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的翻译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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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研究，旨在揭示20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实践演变过程中的种种讨论是如何看待与他者的关系和文化多样性的。这期间，一方面是翻译日益全球化并因此而工业化，另一方面是随民族独立与后殖民主义而来的人文学科表征危机，从而在稍后导致了人所共知的翻译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最初的民族语言学研究路径

无论从过程还是从结果的角度看，都很难准确确定文化是何时介入当代翻译思想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十年间，翻译学（translatology）开始形成独立的学科。当时它有鲜明的民族文化（ethnocultural）维度，但这仅仅是就语言层面而言，与翻译试图聚拢的人类群体无关，原因很明显：语言学是引导性学科，而这一时期结构主义又大行其道。二战以来，主要国际组织的建立和国际交流的发展造成了翻译的工业化。人类每个活动领域的文件资料数量呈指数增长，快速将其翻译成一种或多种语言突然变得非常必要。翻译成为要求程序优化、注重产能的体系的一部分。在翻译所处的专业化交流领域，当务之急是给各种事实贴上标签。语言学需要识别各种特定文化给翻译造成的现实问题或假定问题。代表性研究有罗曼·雅各布森（Jakobson 1959）的文章《论翻译的语言层面》（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和乔治·穆南（Mounin 1963）的《翻译的理论问题》（Problèmes thèoriques de la traduction）。两位语言学家试图划定由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造成的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各种语言之间对现实有不同的表征，而且它们表达的人类学、宇宙学现实经常无法彼此通约，既然如此，怎样才有可能确立不同语言之间的对等意义呢？让我们回顾一下雅各布森对可译性原则的解释。他说，符号的意义就是它的定义。由于符号可以用同一语言中的不同方式表示，所以它也可以翻译成任何一种外语。如果外语中没有相应的符号，可以直接从源语言中借用、仿造或者意译。换言之，雅各布森的结论是，语言可以表示任何东西，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罢了。可译性就是“差异中的对等”（Jakobson 1959，p.80）。从旨趣上看，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关注主要是词汇上的：符号支配语言学，符号也支配着翻译。

然而，同一时期，尤金·奈达写了一本关于《圣经》的翻译指南，提出了他关于交流和翻译的“民族语言学（ethnolinguistic）模型”（Nida 1959，pp.14，16）。身为衍生学派语义学家和美洲印第安语言专家，奈达提出了一种方法，供普世圣经联盟（Universal Biblical Alliance）为福音传道翻译神圣文本时采用。麦斯科尼克（Meschonnic 1973）和随后的其他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对这种方法的批评广为人知，但它们遮蔽了奈达民族文化学思维的贡献，这种思维在当年其实颇富新意。

基于有关沟通的语用学，奈达提出了一种看待对等性的观点。他的研究把雅各布森“差异中的对等”原则从狭隘的现实命名领域提取出来，应用于广阔的社会实践与世界观领域。他认为，翻译就是“沟通上的等值”，换言之，它必须在目标文化里发挥作用。为了使《圣经》文本明白易懂，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它融入迥异于犹太教—基督教世界的文化，翻译必须借助目标群体的象征性表述法和用法。不过，这种模型也有其局限。其局限性既与这种劝信路径（proselytic approach）相关，也与围绕沟通语用学形成的行为主义框架相关。应该说，在结构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奈达的民族文化学视角可谓独树一帜。当时主要在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翻译思想隶属于德里达所谓的“巴别塔模型”（Derrida 1985）。此模型源于德国浪漫主义，经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修正，藉20世纪初兴起的形式主义得以进一步发展，其重点在于文字和文学审美。奈达的功能主义模型则秉承路德新教的改革精神，关注的是译作的使用者。与之相反，巴别塔模型看重原著的独特性、作者的创造性以及转述原著的翻译行为本身。

