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转型与党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落到政党身上时，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就同时面临着双重现代化的任务：一是引领社会的现代化，二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①。两个现代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正因为如此，诸如英国工党、日本自民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政党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明确提出了政党现代化的问题，认为如果执政党不能推动自身的现代化，就难以推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终也难以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即使在已进入“后现代化”阶段的西方发达国家，一些传统政党也在纷纷探讨自身现代化的问题。世界政党发展的经验表明，政党现代化是现代政党发展的大势所趋。一个政党如果不能通过自身的变革适时进行转型和现代化，政党的运作就有可能因失去科学控制而偏离正确轨道，政党的功能就得不到有效发挥，甚至因此而丧失存在的合法性。
政党自产生以来，就处在不断变革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执政党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多经历了从干部型政党或贵族型政党向群众型政党和兼容型政党转型的过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则经历了从民族解放斗争时期的民族主义政党向民族独立以后的执政党的转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也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那些通过不断现代化成功地进行了转型的政党得以继续发展并执掌政权，而那些不能顺利实现转型的政党则相继从执政走向衰亡。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②。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没有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没有变，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没有变，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没有变，但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一，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执政与不执政不一样，长期执政与短期执政也不一样。过去，我们经常讲执政党要经受执政的考验；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连续执政了大半个世纪，更要强调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长期执政对党的考验是现实而严峻的，首先，长期执政容易导致精神松懈、思想僵化、缺少创新，从而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党在执政以前，艰苦的战争环境和严酷的对敌斗争，对党始终保持着一种强大的外在压力，使全党从上到下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如果经受不住这种考验，精神稍有松懈，就有失败的危险。但在执政以后，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党所面临的外在压力明显减轻，党的生存和发展不再具有直接的危险性，诸如思想僵化、精神惰化、队伍老化等问题如不加以及时纠正，不能保持思想上的不断解放和与时俱进，党就会失去生机、活力和先进性。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其现实针对性就在于此。其次，长期执政容易滋生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苏联解体前的1989年，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苏共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干部和官僚的竟高达85％。在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又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来自原先苏联党政官员中的人，在总统周围居有官位的占75％，在各政党领袖中占57.1％，在地方精英中占82.3％，在政府中占74.3％，在经济界占61％。③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人民那么平静地接受了苏共垮台这样一个现实。而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前早已被认为是“有钱人的党”、“富人党”④，黑金政治、政商勾结更是国民党在台统治时期的积重。毋庸讳言，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特别是长期执政以后，确有一部分党员和干部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忘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地位和工作条件，看做是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是用其为党和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当作捞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甚至把既得利益当作谁也碰不得的私有财产。执政时间越长，这种既得利益可能会积蓄得越多，越带有普遍性，从而形成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相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预防这种情况出现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再次，长期执政还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这种危险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大了。因为党在执政以后，居于国家的领导地位，其权力之大，可调动的资源之多，都是执政以前所无法比拟的。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确有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群关系没有忧患意识，反而产生了“打江山坐江山”、“共产党的江山是铁打的江山”等错误思想，贪图安逸，追求享受，不愿再与群众同甘共苦，逐渐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变成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主人”，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严重脱离群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执政的时间长了，容易出现权力失控现象，这也是导致消极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根治反而呈现滋生蔓延势头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事实表明，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警惕党的地位的变化可能给党带来的负面影响。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反复提醒全党要注意这一问题，他说：“越是执政时间长了，越要抓紧党的自身建设，越要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管理，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说：“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干部。”⑦
其二，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加入WTO，从实行计划经济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所处环境和条件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在还处于进行中。封闭半封闭，与外部联系较少，固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但我们对外部信息的了解就少了，对外部资源的利用也少了。不知道外部世界的变化，就很可能落后于时代，陷于十分被动和危险的境地。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整个生存环境和活动条件，增强了党的动力和活力。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WTO，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面对来自于市场经济和入世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有积极的应对之策。首先，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WTO条件下，传统的党的领导方式越来越不适应。中国共产党有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再按计划经济体制来管理企业和生产，而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来处理经济事务。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企业活动由原来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计划指标转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内部由过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变成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等。这些重大变化，必然要求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入世后，如果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仍按老一套办事，我们将不能适应WTO的有关规则，最终可能成为WTO其他成员的投诉对象。我国各级政府是在党委的领导之下，扮演着党委决策执行者的角色。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何既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又确保党的领导不断得到加强；如何在与WTO规则接轨的过程中，既严格按照WTO规则的需要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又确保党的主张得到实现。