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历史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西哥论文,兴衰论文,制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0）01－0073－07
从1929年成立至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作为官方党已经连续执政70年，这样长的一党执政历史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从四十年代开始的三十多年里，墨西哥的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持续增长， 而政局却保持着高度的稳定，被世人称为“墨西哥奇迹”、“墨西哥稳定之谜”。墨西哥的政治制度，包括革命制度党的职团主义组织体系，曾被誉为墨西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七十年代始，墨西哥经济出现了衰退；八十年代，政局动荡、社会动乱此起彼伏；九十年代，更是爆发了金融危机和恰帕斯州农民暴动。面对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危机，又有人归咎于现行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革命制度党一党独霸的政党体制，认为它阻碍了墨西哥经济的现代化，成为各种危机的最主要成因。这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评价，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许多霸权政党面临的历史困境，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本文拟对革命制度党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作一简要的考察，探究其结构功能特点及其成功与困顿的原因。
应运而生的官方党
从1867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到革命制度党的前身——国民革命党于1929年成立，墨西哥不但没有真正享受到自由、民主，反而遭受了长达六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全国大大小小的被称为“考迪略”、“卡西克”的地方军阀以无休止的流血战争争夺着国家政权（注：在墨西哥独立后的头30年，通过军事暴动共更迭了50多个政府。见〔墨〕丹·科·比列加斯等：《墨西哥历史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境地。1928年，著名的考迪略奥夫雷贡在二次竞选总统时被刺身亡，成了“考迪略时代”终结的导火线。政治强人卡列斯（1924—1928年任总统）开始把全国约1800个地方考迪略和党派团体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用以取代考迪略势力的全国性政党，以解决政权交接的制度化问题，这就是1929年3 月创立的国民革命党。但是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党还只是一个地方考迪略和地方党派的联盟，它排斥工农组织的参与。在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墨西哥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地方考迪略又借机把控制工农组织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在这种情况下，卡德纳斯总统（1934—1940年在任）开始考虑工农组织的制度化参政问题。1938年3月，卡德纳斯解散了国民革命党， 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官方党——墨西哥革命党，伴随着党的改组而进行的政治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1）把包括工人、 农民在内的广大民众吸收进党，纳入官方体制；（2 ）把卡列斯建立的地区结构的官方党改造成职团结构的官方党，在党内按工人、农民、民众和军人4 个非地域性职业社团将党划分为4个职业部门——工人部、农民部、 人民部和军人部，分别由各个工会、农会以及联合会性质的团体组成。从此，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属下的各个工会、农会以及联合会都有从基层到中央的垂直组织系统，地方各部门的职团利益都依附于其所属的全国职团部门，而不是地方各州。“条条”分割取代了“块块”分割，过去地区结构的国民革命党给各地考迪略留下的政治空间已不复存在， 反映民众主义政策取向的职团主义体制（注：职团主义（Corporatism ）：按照《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为：“把整个社会纳入（极权）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社团’（或‘职团’）的理论和实践”。职团主义结构是革命制度党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一组织体系是墨西哥政治体系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权力体系。）在官方党内初步确立起来了。四十年代，在卡马乔总统（1940—1946在任）的任期内，官方党的职团结构又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1940年，军人部被卡马乔总统取消（注：卡马乔本人就是墨西哥历史上担任总统职务的最后一位将军。此后，稳定的文人政府才得以在墨西哥真正确立。），标志着墨西哥历史上军人干政时代的彻底结束，官方党由原来的4个部变成了3个部。其次，人民部地位有了显著提升。卡马乔政府改变了卡德纳斯政府主导的民众主义路线，推行发展主义政策，改善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控制。原来力量薄弱的人民部随着中产阶级势力和影响的扩大，迅速取得足以与工人部、农民部相抗衡的地位。在1943年的议会选举中，人民部尽管在数量上还是党内的少数，但在党的领导机构和新的议会中已变成了多数。随着社会阶级力量的消长，墨西哥革命党的性质也逐步由原来的以工农为主要依靠对象的各革命阶级联盟，变成了以中产阶级为核心、以职业政治家为骨干的联盟。（注：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最后，与上述转变相适应，1946年1月，卡马乔将墨西哥革命党易名为革命制度党， 明示墨西哥的革命任务已从群众性政治斗争转为维护和完善现行制度，相应的意识形态宣传也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社会公正为主，转变成以“全国团结”为旗帜，淡化阶级冲突，强调民族利益。
