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的无核化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政策论文,无核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走向缓和，核国家之间爆发核大战的危险降低。但国际社会并未因此太平无事。相反，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依然严重地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安全。印巴核对峙、朝鲜核危机等举世瞩目。不仅如此，作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拥有出色核技术的日本，近年也不断传出核武装的议论。众所周知，作为迄今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体制下，一直奉行“无核化”政策。但冷战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内核武装的论调重新抬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结合近年来日本的强军路线、不断加快日美军事一体化以及修改宪法的动向，人们不禁对走向“普通国家”的日本的无核化政策产生出种种的疑虑与担忧。有鉴于此，本文拟依据相关资料及既往研究成果，对日本无核化政策的形成过程、日本无核化政策与美国核保护伞的关系以及日本无核化政策的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
一、日本无核化政策的形成
战后日本走过了一条不发展核武装的所谓无核化道路。那么，日本为何要选择无核化政策呢？当然这与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有关，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事实上日本选择无核化政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无核化政策的形成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一)“反核意识”的产生与反核运动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此举无疑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同时也拉开了核时代的序幕。固然原子弹的轰炸是非常残酷的，但这种核灾难也使日本人形成了强烈的反核意识，甚至影响到战后日本的政治和精神文化。许多经受原子弹轰炸浩劫的日本人认为，将核武器的恐怖和非人道性诉诸世界是原子弹受害国日本的特别使命。在战后的历史进程中，被投下核武器的国家迄今只有日本这一现实，进一步加强了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识。无论日本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会不时地使用“唯一原子弹受害国”这一用语。任何事情都有因果报应，但日本在渲染其唯一的原子弹受害国的后果时，却从来不谈为什么原子弹会投在日本的成因。也就是说，日本人只是从受害者的立场来看待广岛、长崎的这段历史。
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灾难的痛苦历史，以及人们从广岛、长崎的悲剧中看到的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使战后日本社会形成了憎恶核武器存在和要求废除核武器的舆论。日本的反核思想不仅仅停留在一般市民层次上，学者和舆论界人士也参加进来，成为不能无视的社会规范之一。在冷战长期化和美苏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中，日本掀起了禁止原子弹运动。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都有着很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历史，对其日后无核化政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①
使日本人的反核意识进一步增强，或者说将日本反对核武器的情感提升到国民运动层次的，是1954年发生的“比基尼事件”(也称“福岛丸事件”或“久保山事件”)。1954年3月1日，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岛(马绍尔群岛北端)附近试验氢弹，使航行在公海上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遭受原子辐射，全体船员发生放射能症。大量为放射能污染的渔产品不得不废弃。9月底，船员久保山爱吉不治身亡。这一事件引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抗议，要求追究美国的责任。以该事件为契机，日本发生了禁止原子弹的群众运动，有2000万人参加签名，形成了全国性的禁止原子弹运动。在此背景下，日本国会众参两院于当年通过了要求禁止核武器和原子能国际管理的决议。禁止原子弹运动作为日本大众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势力持续多年，每年召开世界大会，影响巨大。
在上述反核运动的影响下，日本于1955年制定了《原子能基本法》②。该基本法的制定，成为战后日本无核化政策形成的第三个契机。《原子能基本法》严格限定和平利用原子能，禁止制造和拥有核武器。其第二条(基本方针)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限于和平目的，以确保安全为宗旨，在民主的运营下自主进行，其成果公开，促进国际合作。”这是一部规定了有关原子能基本原则的法律，日本与原子能相关的所有法律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制定。根据该基本法，在日本，原子能自被开发之日起就被限于和平利用。也就是说，日本不仅在国内法层面上不允许取得核武器，就连原子能的军事利用也被全面禁止。这一点与国际上的原子能利用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在有核国家，一般情况下是原子能的军事利用优先，和平利用往往只是其副产品，而且在其国内也无区别军事利用与民事利用之必要。
(二)“无核三原则”的提出
日本无核化政策形成的标志，是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的“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在1967年12月11日的第57届国会上，佐藤荣作首相针对社会党议员成田知巳的质问，首次明确提出了“无核三原则”。③ 在翌年1月27日的施政方针演说中，佐藤首相再次确认了日本的无核方针。④ 1969年11月19—21日的日美首脑会谈还决定，冲绳归还后“和本土一样撤除核武器”。⑤ 1971年11月24日，“无核三原则”作为国会决议得到正式承认。
“无核三原则”是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提出的。战后日本于1954年开始进行核能研究，1966年进入核电应用阶段。可以说，到上世纪60年代，日本已经具备了实现核武装的能力。这一时期，日本的核武装政策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1958年4月24日，当时的岸信介首相表示，防御用的小型核武器并不违反宪法。⑥ 1961年7月18日，日本国防会议通过“第二次防卫整备计划”，根据该计划，自卫队开始装备导弹，“这些导弹中有的可以安装核弹头”。⑦ 1967年3月日本公布的“第三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就包括有采用核与无核两用的奈基型地对空导弹。另外，在这一时期美国还多次向日本提出允许美国核潜艇停靠日本港口的要求。起初日本拒绝美国的这种要求，但后来日本改变初衷，允许停靠。日本转变态度的公开理由是美国的核潜艇不携带核武器，而实际上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和1964年中国首次核试验后日本加强了对美国核保护力量的依赖。日本核武装能力的提高和美国核潜艇频繁停靠日本港口，引起了日本和平力量对政府核武装政策的警惕。在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在野党的领导下，日本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战、反核集会和示威游行。佐藤内阁正是在这种反对日本进行核武装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提出“无核三原则”的。(事实上，日本政府在提出“无核三原则”时，曾对日本核政策问题作过认真的基础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核武装对日本弊大于利。这也必然影响到当时日本政府的核政策选择。相关内容，后文详述)这种舆论也促使日本国会通过了“无核决议”。⑧ 而“无核三原则”出炉的直接契机，则是日本国内围绕冲绳归还后美军在那里的核武器如何处置的争论。
