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耀先与《大声》周刊——纪念车耀先同志牺牲五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刊论文,大声论文,牺牲论文,同志论文,五十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日寇由侵占我国东北进而侵占华北，国难日亟。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车耀先当机立断：“正是在这样的时候，需要我们出来大声疾呼！”1937年1月17日，他创办了《大声》周刊。这对四川省及西南地区群众抗日斗争的开展，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与组织作用。
为“辟伪显真”而大声疾呼
1928年，车耀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曾在自誓诗中总结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深刻的体会：“欲树真理先辟伪，辟伪方显理有真。”入党后，他始终致力于大造革命舆论，大破反动舆论的战斗，不断破伪立真。《大声》创刊，“社声”就以孙中山临终遗嘱“和平！奋斗！救中国！”做标题。针对日寇汉奸都竭力怂恿打内战的险恶居心，陕甘局面一天比一天紧张的形势，他强调要“以国家完整为前提”、“以团结御侮为前提”，反对围攻陕甘的内战。
从此，他坚持每期都紧密结合形势与任务，撰写相当于社论的“社声”，固定在头版头条发表。这些短小精悍的“社声”，像鲁迅先生的“匕首投枪”击中汉奸投降派的要害，激发广大读者的爱国热情。他紧密配合“社声”，每期以“时事述评、一周展望”专栏发表几条要闻，评述国内抗日动态、国际反法西斯动态，就事论理，帮助读者了解国内外重大事件与斗争形势；每期二三版还有“短评、小意见或自由言论”，一事一议，一针见血地阐述一个问题，揭穿汉奸投降派的诡辩，驳斥其污蔑，为读者指点迷津。这些评述，力求言简意赅。如短评《我们希望于汪先生者》仅220字，就勾勒出汪精卫“近于亲日派麻醉国人缓和抗日情绪”的嘴脸，尖锐地质问汪精卫之流：“不抗战能够收复失地么？几年来亲日的事实还不够教训我们么？”
当时，车耀先虽然同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注意收听西安广播、搜阅上海报刊，从各方面了解到：党中央1931年9月号召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1933年1月宣言愿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权利、武装民众抗日三项条件下与任何军队协同抗日；1935年八一宣言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抗日联军；1935年11月宣言再号召联合抗日救国；1936年12月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党的一系列文告，他悟出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拥蒋抗日的政策转变。于是，他就在《大声》周刊上鲜明地提出要拥蒋抗日；同时连续多次公开抨击汪精卫，巧妙地借批汪而打击一切亲日派的汉奸行径。
他还在《大声》周刊陆续公布：《宋庆龄等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提案》、《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致蒋委员长的公开信》、《双十二前张学良之请缨抗敌书》、《双十二张杨对时局主张之通电》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对西安事件提议召集和平会议通电》、《为呼吁“和平统一，抗日救亡”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用这一系列重要文献帮助广大群众，结合当时现实理解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奋斗救中国”、主张国共合作抗日这个根本大计。
从四川僻处抗日大后方，救亡工作滞后的实际出发，车耀先还特别注意使《大声》周刊的抗日救亡宣传，内容尽可能丰富，形式尽可能生动，力求使刊物为广大读者群众喜闻乐见、爱不释手。如针对汉奸投降派散布日强中弱、战必亡国论的欺人之谈，他组织了系列论文《谁胜谁负》连载5期，从军备、资源、财力、人力、国际关系五方面，论述应该如何观察中日战争，从事实和论理上坚定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又如，针对反动派歪曲西安事变真相使国人误解的情况，他编发系列的通讯讨论：《西安事变到底怎么一回事？》、《西安事变终竟怎样？》、《西安事变解决后的国内政局》，澄清事实真相，使读者群众明确了解西安事变来龙去脉及其影响。再如，针对提高觉悟、学会正确认识问题，关键在于世界观、方法论，他特地写了《我们要注意科学方法》的文章，并约请专人编写了系列哲学常识讲话，通俗地讲解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帮助人们避免唯心论、形而上学的错误。
他还努力适应不同读者群体的特点，分别编排了“青年园地”、“妇女界”专栏与男女老少咸宜的“读者之声”栏。从而使《大声》周刊成为各界群众都爱惜的良师益友，发行量迅速从一两千份增加到四五千份。当时，四川进步的人民群众公认：《大声》是最好的抗日救亡刊物。
群众愈热爱欢迎，敌人愈恐惧仇恨。于是，“砸努力餐楼”、“抄车耀先家”、“逮捕暗杀车耀先”等威胁，其势汹汹地压来。车耀先泰然自若，公开答复：“只要政府愿蹈北洋军阀的覆辙，我亦愿步邵飘萍的后尘！”以北洋军阀杀害记者邵飘萍终不免被人民打倒的史实，警告反动派。