其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带来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利益格局、权力分配、人员流动等方面的变化和影响，大大增加了社会矛盾和管理难度。随着所有制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调整，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很快，形成了有着不同经济地位、社会关系和权利格局的多层次社会阶层，出现了经济成分和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一方面，国有企业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化，职工主人翁地位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业在迅速增加，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成员如果没有进入决策层，党的领导作用就很难体现，并且某些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员多数是普通劳工，流动性很大，给党员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第三，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WTO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面临新考验。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党首先要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同时要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这要从就业政策、分配政策等方面体现出来。在市场经济和入世条件下，能否成功解决就业再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保护弱势群体问题，是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一旦解决不好，党的群众基础确实有动摇的危险。第四，市场经济原则给党性原则和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带来变化和考验。市场经济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认为正当的个人利益是促进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基本动力。但共产党人在承认个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必须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先人后己、无私奉献，强调为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必要时能够牺牲个人利益。近年来，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以至于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国家利益局部化、局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绝对化”等不正常情况。一些党员干部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念，转而信神拜佛。有的甚至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贪图物质享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第五，在全球化的开放背景下执政，如何提高应对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面临挑战。在全面开放特别是金融市场开放的条件下，能否成功应对全球的或地区的经济风险，防范诸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这样的风险，对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一个新的考验。
其三，党的历史任务发生了变化。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从21世纪初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新的三步走的奋斗目标：第一个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2020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三步走的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蓝图，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必然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其四，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发生了变化。从党员的数量来看，经过8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已经从一个只有50多人的小党变成了拥有74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从党的一大到新中国成立，我们党的党员由50多人发展到448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6万人。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党员由448万人发展到1871万人，平均每年净增83万多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员发展到3507万人，平均每年净增约160万人。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党员的数量由3507万人发展到7400多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30多万人。现在党员人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2％，其中“文化大革命”以后入党的党员人数已占61.9％，全国的基层党组织达350多万个。⑧这一方面说明党的队伍后继有人，党在青年人中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但另一方面，如何加强对如此众多的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就是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发展规模过大，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特殊的难度。从党员队伍的构成来看，革命战争年代，党员70％以上是农民；建国后，工农成分的党员也占了党员队伍的绝大多数；而进入新时期后，一些非工农职业的劳动者、企业管理人员甚至一些以资本要素参与分配的人开始加入党组织，使党员队伍不再由单一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利益分配都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与此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一些成员也具有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愿望，从而使党的队伍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如何认识这种结构的变化，如何解说党员队伍结构的变化与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关系，也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再从干部队伍的变化来看，党的干部队伍正处于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前成长起来和“文化大革命”前培养起来的干部正陆续退出领导岗位，而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培养和选拔的一大批中青年干部，也面临着成批退下来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党要把所掌握的权力逐步移交给“文化大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党的领导干部。新一代党的领导干部有许多优点，如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和创新意识都改善了，但他们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如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扎实功底，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系统了解，缺乏党内生活和艰苦环境的严格锻炼。能否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由于党的地位、任务及所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等都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加以调整和变革，进而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首先，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革命政党，其先进性集中体现在革命性上。在夺取政权之前，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一切活动，都是以革命为中心。但在革命任务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便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和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因此，在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这个中心。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也要围绕着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正因为如此，执政党建设就不能完全照搬革命党建设的做法，必须把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不能自觉地实现由“革命”党向“建设”党的转变，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维定式，就体现不出共产党的先进性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其次，从立足于阶级斗争向立足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和谐与合作转变。