翻译：一种由社会决定的行动

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结构主义走向衰落，社会历史背景成了翻译思想关注的焦点。对于这种新的研究途径，吉迪恩·图瑞的描述性模型（Toury 1995）功不可没，这个模型被视为一次范式转换。来自译作众多的小国（如比利时、以色列与荷兰）的文学理论家逐步确立了这个模型，他们最关注的是译出了怎样的产品。翻译研究（Holmes er al.1978；Toury 1980）的这些奠基者创办了期刊《靶子》（Target）。这个标题让人想起翻译的目标读者群，并涉及通过翻译遴选并融合外国作品的文化背景，尤其是文学背景。描述性模型的独特特征——当时颇为新颖的特征，是把翻译理解为一种行为，或一种由规范决定的社会行为。该模型根源于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1978）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一个把自调节系统原则延展至对文学交流及更广泛的跨文化传播的描述和解释之上的控制论模型。多元系统理论还从俄罗斯形式主义那里汲取了灵感。几乎可以肯定，这种遗产说明了它所催生的描述性模型为何在翻译社会学的门槛之外止步不前，因为尽管此模型确实关注如何识别决定某个既定社会中文学译者行为的规范，但这既没有让人看清翻译主题的问题，也没有让人看清译者的社会地位，而且没有揭示出国际文学交流背后的经济和政治逻辑。从目标文学与源文学相互作用的原则入手，描述性模型的目的是了解这些交流在某种特定文学中的功用，以及所导致的文本变革。在历史上某个特定时刻，翻译在塑造或重构一种民族文学或文学体裁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依据的是对在翻译手法中发挥作用的写作实践的描述。最终，成为描述性模型特色的翻译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类比关系，使得分析翻译所经历或导致的文学动态成为可能（Lambert and Lefevere 1993）。翻译规范发挥作用，以揭示这种动态。从大型语料库中可以观察到的翻译行为的规则性，就可以看到这些规范。人们最初把译本拿来与对应的原作对比，后来又将其与同一社会、同一时期、同一体裁的作品联系在一起。总之，如果说翻译规范是社会性的，那么这主要是从统计学意义上而言的。

同样，认为描述性模型纯粹是文本性模型也是不准确的。确实，这种模型分析的核心固然还是文本，而不是动因和社会经济制约因素，但它关注遴选外国文本（青睐哪些国家、语言、题材、作者和译者）的基本规范——正如“规范”这个称谓本身所表明的那样，对于理解在特定的文学或社会状况下赋予这些文本的价值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不过我们应当记住，描述性模型搁置了价值判断，而是从那些将翻译行为及其结果本质化（essentialise）的要素入手。这样，凡是一个社会在特定阶段用于将翻译本质化的所有要素，都应包括在翻译之中。

翻译文化或语境问题

虽然对翻译行为的关注已经触及翻译的精神，但翻译对人类的影响仍未进入研究视野，而后殖民主义研究方法、女性主义和民权运动则涉足这一领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此前一直专注于语言和文学问题的翻译研究开始另辟蹊径。由此出现了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所谓的“文化转向”（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1990）。沿着描述性模型倡导的逻辑进路，新的批评者把翻译置于源文化与目标文化中更深的层面，观察两种文化转换时出现的各种操纵运作行为（Hermans 1985）。翻译研究就此与日益扩展的跨学科性文化研究领域携手并进。

翻译研究中出现的这新一轮批判思潮，主要由以下研究者的工作所引领：维森特·拉斐尔（Rafael 1988）研究了与菲律宾福音化（evangelisation）相关的翻译实践；埃里克·谢菲茨（Cheyfitz 1991）考察了西方对美洲原住民族“他者”的呈现；特贾斯维莉·尼南贾娜（Niranjana 1992）考察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化及翻译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三位都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以翻译为研究对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尼南贾娜的研究。对翻译研究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文化转向，是非殖民化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之后出现的。稍后，翻译研究借鉴了人类学家的认识论和批判思想，此前，人类学家曾对自己的翻译实践及其后果提出质疑。“他者”的意义怎样才能翻译出来？人类学家关心的是：如果对他者性（otherness）知之甚少而又要强行翻译，将会导致什么后果？对于德国文化理论家多丽丝·巴赫曼-梅迪克（Doris Bachmann-Medick）所谓的“西方人类学的阐释力”及其所呈现的内容，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和玛丽·普拉特（Mary Pratt）都不无质疑。这种人类学批判削弱了人类学家作为译者的权威（Bachmann-Medick 2006，p.34）。