威胁无效，1937年4月17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发出[川党字26号]文件，派党棍宪兵无理查封了《大声》周刊。面对高压，车耀先幽默地说：“这是必然的，《大声》若不被他们反对、捣毁，那才不可思议！”紧接着他就下定决心：既要振作精神，正视现实；更要学孙悟空72般变化，改变现实——换刊名换社址继续出刊。
《大声》变《大生》，《大生》变《图存》
1937年5月8日，《大生》周刊又出版发行了，寓意“伟大的生命”。“编辑兼发行：余路由”，即车耀先办《大声》的助手，以路由为笔名的余耕义同志。“总代发行所：长顺上街益民书店”，该店主系地下共产党员吴与之，店铺斜对努力餐楼，距离很近联系便捷。
《大生》创刊号编者献词——《五月之花》，首节即宣告：在“伟大的战斗的被压迫民族血淋淋的五月……………蓬勃的《大生》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了”。后文又强调：“它的内容必然是针对着现实的，而且必然是战斗的教育的。”
确实，《大生》既保留了《大声》的优点，又有“崭新的姿态”：每期首页都有幅木刻画，用美术形式突出主题思想；在原来哲学常识系列讲话的基础上，又辟“社会科学讲话”专栏；并发表了《红军改编以后》和斯诺写的《一个美国记者的苏区访问记》，满足群众渴望了解共产党、红军、苏区情况的愿望；还发表了《广西军北上告全国民众书》、《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致何应钦书》等有关全国要求抗战的重要文献。这些针对现实的、战斗的教育的崭新姿态，都在相关问题上很好地起到了辟伪显真的正面教育作用。
这样，《大声》刚被查封，《大生》随即继起，而且吸引了更多的读者。迄今还能从车耀先长女车崇英处看到读者阅读《大生》的一帧小照，即张露萍15岁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过组织生活就是学习《大生》周刊（当时她的真姓名是余硕卿）。她同三位队友手持《大生》合影留念，并激动地在小照背面题诗：“真理织成了她们的心幕”，“胜利更充满了她们的内心”，“就是三姊握着的它，可爱可敬的《大生》！”
《大生》教育团结了更多的群众，也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更大惊慌与更大仇恨。1937年6月5日，《大生》出版了第5期，即被反动派以“更名出版，言论更为荒谬”的罪名，再次被查封了。
正当车耀先积极筹备再改名出刊时，“七七”芦沟桥战事爆发了。日寇猖狂侵略，激起了中国守军29军的坚决抵抗。车耀先大声疾呼必须开展的抗战，现在终于迈开了第一步。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新形势新任务使车耀先格外激动，精神抖擞。再将《大生》改名为《图存》，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新周刊，在7月9日就出版发行了创刊号。他要余耕义同志以“我要大声疾呼”之义，再改名余鸣挂“编辑人”之名；要他的侄女婿庄耀光改名为庄又严，担任挂名“发行人”，强调宣传抗日救亡图存是庄严神圣的事业；“社址：中新街45号”，只是公开发行所，编辑等内部工作仍在努力餐楼或益民书店楼上进行。
车耀先在《图存》发刊词里强调：“中华民族正遭遇着一个空前的灾难”，“亡国灭种的大难”；“团结御侮，救亡图存”，“这强烈的要求和深刻的自觉推动着中华民族走上新生的前途”。芦沟桥抗战使“新生的曙光，算是透出一线微亮来了”；必须把这微弱的光亮“扩大到全民族，植根在每一个国民的心坎中去”，“这是时代在现阶段课给我们的使命”。同期，还以“图存社”集体名义发表了《以血肉的抗战答复敌人的侵略》，揭穿日寇的反革命两手：“九一八”，“一二八”，“六年来血的教训已深深地使我们知道：敌人对我们的阴谋”，“非到整个灭亡我国是不会停止的。那一弛一张、一软一硬、一文一武的变化，不过是想缓和我们的抗敌情绪，分化我们的抗敌势力，支配汉奸卖国贼以破坏我们的抗敌阵线，利用我们内部的矛盾以达到它‘以华制华’的毒计”。
针对当时的危急局面，图存社还提出了三条主张：“一，请求中央及各势力派立即出兵援助29军；二，要求政府立刻总武装总动员全国民众对日抗战；三，全国民众立即扩大宣传、扩大募捐作政府后盾。”明确了要用全民思想动员、全民武装抗战这革命的文武两手，对付日寇的反革命两手。这是符合我党坚持全民抗战，全面抗战的人民战争思想的。
适应当时亟需开展全国抗战，批判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寻求妥协的实际，车耀先相继发表了《图存》第二三期“社评”：《抗战！抗战！抗战！》、《政府何以自解？》紧密配合这个中心任务，他还写了一系列短文：《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还能搞摩擦么？！》、《退让便能和平吗？》、《一鼓而亡中国！》、《一面抵抗一面准备》、《全国团结抵抗到底》、《民众自己的准备》、《为独立自由而战》、《民族罪人》等等。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一味屈辱地求和，既不对日宣战、也不断绝对日外交关系，反而继续其镇压爱国抗日群众的罪恶勾当。
这时，蒋介石等还没有决心抗日。车耀先坚决贯彻中共关于全面抗战主张而办的《图存》周刊，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1937年7月24日，在芦沟桥抗战后仅生存了两周多、刚出版发行了三期的《图存》，被扼杀在襁褓中。
春风吹绿原上草，《大声》复刊声更高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车耀先正在苦闷烦恼中寻求新的途径时，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8月才组建了新的四川省委，担任书记的老战友罗世文通知他，中共中央根据他失掉组织关系后自觉地一贯坚持革命的实践，决定恢复他的党籍；为保证他以后工作便利，只由罗世文同他单线联系。另方面，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后，蒋介石被迫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春风”就这样从个人的政治生命和全国的抗日大局两方面，给车耀先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立即按照党的要求，着手复刊《大声》。
