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唤醒”的民族意识与“寻根”定位——论1980年代中后期张承志主体意识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后期论文,主体论文,年代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501/j.cnki.42～1328/c.2015.06.017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15)06～0082～06 少数民族作家在“寻根”思潮中源于母族长期被弱化被边缘化的境遇而产生的对于民族自卑心理的反拨，以及对于民族文化沦落的焦灼之情，往往会使得他们主体意识的建构显得更“合情合理”。张承志几经文化身份的转变，才皈依了母族，他在“寻根”文学思潮中主体意识的建构是在精神探寻的道路上实现的。在“寻根”之前，张承志跋涉在内蒙古草原与新疆“大陆”中，不乏浪漫抒情与底层崇拜，但因其作为“他者”的族裔血统及民族归属，很难真正完成文化认同与回归，甚至逐渐遭遇到文化的冲突与隔阂，这使得他形成了自我的精神主体焦虑。虽然与“潮流”始终保持“距离”的张承志在公然场合下一直对“寻根文学”保持缄默，也极少谈及“寻根”对于他的人生创作的影响，但纵观张承志的创作历程及精神人格走向，正是在“寻根文学”思潮催化下，他才建构起契合于他精神气质、可供他安身立命的主体意识。本文试图从主体的民族意识觉醒、主体对于自我民族意识的主观阐述、主体的精神苦旅等三个方面，来论述1980年代中后期张承志主体意识的建构，期待从整体上更好地廓清张承志创作转型的发展轨迹。 一、“被唤醒”的民族意识 回族是一个极具族属意识的民族。当代回族作家并非起初就在创作之中“回族化”，不少回族作家受时代政治语境的规约，在创作之中展开民族表达时更多地在民风民性方面“做文章”，少有对民族意识的自觉挖掘。到了“新时期”，语境的“解放”所带来的文学思潮的“反思”“改革”与“寻根”，为回族作家民族意识及创作“回族化”的唤醒与勃兴提供了现实空间。张承志的民族意识由起先的“隐匿”到后来的“被唤醒”恰恰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实现的。 对于创作初期的张承志而言，无论是他对于个人经历的描述，还是基于文学审美的理想主义表达，大都与他的民族属性无涉。在“伤痕——反思”文学思潮中，张承志的“民族意识”在“朦胧”状态下被有意识地“隐匿”。 张承志早在发表于1982年的散文《心火》中就曾详细地阐述过自己民族意识萌发的过程。我们据此可以推测，至少在1982年，在张承志文学随感中，他已经关注了有关“民族意识”的几个重要问题：民族意识与个体成长之间的关系，民族意识的审美寄托，民族意识的表达冲动。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是畅谈民族意识，甚至声称面对创作的“获奖”不敢沾沾自喜，因为“我已深知现象、真实与目标这几者种种的差异”[1]189，看起来似乎自我“民族意识”已处于理性状态；另一方面，在这一年，他连续发表《绿夜》《老桥》《黑骏马》《大阪》等“草原小说”，依旧是创作非母族题材的作品。“理念”与“实践”的“差异性”，似乎可以用“意识”已到、“时机”未到来加以猜测，同时这种“差异性”也使得那些评判“草原小说”阶段的张承志的民族意识尚处于“朦胧”状态的“见解”显得多少有些草率。在笔者看来，探讨张承志民族意识被“唤醒”(即民族意识由“隐匿”走向自觉)的过程，需要将其置放在“寻根”文学思潮的文化视域中加以审视。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对于张承志民族意识来说，从告别“隐匿”到走向自觉，从摆脱“朦胧”到“被唤醒”，至少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蕴含“寻根意识”的探寻阶段。有学者将张承志以《黑骏马》为代表的“草原小说”与1980年代初汪曾祺、贾平凹的“乡土传统”创作以及乌热尔图的民族生活创作并列看待，将其视之为“寻根文学”的“序曲”。所谓“寻根”指的是重塑民族文化的自我影像。“草原小说”中充溢着张承志对于蒙古族草原文化的感知与思考。虽然对于张承志而言，他之于蒙古草原是一个族裔范畴中的“他者”，“草原义子”的身份认同并未有效地庇护他与异族文化的理念隔阂与价值差异，但他对于牧民心理、草原性格、草原道德伦理结构、蒙古族宗教信仰等蒙古族文化的深度探寻以及浪漫抒情，与他精神人格的完善是同步的——他不仅试图重塑自我文化身份形象，而且还致力于异族文化形象的完善表达。