“无核三原则”的提出还有其重要的法律基础背景。战后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一规定既是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路线的否定，也是对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制约，标志着日本的国家战略方向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在“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之下，战后的日本被迫实行“专守防卫”政策，其基本特征就是战略上对美国的依赖性和行动上的被动性。可以说，“无核三原则”与“专守防卫”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佐藤政府提出的“无核三原则”为其后日本历届政府所反复确认，并作为国家的基本原则而被称为“国策”。⑨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在联合国大会等许多重要国际场合反复提及、宣传日本的无核化政策。1978年5月30日，出席联大裁军特别会议的园田直外相在演说中说：“以日本国民要求废除核武器的强烈愿望为背景，我国虽然具有开发核武器的能力，却依然坚持以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为国策。”⑩ 园田演说可以理解为是日本面向国际社会单方面放弃核选择的誓约。该演说向世界表明了这样的基本姿态：日本虽然与德国、意大利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在冷战时期却选择了与部署、运进美国核武器的国家不同的核政策。另外，也与同是东亚美国盟友——允许运进核武器的韩国、菲律宾有着明显的差异。1981年5月，铃木善幸首相访美时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中也使用了“国策”一词。他说：“众所周知，我国在和平宪法之下，实行专守防卫政策，不做威胁邻国的军事大国，尤其是坚持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的基本原则。”(11) 同年，铃木首相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做的演讲中，再次提到上述所谓“国策”后补充说：“我国的这一安全保障政策得到了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幸战争体验的邻国的高度评价”，无核三原则的提出同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历史认识有关。(12) 由此可见，事实上日本已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无核三原则”=“国策”的名义下，向国内外表明了执行严格无核政策的决心，即关于保有核武器问题，日本不仅自身放弃开发和制造，而且也禁止自卫队进行装备，即便外国军队在日本国土上储藏、部署(包括临时运进)也不被允许。外界评价，日本所宣誓的“无核三原则”表明了日本极其明快而强有力的国家理性。
“无核三原则”得到了日本国民的广泛支持。针对三原则中的“不拥有、不制造”两项，主张日本核武装的日本人并不是没有，但属于格外的少数。随着以“与本土一样撤除核武器”为条件实现冲绳的归还(13) 和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三原则”中的“不拥有、不制造”两项原则实现了制度上的稳定，“无核三原则”成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日本国内围绕“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也存在着争论。
(三)加入国际核不扩散条约体制
1968年7月1日，美国、英国、苏联和其他59个国家的代表分别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年3月5日生效)。这是进入核时代后在裁军领域中最重要的国际协定。该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初步确立。日本于1964年加入《部分核禁试条约》。在“无核三原则”提出后，日本又于1976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无核武器国家，负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义务。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是日本在无核化政策上采取的又一项重要举措。“无核三原则”和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构成日本无核政策的两根支柱。前者是日本自身单独选择的政策，后者则是通过参加国际条约而产生的国际义务。日本面向海外承诺无核政策，就是要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日本于1970年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签字，1976年获得国会的批准。从签署条约到批准条约花去几年时间，主要是因为日本国内围绕该问题存在较大争论。对加入条约持消极或批判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最大一种意见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只承认有核国家拥有核武器而不承认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的这种条约的差别性问题；第二种意见虽然只是少数人，但主张日本不应排除将来的核选择；第三种意见是担心日本加入该条约会对日本的原子能产业造成不利影响。其中，第三种意见影响最大。
在有核国家表示自主地接受有关保障措施、加入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无核国家于1975年缔结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及保障措施协定后，日本国内的顾虑逐渐被打消，并最终接受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通过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日本承诺作为国际法上的义务，不拥有和不制造核武器，作为这种承诺的担保，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全面保障措施。
综上所述，日本把不应该进行核武装的思想，从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体验的感情出发，逐步发展成国民运动，并确立其在国内法与国际法上的义务，进而作为一种政策在“国策”层面上被反复加以确认，同时也变成了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日本的无核化政策就是经过这样几个阶段而逐渐形成的。这一政策形成后，不仅得到广大日本人民的肯定与支持，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然而问题是，日本政府在执行无核三原则的过程中，是否真挚地在追求“誓约与现实的一致”？这是日本国内外舆论对日本政府怀有的最大疑问。对照现实我们发现，日本政府并未有意识地去努力使无核三原则的“国策”实体化，毋宁说一直在无核政策的幌子下执行着依靠美国核保护伞的现实政策。
二、日本无核化政策与美国核保护伞