综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发展，巴赫曼-梅迪克清晰揭示了这一学科稍后出现的文化转向的人类学基础，对人们很有帮助。人类学认为，在翻译来自其他文化的作品时，总会受到曲解风险的困扰，这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把原住民的概念拿到迥异的概念体系里解释，而后在某群西方受众的语言、文化、范畴和概念体系中重新表达其他文化的思维方式（Bachmann-Medick 2006，p.35）。早在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时代，人类学就有了质疑翻译的文化语境的必要性。从马林诺夫斯基对语境的关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莱尔（Ryle 1971）后来称为“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翻译实践理念，即语境化的翻译。继莱尔的“深描”之后，阿皮亚（Appiah 2004）又提出“厚译”（thick translation）的概念，其最直接的例子，是在张佩瑶编辑的中国翻译理论文集（Cheung 2006，2008）中提供的，更准确地说，就是强调中国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信”、“达”、“雅”（大致可以翻译为“fidelity”、“intelligibility”、“elegance”）等独特概念时采用的手法。为了揭示中国概念不同于其西方“同类”的典型特征，她在译论文本之后，又列出了同时期提到相同概念的不同体裁（如哲学）的文本，并将每个概念置于与译论文本并列的十多个文本的语境里加以说明。在不同历史时期，书中罗列和生动展示的中国所特有的概念都有不同的含义。对这一概念的每一种新译法都伴有一个注解，以便读者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及其与西方“等价物”的不同。

为了说明民族志（ethnography）对翻译出现文化转向的贡献，沃尔夫（Wolf 2002）和巴赫曼-梅迪克（Bachmann-Medick 2006）指出，关于这两种实践的类比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存在。几乎可以肯定，林哈德（Lienhardt 1954）最先使用“翻译”这个术语来描述民族志学者的工作，而伊万斯-普理查（Evans-Pritchard 1957）则通过对努尔人（Nuer）宗教的研究，发起了关于文化“语言上的可译性”的辩论。大约30年后，关于表征的批判集中表现在克利福德和马库斯（Clifford and Marcus 1986）合作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一书所引发的争论上。在阐释的问题之外，民族志学者又遇到了把行动和口语翻译成固定书面语言的问题。克利福德认为，书写至少意味着把经历翻译成文本形式。人类学的“翻译转向”就与这种意识相关。所有这些理念都导致了这么一个观念：虽然人类学的翻译本身是一种文化实践，但它对特定的认识论及话语背景（如东方主义或殖民主义）还是有着依赖性。首先，很显然，对文化的翻译与明显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因此，表征危机除了影响到人类学，还影响到文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等学科，后来又延伸到翻译研究。而且，它还引发了对翻译中欧洲中心论的权威性的批判，以寻求对称性，如首批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拉斐尔、谢菲茨、尼南贾娜的研究）中的批判。

翻译的文化转向：通往差异伦理

翻译研究并未“撤离”语言领域或放弃文本研究（实际上，信息技术和语言工程的发展还支撑着翻译及术语学）。它引入了“人类”（anthropos）领域，开始关注翻译的人类、社会和地缘政治维度，与此同时，还对以下诸方面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新考察：翻译实践的历史及由此形成的各种表征方式、它们现在或曾经效命的权力、它们建构的等级体系，以及它们导致的边缘化和加深的不平等。有关翻译的新一波文化质疑的核心是不同语言、文化所受的关注分量不对称，以及人类群体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力量、权力关系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依赖的权力关系就是民族志学者所声讨的权力关系。要注意，民族志学者曾声称他们有权把原始世界的仪式、神话和风俗“翻译”为文明世界的理性模式，有权代表原始世界发言。翻译的文化流派研究路径体现在对种种历史背景之下不同的操控和利用形式的研究当中，在这些背景下，翻译曾对民族征服和帝国缔造起到某种作用（Robinson 1997）。美洲、非洲，尤其是印度，成了研究者青睐的领域（Bassnett and Trivedi 1999; Dingwaney and Maier 1995; Ramakrishna 1997:Simon and St-Pierre 2000:Venuti 1992）。