况且，在这一时期他已经受到了艾特玛托夫的寻根影响，艾特玛托夫启发张承志从抒情象征中汲取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中所蕴含的诗意的灵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张承志民族史研究及考古实践，即“学者”的历史文化行为，也为他型塑“寻根意识”提供了厚重的审美质素。 第二，走进西海固的阶段。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之间，张承志曾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域研究计划”合作人及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中北亚历史研究。“出发”前，张承志渴望从异国文化体验中汲取启示与收获，借此来充实自我，“但是，在异国感受到的真实粉碎了我的幻想和希望”。[1]99“走出去”所带来的经历及体会，不仅没有让张承志文化心胸开放，反而使得他在“憧憬”与“现实”对照中产生一个非理论的认识——当代优秀的中国文化文学是不可能与外国人交流的(即“美文不可译”)。在现实困惑与精神焦虑中，张承志来到了西海固，开始了寻根。“在1984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深深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2]249，“对于我，对于一颗苦苦追寻但看不见方向的心来说，沙沟之夜是真正的启示之夜”。[2]99进入西海固，对于张承志来说，具有影响他人生转向的意义——“一方面，在‘文革’结束后他一直纠缠在人生观转向的胶着中，渴望确立人民的或底层的立场；一方面，面对知识分子的世俗化，他在反感中滋生着批判、反思‘六十年代’的冲动；而在西海固调查清代回族哲合忍耶教派起义时，这些人为捍卫尊严和信仰不屈反抗的精神深深震撼了张承志……”[3]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作为学者的张承志，随着其文化实践行为的深入，在处理“现实”与“历史”、“官方”与“民间”之间关系状态时，借由“沙沟之夜”的启示以及走进“西海固”的生活体验及文化沉思，他的文化身份终趋于成型。“走出去”后的“失望”以及“家园”的“探寻”，均使得张承志的民族意识达到了回归的状态。“他住在回族农民家里，走访回族各阶层人物，参加回族节日庆典，搜集回族历史传闻……他进一步熟悉和了解了回族人民的生活、思想、性格”。[4]这自然唤起了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心火”——民族意识。 第三，“寻根”指证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文学艺术中对原始民间的崇尚以及从原初历史视域空间寻根的潮流也随之传播至中国。与此同时，作为“土著”(非西方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对于印第安文化的阐扬以及《百年孤独》的世界认同，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作家的“寻根”冲动。从“内部”来说，寻根文学的兴起与知青作家(他们是“寻根作家”队伍中的主力军)有感于与城市的心理疏离、与时代的隔膜而产生的精神自我调适、巩固以及艺术精神的自我确立相关联。再加上80年代初期“清污”运动促使作家们转向于文化反思，“文化风俗小说”起到了“蓄势”“铺垫”作用，1984年11月的“杭州会议”伊始的“寻根”文学思潮开启了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记忆的本土化反弹。无论是韩少功“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5]14的寻根宣言，李杭育有关理一理我们的“根”的呼吁，还是郑万隆在“我的根”中探寻到的“那里有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蕴藏着丰富的文学资源……人类在这种行为模式中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创造了自己”[6]212的寻根感悟，都认可“寻根”的文化核心——“寻根”不是一种廉价的怀旧情绪、异域观念，而是一种对民族的再认识，一种民族审美意识在潜在历史因素中的苏醒，并且在向民族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不断挺进过程中重新镀亮民族自我。