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反弹对“双高普九”的困扰及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扰论文,原因论文,普九论文,双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1]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是使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十六大报告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价值之所在。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就是报告中提出的继续“普九”。基础教育阶段的“普九”任务有无落实，“双高”标准是否达到，“控辍”存在哪些问题，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系列问题是我们应直面并亟需解决的。
一、义务教育阶段“控辍”的现状
1.实施义务教育以来，辍学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我国有着13亿人口，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普九”是整个教育的一个难点。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短短15年时间，我国教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普及率都有了明显提高。198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13370.2万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95.9%；2000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为12156.7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11%。小学毕业生升学率由68.4%上升到94.89%，15年提高了26.49个百分点。到2000年底在85%的地区基本实现了“普九”。“这对一个经济不够发达的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无疑是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过去10年中国的基础教育对全世界小学入学儿童的比例从80%增加到84%做出了重要贡献。[2]
据相关数据显示，入学率逐年提高，辍学率逐步降低，升学率稳步上升，巩固率逐步增加，这在小学阶段体现得尤为明显。
如：1988年小学入学率为97.15%，1989年为97.44%，比上年增加了0.3个百分点；1990年小学入学率为97.8%，比1989年增加了0.4个百分点。1987-1988年流失率平均为3.3%，1988-1989年流失率平均为3.2%，降低了0.1个百分点。升学率1988年为70.4%，1989年为71.5%，比上一年增长1.1个百分点。1988年巩固率为96.90%，1989年为97.08%，比上年有所增长。[3]
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初中入学率逐年上升，增幅较大。据不完全统计，初中入学率1986年为56.86%，1992年为73%，1997年为87.1%，1999年达到88.6%，呈直线上升趋势。升学率总体上也呈上升态势，1988年为38.0%，1992年为43.6%，1995年达到50.3%。[4]
实施义务教育以后，困扰中小学教育的几个突出问题，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变。大多数地区教师的待遇有所改善，少数地区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小学教师队伍基本稳定，一度严重外流的状况得到缓解；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率逐年上升，民办教师已基本成为历史名词；中小学生中途辍学蔓延的势头有所控制。我国结束了基础教育自发、自流、无人管的状态。教育所具有的强制性、义务性特点明显体现出来，这和教育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
2.辍学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在实施“普九”过程中，中小学生入学率逐年增长、升学率逐步上升、辍学率有所降低。但是，学生流失、辍学现象并没有完全控制住。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6年对193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义务教育水平定在9年或9年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共136个。当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第134位。而实际上，很多国家离所定的目标相差甚远。在有资料可查的142个国家和地区中，当年我国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占世界第66位，与当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比，这个位置是不低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按照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把2000年实施基本“普九”任务的地区分为三类。即占人口覆盖率85%的地区要求达到“普九”目标；占人口覆盖率10%左右的经济比较困难的地区，则要求普及初等教育，即“普六”；占人口5%左右经济很不发达的特别贫困的地区，只要求普及初小，即“普三”或“普四”。所以，到2000年底，实际上全国还有522个县（旗、场）没有达到“普九”。[5]即没有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仍存在着辍学现象。
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普及初等教育所下的定义，“普及”是要求“净入学率”达100%。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各国都很难完全达到（发达国家初等教育的比例为98%，我国在2000年达到99.1%）。如果按这个标准，即使已经有85%的地区达标，也只能说是“基本”实现了“普九”。我国“普九”是以县为“人口地区单位”进行验收的。验收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要求该县初中的“毛入学率”达到一定水平（通常要求在95%以上），如通过验收，这个地区（县）总人口就全部列入已达到“普九”要求，所以事实上这85%的地区还有一小部分适龄孩子并没有进入初中就读，再加上各种原因引起的辍学，使一部分初中生并没有读完初中就离开了学校。据有关统计显示，1997年招收的初一新生为1836.47万人，到2000年毕业时为1633.45万人，也就是说有超过10%的学生中途辍学了。[5]
另外，还有个别地区是依靠虚报数字来突击通过验收达标的，如有的农村中学年辍学率高达20%以上，在检查时却说控制在2%以内。[6]