这次改组，无论是机构的改革，还是党的纲领原则的转变，都是为了削弱官方党各个职团部门，使之服从党中央的集中领导，特别是要在选举政治上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 ）废除集体入党制，恢复个人入党制，个人是否入党不再取决于是否已经加入某一个职团部门所属的组织。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想削弱各社团组织的政治影响力，使党的力量建立在自由公民的联合基础上。（2 ）强化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集权，重新用地区标准取代职团标准，剥夺了3 个职团部门提名各级议会和政府候选人的政治职能，从而全面弱化了职团部门对地方选举的影响。（3）促使3个职团部门作出承诺，在选举竞争中一致对外，不进行相互间的选举斗争。
1946年官方党的改组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工人部的反对呼声最高，一些工人领袖带领工会组织脱离了官方党，另建了独立的新党。同时在党内，权力的职团结构虽然被废除了，但心理的职团结构仍然没什么变化，人们对其所属的职团组织的忠诚远胜于对党的忠诚。党的设计者们原来希望避免党内各职团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影响针对各个选任职位的党际竞争，但是改组的结果却是把一部分党内斗争外化为党际的竞争，削弱了官方党的竞选优势。1950年，革命制度党重新恢复了部门提名制度，职团结构再度得到承认。为满足日益增多的有政治意识的公民和专门化利益集团的参政要求，方法上已不再是改革党的职团结构，而是扩展这一结构的外延，在党的外围创立特殊的组织，把更多的政治力量整合到党的周围。譬如，为了保持与军人的团结一致，革命制度党建立了“全国荣誉和公正委员会”；为了鼓励妇女和青年加入官方党，又成立了“全国妇女参政委员会”和“全国青年组织”。
经过几度反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组织体系及其制度框架终于形成并稳定下来，成为墨西哥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和力量源泉，成为墨西哥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
70年的辉煌与成功之路
革命制度党作为官方党能够连续执政70年，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是与它的历史使命、理论主张、组织结构特点以及一系列正确的社会经济政策分不开的。
一、革命制度党的建立及其所完成的历史使命，为其长期执政创造了良好的国内政治环境。革命制度党不是一个反抗外来侵略与缔造民族国家的党，而是官方以改良方式实现政治制度化的一个工具。在官方党建立之前，墨西哥的每一次总统选举几乎都会触发军事政变，革命制度党的建立及其职团主义组织体系的形成，首要目的就是要排除考迪略势力和军队对国家政治的干预，保证国家权力能够实现制度化的和平交接，使墨西哥政治走上现代化轨道。党的建立首先打破了考迪略武力竞争政权的政治格局，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提供了政党政治的活动框架和民主选举的法律程序；党的职团结构的形成，最终敲响了地方考迪略政治机器的丧钟，使其丧失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从而使革命制度党的长期连任得以不受非制度化的暴力因素干扰；随着党的军人部的取消，作为民主政治重要标志的文人政府开始领导国家建设。这一切都为革命制度党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推行国内外政策、控制国家选举从而长期执政创造了条件。
二、革命制度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有效保持了国内民众思想上的广泛共识和对官方党的认同。革命制度党特别注意保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和统治地位。该党以共和国宪法作为党的纲领，以民众主义、民族主义为其指导思想，内容主要包括革命民族主义、社会平等和全面民主化3个方面。 这些内容带有明显的将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特点。革命制度党也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贴上左或右的标签，只是笼统地宣称自己继承了墨西哥革命与历史的传统，它的意识形态就是“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墨西哥革命的原则”。这样，革命制度党的理论主张就获得了一种由墨西哥革命历史所赋予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正是因为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不受某一政治标签的框定，这种灵活性使革命制度党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不是对在社会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异己思想的姑息迁就或视而不见，而是把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容加以适当变通和改造，吸收进自己的纲领，为我所用。这样，革命制度党以“人民的全部价值观”的代表者的身份，占领了一切重要的政治思想空间，同时也剥夺了其它反对党的思想资本和理论阵地，抑制了反对党的力量，凝聚了全国人心，在墨西哥人民中形成了以革命制度党理论主张为核心的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广泛共识，形成了对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的持续认同。
三、革命制度党职团主义组织体系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国内各阶级，使官方党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早在1917年，墨西哥宪法就规定了反映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政治—军事官僚阶层利益的四大基本政策：工人权利、土地改革、民众教育和民选职务不得连选连任。这使墨西哥政府得到了上述四个阶层的拥护与支持，建立在这个利益—效忠基础上的官方党职团结构起到了极强的社会整合作用。一方面，职团结构能够把社会各阶级之间无节制的斗争转化为党内部门间程序性的谈判，避免其分化为党派之间的纷争，从而使革命制度党超越各个具体阶级，成为整个社会利益协调的核心；另一方面，职团结构使得革命制度党对社会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