这使得已走进西海固，并且感慨“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7]239的张承志释放、表达民族意识有了“理论”的支撑以及创作潮流的回应、理解与支持。自1985年开始，张承志的民族意识更加自觉，一方面，民族意识的回归使得他把文学的视角转向自己的民族，另一方面，民族意识的强化使得他把民族情感、心理、禁忌、信仰等视为民族意识的本土化特征并将其渗透在回族题材创作之中，最终“把这些状况与我多年学习中感觉到的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和人类和人类处境的各式各样的哲学思考结合起来”。[8]他不仅在“寻根”确认中回归和强化了民族意识，而且被“唤醒”的民族意识参与到他的寻根表达之中，萌生出与同时期“寻根”创作不同的审美特质。 二、民族意识统御下的“记忆”与“遗忘” 对于张承志而言，他皈依母族以及之后的皈依宗教，既有外界“寻根”思潮的持续刺激，也有作家彼时因写作陷入内部思想危机而在自我调适的过程中寻找精神家园的内部诉求。知青作家重返城市后，那种对自我悬浮无根的生活状态的焦虑不安，也渗透到他的精神世界之中。作为被卷入时代命运浪潮中的“无根者”，张承志在心灵迁徙、精神探寻的过程中也会面临自我拷问与主体身份质疑。对于草原及草原母亲，他虽然足够尊重与亲近，但毕竟没有血缘上的归依性。自我主体状态需要寻找到一个文化上的故乡与血脉精神的支撑。“沙沟之夜”给了他由夜读杨怀中《论18世纪哲赫林耶穆斯林的起义》所成型的母族宗教启示。随着他对母族的“回归”以及“寻根”的逐渐实现，自1985年伊始，他将创作题材迅速地转入到回族书写之中，对民族意识展开追随叙述，在表达民族意识的过程中他不侧重对表层的民俗活动展开细节勾勒，而是不断审视回民理解世界、理解生活的方式，尤其是对于回民的民族性格、宗教信仰等展开富有深情的礼赞。 安东尼·史密斯指出，民族认同是“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的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9]18这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它的生成来源于人类在步入“现代化”时“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没落”“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10]8～9三者“重合”所萌发的深刻变化，民族认同是意识形态的建构；他认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这种被召唤出来的历史宿命感被人们确认为传统。可见，在“恰当”的时候，作家的“民族意识”表达，或许不仅仅是“如实”的“再现”、“客观”的“揭示”，也会受到主体精神气质、理念诉求、观念经验等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对自我的民族意识表达展开富有鲜明的主观性、功能性、想象性、再阐释性的意义摆渡。民族意识的表达，在呈现“想象性”与“主观性”的同时，也因民族认同与民族内部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天然同构性的关系状态而有了某种“客观性”的可能性，甚至达到杰姆逊所言的“民族寓言”的文本文化状态。这一时期的张承志，在回归并日益强化的“民族意识”统御下，呈现出对于民族文化的过分自信以及文化自恋情结，同时也遮蔽了对于本民族“劣性”文化的自我反思与批判。 (一)“民族意识”统御下的“记忆”：阐述“正面”的“民族意识” 相比于新世纪以来在散文创作之中张承志呈现出的回族文化自我批判意识，“寻根”思潮前后的张承志并未有这样的“自觉”。民族意识的日益自觉与强化，不仅使得张承志摆脱了民族自卑感，而且在不断的“母族书写”中他形成了对于民族文化的过分自信。在呈现这种“文化自信”的过程中，他有意识地遮蔽了“文化自觉”的另一项度——文化自我批判。那种“喀索斯情结”般的文化“自恋”，一方面来自于与“西海固”频繁接触中所濡染出来的对于回民历史、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深入骨髓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有志于通过挖掘回族最优秀的精神(如清洁、知耻、信义、忠诚和坚韧等)使其上升到诠释回族文化、汉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优秀品质的共通性的文化理想主义抱负。