由此可见，我国的“两基”任务基本实现，但“双高”（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标准并没有达到。在向“双高”目标努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定数量、不可忽视的辍学问题，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3.近年来，辍学现象开始出现令人忧虑的反弹
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到上世纪末“基本‘普九’，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以来，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普九”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我国“普九”的人口覆盖率已达85%，国民受教育年限达8年左右，青壮年文盲比1990年减少了4100万人，[7]我国是这个时期全世界人口大国普及全民教育成绩最好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也要从中看到凸显出来的问题。
在不少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中小学生尤其是初中在校生辍学率又连年回升。1997年辍学率为3.14%，1998年辍学率为3.23%，1999年升至3.28%，农村初中辍学率至2001年已高达5.47%，每年约有100多万人辍学。[8]这些数字（实际数字可能会明显超过这些）是令人震惊的，但我们必须冷静地去面对、分析并解决。
农村是我国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农村中小学生占全国总数的75%。“十五”期间又是我国初中学龄人口入学高峰期。一些教育专家指出，在国家全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的时代背景下，辍学率的上升是一股“文化沙尘暴”，其结果必将使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巨大人力资源这一世纪工程落实。
二、辍学问题产生的原因
1.从总体上说，辍学问题表现出下列情况
(1)与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有关。经济是基础，经济越是贫困，教育就越是落后。经济不发达，就制约了教育的发展规模、速度，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难度相对也就越大。从我国区域来看，由东向西，从南向北，沿海到内地，城市到乡村，随着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学生的流失率也随之变化。
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平均只有75%的人口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大大落后于全国，特别是东部地区。还有7个省区未完成扫盲任务。西部未实现“两基”的391个县中，有22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9]
尤其是在老、少、边、穷等地，如某山区初中生一学期费用将近700元。但有些山区家庭的年收入仅几百元，无法承受学生每年1400元的费用。而目前当地小学巩固率高（巩固率为95%，但仅仅是普及六年的义务教育的巩固率），主要得益于寄宿制，学生有补助，否则山区要流失2/3的学生。[10]那么，可想而知，如果是“普九”的话，流失率又会是多少呢？
2001年，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宁波为3.8万名学生减免了1200万元杂费、代管费和其它费用，使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降到0.08%。[11]
我们认为学生辍学问题是与经济不发达分不开的。
(2)与学习者学习状况有关。辍学现象的日益严重，给“普九”带来极大冲击。调查发现，随着“普九”的实施和初中的免试入学，入学后无法消除中考和高考的压力，初中学习困难的学生的比例明显加大。这些学生因学习跟不上，逐渐产生厌学畏学情绪，以致于逃学、辍学。
近年来，辍学率明显上升，主要表现是辍学的高峰在初中阶段，严重困扰了“两基”、“双高”工作，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某省的个别辍学生高发区，2000年初中生保留率仅达94%。一些农村中小学的辍学率呈回升趋势，初三时的辍学率由以往的15%上升到30%左右，部分乡镇甚至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初三辍学率竟高达50%以上，远远高于“普九”验收规定的3%底线。在对该省6个乡的中学进行调查时发现，在3年前入学、2002年毕业的初中生中，“3年累计辍学率高达37%，其中最重的两所学校达到46%和49%，较轻的两所学校是26%和29%，另外两个乡中学分别为41%和30%。”2000年该省人大执法检查组对其6个市的12个县（市、区）、24个乡（镇）进行了实地检查，从被检查的情况看，从初中入学到初中毕业辍学率在10%以上的有12个乡镇，其中辍学率超过25%的竟有5个乡镇。[12]
辍学高峰在阶段分布上有不同特点。据一些初中教师分析，辍学的第一次高峰是在初一下学期，初一新生的学习欲望是很高的，但因为初中课程门类多、难度大，学校缺乏对学生有效和有力的学习指导，使一部分学生因不适应初中学习而辍学。第二次高峰是初二下学期。这一时期，学生成绩两极分化明显，老师在教学上只注重中、上等学生，对学困生另眼看待，使他们心灵上受到伤害，于是索性弃学。第三次高峰是三年级下学期初。这时学生面临中考，学校按成绩分流，重新编班，被分流的学生承受着难以言状的心理压力，不少学生因此辍学回家。
(3)与家长受教育状况有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人马克·马洛赫·布朗说：“在实施行之有效的资助政策的同时，必须使父母参与进来，使之懂得孩子的未来是最重要的，懂得他们的付出是有益的。”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透露，至少有47%的儿童因家庭压力而离开学校。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对孩子持续接受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在非洲和亚洲南部，有50%的女孩从未上学。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每年有420万儿童不能入学、35万儿童过早离开学校的埃及，通过成人基础教育计划的实施，父母参与教育获得了成功。由此可以说明，家长在子女受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也直接影响了子女的受教育状况。家长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懂得教育的重要性，对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会更加关注，子女辍学的概率会越低。
(4)与新读书无用论抬头有关。据调查，认为读书出路不大而辍学者占流失者比重较大。单一追求升学的教育目标，使不少学生因升学无望，自暴自弃，以至辍学。这种现象在农村中学尤为严重。目前，中专类学校对学生已无太大的吸引力。学生、家长所期望的升学目标就是重点高中，但农村的学习环境与城市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农村学生很难竞争过城市学生，能考上城市重点高中的学生很少。很多学生看到这样的现实，便产生放弃学习的想法。而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采取诸如分快慢班、特殊关照所谓“尖子生”等手段，造成对多数学生的忽视，也极大地减弱了一些学生的学习信心，很多学生索性辍学。