对发言权的重申，造成了或者表达反抗、或者意在补偿的翻译实践。例如，它们可能是为了建构民族认同[如班迪亚（Bandia 2008）对非洲的研究，芬顿（Fenton 2003）对南太平洋国家的研究，以及蒂莫茨科（Tymoczko 1999）对爱尔兰的研究]，或者是为了构建社会—性别认同（Godard 1990:Harvey 2003:Santaemilia 2005）。在关注语言和文化间权力关系的研究路径中，劳伦斯·文努蒂（Venuti 1998）的研究值得一提，因为它涉及到运用“少数化”（minoritising）策略从内部颠覆英语霸权。这种策略最初包括：选择在其起源的社会背景中无足轻重的文学文本，然后翻译，并将来自目标文化（在这里是美国）边缘的社会表面（socioectal）因素或话语片断嵌入这些文本。目的是向读者展示一种混杂性语言，意在离心其认同，以便让其动摇，从而“去地域化”（Deleuze and Guattari）或“地方化”（Homi Bhabha）。这几个例子表明，人类学和后殖民主义批判导致了一种干涉主义的（不用说也是好斗的）翻译理念（Gentzler and Tymoczko 2008:Munday 2008）。

在对这种认同混杂化颠覆性实践的批判性评论当中，译者伦理和翻译伦理变得空前突出。这种伦理关怀揭示了翻译主体的作用。而在这种争论中，译者被理解为能够选择逃避制度和话语限制的单个主体。从对他者性的承认中产生的“差异伦理”（Venuti 1998），乃是基于翻译实践中高负荷的二元对立：源文本与目标文本、外国化与本国化、支配与抗争等。评论者会问：译者是站在什么立场（如政治、意识形态、道德等立场）解读外语文本的他者性的？例如，涉及到如陌生化（defamiliarisation）或“复调”现象（polyphony）的上述颠覆性实践，就属于后殖民主义思维的一部分，而后殖民主义思维产生了这种差异伦理。评论者认为只有翻译主体要对差异伦理学的出现负责，而完全无视束缚翻译主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话语重负。因此，只要这些制约因素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有关译者和翻译伦理的探讨就只能仍然是猜测性的。这种讨论将成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会学转向”的作用结果。

翻译的社会学研究路径

1986年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造就了文化交流全球化及自由化的新环境，增强了翻译作品的流通性，同时拓展了翻译研究调研的领域。有一点变得很明显：在协调、筹资、出版、宣传推广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翻译受制于多种主体、国家或商业机构，它们会介入生产制作和译本分销的各环节。后殖民主义文化论（postcolonial culturalism）被社会学所取代（Simeoni 2002）。借鉴人种历史学（ethnohistory）、社会经济学、传播社会学或制度社会学的研究一夜勃兴，正反映了这一趋势。这些研究跨越学科之间的樊篱，试图以此改变普通批判的视野。在文学和文学翻译方面，其目的是：

消除内部批判与外部批判之间的……矛盾。内部批判仅在文本自身寻求文本的主要意义；而外部批判意在描述文本产生的历史环境，但却总被文学评论家指责为未能承认文本的文学质量和独特性。（Casanova 1999，p.15）

新的社会学思维将翻译和文学放在它们所发生的整个背景（思潮、政治运动、世界文学、商业圈、出版机制等）之下考察，提供了新的理解角度。专著与文集比比皆是，这方面的案例研究采用了广阔的历史视角和地理视角（如世界、区域、国家的视角），而后者是更为重要的。期刊上也可以明显看到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在法国，《社会科学研究学报》（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布尔迪厄创办的杂志）2002年连续两期发表了此类研究成果：先是关于翻译与国际交流的，然后是关于理念的国际传播的。2005年，英国期刊《译者》（The Translator）发表了一期关于布尔迪厄和笔译与口译社会学的专刊。2007年，《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也推出了一期关于翻译与冲突的专刊。次年，期刊《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创办，主要致力于翻译社会学研究。在研究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的群体（Hermans 2002，2006；Kenny 2008；Wolfand Fukari 2007）当中，或者说在更广泛的社会学、语用学、文学批评和哲学杂志当中，也同样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对翻译的社会学方面的兴趣。不要忘了，还有许多博士论文探索了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的翻译流通及其作用。欧洲重新回到研究前沿，人们对东欧的兴趣尤其明显（Popa 2004；Skibiska 2006）。