政治动员主要有同意和暴力两种方式。作为革命党，共产党主要依靠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和巩固新生政权。而作为执政党，同意的手段对于共产党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和战斗力，主要是在团结和领导被压迫劳动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即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政治斗争中得以体现的。而在党执政以后，为了赢得公众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和支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党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把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协调、整合在一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人民内部已经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这些利益主体中，既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也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私营企业主不是旧社会的地主、资本家，也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一政策的实践者与受益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和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因此，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剥夺与打击的对象。面对这些多层次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矛盾，执政党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把这些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协调、整合在一起，进一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不能再沿用过去的历史概念，把党建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⑨的先锋队组织，而应把党的先进性与广泛的代表性统一起来，把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统一起来。
第三，从界限分明的“无产者和资产者”向“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转变。在党执政以前，向来是以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来划分敌、我、友的，革地主老财的命，革资本家的命，革有钱人的命，是革命的主要内容。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就不能再沿用这种革命时期的判断标准。这是因为：(1)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把有产者统统变成无产者，而是要改变无产者的地位，使他们成为有产者，成为社会的主人。经过“打土豪、分田地”得到土地的贫雇农不再一无所有；经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也不再是“无产者”，而是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2)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消灭贫穷，使越来越多的人过上更加富裕美好的生活。通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3)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财产是包括党员在内的公民的权利，不能剥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⑩。
第四，从以高度集权和直接领导为主的“一元化”领导方式向适度分权和间接领导的领导方式转变。就权力分配格局而言，革命党属于以高度集权和直接领导为主的政党，执政党则强调适度分权和间接领导。为了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了“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党组织直接指挥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党处于权力中心地位。这种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对于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以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正如毛泽东所说：“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11)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采取革命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执政环境的需要。党在执政以后也曾对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进行过不懈的探索，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普遍存在着党委包揽过多、权力过分集中、以党的政策代替国家法律、以党代政等现象。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变居于宪法、法律之上的领导为符合宪法、法律的领导，变行使权力为主的领导为说服教育为主的领导，变直接手段为主的领导为间接手段为主的领导。与此相适应，领导手段也应从革命党所习惯的群众运动方式转变为依靠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方式。经过多年不懈的改革与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已经初步实现了四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包揽一切领域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方式，转到党政职能分开、各司其职的党着重实行政治领导的方式上来，按照法定的程序，将党的主张变成国家的意志；二是从主要依靠掌握人、财、物实权的领导方式，转到主要依靠党的先进性和公信力的方式上来；三是从搞运动的方式，转到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实施领导的方式上来；四是从依靠行政权力发号施令的领导方式，转到深入实际、依靠群众，通过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引导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方式上来。党把依法治国作为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
第五，从强调集中统一到强调党内民主转变。政党的组织原则可以分为民主松散型、民主紧密型和民主集中型三种类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指导党内生活、处理党内关系并正确地实施领导。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但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侧重点方面，革命党和执政党却有着重大的差别。革命党在对敌斗争的严酷条件下，难以实行充分的党内民主，同时为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强调铁的纪律和高度的服从。而执政党具备了实行党内民主的条件，在坚持党的纪律、保障党的意志的集中统一的同时，应该把重点放到发展党内民主上来。因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发展党内民主对于推动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作为执政党，党内的民主思想、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对国家和社会的民主思想、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有着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党员的政治参与意识、热情和能力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水平；党内民主的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发展党内民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和内在要求，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逐步推进人民民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发展党内民主，要求从体制和程序上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等各项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环境，充分发挥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党代表的作用，正确处理各级党代会、全委会和常委会的关系，以党内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把政党现代化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政党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12)。政党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以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为己任，并始终置身于中国现代化的最前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推动社会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现代化。与其他领域的现代化相比，党的现代化是一项更加宏大和系统的工程，显得更为艰巨和复杂，需要付诸艰辛的努力。一方面，党必须克服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给自身带来的各种历史惰性和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党要勇于超越自己在以往发展过程中曾经建立的行之有效的但今天已不适应社会前进需要的那些思想观念、组织形态、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理论创新是政党现代化的基础。