四、革命制度党具有高度灵活的宏观政治调控能力，能够根据社会需要制定合适的经济、社会政策。墨西哥经济选择了在自由市场经济与完全国有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实行国家、社会与个人并行的混合经济体系。因此，墨西哥社会既存在以国家和民众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又存在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私营经济。从实践来看，墨西哥的公有制经济有效保持了社会稳定，但难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私营经济具有较强的活力，但是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从4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一直在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某种动态的平衡，以卡德纳斯为代表的民众主义路线与以阿莱曼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在政策上进行相互交替。当私人资本快速发展，造成社会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阶级矛盾激化时，政府政策向左偏，依靠民众职团，节制私人资本；当国家过度干预经济，造成严重的资本外流与经济衰退时，政府政策转而向右偏，扶植私人资本，通过组织手段控制民众运动。政府这种对社会的钟摆式左右制衡机制，为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再加上墨西哥的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符合五、六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大趋势，丰富的石油矿产带来丰厚的外汇收入，这些重要因素带动墨西哥经济走上了持续高速发展的道路。
近20年的挑战与危机
革命制度党在其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政绩是骄人的。从1950—1985年，墨西哥人口从2500万增加到7700万，而人均GNP却从每年362美元上升到2734美元；人均寿命从41.5岁上升到64.2岁，而文盲率却从80%下降到6%。墨西哥已经成为拉丁美洲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革命制度党领导墨西哥在创造了近50年的辉煌历史之后，从8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先是出现了1982年的外债危机，其后是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它的高潮是1994年的南部恰帕斯州农民暴动和严重的金融危机。1997年中期选举，左翼的民主革命党和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异军突起，两党在议会的席位之和已经超过了革命制度党；同年在首次由民选产生的首都联邦区长官角逐中民主革命党又击败了官方党。这宣告了革命制度党左右墨西哥政局的时代的终结，墨政局基本已成三足鼎立之势。革命制度党在近20年显示出节节衰退的迹象有一系列原因，而经济政策失误、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和职团主义组织体系的衰落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一、革命制度党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墨西哥原来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是封闭式的内向型经济。实践证明，这种政策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到了70年代，墨西哥发现了丰富的石油矿产，开始大举外债开发油田，结果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国际油价大跌，墨西哥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1982年出现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并加入了关贸总协定，采取了以偿付外债为目的的出口导向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降低了关税，过早地开放市场，不加限制地吸收外资，（注：墨西哥在萨利纳斯（1988—1994年在任）执政期间，吸收外资之多居拉美之首，累计达750亿美元。由于1994年国内政局动荡， 经济乏力，加上美国利率提高等不利因素，大量外国投机资本外逃，引起金融市场动荡。）而且过分依赖外资。恶果在1994年显现出来了，由于当年的外资大量抽逃，直接加剧了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多达700亿美元的损失。从80年代开始， 为配合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在美国的极力影响下，墨西哥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私营企业主集团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大为膨胀，而失业的工人则越来越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在农村，土地分配停止了，1992年墨西哥修改宪法，废除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彻底结束了土地改革的进程，大量分不到土地的农民不是揭竿而起就是涌入大城市成为劳动力后备大军。如今，墨西哥出现了4500万贫困人口，其中有2500万属于赤贫，20%的最贫困人口仅享有全国 4.4%的财富，而20%的最富有人口却占有53.5%的财富。经济社会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二、革命制度党以“社会自由主义”取代“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削弱了党的社会基础。萨利纳斯总统（1988—1994在任）为适应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需要，提出了“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新理论主张。