从防卫政策的观点来看，是作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基础的日美安保体制和美国的核保护伞支撑了日本的无核化政策。换句话说，日本无核化政策的前提就是要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防止核扩散是美国的基本国防政策，美国也反对盟友日本进行核武装；而日本出于多种原因对核武器有着很强的拒绝感，大多数日本人不想拥有核武器。这样，美国的政策和日本的现实情况很好地达成了利益上的一致，美国的核政策和日本的无核化政策之间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日美针对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的一致性，即便在冷战后的今天也未见其发生变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日本无核化政策本身还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性。即日本无核化政策是建立在美国核保护伞之下的，日本虽可以说没有核武器，但依靠其军事盟主美国的核保护足可以有安全感。同时日本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也是没有保障的。这是因为美国在日本拥有的大量陆海空军基地随时都有可能带进核武器。(14) 如此看来，日本的无核化政策就要大打折扣了。
(一)日本无核化政策的内在矛盾性
日本无核化政策是两种立场的共存。一种是作为唯一原子弹受害国而发表言论的立场。日本在谋求防止第三世界核扩散的同时，也要求核不扩散体制下的有核国家推进核裁军。日本政府的这种立场，既反映了日本国民的反核感情，又向世界倾诉了核武器的恐怖和非人道性，并且昭告国际社会推进核裁军和废除核武器是日本外交政策的课题。另一种是针对所谓核威胁而依靠美国核遏制力量的立场。1976年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体现了冷战时期日本的基本防卫政策。这份大纲明确写道：“针对核威胁要依靠美国的核遏制力量。”(15) 日本所要依靠的美国核遏制力量即一般所说的美国核保护伞。在日美安保体制下，日本进入美国的核保护伞，维持其可靠性成为日本防卫战略的重要因素。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谈到日本这种无核政策的框架时指出：“日本不拥有核武器，这是独立后日本人固定的想法。考虑到近邻中有核大国的状况，日本与美国缔结安保条约、加入其核保护伞，以维护自身的独立与和平，这是必然的趋势。还有，由于战败，从一开始日本就被嵌入无核化和少量武装的框架里，这是日本基于内外条件自己所做的选择。……冷战的构造，将日本被嵌入的这种框架愈益强化了。但是，日本在讴歌无核三原则的同时，还是应当坚持安保条约的路线。如果这一点发生重大变化的话，不仅在日本国内，考虑到对亚洲各国的影响等，对世界或对亚洲都绝对没有好处。”(16) 如此看来，一方面作为长期战略而致力于核裁军和废除核武器，同时作为当前的防卫战略又要依靠美国的核遏制力量，如何协调这两种不同的政策目标，是整个冷战时期乃至冷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课题。也就是说，根据无核三原则而选择不拥有核武器政策的日本，就是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通过将无核三原则与核保护伞相结合而形成自己的防卫政策。很显然，美国对日本的核保护伞与无核三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日本是何时、以何种形式加入美国核保护伞的，这个问题并非十分明确。1960年1月缔结的新日美安全条约规定：日美两国“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17) 1965年1月，佐藤荣作首相同美国总统约翰逊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后发表的声明指出，所谓针对日本的武力攻击是指包括核攻击在内的所有种类的武力攻击。(18) 可是，1966年2月，下田外务事务次官在会见记者时却说：“日本虽然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但却尚未进入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中。”(19) 1968年1月，佐藤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明确表示，无核三原则、推进核裁军、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以及和平利用核能是日本核政策的四根支柱。(20) 1970年10月，日本政府发表首份《防卫白皮书》。该白皮书虽未说日本要成为军事大国，但却在提出以“自主防卫”为基本方针的同时，决定对核武器和进攻武器则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以保万全，强调日美安全体制的必要性和所谓“专守防卫”。(21) 时至今日，已无人怀疑日本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
下面我们通过日本与西欧的对比，来观察日本所依靠的美国的核保护伞。冷战时期，北约和日本皆属西方阵营，都处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但日本所依赖的美国核保护伞的性质，同西欧各国又有着很大的差异。
冷战时期西欧各国是在北约的灵活反应战略下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西欧各国经常担心美国核保护伞的可靠性，并一再要求同美国重新确认核保护伞。为此，美欧军方间还发生过战略议论，美欧之间产生过摩擦。西欧各国认为，美国保持同苏联进行核战争的意志和能力对它们的安全保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而想尽一切办法维持美国核保护伞的可靠性。为了在欧洲发生东西方战争时使美国本土也被卷入进来，而以西德为中心部署了许多战区核武器。此外，西欧各国还于上世纪80年代不断加强常规战争力量，其目的在于维持和强化美国核保护伞的可靠性。针对华约军队可能发动的进攻，北约在灵活反应战略下准备了“利用常规战争力量抵御→使用欧洲战区核武器→升级到美国战略核武器”这一系列应对步骤。
反观日本，由于采用无核三原则，日本从最初就没有考虑像西欧各国那样在本国部署核武器。无核三原则不仅使日本不能部署核武器，就连运进核武器也遭到否定，这同北约那种尽量接近美国核武器的战略体制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归根结底，在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这一点上，冷战时期日本的防卫政策同北约的遏制战略是相同的。冷战时期，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大量的核武器，由于担心这些核武器的威胁，日本在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表示了依靠美国核保护伞的政策。在防卫计划大纲中，将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分为常规战争和核战争两类。关于常规战争的威胁，主张以应付有限且小规模的侵略目标而配备自卫队的常规战争力量；关于核攻击的威胁，强调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这样，在日美安保体制下就形成了一种分工体制，即把核武器问题托付给美国，而日本只在常规军事力量上配备一定限度的防卫力量，这便是冷战时期日本的防卫政策。而且，日本同美国并没有就核保护伞问题进行过战略性的议论。日本把核战略问题全部托付给美国，自身很少提及美国核保护伞的可靠性等问题。1978年11月日美两国所达成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甚至规定无核三原则不作为研究、协议的对象。(22) 由此可见，同西欧各国相比，日本所依赖的美国核保护伞具有一定的暧昧性。
战略环境的不同是造成日本与西欧围绕核保护伞问题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在苏联的对外战略中，最重视的是欧洲，远东地区处于次要地位。正因如此，西欧各国不断面临苏联的威胁，经历了柏林危机等许多军事危机。为对抗苏联，北约部署了核武器，严重依赖核遏制论，并对苏联在70年代后期部署中程导弹极度神经质，唯恐苏联此举使其遏制的可靠性形式化。同欧洲的军事对立相比，远东地区战略环境的严重程度则处于次要地位。冷战时期，苏联虽也不断增强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但隔着海洋的日本所受到的苏联军事威胁远不如西欧各国那样紧迫。而且由于日本遏制战略的性质原本就是暧昧的，因而即使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新型中程导弹也不会对日本的战略体制造成什么理论上的不适。
