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海丽[1]2004年在《产业集群发展与地方政府治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集群”是对“企业活动在地理上趋向集中”这样一种经济现象的理论描述。19世纪末以来,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产业集群理论进行了不懈地探索。目前,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促进了产业国际转移,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的资源将会越来越大范围地卷入国际分工体系,我国的产业集群发展将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把传统产业集群发展成为先进制造业基地是提升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发展产业集群的必然。本文在回顾了国内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产业集群的竞争效应和创新效应,指出了产业集群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市场失灵”现象,从公共品的供给、制度的供给、市场环境的维护、经济指导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地方政府治理与产业集群发展的关系,并结合台州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提出了提升产业集群、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相关对策。
毕秀晶[2]2013年在《长叁角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文中认为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国际环境对企业空间组织以及城市-区域的经济发展发挥着日益深刻的影响,城市-区域的全球联系网络与内部空间组织演变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议焦点,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等理论概念不断出,丰富了新时期城市-区域研究的理论体系。但多数理论与实证研究都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相对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分权化以及城市化(五化)分别从外部和内部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城市与区域空间组织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逐渐市场化、分权化以及快速城市化的国内背景使我国城市-区域的发展演化环境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区域的发展演化背景,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现有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的理论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典型城市-区域发展演化的空间特征、过程与机理进行系统分析,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系统分析我国城市-区域的发展演化特征、过程与机理也是我国国家战略制定与实施的重要需求。国家十一五计划以来,“城市群战略”多次被写进国家级战略规划之中,强调城市群作为增长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以促进区域的城市化与一体化进程。地方政府也积极主动的自上而下的推进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城市群的发展是能否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发挥其扩散效应、哪些因素影响了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成为城市群战略制定与实施过程中需着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是从国内外城市群相关理论及经验研究的梳理与总结入手,采用“理论演绎—假说提出—数据采集分析—模型模拟验证”的研究思路,以我国发展最为成熟的城市群之一——长叁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探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我国转型时期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特征、城市群在不同空间尺度集聚扩散过程以及主要的动力机制,为后发的以及正在建设的城市群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依据。论文有叁个核心议题：一是,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空间演化特征如何?空间格局、空间联系以及内部的区域差异是如何演变的,是否表现出与国外城市-区域类似的多中心、网络化、均衡化态势?二是,城市群的集聚扩散态势如何,作为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是否已经显现?城市群内部的大都市区与城市群在更大的区域空间上是否存在溢出效应?空间溢出是否与空间分工演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叁是,我国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论文共分为八章对上述叁个核心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前叁章为理论演绎与假说提出部分,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和分析框架。第四、第五章分别对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空间演化的特征和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六、第七章则对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以及行为主体的作用力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最后一章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第一章是绪论。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缘起和研究目标、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思路与框架,并介绍了论文主要的数据来源和所用研究方法等。第二章是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的理论基础。论文首先在梳理城市群概念起源与发展的基础上,对城市群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区别分析。