自1985年开始，他的文学创作出现大幅度的华丽转身，创作了《九座宫殿》《黄泥小屋》《残月》《三岔戈壁》《辉煌的波马》《海骚》《西省暗杀考》《错开的花》《心灵史》等回族题材作品，高扬回族“正面”的民族精神： 第一，不屈的性格。作为外来血统的少数民族，回族在强大的汉文明的覆盖下，不仅失去了故乡而且还失去了母语，但它却依靠虔诚的伊斯兰宗教文化信仰凝聚着“心火”，不仅没在西北穷山苦水中枯萎堕落，反而以硬朗坚强的生存姿态来直面残酷无情的俗世人生，体现出鲜明的不屈的民族性格。《九座宫殿》中的韩三十八，不畏惧恶劣的自然环境，祖辈们置绝境而后生的“心劲”给予韩三十八不屈的性格。《残月》中，杨三老汉夜夜口唤真主，靠“念想”满怀着诚恳和希望颂赞真主、做礼拜，不仅没被生活的残缺与不幸所压垮，反而在进寺礼拜、追求真主等宗教行为中超越个体的局限性，完善自我的精神修养，最终获取内心的充盈。《辉煌的波马》中的碎爷，当过阿訇，坐过监狱，当过逃犯，面对“我”捎来的平反安抚的通知信，他表现出对于“翻身”“正名”“洗怨”等功利化机遇与诉求的不屑，“他朝那桥走去，根本不理睬我手里的那块碎片”，碎爷虔诚地礼拜，恭敬地诵经，他有一颗打不垮的心，不屈于功利观念的诱惑，他心里盛着一个海。 第二，敏感而自尊的民族性格。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恶劣的自然社会生活环境，既使得回族形成“回回见面三分亲”“天下回回是一家”的民族认同感及民族凝聚力，也激发了回民敏感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回族人民可以为了“尊严”而“舍命”。这既攒聚出强烈的叛逆精神及强悍的生存姿态，也使得他们保留着清洁理想的精神园地。在《残月》《终旅》中，这种民族性格被称为“气”，为了“这口气”可以舍命。在《黄泥小屋》中这体现为“心里有块怕碰的肉”。为了它，苏尕三“举起镰刀，朝那官的脖颈上割了一下”。为了它，老阿訇坐了大半辈子牢狱，坏了肋骨。为了它，贼娃子不堪东家的侮辱，带着辛酸的难过，一扭头跳进了黑洞洞的水窖里。 第三，隐忍、坚韧的民族性格。回族人民坚守自己的信仰，并将这种信仰渗透在对心灵的守卫之中，他们将“真实”隐藏在心中，习惯了沉默，他们的白帽子点缀在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里。张承志笔下的回民们大都是缄默的，他们以自我的民族行为及宗教信仰来感染读者。《辉煌的波马》中的碎爷，对自己的造反、举义、背井离乡、冤狱折磨等不平凡经历保持沉默。《金牧场》中寻找天国的五名勇士以沉默坚韧之姿跋涉在寻找天国的路上。《三岔戈壁》中不仅描写了那位小丫头的沉默性格，而且在文本内部还潜在地将小丫头的“沉默”与文中多次出现的“他”所魂牵梦萦的喜爱幻想、追求自由的姑娘做比较，试图分析究竟是何种层面的“自由”与“宁静”才契合现实人生——也就是说，张承志悄然之间已将沉默内敛的回民性格嵌入到现实处境及摆脱主体焦虑的表意空间之中，使得对民族意识的“历史传统”的审视接连到现实认知当中，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当代性”。 (二)“民族意识”统御下的“遗忘”：“负面”民族意识的“遮蔽” 在1990年代，张承志通过散文创作探究了回族优秀历史人物“难逃的悲剧故事”、处境艰难的原因——除了血统和前定的因素之外，正是来自于回族内部的民族文化负面因素(或者说母族的劣性)才使得他们孤独无依。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诸如乡约传统、小商传统、内部争斗、宗教的世俗化堕落、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迟钝麻木、穆斯林内部的争斗和分裂等母族的“劣性”，展开了回族文化反思与批判。但是遗憾的是，在“寻根”思潮前后，张承志并未对母族文化展开文化反思与批判。 对于张承志而言，“他也深知民族文化的局限，但他只歌颂民族文化的博大，表现民族文化的神圣之美，从未对民族文化自身进行深刻反省和批判，他在骨子里维护民族文化的主导价值秩序，而不是否定它”。[11]186自1985年伊始，他的回族题材创作，从文化类型呈现层面来看，似乎更接近于“伊斯兰灿烂文明的调查”。与基督教、佛教重彼岸而轻今生相比，伊斯兰文化是注重两世并重的，主张珍惜生命及生命存在方式，鼓励合理地享受现实生活，在信仰、终极追求与务实、务世交融的状态下渗透合乎人情的人道主义精神。