通过以上对日本与西欧在核保护伞问题上的比照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并不像西欧各国那样强调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日本认为只有推进日美之间的防卫合作，保持与西方阵营的一体性，日本才能在保留核保护伞暧昧性的情况下在西方整体的遏制战略中确保自身的安全。日本一方面通过无核三原则显示出彻底的拒核姿态，同时又仰赖美国核保护伞保障自己的安全，可以说在日本的这种防卫态势中明显地存在着一种逻辑上和心理上的两难。推进核裁军和彻底废除核武器是日本一贯的外交、安全政策课题，但与此同时，维持日美安保体制，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又是日本现行的政策。日本在核问题上的这种两难，不仅体现在日本政府的立场上，也存在于废除核武器论者之中。后者基于核武器绝对恶这一认识，否定美国的核遏制论，并进而否定美国对日本的核保护伞。但针对如何应对现存核武器威胁这一质问，废除核武器论者却只能做出应立刻废除核武器这种无奈的、重复性的回答，并认为日本对核保护伞的依赖，是由于核武器无法废绝而不得已做出的一种选择。如此看来，日本的核保护伞肯定论者和废除核武器论者的议论，都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二)“星球大战计划”与日本的选择
如上所述，无核化政策是战后日本一贯所奉行的政策，与欧美国家的核政策保持距离，是日本国内基本一致的看法。但在“核时代”，即使是无核国家也不可能完全与核问题绝缘。冷战时期的日本，就曾被迫若干次在外交上应对核问题。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便是面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抉择。
始于1981年的美苏中程导弹(INF)谈判，是日本领导人将眼光投向美欧核战略及核军备管理的重要契机。在进行中程导弹谈判之前，日本一直与作为美欧军方中心课题的核问题保持距离。日本国内对战略核武器谈判关心程度较低，对在美欧展开的战略核武器议论几乎没有什么反应。1983年1月，在中程导弹谈判过程中，苏联表示将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转移到远东的西伯利亚。苏联此举对一直视中程导弹问题为隔岸之火的日本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日本政府立即向苏联提出了“不许在远东增加新威胁”的抗议。(23) 随着苏联中程导弹向远东转移问题的浮现，日本国内围绕核战略与核军备管理问题的议论也高涨起来，并导致关于日本安全战略的辩论，(24) 日本人的安全观进一步发生变化。
恰在此时，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在电视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SDI)。它标志着美国核战略思想的转变，即美国的核战略正从“相互摧毁”转变为“相互确保生存”，美国希望通过该计划建立一个共同生存的稳定的世界。里根提出该计划是美国推行强硬的军事新政策的反映，也是对苏联发展核力量和防御项目的反应。星球大战计划的提出引起整个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对美国的盟友日本来说，如何应对美国推进的星球大战计划，成为其上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重大外交、安全政策课题。(25)
星球大战计划刚出笼时日本并未马上做出反应，但里根总统却要求1985年1月访美的中曾根首相支持这一计划。中曾根对美国的该项计划表示理解。(26) 同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致信日本外相，邀请日本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27) 从这时起，日本媒体开始大量报道星球大战计划，日本国内围绕该问题展开了各种议论。日本在野党视中曾根首相对星球大战计划“表示理解”的发言为问题，追问日本政府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应有态度和对策。社会党认为星球大战计划有向宇宙扩军竞赛的危险而加以反对，其他在野党也都对星球大战计划表明了批判的见解。
1985年5月，在波恩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期间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日本政府列举如下五点显示了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基本姿态，即：(1)不追求对苏联的优势；(2)有助于维持和强化西方整体的遏制；(3)推进核裁军；(4)不违反反弹道导弹(ABM)条约；(5)关于星球大战计划的开发和部署盟国间要进行协商。(28) 1986年9月，日本政府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明确表示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研究。(29) 1987年7月22日，日美签署政府间联合研究协定。这样，日本成为继英国、德国、意大利、以色列之后第五个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研究的西方盟国。协定签署后，日本各大报均对此发表社论，除被讥讽为“中曾根机关报”的《读卖新闻》外，都对该协定表示担忧，并加以强烈谴责。(30) 伴随日本向美国转让武器技术，日本开始突破以往历届内阁坚持的“武器输出三原则”(31)。
日本政府决定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研究，是因为日本赞成美国的核政策。与美国一道对抗苏联核威胁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所采取的安全政策。对于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研究，日本政府的姿态最初相当谨慎，但在西欧各国相继改变当初戒备姿态决定参加研究的过程中，日本从重视作为西方一员的立场出发也下定决心参加研究。像应对中程导弹问题一样，日本应对星球大战计划基本上也是在外交层面上进行。与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研究相关联，日本在防卫力量整备方面没有发生什么具体的变化。日本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研究的框架由日美两国政府决定，但美国也十分关心日本的民用技术，因为实际参加研究的是日本的民间企业。
在日本也曾发生围绕星球大战计划的技术争论和战略争论，但同美欧相比，其规模很小，持续的时间也不长。日本的议论并未像欧美那样导致国内舆论分裂，媒体的关心也未持续很长时间。其理由之一就是，同西欧各国相比，日本认为星球大战计划带来的战略性影响较小。日本的星球大战计划议论，主要是与无核三原则相联系，多被问及与日本防卫政策的整合性。日本国会内的主要争论，往往是星球大战计划是否属于非核武器这类同武器分类有关的问题。“星球大战计划不是核武器吗？”这种议论，是日本国会星球大战计划争论中最先提出的论点。也就是说，比起星球大战的战略和技术，日本国会首先集中关注作为武器的范畴问题。星球大战计划能否通过无核三原则的检验，是日本国会最大的关注事项。日本国会关注的另一个争论焦点是“和平利用宇宙国会决议”。该决议1965年形成，宗旨是日本的宇宙开发和利用不许用于军事目的。结果，经过政治调整，日本政府站在参加星球大战计划不违反“和平利用宇宙国会决议”的立场，决定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发生巨大的变化，冷战结束。星球大战计划只是停留在研究计划的阶段，并没有开发出针对所谓核攻击的有效防御系统。冷战后美国以第三世界的弹道导弹扩散为借口，自克林顿政府起开始了弹道导弹防御系统(TMD)的研究，并以此取代了先前的星球大战计划。
三、从《防卫计划大纲》看日本的无核化政策