翻译的社会学转向从布尔迪厄的著述中受益良多。在这一思潮富有创意的研究中，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 1999，p.15）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因其研究主题的范围即世界文学而格外惹眼。世界文学领域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受制于“看不见的暴力”。翻译是国际文学市场上的主导力量之一。由于不同语言及附着于其上的文学或遭冷遇或被热捧，所以，有人说翻译是“制造神化效应的重大权威……玩家之间在全球竞争的主要议题和武器，即国际文学空间内部的具体斗争形式”（pp.188-189）。单是在语言层面上，对翻译流的考察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Calvet and OskiDepré 2002:Heilbron 1999）。全球化扩大了翻译的规模，但矛盾的是，它却妨碍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因为各种语言受到的关注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等级。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世界文化多样性报告》（UNESCO's global report 2009）准备的文件为例，“报告”的“译文索引”（Index translationum,1979-2007）所收录的图书名称中，75%是译自英语、法语和德语这三种语言，仅英语著作在所有各种篇类译作原著中的比例就占55%。另一个揭示这种交流不对称性的统计数字是在“索引”所提及的约800种语言中，20种（其中16种是欧洲语言）构成了96%译著的源语言。在目标语言中也能发现这种不均衡：有一半的图书仅被译为5种语言，即德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和日语。

翻译的社会学研究路径一般关注大规模的系列现象。一方面，这种研究试图与批判性的研究路径决裂，后一种路径只是孤立地研究源文本与译本之间的关系，而无视能让人最清晰地看清这些关系本质及功能的制度环境（如机构、行为体、话语）。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研究国际交易的经济学路径，这种路径往往认为译作跟其他产品没有什么两样，毫不关心语言的不对称性和象征产品的等级化。于是，社会学就被拿来研究译作生产与流通的外部环境及其在所属文化领域的作用。它可以揭示行为体在整个生产和发行过程中的作用、他（它）们所处的位置（出版社、出资方、图书博览会、文化广播节目、文学奖等）、国际交流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议程——这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表明，这个全球化的空间遵循着不同甚至相反的运行逻辑，尤其是，所涉及的各种国内政治利益、各国间的关系等决定着译作传播的方式。

社会学视角所分析的情景因时空而异。我们可举以下情形为例：在殖民化时代的墨西哥认同形成过程中，翻译在把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整合进纳瓦特语的创始神话过程中所起的作用（Payas 2005）；19世纪初，新闻出版在用西班牙语改编和传播法国和美国思想中发挥的作用——推进了拉美的革命运动（Bastin 2004）。在当代社会，翻译也服务于各种目的。例如，某些阿拉伯国家实行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翻译哪些外国文章就决定了人们能够获取哪些信息。还有一个例子：把歌颂古代波斯辉煌成就的作品纷纷翻译成波斯语，形成了对伊朗伊斯兰认同的制衡，借此表达了政治异见，这也是翻译的一种微妙功能。翻译在文学、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形成和更新上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除此之外，许多社会学研究还揭示，译者和翻译的地位在不同文化空间和不同历史时刻也各不相同。这些研究不但凸显了塑造文化领域的结构或影响社会的长期环境，还强调了译作生产及其国内外发行所依赖的网络的复杂性。翻译被展示为反映当前或以往冲突情景的一个非常灵敏的指标。除了经济议题（例如出版社手中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或成功作者），社会学研究还解释了翻译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在埃及、黎巴嫩等几个国家，一直有外国运营的翻译项目，它们关注的是稳固其在非殖民化之后的地位。

翻译学里还有一种处于非主流地位的社会学倾向，它运用的是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理论。布尔迪厄从行为体及其在某个场域的位置出发，分析社会实践。与此不同，拉图尔考察的是在社会上流通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人类或非人类）的互动方式。他采用民族志（ethnographic）的方法，分析科学知识的生产（Latour 1989）和法律的形成（Latour 2002）。由于强调互动，行动者—网络理论使人们可以从异于布尔迪厄的视角，研究活跃在生产过程中的行为体。例如，把参与式观察法移植到翻译研究领域，可以直接监测一个出版社在译作生产及上市过程中的一系列个人或集体决定（Buzelin 2005）。这种社会学研究途径修正了翻译选择责任论，直到最近，这些责任仍被归到译者头上，因而，必须对关于翻译伦理的讨论做出调整。

作为社会话语的翻译

社会学研究一般局限于分析支配译作生产和流通的环境条件，对话语因素置之不理，虽然它们也受制于同样的环境条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学研究看到的是一幅两极对立的、某种程度上简单化的翻译批评图景：一方面，客观主义路径关注对意义的阐释和源文本与译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源于人类学的后殖民主义思想所倡导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路径，关注的是文本利用方式、渗透性和混杂化。于是，社会学家认为，为了避免这种“二选一”的局面，必须放弃在去情境化背景下考察源文本与目标文本关系的文本间（intertextual）问题（Sapiro 2007）。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存在盲区。因为它没有看到，25年来，在把人类和社会因素纳入翻译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卓有成效和有力度的研究成果。而且，社会学所提议的情境化通常也不过是局限于对机构及其行为体（文学运动、机构、出版、贸易等）的分析。于是，皮埃尔·拉萨夫问道：