其次进一步明确空间演化的主要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从传统城市地理学理论、区域发展理论(从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等区域非均衡理论到新区域主义学说)以及劳动空间分工理论叁个视角对城市群演进过程与机理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第叁章是对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国内外城市群研究新进展的综述。着重关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城市-区域国际研究的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以及所发现的新特征。进而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论文研究的理论假说,并确定后文的分析框架。第四章与第五章是对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特征、演化规律、集聚扩散过程的实证分析。第四章从多尺度的空间视角出发,首先将长叁角城市群区域划分为不同的空间层次,并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和宏观经济指标,从空间格局、空间联系与空间差异叁方面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呈现出“多中心化”、“均衡化”、“点-面化”与“网络化”的发展特征趋势特征。第五章则以第四章划分的不同空间尺度的空间层次为基础,首先分析了城市群演化过程中经济要素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集聚与扩散态势,并对大都市区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然后,结合人口普查的从业人口数据,进一步从产业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城市群演化过程中的集聚扩散的主要内容。研究证实了大都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了制造业空间扩散、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集聚产业集聚与扩散特征。第六章与第七章是对长叁角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分析。第六章从系统论中的自组织与被组织理论出发,探讨了该理论框架下城市群作为一个空间系统的演化过程、通道与关键的行为主体,并构建了基于企业、政府与劳动者叁个能动主体与城市群区域空间格局与空间联系演化的关联分析框架。其次,论文在第六章中实证分析了企业区位与再区位决策对城市群空间演化的作用力,检验企业空间组织演变与城市专业化和城市等级体系演变的耦合性。第七章则重点探讨各级政府的相关行为对城市群空间演化的作用。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分析了政府政策、规划和投资建设对城市群区域空间演化的影响作用。在宏观层面,利用定性分析方法分别探讨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城市群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以及城市联系演变的作用。在微观层面,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开发区(政府力量的集中体现)间的产业分工与联系的分析具体探讨了政府政策、规划和投资建设对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对城市分工与联系的作用以及对城市群区域空间演化的影响作用。在探讨政府对城市群空间演化的直接作用的同时,也充分分析了政府通过对企业、产业的影响进而推动城市群演化的间接作用。第八章为总结和展望。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和归纳,提炼出关于长叁角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结论,并对该领域以后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尝试：(1)以空间演化为桥梁将区域发展演变与生产空间演化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空间格局、空间联系两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我国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特征,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只注重格局而忽略联系的不足。(2)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注重将不同空间尺度、时间尺度以及宏观与微观分析方法进行结合。从动态化、多尺度、多机制的综合视角对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进行系统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论文在数据指标上采用了基于人口普查中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引入考虑空间自相关的空间滞后模型,更加客观、准确地模拟了区域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3)通过对大都市区在城市群内部“集聚与扩散”的实证分析,实证检验了大都市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对周边县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新时代背景下增长极战略的空间效应,进而为城市群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意义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4)从区域空间演化的能动者行为出发,以系统论中的自组织与他组织为理论基础,从企业、劳动者和政府叁个行为主体的交互作用视角,将由城市群空间演化机制的研究逻辑一致地统一在动态兼容的理论框架体系之中,并实证分析了叁个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格局和空间联系演化的作用机理。在弥补了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企业的微观作用机制、缺少政府作用的实证支持等方面的不足的同时,为城市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经验借鉴。