日本的基本防卫政策主要体现在日本政府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中。观察日本的无核化政策也必须参照这一大纲的相关内容。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先后制定过三次《防卫计划大纲》，而每一次大纲的制定都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体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以下我们透过日本的《防卫计划大纲》特别是冷战后两度修改的大纲，来观察日本的无核化政策是否发生了变化。
日本政府于1957年制定《国防基本方针》，战后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日本的防卫政策。该方针全文如下：“国防的目的在于：防止直接和间接侵略于未然；一旦发生侵略时排除之，借以保卫我国建立在民主主义基础上的独立与和平。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兹定基本方针如下：(1)支持联合国的活动，谋求国际间的协调，以期实现世界和平；(2)安定民生，发扬爱国心，确立保障国防所必需的基础；(3)适应国力和国情，在自卫所必需的限度内，逐步建立有效的防卫力量；(4)对于外来侵略，在将来联合国能够有效地发挥阻止职能之前，将以同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为基础处理之。”(32) 可见，该方针并未直接提及美国的核保护伞问题。
随着日本防卫力量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政府于1976年10月首次制定《防卫计划大纲》。大纲明确了日本未来发展防卫力量的目标，表明日本的防卫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大纲所体现的理论，实际上就是美国人称之为“门槛威慑与动员”的军事理论，亦称“最小限度威慑理论”，即在坚持日美军事同盟的前提下，日本平时应拥有适当规模的防卫力量，以制止低水平的或有限的进攻，而超出这个限度时，则请求拥有强大威慑力量的美国前来援助。可以说，大纲的制定使日本防卫体制有了明确的军事理论指导。此前日本所实行的“专守防卫”政策，虽也可称作军事战略的基本方针，但却不是系统完整的军事战略，事实上它的政治色彩要远大于军事意义。(33) 然而，1976年的大纲虽强调针对核威胁“要依靠美国的核遏制力量”，却未对此做更多明确规定，只是说明美国核遏制力量之目的在于防止针对日本的核攻击于未然。
冷战结束后，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政府于1995年11月重新制定了《防卫计划大纲》。(34) 新大纲基于所谓国际形势不透明、不确定的认识，表明冷战后仍将继续维持专守防卫、日美安保体制、无核三原则等日本传统的基本防卫政策框架。关于防卫力量的应有状态，新大纲指出要保持必要最小限度的基础防卫力量，以防止日本自身力量成为空白以及日本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新大纲虽沿袭了原有防卫大纲，但又与旧大纲通过自身力量排除有限的小规模侵略的防卫力量整备目标不同，其主要目的是与日美安保体制相结合“维持日本周边地区的稳定”。新防卫大纲虽然维持了旧大纲的基本框架，但却把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及恐怖主义、实施国际维和业务及推进安保对话、构筑稳定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定为日本防卫政策的新课题。为此，日本政府表明将推进防卫力量机能的合理化和效率化，重新整备能够应对小型多样性事态的防卫力量。
关于核问题，新大纲基于冷战后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正在作为新的危险因素而出现这样的认识，明确表示日本“应在以无核世界为目标的现实而稳步的核裁军国际努力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依靠美国的核遏制力量”。新大纲尤其表明了这样的想法，即为防止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日本要以向前看的姿态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所进行的军备管理的努力进行合作。这正是新大纲值得瞩目的新特征。在旧大纲中，日本只是简单地提到“依靠美国的核遏制力量”，而没有明确显示出日本要积极参加到国际核裁军中去的姿态。在新大纲中，日本所以表明对世界核裁军问题的积极关心，盖因它认为与日本国力和“国际责任”增大，以及“包括日本周边在内的冷战后的核扩散趋向”等若干因素有关。也就是说，冷战时期的核问题，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欧洲为舞台展开，对核问题的解决能发挥主动作用的只是有核国家，而位于远东的无核国家日本没有发挥外交政策上主动性的基础和环境。日本再三强调，冷战后的核问题在于防止第三世界核扩散于未然，日本外交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出较大作用。日本认为针对维持世界性核不扩散体制的战略课题，国际社会对自己“国际贡献”的期待必然会提高。
从新大纲有关核问题的规定来看，同冷战时期相比，日本的无核化政策既有继承性又有所变化。日本仍旧像冷战时期一样坚持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作为日本国策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1995年5月，随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期延长，日本的无核化政策作为国际性公约再次得以确认(日本于1996年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后冷战时代，针对核武器的威胁，日本依然要以日美安保体制作为防卫政策的基础，认为依靠美国的核遏制力量是确保国家安全的现实性选择。也就是说，冷战后日本利用美国核保护伞的姿态，同冷战时期相比没有什么两样。
一句话，1995年大纲是为适应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而进行修改的，它保留了旧大纲规定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即保持“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的基础型防卫力量”，同时把自卫队的主要职能由抵御入侵扩大为保卫日本、应付大规模灾害和“为国际和平做贡献”。
2004年12月10日，日本政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再度修改了《防卫计划大纲》。与以前20年修改一次“大纲”相比，这次不仅修改间隔缩短一倍，而且修改力度远远超过以往。这表明，日本安全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日本政府称，“冷战结束后制定的现行防卫大纲从结果来说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大纲，虽然也意识到了对国际作贡献及反恐的问题，但是实施政策时却以缩编自卫队为中心。事实上，目前与防卫问题相关的日本政治环境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有必要修改现存的防卫大纲”。(35)
最新版大纲提出，日本面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道导弹扩散及恐怖活动等新型威胁，因而要调整以前的冷战型“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建设一支能发挥多种作用、灵活且有实效的防卫力量，并提出了日本安全战略的两大目标，即“防止威胁直接波及日本”和“改善国际环境，以防威胁波及日本”，同时把“国际和平合作”作为自卫队的基本任务。(36)
最新版大纲还明确指出，对于弹道导弹威胁，将通过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来应对，并以此辅助美国的核遏制力量应对核武器的威胁。新大纲“附表”中新设了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相关装备和部队的项目。