难道就不能有这么一种翻译社会学，它不仅仅是关于译者的社会描述研究……而且不仅仅是文化领域及其交流不平等理论功能上的附属品？（Pierre Lassave 2006，p.137）

仅仅关注行为体和制度，往往意味着无视对话语背景即在翻译文本中起作用的中介话语（interdiscourse）的分析。翻译，不论是通过哪一种媒介根植于这一“逻各斯”（logos），当然都不能使自己仅限于分析影响文化交流的外部逻辑，即出版、贸易或政治的逻辑，而将话语逻辑置之不顾。换言之，如果缺少探讨翻译与其周围社会话语间关系的社会批判，对翻译（和重译）现象的分析肯定是不成功的。

我们应记住，“社会批判”（sociocritique）这个术语是克劳德·杜谢（Claude Duchet）1971年在法国《文学》（Littérature）杂志创刊号提出来的。这一期杂志还介绍了这种对文本进行的社会历史研究的原则。社会批判肇始于卢卡奇（Lukács）和戈德曼（Goldmann）的著作，并在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和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主义（dialogism）基础上发展成为关于文本的社会语义学，随后又在文本间性的概念中更新，并延展到更广泛的中介话语概念。20世纪80年代，围绕马克·昂热诺（Angenot 1989）展开的社会话语研究做了很多努力，使最初侧重于起源批判（genetic criticism）的社会批判研究从文本中心论摆脱出来，如今，文本中心论正是翻译研究饱受社会学批评的一个靶子。社会—话语思潮把文本（不论是文学、科学、法学、新闻学、政治还是其他的文本）与其他社会话语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将其与同一社会状态下形成和流通的其他话语形构（福柯）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基于以下两个前提假定：第一，不同话语之间存在一般性的互动；第二，在特定社会的某个具体历史时点，存在某种支配着一切所指、所说和所写事物的霸权。

这种社会—批判运动的目的是明确意识形态结构或者说意识原（ideologemes），它们如同植物的根茎，把很不相同的话语联系和统一在一起，这些话语在社会中流通的频度一致，而且以符合社会规范的形式（话语、叙事、论点、概念、模型和范式的对象）流通。翻译是作为话语进入这种分析框架的（Brisset 1996）。因此，将译本和重译本（无论是文集还是单篇）与目标社会的话语，尤其是在某种制度子系统（如文学、法律或科学）中的主导话语加以比较，以便揭示出话语（无论是美学话语、与公共舆论相关的赞颂话语、价值论话语还是意识形态话语）的横向成分，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对尼采著作的翻译，以及这些译作对于塑造美国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结构所起的作用（Giroux 2003）。揭示出将译本和重译本与译作环境下所有其他知识产品或公共产品——包括译本所处的（哲学、文学、法律等）社会系统中的产品联系起来的话语对应性，即突出使其内在逻辑得以理解的必要的“历史同时性视角”（Gumbrecht 1997,p.427）。社会语法（sociogrammatical）的情景化（Duchet）或意义素（ideosemic）的情景化（Cros 2003）①，与当下翻译学对语用学的兴趣以及叙事学（narratology）在英美世界的复兴正好契合。莫娜·贝克关于叙事传播及口译、笔译人员（此处讲的是在战争或冲突背景下）对叙事的强化、重塑或颠覆的研究（Baker 2006），证明了这一点。

无疑，对发展社会批判研究路径而言，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 1984）的传播社会学是思想最丰富的模型。卢曼模型借鉴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理论和乔治·斯宾赛·布朗（George Spencer Brown）的区分逻辑（形式的规律），试图理解人类制度的复杂性。它还借用了马图拉纳（Maturana）和瓦瑞拉（Varela）认知生物学的自创生（autopoiesis）原则或自我复制原则（Luhmann 1986）。每个社会系统（文学、科学、法律、经济学、媒体等）都发挥着细胞一样的作用，它们的生存和演变依赖于其与复杂环境的选择性互动。像细胞一样，每个社会系统都是一个意义系统，功能上对环境封闭，但结构上对环境开放。它们通过递归性逆动回路（recursive retroaction loops），不断地与环境发生互动。行为体在前提假定中是存在的，但并未出现在卢曼模型当中，因为“只有交流才会传播”。