张承志为了神圣的信仰而拒斥世俗生活，也就拒绝了表达在世俗生活中更有可能呈现出的回族“负面”的民族意识。他不仅较少对回族人民的生活场面展开温情的讲述，而且还为了更好地礼赞回族性格及回族精神，在叙述过程中以主观心理的时空形式取代客观自然的时空形式，甚至为了照顾作品民族意识“理想主义”，将故事情节的完整框架予以打破，将人物的外部特征予以模糊，通过人物内心自省及心理意识流动来最大限度地展示回族人民“正面”的精神世界。这样的审美偏好，注定要遮蔽对回族负面文化的文化反思与批判。 三、从“寻根”到“归根”：张承志的精神苦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既推动了文化反思，也让我们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刺激下产生主体惶恐与焦虑，促进民族认同感的激发。“寻根意识每每产生于民族历史大转折，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大碰撞时期。除却历史激荡时刻，敏感的人们在回顾前瞻、中西比较中，试图为民族的发展找坐标，定位方向就要寻根”。[12]191张承志的回族身份的自我确认以及对于伊斯兰文化的认同，在文化寻根之中才有了清醒的自觉。文化寻根激发了他认宗归祖的潜念。他以自身的寻根到归根的现实实践，不仅告诉我们不跟风的“寻根”源于作家将内在的“本质”看得比外在的“形式”更重要的主体审美理念，而且也启发“寻根”在“少数民族”及“理想主义”的文化空间中展现出另一维度的意义面孔。从寻根到归根，张承志完成了最终的主体皈依。在同时期寻根作家之中，像张承志这样从“寻根”走向“扎根”再到最终“归根”的作家，实属少见。 (一)“寻根”的底层立场 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在《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一书中指出，“扎根(enracinement)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13]33，“拔根状态便是种致命的疾病”。[13]34某种程度上来说，“寻根文学”正是基于对“扎根”的重视与呼吁以及对于“拔根”的警惕而发起的民族本土化阐释与调适。 走进西海固的张承志加深了对母族历史的了解，也完成了对母族宗教文化的认同，他侧重于从原始状态的人们中探索人性、人情、人道。亨廷顿曾说，不同民族的成员会用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界定自我，以此来与其他民族相区分。回族的历史、风土民情、婚丧习俗、服饰特色，这些有形的外在的物质民俗，并未在张承志文化寻根的过程中被较多地关注。他关注的侧重的是民族精神与民族信仰。《黄泥小屋》中苏尕三，《西省暗杀考》中的师傅、竹笔满拉、喊叫水马夫的孤独遭遇，体现出回族人民远离故乡的“孤儿”民族意识。《终旅》《西省暗杀考》等作品中反映了回族人民勇于牺牲的民族精神。《终旅》中以清末回民起义为叙事背景，讲的是为信仰而舍命的故事。《西省暗杀考》讲述的也是一个为信仰而坚持的故事。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在《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代表党中央倡导“创作自由”，会议气氛轻松融洽，会议所传达的文化讯息让人振奋，但富有意味的是，作为会议代表的张承志却未出席，“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九省回民不顾危险冲入兰州，白布帽子铺天盖地，我挤在几万回民中间，不知言语，只是亢奋”。文坛的“盛况”“创作自由”，与这些身处西海固赤裸荒山的回民们是无关的。在张承志看来，主流认可的“创作自由”并未引起他的激动，他要回到母族，回到他的穷人政治中间来探寻“写什么”的民族叙事。或许，作协“四大”的召开“盛况”与西海固“上坟”经验所构成的“反差”只是一次偶然，或者说是张承志即兴的情绪化表达，但是，显然张承志对于文坛、知识界“跳舞”和民间、民族“上坟”展开了象征化的联想和理解。张承志已经流露出对于“体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拒绝与反叛。具体到寻根文学思潮这一审视范畴，张承志对于“寻根”理论思潮保持沉默，但却是深受“寻根”的刺激激发了自我的民族意识，展开文化寻根，回归母族。他在“寻根”中主要依据自我的生活直接体验，真正走进民间，不迎合于文坛的主流话语，这使得他的寻根充满了鲜明的个人及民族文化色彩。