日本自1998年9月起，开始同美国共同研制针对弹道导弹的TMD系统。日本政府在2003年12月19日举行的“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上，正式决定从2004年度开始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按照日本防卫厅的规划，日本导弹防御系统将分阶段建设，2007年建成第一个导弹防御系统，2011年完成整个工程的建设，建立一个完备的反导系统。预计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所需的资金总额高达100亿美元。(37) 日本如此花巨资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目的是在“无核三原则”的条件下提高日本军事力量的威慑能力，同时作为弥补美国核威慑力的一种手段。其意明在针对朝鲜的弹道导弹，暗在与中国的导弹抗衡。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最新版大纲除继续提到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等威胁外，还特别指出应“关注”中国的核武器、导弹、海空军现代化建设及海洋活动扩大等动向。日本在《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到中国军事威胁尚属首次。日本刻意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不难看出冷战后日本防范之矛已由苏联(俄罗斯)转向中国。也可以说日本制定新版防卫大纲重在对中国保持军事优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进一步卷入美国的军事体系，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加快，日美同盟针对中国的倾向日益凸现出来。如今，日本“和平宪法”下传统的“专守防卫”战略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另外，与美国共同研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很可能使日本进一步松动甚或放弃长期以来奉行的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
四、从日本政府相关研究看日本无核化政策的未来走向
(一)有关日本核武装问题的议论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在日本国内外出现了日本有可能进行“核武装”的议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社会上日本核武装论喊声最高的国家是日本在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上最为重要的伙伴美国。自1993年下半年起，在美国经常可听到日本也许会放弃无核化政策的声音。这种情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觉得事态越发严重起来。
事实上，在冷战时期日本国内外就曾出现过日本可能进行核武装的议论。据研究，美国的日本核武装议论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38) 30年前，作为尼克松总统助理的基辛格也讲过“日本早晚要核武装”的话。(39)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核武装议论在冷战后重新抬头呢？归纳起来，主要理由有三：(1)日本重新处理可用于开发制造核武器的钚，将其作为燃料使用，而且拥有量很大；(2)朝鲜核开发问题的影响。人们担心一旦朝鲜开发出核武器，日本为对抗朝鲜很可能朝拥有核武器的方向发展；(3)来自于对日本国内政治的担忧。在1993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只有日本不支持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被认为是日本可能正在研究核武装的证据。关于第三点，实际上的理由是，当时执政的自民党内部未能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1993年8月细川护熙联合政权诞生后，日本明确表示支持该条约的无限期延长，同时强调世界和平应通过废除核武器的世界裁军来实现。于是，此前一时甚嚣尘上的日本核武装议论才逐渐趋于平静。
进入新世纪后，有关日本核武装的议论再度表面化。造成此次日本核武装议论高涨的直接契机和直接对象，当然是所谓朝鲜的核导弹威胁。第二个背景因素是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弱化以及国际核裁军的停滞不前。第三是美国核政策调整对日本核武装议论产生的间接影响。第四点是日本小泉内阁强军路线的影响。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基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惨痛历史以及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六十年来走过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尤其是日本所高举的无核化政策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高度的评价，在这方面日本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但另一方面，战后以来有关日本核武装的议论也从未真正停止过，有时这种议论声还相当刺耳。今天，日本正在“普通国家化”的口号下由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尤其是争做军事大国的诉求非常强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规定战后日本走和平道路、限制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活的“和平宪法”正在面临彻底修改的命运。未来的日本何去何从，日本是否会放弃长期执行的无核化政策？这些问题都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
(二)日本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走上核武装之路
关于日本是否走核武装之路的问题，战后日本政府曾经进行过多次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日本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为我们分析判断日本无核化政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重要依据。据近年披露的有关文献显示，日本政府相关部门关于核武装问题的研究迄今主要进行过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佐藤政府时期(1964—1972)。当时，佐藤政府的内阁调查室委托其外围团体社团法人“民主主义研究会”就“创设独立核战争力量的可能性”问题进行研究。从1967年起，大约经过两年时间，该研究会完成了以《关于日本核政策的基础性研究》为题的报告书。(40) 该报告书分为先后两部分。1968年9月提出了关于日本核武装技术方面及人员组织方面的第一份报告书。1970年1月又提出关于日本核武装的战略方面与外交政治方面的第二份报告书。
第一份报告书的主要内容：(1)关于制造核炸弹，认为日本没有制造浓缩铀的能力，但可制造少量的钚原子弹；(2)关于制造核分裂性物质，认为日本到80年代中期可独自建设制造浓缩铀的成套设备；(3)关于火箭技术，认为日本的固体燃料技术可行，但现在直接用于武器制造有困难；(4)认为开发制导装置大约需要8年的时间；(5)从人员、组织方面看，认为需要国家大规模地计划，但国民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预计这一点困难很大；(6)认为财政上极为困难；(7)作为结论来看，单纯制造少量的钚原子弹是可能的，而且比较容易，但若想在不久的将来创设有效的核战争力量，存在上述困难。
第二份报告书的主要内容：(1)关于中国的核威胁，认为美国核保护伞为保护日本和韩国而介入东亚时可能遭到限制；(2)作为核战略上的问题，日本必须充分考虑到如果核武装半途而废，核遏制失败，也许会受到核攻击；(3)针对核攻击，日本的体制极其脆弱。日本总人口的50.1％集中在不到总面积19.8％的东海道巨大都市地带。主要产业也集中在这一地区。这种现状经受不住一颗原子弹的轰炸。(4)作为外交、政治上的问题，如果日本实现了核武装，不仅中国会进一步保持戒备心理，苏联和美国也会提高对日本的猜疑心理，其结果日本外交上的孤立感可能会达到顶点。
