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的档案工作者应有朴实的文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风论文,朴实论文,朴素论文,工作者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档案界向以为人朴素、作风朴实著称，号称无名英雄，并以此为荣。近些年来，翻阅档案专业报刊杂志，在欣慰获得知识、提高理论认识的同时，也常常有一种喝完汤才发现汤里有死苍蝇的不快。这就是从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的文章和著作中透出来的一些现象。其最突出者有以下几种：
一是为文必称“论”，凡书必为“学”。论者，说理辨析之谓也，当属论说文的范畴。学者，学说也，应是在学术上自成系统的主张、理论。论文，虽不能一概要求如陆机所说，“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但至少也要提出观点，辨析是非，讲出一点道理来。称得上学说的专著，不说要象物理学、数学、化学等学科那样，由经过实验证明的真理、定律构成完整的逻辑体系，至少也要建立基本的概念体系，讲述出自己的系统主张，构成自圆其说的一套理论。然而事实是，明明是一篇应时文字，却也要冠之以“论××”或“××论”之名；本是一个工作报告，却要娇造为“论”；更有甚者，原仅为消息报道，也要拉长为“论”。说到专著，好的当然多，令人起敬。但有的所谓专著，连基本知识都讲不全、讲不准，更没有自成体系的主张和理论，但观其名，乃“档案××学”，颇是吓人，却不知其“学”在何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既有装象的可笑憨态，又有拉虎皮作大旗唬人之嫌。引起业内人士之哼鼻可不计较，使业外专家视档案界无人，把档案学蔽之为“大白话”，就值得深思。更重要的是败坏了档案学朴实的文风，就实可堪虞。列宁说过，在小问题上用大字眼是不聪明的。联想到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老专家老教授们曾把自己的专著称之为“基本知识”的事实，我倒是主张，不防把那些真正称得上“论”的文章和真正称得上“学”的书，起个朴实通俗的名称，使人在不经意的阅读游览中，获得拍案惊奇的“论”或“说”的理论享受，从而萌生回头精读细研之念，也许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总比使人乘兴而读，败兴而卒，发誓再不看此“论”此“说”要好。
二是堆积舶来术语，追求晦涩故作高深。相对而言，新中国档案学在我国属新兴专业科学，它从名词概念到理论体系的构筑，既非完善，又远非成熟。因此，研究、讨论、创设、定义、界定档案学各专门学科的名词术语和概念，以形成各自含义确切、明白，表述贴切的概念体系；不断改造、创新各学科的理论体系，使之更趋于科学和成熟，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迄今仍是档案学各学科基本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有干不完的事情要做。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怎么做都不过分，做错了也不要紧，科学本来就是在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斗争中发展前进的。但是，我们有的同志的所作所为却与此无关，他们采用堆积舶来术语或外专业术语，追求晦涩的方法，故作高深，标榜创新。其表现有大小两极：其大者，以一种轻率、浮躁的心理和态度来对待原有档案学理论，忘记或不知道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道理，更忘记了原档案学理论并非经院式理论，而是指导并造成了全国档案管理的现实。因此，他们既不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原档案学理论中的是与非，也不两眼向下作艰苦的调查研究，而是关起门来作理论推导，收集舶来术语和非学科术语，在逻辑上玩点小花样，就重起炉灶另开张，创立“新档案学”。他们视作基石和依靠的新老“三论”，尤以信息论为最。“∵档案是信息源，∴档案＝信息；∵档案就是信息，∴档案管理＝信息管理，∴档案管理学就是三大块，即：信息的输入，信息的储存、信息的输出。”就这样，“新档案管理学”就创造出来了。原来只是把“档案”换成“信息”，把档案管理套到信息管理上去，再加上一堆舶来术语和绕口令式的句式，不时还给你夹注一段英文原文，就既“新”又云遮雾罩，足可使如我这样低能低水平的档案工作者看不懂。然而实际呢，全国的档案管理仍按他们鄙视的不屑一顾的“六个环节”在运转。其实新老三论可说是仅次于哲学的高度抽象的一般科学理论和方法，而任何专业科学学科，则是对其研究对象一次抽象的结果。因此，在档案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引起新老三论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推进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提高，是有益的，非常必要的。但是，试图用信息论取代档案学，就不仅失之轻率，而且把生搬硬套标榜为“档案学创新”，就有“伪科学”之嫌了。至于其小者，则是以堆积借来的舶来术语和非专业术语，造成似是而非，晦涩难懂的语言效果，以呈高深，那就纯属浅薄、浮躁的小伎俩了。二者表现有别，但都是一副鄙视左右，高深莫测的严肃面孔，其实都无助于发展档案学，却毁损了档案学朴实的学风和文风。
三是抄袭成文、成书。大体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抄袭他人的文章或专著冒充自己的文章和专著，用别人的劳动成果包装自己并骗取稿费。这种“誊文公”丑态已多次被档案报刊杂志所揭露，不必赘言。第二种，利用自己懂点外文的一技之长，欺我档案界多数同志外语水平有限或获取外文资料较难的弱点，将翻译外国人的作品冒充自己的署名文章投稿发表，以骗取名誉和稿费。他们自以为稿源远而知者疏，甚为得计，其实常被捉住狐狸尾巴。第三种比较滑头，他们本来对档案无所研究，在别人研究的启发下灵机一动提出一个时髦命题，又无意去作认真研究，自然无以说理成文，就摘引别人的作品拼凑，你说他是抄袭吧，他加了注释，注明来自何处。你说他是引用论证吧，他的引文不加引号，使人分不清何为引文，何为他自己的创作，在这种鱼目混珠当中，把大量别人的作品变成他自己的作品，仍属抄袭者流。如一篇论述档案价值的文章，全文分三个大部分，洋洋洒洒6500字。其中，不算抄别人语句加连接词串辍成文者，仅连续几大段抄别人的文章成文者就有4466字，加引号的只220字，其余全未加引号，只在抄文末加了个注释符号。 文章第一、二大部分，除开头有几句标签似的开场白外，全是由不加引号的抄袭之文而成。实际上，该文抄他人之文远非止此，因为，有的文章一时无法找来核对。更可笑的是，该文直到结束，也不知作者究竟要讲些什么。因此，既不是自圆其说的创造，又非原文摘录编纂，真不知算什么文章，大概是在创立“现代编纂学”吧。只是读起来令人失望，考查起来令人不快。
诸如此类的还有，无须一一列举已够令人触目的了。不过，可千万别以为这类事是初出道者的小伎俩，而事实上他们中的不少人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行政地位上，都顶着令人眩目的道道光环。他们是不是因为走惯了“捷径”的本性在学术为文中不经意的流露，我们无权去考究。但因为如此，就更使人忧虑了：他们将把一向脚踏实地、朴实无华、崇尚实事求是的档案界的文风引向何方？！这不能不使人要振臂而呼：还我档案工作者朴实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