学费越来越高，令许多学生和家长望而却步。近年来，对各类学校收费标准做了较大调整，大中专学校收费较高，高昂的学费令一些人难以承受。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学生毕业后不能统一工作，在一些县市，返乡的大中专毕业生要待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找到或分配到工作，而且就业后有的收入也不高。现实与期望反差过大，这种现象对农村学生和家长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加之考不上大学的农村学生中，不乏读了许多年书却缺乏起码的生存技能者。这使不少省吃俭用、把教育当作投资的家长有一种亏本的感觉，同时也使一些农村学生产生了厌学情绪。据有关资料统计，65%的农村学生存在“学习好不如家庭条件好，成绩好不如门路多”的思想。一些地方的调查表明，受“读书无用论”影响而辍学的初中生占30.7%。[13]
(5)与管理工作不尽人意有关。许多地方政府和学校管理与监督工作不细、不力，使辍学现象得不到应有的控制，也使辍学率不能降到最低点。如一些地方政府对贫困生学杂费的救助比较少，政府拿不出有效的控制流失措施；有的对《义务教育法》宣传不深入，社会上有法不依的现象仍然存在，许多农民甚至干部不知道不让子女完成义务教育是违法的；有的地方忽视流动人口和残疾学生的入学问题，管理出现“真空地带”；有的学校以牺牲学生就学、降低普及程度为代价调整中小学布局，以提高办学规模和效益；有的地方抓控辍忽紧忽松，在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方面有很大欠缺。
各级政府对控辍做了大量工作，可以用千方百计、千姿百态、千辛万苦来形容，但结果不尽人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从影响因素看，主要体现为四方面
(1)学校的因素。学校留不住学生，原因很复杂。某市曾进行过普遍的调查，发现因贫困造成的辍学不是第一位的，而非经济原因失学的学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真正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的学生仅占辍学生的15.3%，原因是厌学畏学，课程偏深偏难，教学内容脱离学生实际，课业负担过重，造成差生增加，学习困难的学生大约占30%；[14]有的因为学校办学条件差，教育质量低；有的因为师生关系紧张，学校生活对学生缺乏吸引力；有的因为评价体系重成绩与名次，使学生对学校、对学习缺乏积极、良好的情感等，以致学校不仅不能解决学困的问题，甚至是学困的始作俑者。
(2)家庭的因素。由于文化知识、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多种客观原因，有些家长不愿或不能支持完成义务教育年限。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仍在起一定作用，尤其是偏远农村和山区，女孩的辍学率大大高于男孩；小农意识也有一定市场，有的家长只顾眼前利益，让孩子辍学经商或打工；当子女升学无望时，有的家长就会将对教育的投入转向对家庭生产和劳动的投入等等，这些都是造成学生辍学的重要原因。
保障未成年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这是家庭功能的重要一环。而父母的离异使未成年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受到严重冲击，离异家庭子女辍学及受教育程度低的问题十分突出。有资料表明，离异家庭中子女的辍学率明显高于正常家庭，而离异家庭中女童的辍学率也明显高于男童，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15]
(3)社会的因素。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发展体制，即从财政及管理上来说，基础教育由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负责。应该说这一体制是与当时的财政包干体制相适应的，对于调动地方和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对迅速改变我们基础教育的面貌，对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根据这一体制，义务教育的实施责任及管理层次也就逐级下放。这样，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就基本上形成了“村办小学、乡办初中、县办高中”的格局。由于相当一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县、乡两级政府财力薄弱，教育事业经费严重不足。虽然2002年在全国各地实施“县统筹”，这个问题会有所改善，但投入不足的根本问题是穷国办大教育，因而估计也很难达到所预期的效果。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资料统计，1996年国际上平均每一个小学生由政府支出的教育经费（包括教师工资）与该国人均GNP相比所占的比例为12.75%。中国这个比例为6%，全世界127个国家中只有10个国家低于这个比例；[16]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像老、少、边、穷等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增幅不大，有些地方甚至减少或下降，加之各种税费负担，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家庭重新陷入贫困，以至供给学生上学都很困难。
(4)学生个人的因素。辍学的诸多因素中，学生个人的因素占绝对地位。在辍学生中，因学生个人努力程度、意志力、未来追求问题、学习兴趣或者说不良嗜好（厌学而辍学）等因素而辍学的大有人在。在影响人发展的因素中，内因是主要因素，起决定作用。综上分析，由学生个人不良嗜好所造成的辍学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由此看来，辍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辍学并非只是贫穷所致，非经济原因的辍学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我国实现小康前，贫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辍学的主要原因。而基本“普九”、小康社会基本建成、扶困助学等各项工程实施后，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贫困辍学”（极个别的老少边穷地区除外）。对大多数人而言，贫困不是辍学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辍学率的反弹现象是这些原因所造成的，主要原因不是贫困，而学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才是主要原因。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义务教育阶段的“普九”任务基本完成。但导致学生辍学现象非常严重的因素很多，“双高普九”标准的实现面临着许多困扰，任重而道远。“控辍”工作还迫切需要我们针对这些原因采取及时、有力的措施，如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定期督导与考查、积极宣传与推行《义务教育法》、实施扶困助学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义务“普九”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