张楠[3]2015年在《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产业园区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业园区作为一种促进、规划和管理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支撑产业园区发展的要素、主体、制度安排相互作用、不断演进,产业聚集区、高新区、科技园区、生态园区、产城融合不断推进,产业园区的内涵、功能和形式也在不断深化。正像韦伯成功地探索出影响产业聚集的一般因素一样,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在产业园区发展的经济原理上。本文认为,产业园区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存在,所遵循的经济规律就是产业聚集,而产业聚集之所以会成为一种介于企业形式和完全市场形式之间的第叁种经济组织形式,应该具有提高资源整合效率、降低经济运行成本的特殊作用。本研究最终指出,产业园区在产生、发展、变革的整个过程中都在遵循着交易成本降低这一经济逻辑。同时,制度安排已经从最初的外生变量成为了促进产业聚集、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发挥企业能动性的最主要要素,对产业园区螺旋式发展和交易成本降低至关重要。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第一,从交易成本理论及相关研究进展,产业园区发展中制度、创新和政府作用两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文献研究,以具备深入研究产业园区与交易成本问题的基础。第二,通过研究认为,产业园区从产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本质就是不断降低交易成本。详细分析了不同时期,要素资源、利益主体、主体关系和体制机制的作用方式。特别是,基于产业园区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本研究将制度要素作为重点,从制度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关系和制度要素如何影响产业园区的交易成本展开讨论,并给出了制度不变条件下和制度变迁条件下产业园区交易成本分析模型。此外,还讨论了产业园区制度与企业制度、市场制度相比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的天然优势。结合当前产业园区的发展,指出了产业园区在土地利用、要素流动、体制机制等几个方面表现出的交易成本过高问题。第叁,针对当前产业园区发展中存在的交易成本过高问题,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方向,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先进国家和地区产业园区发展经验,进行了典型案例研究。同时以案例形式分析了北京通州、中关村丰台园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背景,分析了北京、沧州共建生物医药产业园的相关经验。最后以降低交易成本为诉求,提出了产业园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政策建议。
徐毅松[4]2006年在《迈向全球城市的规划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毋庸置疑，当前，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而上海也正以中国城市“领头羊”的姿态卷入这一浪潮中。上海未来的发展定位如何?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是被动承受，在全球化浪潮中任由沉浮?还是主动出击，把握时机，确定自身在全球城市体系中不可取代的地位?答案不言而喻。 时至今日，全球化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课题。“跨国公司”，“全球金融体系”等等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全球化的名词。越来越多的专家与学者参与这场关于全球化的大讨论。其研究关乎全球城市的定义，全球城市成因，全球城市发展规律，全球城市发展方向，全球城市规划与管理，全球城市个案研究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为今后城市的全球化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警示。 然而，没有一个城市的发展经验能够成为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对上海而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历程决定了上海必将面临一条世界独一无二的全球化道路，发达国家全球城市的发展经验可以借鉴，却难以抄袭。回顾上海过去几十年起起落落的发展历程，综观上海当前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审视上海自身的发展条件，可以认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建设全球城市，核心目标是提升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上海面临同步实现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跨越式发展。 全球城市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所架构的上海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产业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生态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以及空间发展战略等五个子系统。简言之，当前，上海应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成产业集群的发育和壮大以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建设上海为核心的全球城市区域，促进区域内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建设生态城市，构筑上海城市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网络，切实改善环境质量及资源化利用水平，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生态建设布局以及与自然共生的城市形态；构建具有“亲和力”的城市与和谐社会，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提高对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吸引力。而当所有这些落实到物质形态层面上时，就需要一个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形态与发展规划。这也正是本研究的重中之重。 根据以上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十年来上海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认为，上海城市空间发展规划应该从长江叁角洲、上海市域、上海中心城等叁个层次；从产业布局、人口规模、历史保护、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多个角度统筹考虑，协调发展。尤其要发挥浦东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同时，抓住2010年承办世博会的契机，迈入国际化大都市行列，顺利完成建设全球城市的第一步。 世界格局瞬息万变，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发展规划是个动态的过程，同时，全球化课题包含众多内容，无法一一阐述。本研究意在从其中一个侧面为上海的城市发展提供一些建议，不足之处，还望指正。论文结束时，作者也提出了一些继续研究的方向和建议。
