、联系方式、工作方法等等，均作了系统而又具体的分析、阐述。
在讲授和文章中，张闻天还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共的干部政策、干部教育的方针，阐述了中共在白区乃至其他领域中有关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
张闻天的《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部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同中国白区斗争的实际相结合的系统的理论文献，是对“几乎使中共整个白区组织损失殆尽”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旧白区工作路线的一次彻底的纠正和清算，也是对中共整个白区工作的方针、原则、策略方法以及有关的组织、干部等重要问题的一次实事求是的、系统而正确的总结阐述。正如《张闻天传》作者程中原先生所说：“由于它的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指导性，由于它的周密辩证而又切合实用，也由于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所以，这本小册子对纠正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发展白区工作，扩大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31〕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到，作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或重要环节的白区即国统区工作——包括白军工作——在当时得到了迅速、及时的调整转变和恢复、发展；而在此一重要而复杂的转变之中，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并直接负责白区工作的张闻天始终居于直接的主持者、领导者乃至理论策略上的指导者的地位，发挥着直接而重要的领导作用。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张闻天的这一地位和作用，显然应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有意义的课题之一。
注释：
〔1〕唯程中原先生对此有较为中肯的评说。 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2〕〔4〕〔14〕〔19〕〔29〕〔30〕《张闻天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3、64、129～130、7、181、187页。
〔3〕张闻天1935年12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第290页及注释46。
〔5〕〔6〕〔7〕〔8〕〔9〕〔10〕〔11〕〔12〕《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95～100页。
〔13〕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为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等。
〔15〕〔16〕《读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人民日报》1992年7月6日，第8版。
〔17〕关于193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当年9月中央有关上海工作的一系列人事安排等情况，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第294～295页。
〔18〕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第298页。
〔20〕《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核心》，《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21〕《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张闻天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2〕张闻天在1936年5月23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23〕1936年7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24〕〔26〕1936年4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发言记录。
〔25〕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
〔27〕〔28〕〔31〕见程中原《张闻天传》，第308、164～172、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