毛泽东9月29日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为他指明了方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贤明的国民党人会有一天同意这个纲领。”“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大声》1937年11月5日复刊就抓住这个根本点，以《鲜明我们的态度》面世：“从前是大声疾呼‘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今天要竭力呐喊‘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接着有的放矢：“他党分子能真正地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他是中山先生的同志”；为宣扬中国共产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民主义，表示了鲜明的态度。“国民党员不切实奉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他是总理的叛徒！”为批判汪精卫等形形色色的汉奸亲日派，表示了鲜明的态度。车耀先就是这样以无党派爱国者的公开身份，巧妙地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内在本质。复刊《大声》共出版40期，另发增刊8期，这鲜明的态度是始终一贯坚持的。
他全文发表了斯大林《论红军的三个特点》；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周恩来《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朱德《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等领袖论著与党的文件16篇。还选刊了我党高级领导干部林祖涵、凯丰、李富春、黄克诚、罗瑞卿、邓颖超等10多人写的重要文章16篇。这些重要文章都体现了毛泽东强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当权的国民党的抗日同志们”，“孙中山先生曾下决心改造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因而奠定了1924到1927年革命的基础，实行同样改造的责任，今天是落在你们的肩上了”。他使复刊《大声》成为革命的播种机。从发行刊物、代购书籍、组织座谈讨论开步，在全川各地培养、考察、发展了许多社员、通讯员，不断扩大有计划有组织的抗日救亡群众工作。后来，在车耀先参予领导的成都市文化救亡协会属下，已有“大声抗敌宣传社”、“群力抗敌宣传社”、“妇女抗敌后援会”、“学生抗敌宣传第一、二、三团”、“大众抗敌宣传团”、“大众壁报社”、“工人抗敌宣传团”、“少年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宣传团”等11个抗日救亡宣传团体。《大声》注重为爱国青年指引投奔革命的道路；他还为要求去陕北的人写过不少引荐的介绍信。他把去陕北的人写的信和文章陆续发表在《大声》上，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共产党、八路军、陕北。由于他做了许多颇见成效的工作，所以当时人们美称他领导的大声社好比统战部，他是统一战线的“线长”。
他还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思想溶共，利用陈独秀、张国焘、叶青之流放毒的恶劣影响，开展了批驳。如陈独秀进川到重庆，就发表《抗战一年》的毒草，诬蔑“某在野党有保存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讥笑共产党“支持一省或数省的政权继续抗战”必然失败。车耀先就摆事实予以痛斥：“切断同蒲北段，使敌全路完全断绝，几至全被歼灭的，不是某路军吗？”“在冀察晋边区成立地方政府，使40余县的广大土地飘扬着青天白日旗，恢复了多年不见的国民党组织的不也是某路军吗？”
再如张国焘借朝拜黄帝陵叛逃，发表所谓《告国人书》骗了不少人。车耀先就揭示其叛党发展历程，撕开其画皮：张领导红四方面军时，就违背中共中央路线；与一方面军会师后，权位欲恶性膨胀，从搞阴谋组织发展到制造伪中央；到陕北后权位欲彻底破产，就“率性另走一条道路”，从“左”得发狂变成右得可耻。车耀先断言叛徒们的必然下场是：“时间老人的镰刀终会把这些腐秽的毒草割去，投在垃圾堆里！”
车耀先这样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不屈不挠地从各方面同投降卖国行径针锋相对地斗争，使反动派对他日益仇恨、害怕。由于对他软硬兼施都无效，戴笠、邓文仪等特务头目终于决定在1938年8月无理查封了《大声》。就在停刊号上，车耀先还组织了精采的最后一场战斗：“本刊前后共出61期，约一百数十万言。”“无一字出乎三民主义范围，无一字离开民族国家利益。即每期呈阅之党政机关亦无一字之指摘”。“今忽勒令停刊，使人莫名其妙：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他以停刊词发出了这辛辣的大声斥问。
此后，车耀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被捕，历经重庆、息烽集中营酷刑与利诱的考验，坚贞不屈。1946年8月被残杀于重庆中美合作所。车耀先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