这里的问题，与其说是翻译本身是否构成一个传播系统，不如说是试探式地观察本质上就是传播的翻译在传播过程中未得到关注的社会—语义维度。尤其是，在特定历史时刻，翻译怎样推动了吸纳翻译的社会系统的自我复制和转型，它采用了什么方式，要达到什么目的。明显采纳卢曼模型的研究中，谢尔盖·丘伦涅夫考察了18世纪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在俄罗斯近代化过程中赋予翻译的地位（Tyulenev 2009）。还有其他与卢曼模型间接相关的研究，例如分析土耳其文学批评是怎样接受了符号学及结构主义理论的，或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是如何传入美国的（Susam-Sarajeva 2005）。这些研究比较分散（Hermans 2007），而相对而言，在那个时候，卢曼的许多复杂研究很少有人翻译和传播。

翻译的新的文化对象

当今的主流翻译社会学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对行为体及其行动场域的社会描述研究。它大声而明确地宣称必须离开文本，而文本曾吸引过人们所有的注意力。显然，这种视角有新意，也有必要，但已经稍稍落伍于时代。现在的翻译研究已经覆盖了（包括新媒体和技术格式造成的）语内（intralinguistic）翻译和符际（intersemiotic）翻译，并且已经在强调翻译实践所处的空间及其导致的很多问题——这是更为重要的。看一看当今的翻译研究所关注的广泛多样的实践，就会发现（本身更多关注文学，对偶尔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小心翼翼的）社会描述研究对它的指责不过是一种幻觉。当多媒体技术解构“文本”概念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对文本性的分析，或如今被称为话语分析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在非文学翻译研究中还是缺席的。而非文学翻译在数量上要多得多，而且随着交流、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全球化，还在不断增长。

另外，对于促进语际中介形式和文化间中介形式的多样化，各种冲突及其引起的移民流至少发挥了与全球化同等重要的作用，由此打破对翻译的传统界定，至少是使其发生了转变（Tymoczko 2006）。这就要求新的理论概括工作和教学实践像关注技术能力一样关注社会技能。如今的翻译研究者对语言交易形式很热衷，它们要比通常所说的翻译本身具有更加广泛的重要性。例如，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曾被殖民的非洲国家的后现代生产的批判。现在，支配关系在统治精英与芸芸大众之间展开，因此殖民者与殖民地、中心与外围、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等两分法也已经不够用。抗争策略现在要面对的是内部权力。这种策略是独裁和压制性环境的产物，它们在翻译过程中也有所体现。用雅各布森的类型学来说，翻译已经从语际翻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转向语内翻译（多声设备、语言改编，以及对传统体裁如颂词和史诗的话语颠覆）和符际翻译（使用视听、音乐和艺术形式）。如果不低估这种历史背景，仍然可以说后殖民地（Mbembe 2001）的内部动态其实更适合用来研究力图颠覆权威、权力和压迫话语的翻译实践（Bandia 2008）。

更普遍地看，通过让翻译在文化实践中的地位更加明确的理论，翻译研究正给予公共语言（Pratt 2002，2003）、接触带（contact zones）（Apter 2005）和双语艺术（Sommer 2004）以新的关注。世界城市中的多元种族景观呼唤我们审视公民日常行为背后的语言交易，它们掩盖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或者未必能反映国家在认同和民族主义方面的政策（Simon 2006）。在这些世界性都市中有这么一些空间，人们通过谈判来解决语言、民族、宗教及其他方面的差异问题。西蒙发现，要探讨日益成为我们时代特征的世界主义现象，就免不了要研究这些人群共同居住和交流的环境，不论它们是极其和谐还是非常动荡。而且，从翻译的角度（而非从多语制的角度）研究大都市的世界主义，我们就必须考察各群体之间的互动动态及其不同影响。