如果做进一步的思考的话，或许在张承志看来，“寻根”理论思潮的形成无疑在激发作家主体意识(尤其是民族意识)，挖掘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及现实价值，重新思考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正确处理民族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民族与个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但当作家真正回归到民族传统文化、正式展开文化寻根的时候，所谓的“会议”激励、“创作自由”的文坛宣言、“盛况”般的“庆祝”，都是远离作家们追求的“根”的。与其在远离民族民间文化的“都市”展开对于创作自由及多样化的理论意淫，真不如以脚踏实地的文化实践真正走进民间，接触所要探寻的“根”，以自我对“根”的体验与感悟，修正自我的主体局限与偏颇，融入民间之中，在寻根之中唯有扎根，才能真正达到对所寻之“根”的有效阐释及深度思考，也才能真正实现以“寻根”来镀亮民族自我，实现民族本土化价值的现实赋值。 (二)“归根”的实现：皈依宗教 从“寻根”到最终“归根”(皈依真主)，张承志前后经历了六年时间。这对于张承志而言，无疑是一段不平凡的心灵旅程。起先是在《北方的河》中蕴含着期待精神飞跃的意识以及自我力量确证的浪漫精神实践化指向，之后是八十年代中期投入到西北黄土高原并在《黄泥小屋》《残月》《终旅》《九座宫殿》等回族题材创作中所体现出的“一股心劲”，这也是民族自我主体通向伊斯兰信仰的必经关口。到了《心灵史》阶段，张承志毫不隐讳地公开宣称自己变成了一名哲合忍耶的新战士，《心灵史》标志着他文化归根或精神皈依的最终完成。简而言之，对于张承志而言，从“寻根”到“归根”，张承志经历的精神苦旅可概括为：选择了母族宗教——回归母族——皈依宗教。在文化寻根中他实现了自己的心灵皈依——皈依宗教。 张承志要完成对母族的回归与认同，宗教皈依是必须要实现的，因为“就回族而言，是先有伊教后有民族，伊教既是回族形成的坚固前提，又是回族发展的凝合剂，更是回族确证自我的基点”。[14]2张承志在“寻根”中意识到宗教信仰与回族人民之间的天然契合性，并以此激励自我归根。此外，皈依宗教也是张承志经过文化调适后对于“理想”的进一步坚守。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的物质欲求日益得到大众的推崇，精神追求日益枯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引进，对诸如理想、责任感等原有价值理念的消解与颠覆，不仅大大削弱了精神力量的权威性，而且极为明显地助长了世俗化的流行。同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迎合潮流，在文化文学表达之中，躲避崇高，反对理想，审美媚俗化倾向日益严重。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及内心体验中，张承志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不断直观体验本民族的文化之根，皈依宗教，与其说是作家完善自我精神世界的主动选择，倒不如说是作家通过表现宗教，充分挖掘人蕴藏的巨大精神能量来强调精神信仰之于人的根本性意义，“不应该认为我描写的只是宗教，我一直描写的都是你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们热爱的东西”。[7]245 综上所述，在“寻根”文化文学思潮的激励下，张承志的民族意识被唤醒并不断得以强化，与同时期寻根作家不同的是，张承志通过自我的生命实践来完成文化寻根与族裔认同；在民族意识与自我精神气质的规约下，张承志对于回族民族意识的书写较为主观化与理想化；同时，从“寻根”到“归根”的精神苦旅促使了张承志主体意识的形成，尤其是“皈依宗教”使得他的主体意识既卓尔不同又富有民族化。从“寻根”参与自我生命精神走向的角度来说，张承志是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中走得最远的一个作家。如果说阿城、韩少功、王安忆等作家文化寻根的终极目标是深化和壮大中国文学的文化根本，其目的仍是文学追求，那么，张承志的文化寻根则越过了文学，他将自己的文字变成了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录和信仰宣言，彰显了富有可阐释性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