前者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放弃了它一贯的反帝、反霸和反美的口号，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后者则宣扬在“社会利益原则”下的自由主义。这一理论在1993年革命制度党的十六大上通过，被确立为该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进程中，“社会利益原则”仅仅是一个修饰语而已。墨西哥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越来越明显，收益分配越来越向资方倾斜。在政党政治方面，1994年新总统塞迪略上台后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修改了选举法，废除了政府在选举中支持官方党的一贯作法，这一举措打击了革命制度党工农职团部门的信心和凝聚力，更增加了该党被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右翼政党击败而沦为在野党的可能性。
三、革命制度党体制僵化、派别斗争严重，官方党职团结构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有趋于瓦解的危险。由于长期执政，官方党职团部门的领导人也日益官僚化了，出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与既得利益考虑，他们通常更多地对上负责，而对来自下层普通民众的要求与呼声则敷衍塞责。而同时，政府与官方党对各职团部门的分化瓦解政策，使得各职团组织与政府的谈判与对抗能力大大削弱，不得不对政府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因此，各职团部门在忠实反映其部门成员的要求与利益方面，工作做得并不是很深入，而当政府无意顾及职团部门的利益时，他们也不具备与国家进行谈判的有效能力了。60年代，这种危险的组织离心倾向就已露出苗头，由于国家政策向右倾斜，约3.5万名不满的农民脱离了农民部， 成立了“独立农民联合会”。80年代墨西哥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3个职团部门成员组织的离心倾向愈发严重， 墨西哥国家与劳工的关系有再度出现“非制度化”的危险趋势。对于政局的动荡与社会的种种危机，官方党的职团结构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面对新世纪的政策调整
革命制度党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日渐脱离了支持它的劳工阶级，削弱了自身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随着职团主义体系的衰落，建立在这个体系基础上的党也面临着动摇和解体的危险。这不能不引起革命制度党自身的深刻反思。从1996年开始，该党进行了一系列大政方针的调整，主要包括：
一、1996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 重新恢复了“革命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强调指出：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工人、农民和人民阶层的党，是民族主义、民主和民众的党。这说明该党重新明确了自己的民众主义性质与政治角色，是对民众阶层的一种鼓舞和凝聚。
二、革命制度党开始着手理顺党政关系和扩大党内民主。由于长期以来对党内民主重视不够，革命制度党的领导层与基层组织缺乏有效的沟通，也受不到规范的民主监督。有鉴于此，该党规定，党的领导职务和民选职务的候选人必须具备10年以上的党龄；以后历届总统候选人不再由前任总统指定，而由党的全国政治委员会在6 个备选人士中遴选产生；州长候选人的产生也以同样方式进行。
三、革命制度党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调整。政府进一步深化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选举制度的改革，保证政党选举中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同时革命制度党与政府的一种新型党政关系也逐步确立起来了，革命制度党不再作为官方党出现，而将以一个普通的竞争性政党的面貌参与政权角逐。
四、在经济政策方面，革命制度党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进一步严格财政金融纪律，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制定了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以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
五、在社会政策方面，革命制度党政府重新加大了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资力度，1997年联邦预算的56%将用于各类社会项目。新的社会保障法也随之出台，以着力解决墨西哥社会的发展失衡、农村扶贫以及通过和平对话处理社会冲突等各种迫切问题。
如今，革命制度党正从原来作为政府与民间桥梁的官方党过渡为多党制竞争中的一个普通政党。这种角色转变既是对革命制度党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又是对其职团结构生命力与适应性的考验。对于一个执政70年的大党来说，革命制度党拥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包容性极强的意识形态、灵活应变的政策能力以及相当庞大的组织队伍，因此，尽管反对党势力呈现咄咄逼人的架势，但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预计革命制度党仍有极强的竞争力。从近几年的选举情况来看，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稳定在40%左右，而两大反对党民主革命党和国家行动党则各握30%的选票。
总的来说，墨西哥政党体制已由原来数党并存、一党独霸的非竞争性霸权党制转变成了一党执政、多党制衡的竞争性优势党制。至于这种体制以后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演变，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能否在今后新的政治框架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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