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始终保持先进性的必由之路。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对党的现代化具有直接的意义。我们过去的建党思路和某些建党理念是在特定的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较多的战争环境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这里面有许多是正确反映了当时环境下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但也有一些带有历史局限性，需要改革。例如，在列宁时期不得不采用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一直被不少人当作是民主集中制的典型形式和唯一正确的样板；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推向极端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理论，曾被教条地诠释为执政党必须直接掌管和行使国家政权；被主观主义曲解了的党是人民群众天然的领导者的观点，也对执政党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可见，以改革创新精神重新审视现有的党建理论体系，用实践标准去检验它，弄清楚哪些理论观点是今天必须继承和坚持的，哪些是要用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来充实和发展完善的，哪些是适应过去时代而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扬弃的，又有哪些是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名下至今仍被人们当作是正宗诠释而要坚决摒弃的，对于促进党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功能转换是政党现代化的关键。现代政治社会通常有三个构成要素：公民、政党、公共权力。政党居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民众的政治参与、对政府的监督以及改变政治现状的要求，都是通过政党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在民主政治中，公民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一方面，政党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的桥梁；另一方面，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政党的基本功能和作用，就是体现本党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对公共权力的影响和支配。具体地说，就是政治学中通常所讲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治社会化等功能。在民主政治中，公民通过政党影响和控制公共权力。因此，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以及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等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公共权力的运行。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以及这些弊端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从横向看，各种权力过分集中于党，造成社会功能政党化以及党政不分等；从纵向看，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各级委员会，各级委员会的权力又集中于常委会，常委会又集中于书记，结果造成了地方和基层组织缺乏应有活力等弊端。实现政党现代化，必须科学界定党组织的功能、党的领导的内涵和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党组织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共产党执政，本质是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完善制度是政党现代化的根本。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促进党的运作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是政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执政党的制度建设，是执政党整体建设的科学归结和理论定型，担负着向党的其他各项建设提供实现机制和实现方式的功能。在我们党的内部运作机制中，由制度不健全带来的权力过分集中、党内民主不充分等缺陷，实际上是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官僚主义等弊端长期存在和较难克服的主要原因之一。应该说，执政党执政的客观效果如何，并不仅仅取决于党员干部个体努力的结果，更需要整体的系统工程来体现和支撑。从这一点说，制度建设比人更重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3)因此，把制度建设摆到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是事关党的事业全局的大事。同时，完善体制机制还必须加强监督，从制度上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尽可能减少从中央到地方的决策失误，避免因领导人或其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导致政策突变的发生；要通过建立一个灵敏和有力的跟踪反馈和纠错机制，使党和国家以及地方各级党委的重大决策能遵循科学的程序，广泛发扬民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避免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
博采兼容是政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善于借鉴和吸收国外政党建设的有益经验，积极探索现代政党的发展规律，对于实现政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推进党的现代化，必须认真研究政党活动的一般规律。从政党政治的发展来看，通过对不同执政党之间的比较和借鉴，从中获得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提高执政绩效，巩固执政地位，是一个普遍现象。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政党，在具有阶级性的同时，也因遵循政党运作的一般规律而具有共性，至少在治国安邦、巩固执政地位上是一致的。当代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在走出困境和延年益寿方面也动了不少脑筋，做了不少改进，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也领悟和学会了不少东西，这些政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无疑是不少的。我们党在历史上也曾经对西方国家不少好的做法发生过兴趣。在20世纪50年代，除了向苏共学习执政经验外，党的领导人对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经验的态度也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时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4)毛泽东还说过，类似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5)周恩来在谈人民代表大会对党和政府的批评和监督时讲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16)刘少奇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举了瑞典首相坐公共汽车上班、华盛顿做八年总统退为平民、艾森豪威尔当了总司令之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当校长、马歇尔当了国务卿之后又去当红十字会会长等例子，认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17)。邓小平说：“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18)这些都说明党的领导人也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在操作机制上有某些可借鉴之处。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政党之间互相学习、借鉴已变得更直接、更频繁，谁借鉴得好、消化得好，谁的竞争能力就越强，谁的生命力也就越强。在这方面，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大胆吸收、借鉴外国执政党建设经验中那些反映执政党建设的普遍性和共性的规律，为我所用。
注释：
①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进步和历史变迁。塞缪尔·亨廷顿强调，现代化绝非是一个孤立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中的变化”。他特别强调政治的现代化，认为“政治现代化包含权威合理化、结构区分化和参政扩大化三项内容”。[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5、101页。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天生就是现代化的产物。政党已经成为现代化国家政治生活的中枢，政治现代化离不开政党运作，政治现代化包含政党现代化。
②⑩《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5页。
③数据来源于俄罗斯《消息报》1996年1月10日的相关报道。
④徐贵相：《一些执政党丧失政权给我们的启示》，《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6期。
⑤⑦《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290页。
⑥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8～469页。
⑧参见李烈满《80年党员队伍发展的回顾与思考》，《党建研究》2001年第4期。
⑨《中国共产党章程》(1969年4月14日九大通过)第一章。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12)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15)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6)《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17)《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18)《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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