赵哲远[5]2007年在《土地利用规划调控技术研究》文中认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和前沿课题，最新的“全球土地计划(GLP)”更侧重于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调控研究。未来10-15年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机遇期”，也是土地资源瓶颈约束加剧的“矛盾凸现期”，土地利用规划调控面临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严峻挑战。尤其是保护耕地、控制非农建设用地无序蔓延的规划调控，显得非常迫切，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作用不是削弱而是要加强，不断地纠正土地利用中的“市场失灵”。而且，规划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要以问题为导向，从历史经验、现实矛盾来探索未来。本文以浙江省为例，探讨区域土地利用规划调控技术，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主要的研究成果是：(1)依靠浙江省历次土地利用调查的属性数据、空间数据，全面地分析1984年、1996年、2005年不同时间段的土地利用状况，构建浙江省1996-2005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明确各种地类在此期间减少的去向、增加的来源。研究显示，耕地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占耕地减少面积的59.39％；城乡居民点及独立工矿、交通等建设占用耕地，约占37.65％。新增耕地生产能力大多不如城郊被城市建设侵占的优质耕地，从大尺度的耕地整体质量来分析，呈下降趋势。而土地利用规划调控的重点是协调保护优质耕地与保障合理的城乡建设用地需求之间的关系，引导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2)浙江省在过去的十年里(1996-2005年)土地利用变化是历史上最为剧烈的，比如城乡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新增面积为18.09万hm~2，是1996年城乡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面积的32.42％，各类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为15.48万hm~2，而相应的省、市、县、乡第二轮土地利用规划是“失控”的。但是，小尺度规划编制与实施方面的制度创新(如设立“待置换用地区”、土地整理“折抵指标”跨地区有偿调剂等)，发挥出保障城乡建设发展空间、增加规划的弹性、促进基本农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耕地占补平衡等多种功能。(3)阐述了土地利用规划是一种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安排，更多地体现为“土地发展权”的设定。新形势下的土地利用规划理念至少面临着“五大转变”，而且逐步趋向于综合性的“区域空间规划”。(4)宏观层面的产业集群、城市体系空间结构规划决定了土地利用的宏观布局，需要突出它们的战略性地位。产业集群空间布局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城市体系空间布局的重大导向是协调城市体系内部的空间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城市空间发展方向等，实现合理利用土地。(5)以浙江省完整的系列土地空间数据库为基础，提出“多尺度规划同步编制”的技术构想，使规划要素及其量化信息能在较大尺度内得到相对的统一，提高规划空间布局的精度，为规划的数量配置和空间管制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6)为应对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众多不确定性因素，未来需要编制弹性空间规划。建议设置跟农村建设用地缩小相挂钩的城镇建设“弹性发展区”，技术思路是：将区域内预计可实现的农村建设用地缩小面积调查清楚，按其数量来设立城镇“弹性发展区”的相应规划规模(可跨区域有偿调剂空间)。(7)建议在土地利用规划中研究构建“土地发展权转移(TDR)”制度，将已具备TDR雏形的跨区域“基本农田异地代保”、“异地补充耕地”数量调控技术一并纳入TDR制度加以规范。这样，可以解决跨区域的资源分布与资金短缺的错位问题，推动地区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有效地保护农用地和生态用地。(8)基于SPOT5遥感数据，阐述了土地利用规划实施动态监测的技术路线、技术精度要求，证实高分辨率遥感数据是快速地进行小尺度规划实施动态监测的技术支撑。(9)建立“浙江省中小尺度土地利用规划实施评价指标体系”，将评价主题细分为“规划控制指标执行程度、规划实施的经济效益、规划实施的生态效益、规划实施的社会效益、用途管制实现程度、规划实施制度创新”6个方面、20项指标。提出中小尺度规划实施评价的“分层式多指标综合评价法”。
赵莹[6]2013年在《我国长叁角地区小城镇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城镇化不仅是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更是城镇与农村、传统和现代社会发展差距全面缩小的过程,城镇化水平是我国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标志。经过长期建设,我国“人口转移型”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结构转换型”高级城镇化特征也初现倪端。在此背景下,党中央进一步提出未来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战略目标,即：努力实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这表明,城镇化将是我国发展的新引擎,如何更好的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从人口结构看,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虽然目前“人口转移型”初级城镇化建设己取得不错的成绩,部分地区也逐渐呈现出“结构转换型”高级城镇化特征,但到2030年,我国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预计还会增加3.5亿。很明显,单纯依赖城市吸纳农村转移人口,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目标难以真正实现。只有借助于小城镇这个重要平台,城镇和农村、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才更容易形成一种平衡关系。所以说,建设好小城镇是触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的关键,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地区,我国长叁角地区小城镇建设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全国小城镇建设的最高水平。而在具体建设过程中,长叁角地区小城镇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其它地区小城镇而言,这些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对其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另外,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国内政策环境下,我国长叁角地区小城镇建设依然面临众多严峻的挑战；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标准,长叁角地区小城镇自身建设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对我国其它地区小城镇建设也具有一定的警戒作用。鉴于此,在简单分析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内涵、小城镇建设理论基础、小城镇功能及发展动力因素、小城镇建设意义的基础上,本文将我国长叁角地区小城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剖析其发展历程及现状；归纳、比较分析、评价长叁角及东部其它地区小城镇特点,总结长叁角地区小城镇发展趋势；结合小城镇建设的国际经验和教训,获得长叁角地区小城镇建设的相关启示；初步探索长叁角地区小城镇发展规律,指出长叁角地区小城镇遵循自身发展规律、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路径,从而为我国长叁角及其它地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参考依据。