同样，口译和笔译人员的作用也被置于地缘政治的背景之下，尤其是置于存在中介的社会空间里考察。它们可能是遍布移民的都市中的医院，在那里笔译和口译有时被视为公民权利；也可能是赋予难民资格的律师帮办机构，而且还不要忘了军事机构（如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那里有参与“审讯”犯人的译员；还有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法院以及为审理战争罪（如卢旺达、前南斯拉夫和柬埔寨）设立的法庭。以上翻译实践正成为社会—话语分析的对象（如对难民叙事的仲裁、西方政府各自解读的难民叙事所建构出的真实性）。每个案例分析都显示了语言和文化框架的不足，翻译与他者性的关系通常都被放在这些框架下考察。对翻译的空间化研究从根本上引发了一些民族、法律和政治问题（Inghilleri 2003）。

翻译研究的不同文化版本

以上综述展示了自翻译研究成为独立学科以来，文化在其中的地位的演变。最初，文化被视为意义传播的障碍。虽然从未有过正式界定，文化实际上隐约被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与语言有着共同的时空外延；在此，人们认为语言能反映其通行地区的信仰、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研究者一度在唯名论、普适性的语境下理解翻译：“差异中的对等”原则使符号的置换成为可能，这种原则的基本假定是语言和文化的平等。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文化比较只能在符号领域进行，从而纯粹是口头上的？并非如此。因为对抗翻译的他者性是“外来的”，特别是在《圣经》翻译领域。《圣经》翻译为翻译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石。

其间也隐含了西方“讯息”的绝对优越地位。如果说翻译担负着推广文明的使命，那么，其代价就是译作的受众的文化适应，只是文化适应有时是双向的。由于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文化的语言学研究路径开始让位于人文主义路径，它摧毁了此前的平等主义信念。以下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翻译是一种信托行为，伴有意义损失和工具化的风险，特别是在翻译涉及的双方关系不对称的时候，而这是很常见的。虽然可能所有语言都有同样的表达现实的能力，但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并不相同，而且文化也是如此。因此，翻译实践被置于政治和价值论的框架下重新审视，它们能够揭示源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的权力和支配关系。区分翻译好坏的价值标准，在行为体中心论的社会学一派那里顺利得以延续，这一学派假定了支配者与支配对象的对立。翻译批评中的这种二元模式的持久性，无疑与以下事实有关：西方传统遵循的是区分源文化与目标文化的双重范式，它尊重文字，但做起事来却“见人下菜碟”，以种族为中心——换句话说，应该受到谴责。

尽管如此，社会学用提供具体数据的模型取代了经常过于思辨的话语。这些数据涉及翻译的跨文化交易，尤其涉及不对称关系肇始地的行为体和机构——社会学也将不对称关系加以量化。而且，这股社会学思潮还改变了翻译研究对文化的理解。文化不再被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与某种特定语言有着共同的时空外延，而是被看作一个多元实体，其不断互动的成分本身也受制于各种利益和权力关系。文化的概念被代之以社会的概念，因为现在研究者认为翻译实践与目标文化更为亲近，不论是从与认同相关的解放（翻译被动员来推广受到压制的认同）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中公民的视角（翻译用来推动文化间和睦关系、民族和解等）来看，都是如此。也是由于社会学，更确切地说由于社会系统理论，翻译中的沟通因素或者说物质性最近重新得到重视。与此同时，中心与外围（外围指地理上遥远的、更重要的是被少数化的其他空间）可疑的对立关系也遭到强烈质疑。翻译的国际化是这新一轮探索的主要话题。西方的翻译概念直到最近还完全建立在以欧洲为中心的数据基础之上，如今正受到从其他文化中发展起来的理论的检验。不无裨益的是，人们已经意识到，需要摆脱从西方借用模型并将其强加于自己历史、传统和实践之上的倾向（Liu 2008）。现在，翻译和跨文化研究的洲际会议以及关于非西方传统——特别是来自亚洲的传统（Cheung 2009; Hung and Wakabashi 2005; Luo and He 2009）的专著、文集和期刊日益增多，是翻译学新一轮文化扩张的实实在在的证据。

注释：

①克劳斯围绕“意义素”这个概念的研究，揭示了文学与社会话语的耦合。与之相关的是坎托若维奇（Kantorowicz 1984）对法律领域的分析。在二人的研究中都可以发现，在一个社会或一种社会系统历史上的不同时点，某种意义素或格言（如“为国献身”）的意义是怎样被不断从功能上重新激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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