基于上述分析，该报告书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能够保证提高日本的安全保障，那么进行核武装有作为一种政治选择来考虑的价值。但是，迄今为止的分析并未显示通过核武装可以提高日本的安全保障。日本因技术、战略、外交、政治等方面的限制不能拥有核武器，但这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来说绝不意味着就是不利的。成为有核国家，固然可以扬国威，满足民族主义，但其效果绝不能长久，相反还会招致更加困难的限制条件。
该报告书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中国进行核试验成为有核国家、议论归还冲绳、佐藤首相倡导无核三原则以及讨论是否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签字的过程中，在日本内阁负责之下完成的内部报告书。因此可以说，该报告书对当时日本的核政策选择施加了很大影响，反映了当时日本政府的整体见解。不仅如此，该报告书的许多分析尤其是在人员组织方面、战略方面、外交政治方面的分析，对今天的日本政府来说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意义。
日本政府关于核武装问题的又一次重要秘密研究，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厅政策研究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智库曾于1981年7月30日完成了一份名为《核武器装备问题报告》的报告书，主题涉及日本是否可以拥有核武器。(41) 它是《日本未来防务政策研究方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拥有核武器不可行。主要原因是，如果进行核武装，将会对日本的国家工业和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的负担。报告指出，“建立一套有益于日本防卫战略的(核武器)技术系统是难以想象的。”报告还说，日本有能力制造简单的原子弹，但是，在原子弹战区运送和使用方面，需要美国方面的全力、积极援助。为保障整个核武器系统的运转、维修和服务，至少需要吸收9600名相关专业的高级专家，而这种巨大的人力资源是日本所不具备的。报告强调，日本军队装备战略核武器对国家工业和技术基础设施来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而且，如果使用类似武器对日本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因为一旦与前苏联发生战争，日本至少会有2500万人，也就是说，日本国民的1/5将有可能在战争中死亡。
该项研究的背景是在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东西方关系趋于紧张之时。日本担心在美国与苏联之间爆发的核战争中成为攻击目标，所以试图用核武器来装备自己，进而可以对苏联全面实施核威慑战略。
日本政府关于核武装问题的第三次重要研究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5年5月29日，在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的指示下，由防卫厅文职人员和武官组成的小组完成了《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的报告书。(42) 该报告书是基于90年代前期日本国内外关于日本核武装议论不断高涨的背景而提出的。这份报告书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1)冷战后核战略如何变化；(2)冷战后核扩散问题如何发展；(3)冷战结构瓦解后日本是否还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4)日本选择核武装的意义何在；(5)日本怎样选择核武装。
首先，该报告在讨论日本核武装的战略意义时指出：日本因存在国土狭小、人口稠密、城市集中等极为脆弱的地理特性，发展核武器没有意义；四面环海的日本与北约不同，缺乏发展核武装的必要性；保持英法式的核战争力量，不适合于日本。其次，作为核武装的前提条件，日本在研究了可能对自己构成核威胁的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后认为，只要美国的核保护伞能够健全地发挥其机能，就很难想象中国和俄罗斯会对日本进行核恐吓或核攻击；关于朝鲜，认为美国容忍其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很低。朝鲜核问题是当前安全保障政策上的重要课题，但不会成为将来议论日本核武装可能性的条件。第三，关于选择核武装的成本问题，报告认为倘若日本下决心踏入有核国行列，不仅会被认为在带头破坏现行的核不扩散体制，也会给作为日美安保体制核心的日本与美国的核保护伞关系带来微妙的影响，只要没有充分合理的理由，就很容易使人理解为日本不信任日美安全体制。此外，近邻各国恐怕也会认为日本正在脱离日美安保体制框架，走向自主防卫。同时报告还指出，日本走核武装之路，不仅会带来对外关系方面的问题，还会惹起国内围绕有核问题冲突的政治混乱。另外，一旦拥有核武器，还要为管理核武器负担庞大的政治经济成本。
该报告书得出的最后结论认为，无论从政治经济等各种条件来看，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脆弱性方面来看，日本发展核武器都不属上策之举。这份报告书，是日本防卫厅面对朝鲜核问题，从军事战略的视角进行系统深入研究而提出来的，对日本政府的核政策选择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日本政府有关部门虽然反复多次探讨核武装的可能性，但每次都得出了核武装弊大于利、核武装不可行的结论，并最终基于这种结论放弃了独自拥有核武器的选择。上述研究所得结论，归纳起来无非就是：第一，核武装对日本无益、无用，也就是说即使日本独自拥有了核武器，也不能遏制核威胁，并进而确保自身的安全。第二，核武器对日本有害。这主要体现在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以及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关系上。换句话说，就是有损于日本的国际声望和地位。第三是基于军事战略观点所得出的核武装不可行的结论。当然，最重要的是强调依靠美国核保护伞的观点。以上几份报告都认为仰赖美国的核保护伞是日本最现实的选择，这种方式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有益。也就是说，日美军事同盟的性质决定了美国有核等于日本有核，而且比日本自己手里有核武器还安全，还便宜。
笔者认为，以上研究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围绕核武装问题的日本的实际情况，代表了日本社会在核问题上的主流看法，并进而影响了日本政府在核问题上的选择。当然，在日本社会还能不时地听到主张日本进行核武装的声音。今后日本国内主张核武装和反对核武装的议论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当今的日本，的确有发展核武器的技术与能力，我们不能排除日本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进行核武装的可能性，但综合各种因素看，那种认为日本不久就会放弃其无核化政策的主张是缺乏说服力的。日本现行无核化政策是建立在日美同盟基础上的。因此，只要日美安保体制是健全的，只要美国能提供有效的核保护，日本就不会轻易公然走上核武装之路。况且，进入21世纪，在国际社会致力于防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潮流之下，倘如日本背离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开发研制核武器，不仅会严重损害自己与盟友美国的关系，甚至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的公敌。尽管如此，我们对一直有着发展核武器意愿与动机的日本却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拥有出色核技术的“虚拟核国家”日本，正利用与美国合作大力发展海空导弹拦截武器平台的机会，提高自身的导弹和核运送能力，争取成为事实上的核大国。
注释：
①关于日本核政策的形成，日本防卫大学教授神谷万丈强调：“反对核武器已根植于战后日本文化和社会之中。这种感情虽然不能保证永久不变，但即使在今天也要远远多于赞成日本核武装的人。”参见Matake Kamiya," Nuclear Japan:Oxymoron or Coming Soon? "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1,Winter 2002-2003,pp.63-67。