徐颖[7]2006年在《台州沿海县市区产业及空间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机遇,以制造业为经济基础的台州急需新的战略性的空间资源来满足经济规模扩大的需求,从而保证在新一轮发展中占据有利地位。台州各级政府纷纷把目光瞄向东部环台州湾的沿海地区,寻求新的产业发展空间。本研究旨在通过科学地预测产业空间增长需求,为政府规划管理和开发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产业空间发展及合理布局提供战略性指导。 本研究通过对台州沿海县市区产业经济发展现状进行详细论述,且对沿海县市区产业发展趋势与规模进行认真研究、并对沿海县市区产业用地现状进行详尽分析,然后科学地预测未来产业发展和建设用地需求,最后针对台州沿海地区可建设用地潜力较大,但现状基础十分薄弱这一开发条件,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为沿海产业带的开发建设提出明确的指导。
邢铭[8]2011年在《大都市区同城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区域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步伐加快,世界各国大都市区不断形成与发展,伴随着出现了大都市区内部的同城化现象。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区域化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空间载体,是城市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也是近年来我国城市规划的重要实践领域；同城化是大都市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大都市区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大都市区建设的重要途径。大都市区发展的同城化问题研究有利于提高城市化水平,促进城市及区域的统筹协调发展,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本文以为大都市区发展和同城化实践提供参考为出发点,以经济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城市地理学的相关理论为支撑,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和发展相对成熟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大都市区同城化发展的基本理论体系,深入探讨了大都市区同城化发展的条件、类型、模式、要素、机制及实现途径等。在此基础上,以沈抚同城化为案例,立足沈阳大都市区的发展,系统研究了沈抚同城化的发展条件、发展动因等,并提出沈抚同城化发展的调控措施与战略愿景。论文共分六章内容：第一章从研究背景入手,重点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快速城市化和大都市区同城化现象,概括总结了大都市区同城化发展的意义,论述了大都市区与同城化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并拟定了总体研究框架。第二章充分分析了国内外发展相对成熟的大都市连绵区、大都市区及其内部空间连绵的案例。其中,国外的案例涵盖了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区、欧洲的伦敦大都市区、巴黎大都市区、荷兰兰斯塔德大都市区以及日本东京大都市区等；国内的案例涵盖了长叁角、珠叁角、京津冀等叁大都市区以及西咸、郑汴两个主要同城化地区。在分析这些大都市区空间连绵发展和同城化现象的基础上,总结了大都市区发展的特点、规律和经验等。第叁章在认真梳理不同学科关于城市、区域和大都市区发展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大都市区同城化发展的理论框架。包括大都市区的有关理论、城市和区域规划理论,尤其是对同城化的有关论述进行了归纳,提出了一些有借鉴意义的同城化理论和方法。第四章以相关案例及理论研究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大都市区同城化发展的条件、原则、目标、类型和模式。首次对不同条件、不同模式的同城化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试图透过表象揭示同城化发展的规律,进而对研究和实践有所帮助。第五章从大都市区同城化发展动力因素的视角出发,重点研究了大都市区同城化过程中产业、空间、基础设施和生态等要素的内涵及作用机制等,并提出了各类同城化发展要素的调控途径,力求把握同城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合理调控同城化发展。第六章是以沈抚同城化为例进行的实证研究。立足沈阳大都市区城市空间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分析了沈抚同城化的发展背景与发展条件,探讨了沈抚同城化发展的动力因素,提出了沈抚同城化发展的主要调控措施,总结了实践中取得的重大进展,描绘出沈抚同城化发展的战略愿景。
季晶晶[9]2016年在《行政生态视角下南通建设长叁角北翼经济中心路径研究》文中认为长叁角城市群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也是被国内外公认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近年来,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城市群发展的新思路下,长叁角区域正在谋求系统化的转型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城市作为节点的独特功能也越加凸显。长叁角城市群的经济中心是上海,上海的发展定位是要建成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十叁五”时期,上海要实现“四个中心”目标,不可能单打独斗,必须依靠周边多个次中心城市的协作配套,同时,“四个中心”建设也必将辐射周边次中心城市并二次辐射长叁角城市群,从而带动整个城市群协调均衡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长叁角地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形成了多个次中心城市。上海以南有杭州、宁波,以西有苏州、无锡、南京,以北尚未形成次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缺乏接受上海辐射支持上海发展的支撑点。从江苏优化生产力布局、长叁角区域均衡发展和上海跨江发展趋向来看,长叁角北翼需要经济中心城市。目前,无论从空间和环境,还是从经济基础、人文历史条件来看,南通在长叁角北翼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作为长叁角核心城市的南通,整体正处于向现代工业社会加快过渡阶段,近年来发展迅猛,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已成为长叁角北翼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雁”。