②该法于1955年12月19日颁布(日本法律第186号)，1978年作最后修订。
③〔日〕田中明彦：《安全保障——战后50年的摸索》，读卖新闻社1997年版，第221—222页。
④参见日本外务省编：《我国外交的近况》，1968年版，第12号。
⑤有关内容，参见〔日〕藤本一美、浅野一弘：《日美首脑会谈与政治过程》，龙溪书舍1994年版，第196—220页。另见〔日〕正村公宏：《图说战后史》，筑摩书房1988年版，第278—281页。
⑥但岸信介首相在1960年3月16日的众议院安保特别委员会上又强调，日本不进行核武装、不应拥有核武器。相关记述参见〔日〕前田哲男、饭岛滋明编著：《从国会审议解读防卫论》，三省堂2003年版，第72页。另见〔日〕藤原彰：《日本军事史》下卷战后篇，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第86页。
⑦〔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2页。
⑧〔日〕卫藤沈吉、山本吉宣：《综合安保与未来的选择》，讲谈社1991年版，第155—166页。
⑨日本的核政策因“无核三原则”这一所谓“国策”而闻名。“无核三原则”的确是在佐藤内阁时代提出的，但正式被称为“国策”始于1974年10月14日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的社会党议员土井多贺子和外相木村俊夫的对话。〔日〕前田哲男、饭岛滋明编著：《从国会审议解读防卫论》，三省堂2003年版，第73—74页。
⑩日本外务省编：《我国外交的近况》，1979年版，第23号。
(11)〔日〕细谷千博、有贺贞、石井修、佐佐木卓也编：《日美关系资料集1945—1997》，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
(12)〔日〕前田哲男、饭岛滋明编著：《从国会审议解读防卫论》，第334页。
(13)但事实表明，日本政府并未始终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无核三原则，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有关冲绳归还的日美秘密协议上。新近解密的外交文件显示，1969年11月19—21日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美时曾与尼克松总统达成秘密协议。根据该密约，冲绳归还日本后美军仍可在那里贮备核武器。这是严重违反无核三原则的行为。关于日美核密约问题，参见日本《朝日新闻》2000年1月6日的详细报道。另见〔日〕田中明彦：《安全保障——战后50年的摸索》，第225—230页。
(14)日本反核运动家、在野党、大众传媒以及一般市民对美国向日本运进核武器的疑虑和不安，在冷战时期几度表面化。特别是在美苏核军备竞争激化的上世纪80年代，随着对核战争恐惧的增加，日本反核团体和市民组织强烈谴责美国军舰临时停靠日本港口，而使无核三原则变得空洞化。然而，冷战后日本国内有关运进核武器的疑惑和无核三原则空洞化的议论几乎听不到了。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甚至公开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核航母。2005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以日本神奈川县美军横须贺基地为母港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小鹰”号将于2008年退役，取而代之的将是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日本政府对此表示赞同。(参见共同社华盛顿2005年10月27日电)这是美国首次在日本部署核动力航母。此事表明，日本政府为遏制所谓中国、朝鲜等的威胁，已经公开放弃“不运进”核武器的立场。
(15)日本防卫厅编：《防卫白皮书》，1977年版。
(16)〔日〕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中译本)，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1页。
(17)〔日〕细谷千博、有贺贞、石井修、佐佐木卓也编：《日美关系资料集1945—1997》。
(18)日本外务省编：《我国外交的近况》，1965年版，第9号，第22—24页。
(19)〔日〕高坂正尧编著：《详解战后日美关系年表》，PHP研究所1985年版，第90页。
(20)〔日〕前田哲男、饭岛滋明编著：《从国会审议解读防卫论》，第73页。
(21)日本防卫厅编：《防卫白皮书》，1970年版。
(22)〔日〕细谷千博、有贺贞、石井修、佐佐木卓也编：《日美关系资料集1945—1997》。
(23)〔日〕阪中友久：《INF谈判与日本的安全保障》，日本《世界周报》1987年10月6日。
(24)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关于安全问题的争论中，主张增强防卫力量和加强日美安保体制的声音最终占据上风，从而促进了日本论坛的“保守化”。在这一过程中，继1981年5月铃木善幸首相访美时第一次将“日美同盟”写入日美联合声明后，1983年1月继任首相中曾根康弘访美时还提出了“日美是命运共同体”的口号。中曾根时代日美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
(25)〔日〕桃井真：《SDI与日本的战略》，读卖新闻社1986年版，第230—251页。
(26)〔日〕鹫见友好：《日美关系论——美国的对日要求与安全保障》，新日本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27)〔日〕岩出俊男：《SDI与日本》，原书房1987年版，第64页。
(28)日本《朝日新闻》1985年5月13日。
(29)日本《读卖新闻》1986年9月9日。
(30)参见1987年7月24日日本各大报纸的社论。
(31)日本的武器出口禁令于1967年颁布。1976年，日本全面禁止出口武器，规定不仅不能出口武器，而且不可与外国联合开发和生产武器。参见〔日〕前田哲男、饭岛滋明编著：《从国会审议解读防卫论》，第80—82页。
(32)〔日〕前田哲男：《自卫队的历史》，筑摩书房1994年版，第143页。
(33)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简明日本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6页。
(34)参见日本防卫厅编：《防卫白皮书》，1996年版。
(35)日本《产经新闻》2004年7月6日。
(36)江新凤：《解析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人民日报》2004年12月14日。
(37)参见日本防卫厅编：《防卫白皮书》，2004年版。
(38)P.Hayes,Japan' s Plutonium Overhang and Regional Insecurity,Working Paper 136,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eace Research Centre,1993,pp.12-16.
(39)〔美〕高滨赞：《基辛格的“洞察力”——30年前就已经预测“日本核武装”》，载日本《追求》半月刊杂志2003年6月11日号。
(40)该报告书当初并未公布，一般都是通过1994年11月13日的《朝日新闻》了解其内容。关于该报告书的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Yuri Kase,"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Japan' s Nuclearization:An Insight into the 1968/1970 Internal Report"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vol.8,no.2,Summer 2001,pp.55-68.
(41)据日本共同社2004年10月2日电。参见当天日本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
(42)关于该报告书，日本《朝日新闻》(2003年2月20日)有较为详细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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