2009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开发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一重要规划中,南通的城市定位首次被明确为建设“长叁角北翼经济中心”。2012年2月,继省党代会之后,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支持南通建设长叁角北翼经济中心”,南通的提升发展被纳入了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行政生态学的研究视角看,一个行政系统与其所处的行政环境必须保持动态平衡,从而获得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当行政系统感知到所处行政环境发展需求后,应快速反应及时消化分解,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方式和速度,通过各种自我革新的活动来积极回应所处环境的需求,从而达到两者之间新的平衡状态。因此,转型期的南通,要想成为引领长叁角北翼发展的中心城市,更需要根据所处都市圈行政生态环境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回应,加速行政系统的转型提升,以适应整个都市圈行政生态环境的快速发展,并对北翼地区产生积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使南通以及整个长叁角北翼城市达到长叁角都市圈行政生态环境发展需求,达到新的更高水平的平衡。基于此,本文以行政生态学理论为研究工具,以行政系统外环境因素对城市定位和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分析它们对南通城市定位和发展影响的方式和特点,探索他们之间存在的内在互动关系和发展规律,选择与南通建设“长叁角北翼经济中心”相关的主要行政生态要素,分析存在问题和原因,揭示南通的定位和发展与行政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提出南通建设“长叁角北翼经济中心”的有效途径,以期能对南通市政府紧抓机遇、科学定位、优化发展提供可资参考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改革方案和路径建议,也为我国区域一体化科学发展、互动发展、均衡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野。
陆巍峰[10]2006年在《地方政府行为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民营经济在体制外的不断增长。在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从放权让利到产权改革的过程的同时，民营经济却在相对困难的制度环境中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了整个经济体系主要的增长源泉，并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持久的推动力，地方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有文献对民营经济发展或者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问题缺少深入的研究。本文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为背景，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地方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差异，以增进人们对中国经济转型中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政府在其中所起作用的理解。本文首先构建了地方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界定民营经济内涵、评述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关系的理论模型。模型解释了在财政联邦制下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的关系问题；模型表明，民营经济在一定条件下对财政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形成有效激励，并通过两者间的合作均衡来实现弱化政治约束和提高产权保护的制度变迁。本文所构建的经济模型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展了原有文献对民营经济发展现实过程的解释力，也为地方政府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激励来源和作用机制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在建立地方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发展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对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发展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了地方政府行为追求模型，并对“浙江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与美国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为地方政府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有益的研究方法。本文还对浙江民营经济的成长路径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征以及民营经济的演变路径。浙江民营经济是随着全国制度环境变化，在追求“解放思想”方面的摩擦成本(即政治成本)最小化改革方案过程中推进的、以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为主要特征的渐进式改革的产物，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制度变迁理论有一定的启示。本文最后对浙江地方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发展路径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走出了一条从政府无为而治到有为推动的路子，地方政府对于民营经济成长发挥了保护和协调的作用，在化解外部压力，保护民营企业产权、解决外部性问题、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在引导民营经济进行制度创新、加快审批制度改革等方面也取得显着成效。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民间诱致加政府增进的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 产业集群发展与地方政府治理[D]. 邵海丽. 浙江大学. 2004
[2]. 长叁角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D]. 毕秀晶.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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